王宏斌 | 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

清代中期，山东省如同沿海各省一样，也将近海水域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加以行政和军事的管辖。与江、浙、闽、粤等四省相比，山东水师的巡洋制度也相当严密。

一、山东的内洋与外洋

山东省地处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中北段，东部滨临黄海，北部滨临渤海，西部连接内陆，自北而南，分别与直隶、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对，拱卫京津与渤海，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则俯瞰东海及日本、琉球列岛。

关于清代山东省内外洋的划分有3个问题需要加以考证。第一，山东省管辖近海水域是否像江、浙、闽、粤一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乾隆朝修《莱州府志》记录了莱州湾的内外洋划分情况。“掖县正北为三山海口，西北为蜉蝣岛;岛之北为外洋，达天津;东为高沙海口，为石灰嘴海口，为王徐海口，与招远县分界;西为小石岛海口，为黑港海口，为海庙海口，为虎头崖海口，为海仓口，入昌邑县界，俱内洋。昌邑海仓口折而西，为下营口，为白狼河口，入潍县界，潍县白狼河口西北为黄家庄，与寿光县分界，俱内洋内地;惟距岸四十里有红滩一道，介昌、潍二县，滩南为内洋，滩北为外洋。胶州正南为柴湖荡，西南为枣林口，为古镇口，为龙湾口，与诸城县分界，内洋。东南为唐岛口，为灵山岛，岛之南为外洋，为竹岔岛，为古积洋，俱外洋;为淮子口，为黄岛，为头营子口，为塔埠头口，为女姑口，入即墨县界，俱内洋。”由此可以看出，莱州府的近海水域明确划分了内外洋的界限。莱州府如是，山东其他沿海府州县自然不能例外。

其次，从一些历史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山东内外洋的记录。1726年，山东巡抚陈世倌在议奏兵部关于海防事宜四条折中说：“臣等会查得：东省因造船需用物料、匠做，俱非本地出产，故造船者少，其采捕鱼虾俱扎木为筏，并无蓬桅，不能远涉外洋。”这是说山东的渔船比较小，比较简陋，只能在内洋捕鱼，不能远涉外洋。事实上，山东也有比较大的渔船不仅可以在中国的外洋活动，而且可以远到朝鲜黄海道附近的海面捕鱼。这被朝鲜人视为越境非法争利活动。在《同文汇考》中，共有22条山东籍船只在朝鲜黄海道附近海域被朝鲜官员缉捕的信息。渔船上渔民多达36或42人，其规模自然不会太小。

1732年，山东巡抚岳濬建议在长山列岛的沙门岛上设立通判一员，带领兵役40名，每年于夏、秋两季驻扎岛屿，稽查来往商船，编管当地居民。雍正皇帝将此奏折批交河东总督田文镜讨论。经过实地勘查，田文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在他看来，在沙门岛设立通判，稽查来往商船，编管岛上居民，“俨然成一收税验船口岸，外而需索商民，内而扰累百姓，贻害无穷”。就海防来说，水师在长山列岛巡防已经相当严密，如果仅从文武官员彼此牵制的角度考虑问题，则更属无益。他说：“事关海洋巡防，固不可不严，而抚绥招徕亦不可不慎。臣请仍照旧例，外洋责之巡哨官兵，内口(洋)责之州县有司，似毋庸添此通判一员也。”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康熙、雍正年间山东海面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因为按照“旧例”，外洋失盗责在巡哨官兵，内洋失盗责在州县有司。

1738年，为了保障战船对民船的优势，清廷制定条例，限制商船的航行速度和技术，不准商渔船只装配头巾和插花在内洋行驶。谕沿海各省“：凡系内洋商渔船只头巾、插花并所竖桅尖一例严行禁止。如有私带出洋，查出照例治罪。守口官弁照失察夹带违禁货物例分别议处。其山东省出外洋商船，亦照各省之例，准其制用头巾插花。其内洋商渔各船，一概不许制用。如有私用者，查出治罪。失察员弁，照例议处。”一项国家机关条例的规定绝不会是针对一时一地。山东省的商渔船只无论在内洋作业还是在外洋行驶，必须遵照上述条例规定。由此可以推知，山东的近海必须划分为内洋和外洋，才能执行国家关于近海航行的条例规定。

1832年，胡夏米商船先是偷越广东、福建洋面，到达浙江镇海，然后又擅自进入江苏吴淞海口，经苏松镇总兵关天培驱逐出境。道光皇帝接到奏报，立即谕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山东巡抚讷尔经额、直隶总督琦善等饬令所辖水师加强戒备，一旦发现该船进入各省内洋，立即驱逐出境。“英吉利夷船向不准其赴闽、浙贸易。今值南风司令，竟敢乘便飘入内洋，希图获利。自不可稍任更张，致违定例。虽经该省驱逐出境，难保其不此逐彼窜。著琦善、陶澍、讷尔经额、林则徐严饬所属巡防将弁认真稽查。倘该夷船阑入内洋，立即驱逐出境。断不可任其就地销货。”从道光皇帝的谕旨也可以看出，山东、直隶与江苏、浙江一样有“内洋”的存在。

从《莱州府志》的记录和上述4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山东洋面如同江、浙、闽、粤一样，也是划分为内洋和外洋的。

第二，山东哪些岛屿属于内洋，哪些属于外洋?

山东省沿海地理不像江浙闽粤那么复杂，共有305个岛屿，面积最大的岛屿不过14平方公里(无棣县的沙岛)，最小的岛屿不过0.1平方公里，大部分岛屿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主要岛屿分布在青岛、荣成、威海和烟台附近。自南而北而西分布情况如下，位于日照附近洋面的有车牛山岛、达念山岛、平山岛等6个岛屿;位于青岛附近洋面的有沐官岛、斋堂岛、鸭岛、唐岛、灵山岛、竹岔岛、脱岛、里岛、小青岛、潮连岛、老公岛、大福岛、小公岛、大公岛、麦岛、冒岛、七星岛、大管岛、兔子岛、女岛、白马岛、吉岛、田横岛等69座岛屿;位于曲阳附近洋面的有麻姑岛、鲁岛、泥岛、琵琶岛、杜家岛、南黄岛等26座岛屿;位于荣成附近洋面的有鸡鸣岛、海驴岛、苍岛、外遮岛、猪岛、鹁鸽岛、连岛等64座岛屿;位于威海卫附近洋面的有大岛、黄泥岛、黑岛、牙石岛、黄岛、刘公岛、日岛23座岛屿;位于烟台附近洋面的有养马岛、芝罘岛、菜岛、马岛、崆峒岛、三孤岛、头孤岛等19座岛屿;庙岛列岛主要有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砣矶岛、小钦岛、大钦岛、南隍城岛、北隍城岛等32座岛屿;介于蓬莱与莱州之间的海域有桑岛、依岛、芙蓉岛等4个小岛;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面有大口河堡、棘家堡子、套尔河堡等58个沙洲岛。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岛屿划入内洋，哪些岛屿划入外洋?

庙岛列岛由32个岛屿和66个明礁构成，全部划入外洋。南长山岛是最大的岛屿，地理坐标为北纬37°55’，东经120°44’。长为7.22公里，宽为4公里，岛屿面积为12.8平方公里，岛岸线长20.02公里，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庙岛列岛，北距老铁山42.2公里，南离蓬莱角7公里，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共同构成天然门户，清代前期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战略家认为：“自成山至鸭绿江口，计六百里，与盛京之凤凰门，两相联属，为天津第一重门;自登州至铁山岛二百五十里，为天津第二重门;自铁门关至滦河口三百里，为天津第三重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山东水师的北汛重点是防守庙岛群岛一线，因此，庙岛群岛及其周围洋面全部划入外洋汛地。“自天桥口(山东蓬莱水城北门)起，北至高山岛迆北外洋止”，“自天桥口龟矶岛起，北至北隍城岛迆北九十里洋面止”，这些外洋岛屿和洋面均划归登州水师营管辖。

在考察江、浙、闽、粤内外洋时，我们得到的划分准则是：凡是靠近大陆海岸和设立府、县、厅治岛屿的岛岸附近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大陆海岸和设立府、县、厅治岛屿的岛岸附近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这里的“靠近”是指5公里以内，这里的“远离”是指5公里以外。根据上述准则，我们对于该省的主要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测算，分别将其划入内洋或外洋。

从资料来看，也是这样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嘉庆时期，清廷担心海盗袭击天津，于1801年题准：山东加强水师力量。将登州镇改为水师，其总兵兼辖陆路。文登协副将改为水师副将，仍兼辖陆路。新旧水师共三营，分防的内外洋面十分明确。

其新改文登水师营所辖洋面，分为西南路、西路两路洋面。自成山头起迤西至马头嘴交界止，为西南路。内龙口崖、马山、竹岛、养鱼池、俚岛、倭岛、砪矶岛、石岛各外洋，成山头、孤石、杨家葬、马头嘴各洋面，以左哨千总为专巡。“自成山头起迤西至芝罘岛交界止为西路，内海驴岛、鸡鸣岛、刘公岛、浮山岛、栲栳岛、养马岛、崆峒岛、芝罘岛各洋面，以右哨把总为专巡。”以上两路洋面，以守备为分巡，以副将为总巡，以总兵为统巡。每年会哨处所：左哨千总由成山头迤西南，巡至马头嘴交界，与水师前营文武互相结报;右哨把总由成山头迤西巡至芝罘岛交界，与水师后营文武互相结报。

其前营所辖洋面，自江南交界之莺游山起，至新改文登水师营交界之马头嘴止，共计洋面1680里。各按所辖洋面，实力巡缉。自胶州头营口起，至莺游山交界止，洋面840里，以左哨千总为专巡;自头营口起，至乳山口交界止，洋面540里，以右哨二司把总为专巡;自乳山口起，至马头嘴交界止，洋面300里，以右哨头司把总为专巡。以上各洋面，以守备为分巡，游击为总巡。其经制额外等弁分配船只，随时调派。每年会哨处所：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以左哨千总巡至莺游山交界，与江苏省东海营会哨;东路以右哨头司把总巡至马头嘴交界，与新添文登水师营会哨，互相结报。

其后营所辖洋面：自天桥口起往东巡至芝罘岛西，与文登水师营交界止，计洋面240里。往西至直隶省大沽河交界止，计洋面720里。往北至北隍城岛迤北洋面。与奉天旅顺洋面交界止，计洋面330里。共计1290里。各按所辖洋面实力巡缉。自天桥口起，由长山岛迤东巡至芝罘岛西，到达文登水师营交界止，洋面240里，为东路，内有长山岛、大小竹山岛、纱帽岛、湾子口、刘家旺、八角各外洋，以左哨头司把总为专巡。惟西路洋面720里，较四路绵长，裁拨120里，均匀西北路管辖。嗣后西路自天桥口由龙口西起，巡至直隶省大沽河交界止，洋面600里，为西路。内有小依岛、屺砪岛、三山岛、小石岛、芙蓉岛各外洋，以右哨头司把总为专巡。自天桥口由龙口往西北至高山岛西北外洋止，洋面240里，为西北路。内有桑岛、黄河营、大小黑山岛、猴鸡岛、高山岛各外洋，以右哨二司把总为专巡。自天桥口由砣矶岛往东北至北隍城岛迤北洋面，与奉天旅顺洋面交界止，洋面240里，为东北路。内有南北隍城岛、大小钦岛、砣矶岛各外洋，以中哨千总为专巡。四路洋面以中军守备东路、东北两路为分巡，游击为四路总巡，总兵为四路统巡。此前水师后营守备专顾北路，今改为东路、东北两路分巡之责，并改饬西北路把总，就近与天津兵船会哨。其北路仍饬千总在隍城岛迤北洋面与奉天旅顺营兵船会哨。东路仍饬东路把总在芝罘岛迤西交界，与文登水师营兵船会哨。互相结报。

“凡三营所辖洋面遇有疏防案件，指名岛屿，各按所巡界址，照例开参。如并不亲身出洋者，该抚据实指参。仍将巡洋各职名、会哨各日期，按季造册送部查核。”在这一资料中，我们看到庙岛列岛所有岛屿均被划入外洋，完全符合江浙闽粤等省划分内外洋的准则。较特殊的是屺砪岛也被标记外洋，这是由于该岛屿的外侧没有标记外洋的合适岛屿，只好借用附近的内洋岛屿来标记外洋。清代这种以内洋岛礁甚至以海岸标记外洋洋面的现象相当普遍。

第三，山东的外洋外缘在哪里?

《山东通志》对于江苏和山东的外洋、海道远离大陆海岸的情况作了如下解释：“胶州以南，五沙、十滧，长江、大河错出间隔，不能沿岸，转而计洋，直以片帆飞渡为率，以故东师之必至鹰游门(又称莺游门)交替，犹南师护漕之必至石岛，方为出境。而八百海程，浑称一汛，不能嫌远矣。”

海道就是外洋的外缘，山东的海道资料非常系统和清晰，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行过鹰游门对出之洋面，往北即山东日照县界，山东水师南洋汛所辖。又北至文登县之铁槎山，一名北槎山，自佘山至此始见岛屿。又北至文登县之马头嘴，入东洋汛界，经由苏山岛、靖海卫及荣成县之石岛、养鱼池。石岛居民稠密可泊，惟岛门东南向，春时乘风易入难出，鹰游门至石岛约六百余里大洋中，虽舵工以针盘定方向，犹须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铅为坠，用绳系之探水取则也。每五尺为一托，查十至二十托上下，行过佘山试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顺风二日余，均系黑水，再试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过大沙，试水渐深至五十托上下，视水绿色，则系山东洋面。顺风再一日，试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绿色，遥望北槎及石岛一带，山头隐隐可见，再行半日，即至石岛洋面，此商船赴北一定针路也。”这一段海道是传统帆船航线，与现在轮船自上海经石岛，前往烟台或大连的航线相重叠，大致在东经122.5°和北纬35°-37°之间。

第二段，“自石岛至俚岛洋面约一百六十里，俚岛至成山洋面约一百四十里，俱荣成县地，为南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绿色，针盘仍用子午，略偏东。从成山转头，改针向西略北，入北洋汛界，至文登县之刘公岛约一百余里，又西至威海卫一百余里，又西至福山县之芝罘岛一百余里，又北至蓬莱县之庙岛二百余里，以上自石岛起至庙岛止约共九百余里，芝罘岛西北一带有暗礁，船行偏东以避之。又庙岛之东有常山头浅滩，宜避，试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庙岛以东，南风为大顺，计东省洋面一百零五岛中有二十五岛为海道要地，而庙岛尤大，可以停泊。”这一段海道也是传统的帆船航线，与现在轮船自上海经石岛、成山角、庙岛海峡，前往天津的航线重叠。大致在东经121°-122.8°，北纬38°-39°之间穿行。

第三段“，自庙岛过掖县小石岛，即入直隶天津海口，约九百里，针对大西偏北，沿途试水在十四五托，再试水至六托上下，水黄色，水底软泥，即可抛锚候潮进口，约计天津海口，逆流挽纤一百八十余里，即抵天津东关外。”掖县，就是现在的莱州市，小石岛在县西北90里，位于莱州湾中。这一段海道除了稍稍绕经莱州湾的三山岛和小石岛之外，其他部分与现今龙口至天津的轮船航线相近，大致在东经117.5°-120.3°和北纬37.7°-38.1°之间。

事实上，由于清军水师对于蓬莱角、庙岛列岛和老铁山角一线的控制，整个渤海均成为水师管辖的内湖。靠近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是内洋，远离大陆海岸的岛屿和洋面是外洋。总之，山东水师三汛管辖洋面三千七百余里“，其外洋距口岸较远之处，如蓬莱县之大竹山、北隍城岛等处或百余里，或数百里”。

二、山东水师的巡洋活动

清初，因袭明制，在山东半岛仍设登莱巡抚及登州海防道，并设临清、沂州两镇。是时，登州陆路三营，各设游击，为城守营，统于临清镇。1652年，裁登莱巡抚，并三营为登州营，改设参将。1654年，改沂州镇为胶州镇。1660年，设登州副将，裁参将，仍设游击。1661年，改临清镇为登州镇，即以本营游击为中军游击，辖中营，复设左、右二营游击。又设文登营副将。1662年，设山东全省提督。1666年，裁海防道，又改左营守备为水师营。有哨船13只，额设守备1员，千总1员，把总2员，水兵386名。

1703年，总兵官王文雄奏请，添改战船20只，游击1员，守备1员，千总4员，把总6员，水兵814名，加上原来的386名，共计1200名。海船20只(改沙唬船为赶缯船)由江南捐造。同江、浙、闽、粤等省一样，山东水师在辖区内也建立了旨在保护商船的定期巡洋、会哨和查阅制度。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始仿照浙江船式，打造赶缯船10只，游击和守备各带领5只，兵250名，分驻登州、莱州。

1714年，将赶缯船10只拨给金州，只留10只，裁撤水师后营，将700名调回本营，拨赶缯船10艘给旅顺八旗水师，仅留前营赶缯船10艘，水师兵500名，分为两汛，以游击、守备分辖，登州府为北汛，胶州为南汛。南汛、北汛哨船各5只，每船配兵50名。于四月出洋，九月回哨。南汛最初停泊在胶州塔埠头，后来移至头营子口。北汛船5只，停泊在天桥口内，巡查附近海港。因海潮带沙进出，浮沙沉落口内，日积月累，以致淤积日多。每年哨船出洋，必须预先经过挖沙，等待朔望大潮之日，方能进出。

每年届期巡洋，要求水师官兵年轻力壮，熟悉海洋。例如，1723年，登州水师游击因年齿衰迈，不胜水师之任，兵部任命云南督标后营游击石崑充任。登州镇总兵何祥书认为，石崑虽是直隶人，但生长不在滨海，长期在云南军营，对于海洋、水师未能熟识，不胜其任。特别指出：“今值夏令，商船来北贸易者纷纷，正赖水师官兵及时哨巡。奴才虽经委员署理。但游击为一营将领，委属实非专责，海防关系紧要，员缺不便久悬，恭请圣主于谙练水师记名人员内简补一员。或容奴才于东省守备内拣选熟练船务，善通水性者保举二人，恭候钦点一员。”于此可见，山东水师的任务也是在海道上定期巡逻，保护商船安全行驶。

康熙、雍正时期，人们认为，“防海事宜当严之于外洋，至于内汛第当不时瞭望防守而已。若外洋有贼船，巡哨者已不能辞其责”。水师营北汛负责成山角以北的海道海防，水师营南汛负责成山角以南的海道海防。“登州北面临海是为北汛，胶州南面距海是为南汛。原设有绿旗水师一营，战船十只，水兵五百名。分驻北汛战船五只，兵二百五十名，从北口出洋巡哨;分驻南汛战船五只，兵二百五十名，从南口出洋巡哨”。水师营北汛负责的洋面是：第一段，自直隶大沽河至山东蓬莱水城，海程600里;第二段，自山东蓬莱水城北至高山岛，海程240里;第三段，自高山岛至北隍城岛以北90里，海程210里;第四段，自蓬莱水城至芝罘岛，海程240里;第五段，自芝罘岛至成山角，海程480里。水师营南汛负责的洋面是：第一段，自成山角至马头嘴，海程390里;第二段，自马头嘴至乳山口，海程300里，第三段，自乳山口至胶州营历史学研究·口，海程540里;第四段，胶州营口至鹰游门，海程840里。上述海程是航海者的一种估算，是不精确的，与现代测量的距离有较大差距，但是可以反映当时分防的大致范围。

1728年10月20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奉上谕“：山东登莱二府皆属边海地方，似应于何处驻防及盖造营房、增添战船之事，尔等密议。”张廷玉等因不了解山东海防形势，为此请旨交给河东总督田文镜，将山东沿海地方何处应设立满洲水师营及胶州应否设立陆路满洲驻防，确查详议。

田文镜遵照雍正皇帝的旨意，针对张廷玉等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筹划。在他看来，山东海道南接江南，北连直隶，延袤二千余里，尤其是登州、莱州二府突出一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有战船10只，水兵500名，过于单弱，需要适当增加兵船和水兵，拟奏请添造艍船7只，每船配兵30名。“每艍船一只，约需工料价银一千余两。每船配兵三十名，除舵工、阿班、大料、头椗四名不用军需外，其二十六名内配鸟枪手十二名，大炮手六名，藤牌手二名，弓箭手二名，长枪手二名，大刀手二名。南北两汛共应添设艍船七只，分拨北汛四只，南汛三只，共用兵二百一十名，以资巡查。”另外，原来赶缯船每只配兵50名，人数不足，每船应加配兵10名，共60名。经过此次调整，山东洋面水师营官兵总数达到810名，赶缯船10只，毎只配兵60名;艍船7只，毎只配兵30名。南汛兵船共有8只，官兵390名;北汛兵船共有9只，官兵420名。如此这般，“水师营兵已有八百一十名，赶缯船、艍船共有十七只，分防南北两汛，足资巡哨”。

同时，根据实地考察，田文镜否定了在山东滨海地区设立满洲水师营的方案。在他看来，登州水城北临海面，其战船即驻泊于水城之中，与海密迩，城下之海仍属内洋，且长山、珍珠等岛密布于前，海港中潮水长落，沉沙积浅，即战船出哨，尚须刨挖经月，并候朔望大潮，方能进出，所谓重门保障无过于此。此登州之无庸添设满洲水师营兵。

至于莱州一府，北至海60里，亦系内洋，中多礁岛，其去外洋更远，虽有海庙小口，外来商船亦从不能入，而内地之船亦不能出，故从未设有绿旗水师营兵。至于胶州，原在内地，其南面只有淮子口，入港水面宽展，故通商船，水师营战船原驻泊塔埠头。雍正五年(1727年)，山东巡抚塞楞额曾会同总兵万际瑞，因彼处水浅，必须等候大潮战船方能出口，故请移驻头营子，出入甚便。本处既有绿旗水师营兵足资巡哨，亦无庸添设满洲水师营兵。

成山卫虽三面环海，为渤海冲要之地，而龙口山多岛，大小船只不能出入，难以驻扎兵船。其余北汛，自登州以东沿海一带，福山、宁海、文登、威海等州县卫虽有八角口、湾子口等处，然去大洋甚远，中多礁岛，海船俱不能入，亦无驻泊兵船之处。自登州之西沿海一带，黄县、招远、掖县、昌邑、潍县、寿光、乐安、沾化、海丰等县虽有黄河、界河、海庙、淮河等口，然去大洋甚远，中多礁岛，海船俱不能入，亦无可以驻泊兵船之处，是北汛一带无庸添设水师满兵。

其南汛自胶州东面沿海一带，即墨、浮山、鳌山、雄崖、大嵩、靖海等县卫所虽有女姑、金家、何家等口，自胶州西面沿海一带，灵山、日照、安东等县卫，虽有古镇、龙汪等口，然皆去大洋甚远，中多礁岛，海船俱不能入，亦无可以驻泊兵船之处，是南汛一带，也无庸添设水师满兵。

总之，“水师巡查洋面，各有界限。登州北汛之兵自成山卫之北，而西至直隶交界，不过千里，而有战船九只。胶州南汛之兵自成山卫之南，而东至江南交界，更不及千里，而有战船七只。一至巡哨之期，同时出洋，上连天津以北之战船，下连江淮以南之战船，均出巡哨，则满洋皆兵，足资防汛，又无庸虚糜兵饷，置之无用。是以臣愚谓无庸添设水师满兵也”。

雍正皇帝对于田文镜否定驻防满洲水师的方案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批示道：“所论固属详悉、允当。但未领会朕意。夫国家之分驻满兵于各省，原为预备援剿，有事调遣而设，既无缉捕巡防之责，观之，似属无用。殊不知弹压地方，其势隐然甚重。现今豫省驻防满兵，有何用处耶?朕尚思稍增其额数。自定鼎以来，满洲户口孳生，日渐繁衍，将来若至敷用时，省省皆有驻防满兵，方为全美。兹发卿查议，无非欲在山东境内驻扎满兵数千之意耳。卿言现在奏请添设，绿旗水师何难均请改增满兵，分拨配搭，协同巡哨，云云等语。尤为不达朕意。何也?满兵从未协同绿旗营兵供应差役，假若责令供应地方差役，一旦有事调遣，反致顾此失彼。如云虚糜钱粮，则在京在外，均属同然，不为枉费。如云地方贫苦，商贾不至，则建立大镇，驻扎多兵，贸易者自将辐辏。试观安西一镇，远在塞外千里，移驻甫经二载，一切市买货殖不亚内地繁盛之区矣。如云俗尚夸诈，且多匪类，则于此等处正宜设兵弹压。如云城内地狭，居民稠密，则驻扎满兵自必另筑城垣，未有令满汉纷然杂处之理。至于满兵设立水师，不过令薄海内外闻之以庄声势而已。非为绿旗汉兵不足巡哨而议添也。卿仰体朕意，更为详筹合宜之地。如云登莱二府及胶州地方必不相宜，或于青州酌量查勘。再不然，即于济南省城亦可。”从这一朱批可以看出，雍正皇帝设立满洲水师营的真实意图是驻军监控绿营兵，“无非欲在山东境内驻扎满兵数千之意耳”。由于田文镜没有体会出皇帝的真实意图，而没有顺从皇帝的旨意。雍正皇帝不久也便改变了他的想法，在山东设立满洲水师营的计划因此胎死腹中。

1734年(雍正十二年)，添设外委、千总、把总四员，在成山头增加东汛，分别自南、北汛中抽调赶缯船各2只，官兵200名，辖区自成山南至马头嘴。乾隆时期，登州水师一营，巡逻洋面，控制海疆，分为南、北、东三汛，额设战船12只。南汛驻扎胶州之头营子口，游击1人，把总2人，赶缯船4只，战守兵400人，南境巡哨至与江南交界之莺游山，东至荣成县马头嘴，与东汛会哨。北汛驻扎登州府水城，中军守备、千总、把总各1人，赶缯船、艍船4只，战守兵400人，南境巡至成山头，与东汛会哨，北境巡哨至北隍城岛与直隶水师、盛京水师会哨。东汛驻扎登州府荣成县之成山养鱼池，千总、把总各1人，设赶缯船2只，艍船2只，配战守兵400人，南境巡至马头嘴，与南汛会哨，北境巡至成山头，与北汛会哨。每年五月出洋巡哨，至八月回哨1。“其出哨、回哨之时，各于该汛海面驾驶操演，余俱往来梭织，彼此会哨”。虽彼此相隔五六百里之遥，而沿海一带互为犄角，声势联络。

按照规定，各汛战船出口后，一般在五月份操演一次，北汛系总兵亲验，南、东二汛委派文登、胶州二营副将就近查阅。1747年10月，登州镇总兵什格查阅了东路宁福、文登、即墨、胶州、莱州、水师各营，奏报：“各营盔甲、旗帜、军火、器械等项尚属鲜明整齐，俱无缺少。惟是沿海大炮台十九座，小炮台十八座、墩台营房间有坍塌处所。奴才已饬各该营移催该州县上紧修葺。”

1754年，署理登州镇总兵李绳武查阅水师后，奏请以后分年查阅各汛。“除北汛臣亲加操演外，其东、南二汛臣请照依陆营分年巡查之例，自本年为始，俟五月战船出口之期，臣轻骑减【简】从前赴东汛考验水操，于战船出洋巡缉之后，臣再行回署。南汛阅操，次年届期就阅。其不就阅之年，仍委各副将校阅”。

1771年，登州水师总兵窦瑸奏准，每年五月先赴北汛查阅，再赴南汛查阅，然后赴东汛查阅。

1816年，登州镇总兵马建纪于4月19日(三月二十二日)起程，对于莱州、寿乐、武定、济南、青州、安东、水师南汛、胶州、即墨、文登、水师东汛、宁福一带大小营汛、海口逐一巡查，然后返回登州，又分别查阅了登州镇中营、右营和水师北汛。奏报：“水师南、北、东三汛操演阵式，驾驶船只尚属便捷，应列为二等。”

除了总兵查阅之外，按照规定，山东巡抚也要定期查阅所辖营伍。例如，1775年，山东巡抚杨景素于9-10月按期查阅了兖州镇、登州镇属营伍。查阅的主要内容是：其火器、军械是否足备?蓬索杠具是否齐全?驾驶往来、戗风折浪、转缭操舵是否灵便?对阵迎敌方法是否纯熟?

1791年，山东巡抚惠龄于4月10日对于登州一带水陆各营进行查阅，他奏报说：“臣抵各该处将登镇所属之水陆各营将弁兵丁逐一考验，详加校阅，遵照部颁鸟枪、弓箭中靶数目分别等第，并验其是否纯熟，弓力果否健硬，为定优劣。其阵式能否齐捷整肃，以核操练之勤惰……其水师一营操演阵式以及施放火箭、火筒、爬桅、藤牌等技均尚可观。”惠龄在清单中将登州镇所属12营(即登州中营、登州右营、水师营、即墨营、文登营、胶州营、莱州营、武定营、寿乐营、安东营、宁福营和青州营)操演情况分别区别为优等、平等二类，其中四营获得优等，水师营即为其一。

山东地方“南通江浙，朔达盛京，东接朝鲜，西至天津，海洋辽阔，营务纷繁，弹压稽查，在在均须料理，是以登州总兵向定为最要缺”。但是，由于长期海不扬波，岛屿宁静，于1758年经山东巡抚阿尔泰奏准，改为要缺，兼辖陆路。不管是“最要缺”还是“要缺”，只是对军官的委任、提拔稍有影响而已，并不改变其海防职责。

1763年，山东巡抚崔应阶奏准：水师战船俱令三月内出哨，九月内回哨。1800年，谕各省水师向设统巡、总巡、分巡及专汛各员，出洋巡哨。奉行日久，有以千总等代巡之弊。嗣后令总兵官为统巡，副将、参将、游击为总巡，都司、守备为分巡，遇有事故，以次代巡，不得以微员擅代。“山东水师三汛，向不参送统巡疏防职名，殊未允协。嗣后该省亦应一律遵办，以昭画一”。1804年，因各省师船向遵部颁定式，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多改雇商船出洋捕盗。廷臣建议，战船改商船制度，以收实用。

三、山东水师的职责

如同沿海各省水师一样，山东水师也负有同样职责。第一，保家卫国，防范外国军队侵入。1832年7月上旬，一艘英国船只先是驶入福建、浙江洋面，又复驶入江南洋面。清廷谕令各省沿海文武官员，一经发现英国船只驶入内外洋面，立即派兵驱逐。7月中旬，这艘英国船只驶入山东洋面，声称带有货物，请求贸易。山东巡抚讷尔经额立即委派登州镇总兵周志林带领兵船加以驱逐。并咨会江南一体巡防，“接押驱逐”。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讷尔经额所办甚是。同时指出，向来夷船只准在广东贸易，不许阑入内洋，任其就地销货。“此次押回夷船，该督等严饬水师接管驱逐南行，不许片刻停泊。是为至要”。

1835年，英国商船非法驶至山东刘公岛附近洋面，山东巡抚钟祥当即派兵加以驱逐。事后奏报清廷，道光皇帝认为所办甚是。谕旨指出“：此次英吉利夷船驶入东省刘公岛洋面，经钟祥派委员弁巡堵驱逐，不准进口。所办甚妥。该夷人麦发达始则欲求通商，继又欲散布夷书，虽据称未在闽浙、江苏内洋寄碇，殊难凭信。著钟祥即严饬所属各员弁，一俟风发，驱令启碇南还。并将各岛口严加防范，毋许内地奸民交易接济。东省洋面界连直隶、奉天、江南，甚为辽阔，海洋风信糜常。其沿海各处均当一律防办。著直隶、奉天、江南、山东、福建、浙江各督抚、府尹严饬沿海文武各员弁巡防堵截，不准该夷船越进隘口。”

第二，缉拿海盗，保护商船安全。乾隆末年，海盗活动开始在中国沿海猖獗起来，不仅东海、南海出现了大帮海盗，就是黄海、渤海也出现了夥盗，敢于同水师管兵明火执仗对打。1790年，福建人李佩纠集27名海盗在锦州、盖州一带洋面连续抢劫五条商船，杀伤事主多人。9月20日，盛京水师佐领王尚赍带领兵船缉拿海盗。双方在兔儿岛附近接仗，海盗船只被击沉，部分海盗跳水逃逸。清廷对于京师门户发生的连劫事件非常震惊，当即通谕沿海各省督抚，“一体派委员弁严密查拿，毋使一名漏网”。

山东巡抚惠龄奉命之后，立即札饬各海口文武及水师官兵严密搜查。此后，登州水师营在登州镇总兵督率下一直在所辖洋面，尤其是与江南交界一带外洋“梭织巡缉”。1794年1月，山东巡抚福宁奉谕察看山东洋面形势，于2月10日复奏承认：“山东海洋南至莺游山江苏连界，北至隍城岛，接壤天津，环绕五府二十一州县，计程三千七百余里，檣帆络绎，实为南北经由要道，从前洋面极为安静，其即墨田横岛被盗等案系数年间偶有之案，亦由地方文武推诿、懈缉所致。”

1795年，山东巡抚玉德奉命督率部属缉拿海盗，在他看来，山东与江南的外洋交界的绿水洋附近是控制海盗的关键处所，只要在此处布置重兵，互相策应，即可彻底消灭海盗。他说：“江南外洋有黑水、绿水二名，绿水即界连东境，此等盗匪逸逃北窜，若得邻省策应堵截，自可合力悉数就擒。”不过，总的来说，乾嘉时期的艇匪主要在东海和南海活动，很少滋扰黄海和渤海，登州水师营没有受到强烈挑战。

第三，巡逻海道，保护海运漕粮。道光初年，黄河泛滥，运河堵塞，漕粮无法通过运河北运，海运成为惟一选择。从1824年开始，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开始大规模组织海运漕粮。1825年，掌浙江道监察御史熊遇泰奏请水师护漕，在他看来，商贩出洋尚宜妥为护送，况国家漕粮更为重大，尤不可不预先筹备防范。江南上海一带商船北赴天津，必由吴淞江出口，至崇明、佘山向东北行过浅沙，始达深洋，四散开行，影踪莫辨。直至转向登州成山，方能收口。“其间沙岛最多，匪徒易于出没。若非巡缉营船棋布星罗，往来梭织，则洋面难期绥靖”。然匪船啸聚洲岛，在山东、直隶两省者较少，而在江南境界者较多。这是因为海道由山东登州北至直隶天津，所有沿途沙岛毎与内地紧连，巡哨弁兵易为侦缉。“惟江南境内，由尽山以至大洋、小洋、马迹、花鸟等山，港汊分歧，岭崖悬绝。虽有川沙、吴淞各营汛。往往畏其险阻，不能周历，遂使匪船得以潜藏，肆其诡秘。故向来劫掠商货，多在江南所属也”。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云岫也指出，近来巡哨将弁不过届期而行，及界而返，虚应故事。“请旨饬下按季轮派之巡洋将弁，密侦巢穴，合力搜捕。如实无藏匿，即令巡洋将弁申详其各该管官，将此次巡洋之某日某时、所经之某地某处奸船可以栖泊者并无奸船栖泊，备文存案。下季接巡之员，如有弋获，即讯其栖泊何所，并讯其自何日何时栖泊此地，以便稽考上次巡洋将弁申报之虚实。如无弋获，亦即仿上次巡洋申报之例备文存案。以轮巡之法为轮稽之法”。

道光皇帝为此谕令：“著山东、直隶各督抚，转饬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多拨哨船，分派将弁兵丁，巡防护送。并著该督届期奏派武职大员二人押送商船赴津，以资稽考。”

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名随船赴津。后以邵灿言，停派护送武职大员，责成沿海水师逐程递护。

“在上海交兑时，先期咨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山东总镇出哨成山、石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山东洋面责成游击、守备搜查岛屿，防护迎送”。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1826年春天，数百艘海船自吴淞口齐发，百舸争流，极为壮观。海船舵手于海面风涛沙线素所惯习，或从外洋乘风飞渡，瞬息千里，虽有可泊之岛，亦必扬帆直过;或进入附近海口补充淡水和修整，重新启航。江苏、山东、奉天与直隶水师官兵在内洋港口、外洋海岛和海道上担任护漕任务“，梭织往来巡防稽查”。是年早春，在南粮尚未起运之际，登州镇水师总兵札勒杭阿先赴沿海周历督查，屡次饬催南、北、东三汛兵船先期出洋巡哨，登莱道嵩英亦亲履各岛督率巡防。山东巡抚武隆阿认为“：在事文武尚知海运至要，咸各奋勉。”1848年，江苏漕粮准备通过海路北运，事先知照山东巡抚护航。山东巡抚饬令登州镇总兵景琳严督水师将弁“，亲带兵船，不分畛域，合力迎护，期保无虞”。

第四，稽查人员出入，维护近海治安秩序。条例规定：凡是有附搭商船、渔船出口之人，必先呈明地方官，给与印照，方准附载其船只出入海口，悉由守口官弁兵役查明船票，对明字号及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所载货物名色、数目“，方准出口入口”。查验之后，仍将出入船只按月申报上司查核。就山东滨海地区来说，拥有海口的府县是：登州府之蓬莱、黄县、宁海、荣成、福山、文登、莱阳，莱州府之掖县、昌邑、胶州、即墨，青州府之诸城，武定府之海丰、利津。这些府县所属洋面，或者只有小的岛礁，人员不堪居住;或者岛屿略大，而距离海岸不过二三十里，既有战船往返巡逻，又有驻兵稽查，相对容易控制，很少发生违禁事件。

1798年，御史黄照条奏立法防海五条，嘉庆皇帝谕令沿海各省参酌施行，山东巡抚陈大文认为，条奏内如商船宜分别大小酌带炮械及鱼船带桅蓬出海宜严行禁止二条，系专指福建省商渔船只而言，山东商渔船只不存在类似问题。至于保甲一条，山东也早已实行，需要再次申明定例，务令切实稽查，有匪必惩。至于奖励各汛拿获匪船货物一条，可以施行。“将所获无主具领之货物船只全行给赏，是盗船所在，即弁兵利之所在，人自为谋，自必奋力擒拿”。最后强调，山东沿海营汛兵丁分布要隘“，未免兵力稍单，应请饬令沿海州县再添派民壮，协同防守，以助声援”。

第五，救助中外海难船只。《大清律例》详细规定了水师官兵救援海难船只的责任和义务。“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不足数，将犯人家产变赔。在船将、备如同谋抢夺，虽兵丁为首，该弁亦照为首兵丁例治罪。虽不同谋而分赃者，以为从论。若实系不能钤束，并无通同分肥情弊，照例议处。如见船覆溺，虽抢取货物，伤人未致毙命者，不计赃，为首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若商船失风，被溺商民俱已救援得生，因而捞抢财物者，兵丁照抢夺本律，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从重定拟。该管弁员照钤束不严例议处。如淹死人命在先，弁兵见有飘失无主船货捞抢入己不报者，照得遗失官物，坐赃论罪。如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监斩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律，杖一百。官弁题参革职，兵丁革除名粮。如有凶恶之徒，明知事犯重罪，在外洋无人处所故将商人全杀灭口，图绝告发者，无论官兵，但系在船同谋，均照强盗杀人律，不分首从，拟斩枭示。以上弁兵除应斩决不准自首外，其余事未发觉而自首，杖一百徒三年，流罪以下概准宽免，仍追赃给主。如有误坐同船，并未分赃之人，能据实首报，除免罪外，仍酌量赏给。其哨船未出口之前取同船兵丁不致抢物为匪连名甘结，令在船将弁加结，申送该管上司存案。巡哨回日，仍取同船兵丁甘结，转送该管上司。其上司如不系同船，失于觉察，或通同庇匿，及地方州县若据难民呈报，不即查明转详，反行抑讳，及道府不行察报，督抚、提督不行查参者，均照例议处。”

该律文不仅明确规定了水师官兵对于失风商船救援责任，而且详细区分了各种违法情节和量刑治罪的标准，还对官兵积极救援商船的行为予以晋级和物质的奖励。“营汛弁兵如能竭力救援失风人船，不私取丝毫货物者，该管官据实申报督抚、提镇，按次记功，照例议叙。倘弁兵因救援商人或致受伤被溺，详报督抚查明优恤”。

对于外国商船，水师官兵及沿海州县官员也有救援责任和义务。例如，1790年7月，一只琉球国商船在海上遭风，飘入青州府诸城县海面。查系琉球国西村人，装载货物，前往太平山宫古岛贸易。山东巡抚饬令诸城县知县按照大清条例规定，予以救助。1825年7月7日，一只琉球国小船在海上遇到风暴，飘入文登县附近海面。查系首里门泊4人，于7月1日驾船，装载薪木出海，赴国陨府售卖。在海上遭风，飘入山东洋面。山东布政使护理巡抚讷尔经额闻报，要求地方官按照大清条例规定，予以抚恤救助。1831年7月24日，一只琉球国商船在海上遇到风暴，飘入荣成县海面。该船上有4人，查系那霸府人，在本国海岛贩卖牛只、粮食等，船上装载黄牛3只，豆麦若干包。山东巡抚讷尔经额闻报，要求地方官按照大清条例，予以救助。1833年9月5日，一只琉球商船在海上遭风，飘入山东日照洋面。船员11人，系琉球国首里内泊村人，船上载有烟叶等物。日照县根据惯例，予以救助，赏给制钱和食物。1846年7月，一只琉球国商船在海上遇难，飘至海阳县。山东巡抚觉罗崇恩闻报，立即饬令地方官按照条例规定，予以救助。

朝鲜是清朝的朝贡国，是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该国国王负有救助中国的海难船只的相应义务。1855年，一艘山东船只在海上捕鱼，遭遇风暴袭击，飘入朝鲜海海道长渊地方。朝鲜官员询问，难民回答称：“本年正月十七日，在本县所属俚岛上船，往本县东边大海捉青鱼买卖，同伴船往来洋中。二十七日，忽遇猛风飘荡波浪，本月初一日到泊于此。所乘船底板破碎，桅杆舵木折落飘失，愿得修理回国。”朝鲜官员认为，这些难民的票文尽管丢失，也要给予救助。“察其言语、服著，的是上国渔船飘到无疑，等因。具启，据此，窃照飘人等不幸遭风，飘到敝境，而人命全活，诚为多幸。著令该道观察使等官厚致馆廪，优给衣粮，从其愿，旱路还送。所伤船只从愿改造，本道还送，允为便当，使之候风出海外。各人姓名、年纪、居住、船中什物、随身物件一一开录于后”。

四、巡洋制度的弊端与海防危机之到来

嘉道时期，中国海防日渐空虚。江、浙、闽、粤海防炮台年久失修1，战船巡洋徒具形式，山东也是这样。据奏报，1821年，山东沿海大小炮台、墩台、塘房年久失修，有整齐者，有坍塌者，有地基仅存者，更有连地基也无存者。“通盘核计，共炮台十七座，内整齐者五座，坍塌者七座，坍塌不堪仅有地基者五座;其大路沿海墩台、塘房共九十六座，内整齐者二十六座，有坍塌者二十一座，坍塌不堪及并无基址者四十九座”。

海防守兵如此，战兵水师也是如此。有的战船年久失修，常年停留在岸边;有的官兵出洋，只是按期到达会哨地点，应付监督而已。水师官兵临近海区的各种海洋水文现象漠不关心。一位御史指出：“水师操防原与陆路一律。惟东南水务，如礁岛之有无，口岸之广狭，重洋远澳可资瞭望，在何山海套旁支可以登陆，在何港何等水势便有礁石暗沙，何等天气便有回渊台飓，收泊避风之所，樵采取水之方，在在情形，非亲身周历曾经数十次游巡者，不能得有把握。近来洋面廓清，盗匪敛迹。该备弁等从无不时出洋之事。即寻常会哨，指定界期，亦不过暂出汛地，从不远驶海洋。是以水师人才，其熟悉者较之从前难得。现在营员弁只东南数省之人，往往历官已至参【将】、游【击】，而更调未离本省……于隔省海洋情势，亦未能到处周知。奴才伏思，与其各就本省之地面以为巡防，不若指定隔省之海洋，使之远到。”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扩大水师官兵在洋面的活动空间，以此提高水师将帅的航行知识和能力，但由于各省对于洋面疏防责任难以确定，遭到否决。

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讨论后指出：“各省绿营水师巡洋会哨条例极详，其大员各按季订期巡哨，其属弁各按月轮派，分巡总于各营。毗连洋面刻期会哨，即浙江与福建在洋会哨，亦只以同一督臣所辖，各就相接之境内期会，从无隔省巡哨之例。诚以洋面宽廓，汛地宜专责成，不定以限必有脱卸推诿之弊，故既定期以合哨，复轮班以专巡，而总以各分界址为要。盖分定界址，则责有专归。内外洋面彼此各分所管之地，布之以分巡，辖之以总巡，而又制之以统巡。兵船往来，上下梭织，于哨所传箭为凭，于会所取文为信。”“若如该御史所奏，使水师各标多派效力额外营弁，配兵驾船，指定隔省之海洋，期于达到不惧人地未宜，路径不熟。道途遥远，风波阻隔，必不能约期相会。且恐兵船远出，该统辖大臣等鞭长莫及，势难遥制。其兵船在外滋事，既不能隔省稽察，而本省之兵势又以分派远出，致形单弱。一遇有事，本汛出省之兵不能刻期而至。各汛巡哨之兵又复不受节制，岂能听其指挥，殊于巡务大有关隘。况洋面失事，缉捕尤有专责，倘使本汛之弁兵游巡出境，一有事故，在本汛者先期奉派公出，自不能责以专汛之疏防，而客汛之兵船又属游兵，亦不能责以限缉，转恐互相推诿，益滋规避之端。”总之，一言以蔽之，隔省巡哨之法不可行。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乃是当时官场的严重痼疾。

有人看到了巡洋制度的弊端，也看到了战船质量发生了严重问题，试图加以改革。但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小修小补，无济于事。1830年，山东巡抚讷尔经额查阅沿海营伍，他认为，山东水师营分设东、南、北三汛，每年三月内出洋巡哨，九月内回哨，“其巡历地面及回哨月日仅凭该营申报，无从查察，难保无虚应故事故事情弊”。为此，他饬令各汛于交界处所每年会哨之期，具文结就近报明该处地方文武衙门，会同结验转报巡抚衙门，以便查考。

1837年7月，山东巡抚经额布按例查阅水师。他奏报说“：臣于校阅省东营伍并登镇南北东三汛水师之便，留心察看各该文武员弁，于巡哨洋面、稽查海口、验放商船、编查保甲各事宜均能认真遵办，布置周密，不敢虚应故事，匪徒敛迹，海洋肃清。”然而，不幸的是，当年一艘上海商船行驶至芝罘岛迤西外洋，被操福建口音的海盗劫去银钱和衣物。据查，“芝罘岛迤西悉属外洋”，属于水师北汛管辖洋面，是该营守备杨定元、把总张福增巡哨之期，勒限三个月缉匪。限满，未能拿获一名盗犯。山东巡抚经额布据此奏参道：“现当整饬海洋之际，未便照例仅参疏防，自应从重纠劾……将登州水师北汛守备杨定元以千总降补，把总张福增以外委降补，均留于海面缉捕，以示惩儆。”

1839年，禁烟运动兴起，人们不仅担心英国军队滋事，而且更担心中国海防废弛，水师无力迎敌。鸿胪寺卿金应麟揭报指出：“近闻浙省乍浦地方督臣阅兵，竟以船只不备为辞。而宁波温州等处报有盗舟，该将弁惮于巡洋，迟久方出。每岁操演，多系虚文。江南镇江府属战船在江演试，每岁只操一次，设遇大风，即行中止……该处战船排立江口，只以油饰、彩画为工，不堪驾驶……兵船安坐瓜洲，需索规例，大为行旅之害。并闻松江、上海各处每遇修船，武弁索取分肥，半归私橐。福建厦门等处文员修理船只，该弁索取陋规，有加无已，规重者，坏船可以接收;少者，好船亦不实收。以致文员领帑兴修，惮于赔累，多方推诿，时日稽延。闽省如是，粤省可知。一省如是，他省可知。设有需用之时，不惟急切难侍，即有忠勇大臣，亦至束手无策。加以将备狡猾，遇事生风讹诈、包庇，为肥身之计，克扣兵饷，作践农民，甚至吸食鸦片，怠卧家中。”鸦片战争前夕，水师之颓坏已极，“未有今日之甚者也”。江、浙如是，闽、粤如是，山东焉能例外。

1839年11月29日，御史袁玉麟则明确指出，山东水师积弊有三：其一是参将、守备索扣之弊。“武营恶习，水师为甚……以需索为要图，以包庇为得计，甚至冒粮扣饷，均所不免”。其二是弁兵投募之弊。不仅官弁中许多人不识水性，就连士兵中也有许多人滥竽充数，“此等不习水性之人为须习水性之事，安望其冲风破浪，出洋擒贼耶!”其三是修造战船之弊。战船按照条例规定，是文官负责修造，武官负责验收。“各省每遇造船，武弁索取规费有加无已。文员赔累不堪，遂多草率从事，以致实堪驾驶者竟属无几”。

1839年6月，登州镇总兵富桑阿对水师的所谓“水师南汛水操熟练，驶船便捷”等评语，这不过是虚应故事的谎话而已。当战争的阴云密布时，山东巡抚托浑布不得不承认，该省水师不仅兵额太少，而且缺乏可以指挥海战的将领。登州镇总兵富桑阿由甘肃参将、游击升迁而来，“于海疆素未阅历”，难以担当海防重任。

是年，7-8月间，登州镇所属外洋屡次发生商船被劫案件。7月30日，一艘商船在北隍城岛外洋被盗匪劫去银钱、粮食和衣物，商人和水手18人被扣押在船舱10日之久。8月14日，一艘商船在蓬莱县砣矶岛被劫;20日，一艘商船在荣成县鸡鸣岛被劫;21日，一艘商船在蓬莱县北隍城岛被劫;31日，一艘商船在蓬莱县大竹山岛附近被劫。以上案件发生地点均在外洋岛屿附近，显然是水师官兵巡缉不力造成的。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英战船对比优劣差距明显，有人意识到水师战船航海装备和技术需要改良。1836年，登州水师南汛三号、四号、五号战船、东汛七号战船逾期，需要修理，建议将竹蓬改用布帆。“各船原用竹蓬，不如布蓬挂放轻便，且竹蓬所需料物产自南省，遇有损坏，购料修补未能应手。详请改用布蓬”。这是中国战船较早采用布帆的事例，应当是战船技术改良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可惜这种尝试仅仅限于风帆的改良。

结论

(一)如同江、浙、闽、粤等省一样，山东的近岸海域同样划分为内洋和外洋。查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地方志资料，我们看到，凡是靠近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山东水师管辖的内外洋十分宽广，东到黄海中部的黑水洋，北到渤海北端海峡中间线，西到黄河入海口，宽至百余公里，或数百公里，广至三千余公里。

(二)山东的海道分为3段：第一段，自鹰游门对出之洋面起，途径绿水洋、黑水洋等海道，北至石岛;第二段，自石岛洋面起，至庙岛止;第三段，自庙岛过掖县小石岛，即入直隶天津海口。除了这3条海道之外，山东水师还负责蓬莱以北庙岛群岛所在全部外洋岛屿和洋面的防务。山东水师管辖的内外洋面十分宽阔，仅次于广东。

(三)如同沿海各省水师一样，山东水师也同样负有保家卫国，防范外国军队侵入;缉拿海盗，保护商船安全;巡逻海道，保护海运漕粮;稽查人员出入，维护近海治安秩序;稽查人员出入，维护近海治安秩序等职责。

(四)嘉道时期，中国海防日渐空虚。江、浙、闽、粤海防炮台年久失修，战船巡洋徒具形式，山东也是这样。御史袁玉麟明确指出，山东水师积弊有三：其一，参将、守备贪污中饱，以需索为要图，以包庇为得计，甚至冒粮扣饷，均所不免;其二，弁兵投募之弊严重。不仅官弁中许多人不识水性，就连士兵中也有许多人滥竽充数;其三，修造战船之弊。战船按照条例规定，是文官负责修造，武官负责验收。“各省每遇造船，武弁索取规费有加无已。文员赔累不堪，遂多草率从事，以致实堪驾驶者竟属无几”。既然是各省如此，山东自然不能例外。当军事制度出现严重问题时，墨守陈规必然误国殃民。军事变革不从内部发力，必然遭受外来压力。

【注】文章刊登于《晋阳学刊 》2018年03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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