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史学在趋新求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政治史则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寻求复兴的过程。虽然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明显衰落,但政治作为一个观察和理解过去的维度,却渗透到了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同时,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放弃捍卫和振兴其领域的努力。他们重新界定政治和政治史,扩大政治史的边界,更新研究范式,重建学科自主性,力求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形成某种“新”政治史。
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1]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2]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3]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4]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5]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6]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五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适合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美国史学这些既深且巨的变化,可以见之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研究的题材而论,21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同一百年前相比,有几个至为显著的变化:从政治经济转向社会文化,从各界精英转向底层民众,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硬”问题转向“软”问题。[13]当然,这些变化只是某种趋向,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取代前者。当今美国史家感兴趣的题材呈高度的多样化,锐意发掘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也不乏其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史料也变得愈益多样化。经典史学把档案文献奉若至宝,大力推动了公私档案的整理和开放；“新史学”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史料的价值,把生死记录、家庭账册、财产清单、选举记录等材料纳入了史家的视野；“新文化史”则将从前根本不具备史料意义的事物,如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课本、广告、歌谣、票证、电视、电影等,全都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
当今美国史家无论研究什么题材,通常都怀有“泛史料”的意识,不肯错失任何发现、利用新材料的机会。许多史家仍然相信,史料的意义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过去事实的信息,史家的工作就是辨别、提取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也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尤其是新文化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形成的语境,甚至认为从史料中看到并不是过去事实,而只是关于过去的各种解释。于是,史料就不再仅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同时也是需要解读和阐释的文本。在解读过去的文本时,许多美国史家并不依赖分析方法,而更借重于阐释。他们也不再欣赏全景式写作,而偏爱碎片化的小题材。社会科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化以及基于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计量方法,在六七十年代曾盛行一时,但到80年代后期也失去了风头；基于人类学的“深描”理念而形成的新叙事方法,已成为“文化转向”之后美国史学的重要方法。
美国的史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史学理念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愈益变得可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了一种潮流。现在,“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histories）,许多史家不再简单相信“大写的”或“唯一的”历史（theHistory）,对“历史真理”也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悄悄接受了“不确定性”的理念。这种思想风气既强化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增添了追求新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话语权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的政治意蕴愈益彰显,基层社会和底层群体成为史学的主要对象,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中心论全都遭到唾弃。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或“西方”,白人或精英,并不是历史的主导者,也不是价值、制度和风尚的引领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分析的中心,国际维度和跨国视野越来越受到重视。[14]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史学语境中,美国政治史受到各种潮流的冲击、挤压和塑造,领地范围缩小,地位显著下降,在整体上呈衰落和边缘化之势。二战以前,政治史是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多为政治史家。政治史的强势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大体上也是政治史家。不过,就在此时,政治史存在的隐患也已为人所察觉。塞缪尔•海斯注意到,在社会史的迅速发展中,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家则越来越醉心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两者之间不仅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且充满猜忌和敌意。[15]到了6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政治激荡的时期,随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方案的推行,联邦国家也步入了一个大扩张的阶段。可是,史学界的风气却反其道而行之,历史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轻忽,许多史家不关注过去的政治和政策,把它们留给了政治学家。[16]及至7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戈登•克雷格看来,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大学变得非常政治化的同时,学生们却对政治史了无兴趣。许多年轻学者转向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少数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抱有兴趣的学者,则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克雷格由此断言,政治史已然过时。[17]80年代的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从每年的博士论文数量来看,社会史在70年代末期就超过了政治史,成了美国史学的第一大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化史也逐渐大行其道,同社会史一起,进一步分割和挤占政治史的领地,使它的声誉和影响更趋式微。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有了不祥的感觉:政治史已陷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18]在90年代初,更有人直接对政治史宣判“死刑”:政治史走进了死胡同。……关于战争、外交和政治家所写及所说的东西的研究,……不再受到学生和年轻教授们的喜爱。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的组织性框架,比如查尔斯•比尔德的阶级分析,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地域分歧的强调,路易斯•哈茨的洛克式共识,李•本森的族裔文化论,还有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的临界选举理论,都受到了有力的攻击。[19]政治史的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政治史家自我感觉的危机。一方面,他们目睹专业地盘遭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蚕食和夺占,政治不再是史学关注的重点或中心,政治史在新史学专业圈中受到蔑视和冷落,不免感到沮丧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难以从政治史本身获得创新的资源和动力,只得转而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取法,结果导致政治史的特性受到的冲击乃至重塑。后一点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引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理念和路径以后,政治史领域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等新的方向。[20]但在有的学者看来,宽泛地界定政治,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并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关注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影响,或者用投票来测度社会舆论,这不啻使政治史陷入变成社会史分支的险境。[21]在“文化转向”发生以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像林•亨特这种政治史出身的学者,一旦采用文化研究的路径处理政治题材,其著作便兼具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特点。[22]然则在“纯正的”政治史家眼里,这正是政治史迷失自身特性的表现。
政治史家的不满和担忧不足为怪。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为了维护政治史的荣誉和尊严,有的史家不惜刻意贬低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史学领域出现的各种弊端都归之于学术新潮。[23]反过来,不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对政治史也确实抱有偏见,只要说到政治,就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总统和国会,把政治史视为已死的政治精英的颂歌。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史肤浅粗糙,充满偏见,理应遭到淘汰。[24]在一些新出的美国史教科书中,重大政治事件也不再是分期的标志；甚至有学者十分厌恶政治,宣称要“让政治出局”（letpoliticsgo）。[25]由此可见,政治史家的“危机”感受也不完全是杯弓蛇影。
政治史何以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冷落和排斥,美国学者对此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克雷格曾谈到,政治史在欧洲大陆的失势,可能与国家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对国家的崇拜从未达到欧陆那种程度,因而政治史的式微主要缘于它盛行了太长的时间,显得老套和乏味,较之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兴领域,其方法和理念也明显落伍。此外,政治史的题材大多涉及权力的获取和运用,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也难免引人生厌。[26]威廉•洛克滕堡也提到,政治史的衰落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权势集团政治（Establishmentpolitics）的厌恶；二是受到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27]克雷格和洛克滕堡的说法侧重点不一样,但多少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在关注基层社会和下层群体的“新史学”学者看来,政治史家眼里只有精英,忽视或抹杀大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及影响,这种政治史无异于“以总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它“集中关注的对象,如果以阶级、族裔、宗教和性别而论,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何况（政治史家）还喜欢把某个群体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相混淆”。[28]对于这种浸透偏见、褊狭自足的史学,他们自然十分反感,进而痛加贬斥和蔑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史的失势也是不同史学范式竞争的结果。这种范式竞争的确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念和路径相关联。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就旗帜鲜明地排斥政治史。他们把政治史视为转瞬即逝的事件的历史,是一种“唯历史的史学”。在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仅占2.8%。
此后,政治史论文的比重时起时落,在1946－1956年间占5.4%,1957－1969年间占4.1%,1969－1976年间下降到2.1%,在总体上一直是微不足道的。[29]另据法国史家雅克•勒高夫观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年鉴学派乃是法国史学的霸主,“经济、社会和文化似乎独占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政治史则受到了“侮辱和伤害”,甚至陷入了“认识论上的不确定状态”。他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例说,政治史在这本书里从原来的“脊骨”变成了“萎缩的阑尾”。[30]法国史学的流风及于美国,追慕年鉴学派的美国史家也大力贬抑政治史。
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二、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
20世纪末,鉴于政治史长期以国家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状况,有美国学者呼吁,政治史家要拓展眼界,从其他相关领域吸取营养,重新界定政治史。[34]刚刚进入21世纪,就有几个年轻的美国学者乐观地宣布:“历史学家会同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一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史。”[35]极而言之,对美国政治史的命运来说,重新界定研究领域乃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招。而且,对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是从重新界定政治开始的。史家如何看待政治史的内涵和范围,如何运用政治维度考察过去事件,如何看待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都同对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
什么是政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向来有着十分复杂的回答,学术性的界定与常识性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学理论通常把政治看成是一整套管理和协调人类事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并把它分解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角色、公共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美国政治史家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同政治学理论有联系,[36]但通常不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而只是蕴含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取向的政治史家,对构成政治的元素有不同的看法,对政治与相关范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治史实践中所呈现的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诸多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37]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38]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政治）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39]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40]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1]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42]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43]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问题,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44]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45]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46]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47]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politics）的概念。
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48]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主要是英美）,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49]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50]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51]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52]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53]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54]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政治概念的拓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政治角色的增多。经典政治史之所以备受质疑和抨击,并不是因为它关注政治,而是由于它险隘地理解政治,专讲少数政治精英的故事,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经历。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众多新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agents）成了政治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对政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把权力从国家下行至基层社会,从制度和机构扩展到日常生活,这与新史学“从下而上的历史”的理念正好一致。根据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成了政治史的关注对象,而且大有取代政治精英而居政治舞台中心的趋势。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者”遭到刻意的边缘化,而技工、海员、中小农场主、佃农、契约仆、移民、奴隶、妇女和印第安人等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作用,则受到了突出的强调。[55]在关于建国后政治史的写作中,总统不再是主角,即便是那种采取制度主义路径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公司、职业团体、利益集团、政策专家、政府职员、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的作用。[56]另外,许多在传统意义上与政治无涉的人物,如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和科学家等,也被纳入政治史叙事,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者,或被看成权力机制的操作人。
角色的增加也给政治史带来了新的困扰。如何把数目众多、差异纷繁的政治角色整合进政治史叙事,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经历复杂多样,而且往往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涉及政治,也仅仅限于投票或起事。至于蕴涵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则更难于把握。[57]这样一来,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叙事,必然与社会史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把劳工、妇女和少数族裔纳入政治史的范围,不免使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等领域发生交叉和重叠,如何跟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分,这对政治史家的学术智慧提出了考验。以妇女史为例,诸如妇女参政、妇女与福利国家、妇女与国家构建等课题,原本属于政治史的领域,可是现在通常被归入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范畴之下,政治史家如果要涉猎这类课题,就不得不考虑与妇女史家的分工和合作。[58]在政治角色激增的同时,政治世界的边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经典政治史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于今更多的政治史家把眼光投向了基层政治。他们仍在讨论政府决策,但看重的是政策与基层的互动以及对基层的影响,同时还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包括基层社区的治理、社团的活动和家庭政治等。就题材而言,举凡制度、事件、仪式和话语,都能吸引政治史家的注意。另外,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国际化和全球视野的倡导,政治史也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涉及国际和跨国的政治联系和影响。丹尼尔•罗杰斯的《跨大西洋通道》,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联系；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的全球史》,则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对其他国家独立宣言的影响。[59]总之,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政治角色的增加以及政治世界边界的扩大,政治史的领地也大为拓展,政治史题材的来源愈益丰富,政治史的内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了。它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传记,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影,不仅仅是制度的演化,也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举凡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公共权力的形成、运作及其效果,从政治权力到知识等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后果,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及其演变,各种社会群体在政治世界所扮演角色,全都阑入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60]当今美国史家所理解的政治史,与特纳和比尔德时代已有显著的不同。
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61]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从较为长远的学术史视野来看,对政治史的重新界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是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出现,使得政治史在题材、路径、方法和解释等各方面,都呈现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1.经典政治史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数千年间的“传统史学”,无分中外,实际上都是政治史。不过,就严格的学理而言,“传统史学”虽然在内容上以政治为中心,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政治史。把政治作为史学主题的做法,在史学史上可谓自古而然。德国史家德罗伊森说过,“历史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62]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喜欢引用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话:“历史者,过去之政治也；政治者,当前之历史也。”[63]这些口号式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8、19世纪欧美经典史学的基本特征。用美籍德裔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在这种历史中,“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一切都可以环绕在它周围。政治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统一性”。[64]也就是说,20世纪以前的史家之强调政治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体现的是他们对整个历史和整个史学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史的界定。在这里不妨套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史,有的只是历史”。[65]对这种纯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写作,欧美学界长期有批评的声音,其源头可追溯到伏尔泰。在20世纪初年的美国,也不时有人提出替代或平衡这种历史的主张。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伊格尔斯顿就在1900年发出了“新史学”的倡议,强调要研究普通人及其生活,而不能过分关注政治、治国、外交和战争。[66]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呼吁打破政治独大的局面,提倡扩大史学的领域。[67]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主张针对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史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史学专业化的推进,史学内部的分工趋于明确,领域意识开始形成,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概念相继出现。在20世纪前半期,“传统史学”所蓄积的政治史能量尚未耗竭,而多数史家又往往把政治视为历史的支柱,于是,政治史在整个史学格局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借用德国学者奥托•布伦纳1936年的话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68]在政治史变成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同时,经典政治史范式也告形成。这种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精英为主要角色,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人物,力图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的变迁；在史料上倚重各种档案、政府公文和个人文集,其研究方法则以描述和叙述为主。这种政治史的旨趣,在于探讨政治教训,为国家服务,为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参照和启发,甚至为政治团体和党派斗争摇旗呐喊。
在经典政治史的成熟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家,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等人。他们把政治领域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与19世纪以政治为主题的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区别。[69]例如,特纳以地域为核心范畴,讨论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70]比尔德则强调经济利益对于政治的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在联邦制宪时,政治精英的经济利益关切起了关键的作用。[71]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在特纳和比尔德建立的框架内展开。到40年代,小阿瑟•施莱辛格写成了《杰克逊时代》一书,把经典政治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72]
2.新政治史
20世纪前半期是经典政治史的黄金时代,但到了二战以后,这种范式遇到了质疑和挑战。1948年,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克伦发表文章,批评以总统为中心的美国史框架,提倡向社会科学取法,以改变历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状况。他呼吁以州为中心来重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史。[73]到了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仅倡导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来重新思考历史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与戴维•唐纳德等人一起,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讨论政治现象,以“地位”而不是“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74]李•本森在1957年撰文,对政治史的现状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普遍依赖“印象主义的技巧和数据”,以致出现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局面。他还嘲笑那些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史家,他们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却连“是什么”和“是谁”都没有弄清楚。[75]同年,理查德•麦考密克在拉格斯大学主持召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行为”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政治行为研究,并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的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76]所有这些言论和尝试,所针对的都是经典政治史的局限和困境,表明某种“新”政治史范式正在孕育当中。
到了1961年,美国版的“新政治史”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出生证。这一年,李•本森推出《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不仅为自己此前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给新政治史搭建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
他倡导在研究选举时使用计量方法,认为区分“系统的方法”与“印象主义研究”所用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所提供的资料能否数量化。[77]他不再用经典政治史的经济和阶级范畴来解释美国政治,也摈弃了叙事性解释,试图从族裔和文化着眼考察美国政治。书里大量使用了计量资料,把杰克逊时代的纽约州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用量化指标论证了种族和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8]与此同时,本森还同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获得经费支持,把选举记录转化为可用机器阅读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他们就选举史料的计量化开发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新政治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益。[79]本森的成功吸引一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群起效法。迈克尔•霍尔特、罗纳德•佛米萨诺、威廉•谢德、保罗•克莱普纳和理查德•詹森等人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选举行为,形成了从族裔和宗教、而不是阶级或地域差异着眼来解释投票行为的路径。1968年,阿伦•博格把这种以计量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政治史,称作“新政治史”。[80]其实,在新政治史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关于什么是“新政治史”,美国史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
阿伦•博格的上述看法,只是其中一说。一些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提出,新政治史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众多人群和单位的政治经历的研究来探讨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系统地运用比较方法。[81]还有学者归纳说,新政治史的典型路径是,关注政治行为诸模式中的系统的规则性,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聚焦于政党和选民,把它们视为大众政治行为和政策之间可测度的连接点（links）。[82]从本森等人的研究实践来看,新政治史的“新”主要表现在,把关注的焦点从全国政治转向州和地方政治,把政治的中心从制度转向行为,把政治的角色从政治家变成普通民众。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和其他各种地方史料,在方法上则倚重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广泛采用计量手段。其旨趣在于构建某种选举周期理论和种族文化模式,揭示大众政治行为的特点,阐释政治运行的逻辑。
新政治史并不是美国史学中独有的现象。法国学者勒高夫也提出了“新政治史”的理念,强调其“新”在于用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权力。[83]不过,新政治史在美国的追随者并不多,按照这种范式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始终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而且,到了80年代,新政治史遇到严重的危机,它的两大支柱都受到了撼动:基于行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越来越难以解释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现象；适合于处理大量选举记录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其他题材的有效性,也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质疑。[84]新政治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培养足够的继承人,不足以同社会史和文化史抗衡,最终无力挽回政治史的颓势。[85]新政治史把基层政治和政治行为提到了核心的位置,对政治史后来的走向起到了某种导航作用。
而且,新政治史自身也在演化,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政治史的主将佛米萨诺在一篇书评中谈道,不能说新政治史已经消失,因为它仍在向前走,有些研究者已经迈入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86]
3.政治文化研究
不过,政治史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并不是从新政治史演化而来的。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讨论过去的政治现象,最初发育于政治思想史的母体上,并受到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滋养。政治学提供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范例,人类学促成了理解观念与行为关系的新思路,而心理学则引导史家关注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涉及政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在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政治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领域,权力也不仅仅是体现为外在的控制方式；作为观念和符号的政治信念、政治话语和政治象征物,不仅包含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且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动具有塑造和限制的作用。如果要把握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了解政治行动的由来和性质,理解权力关系的建构和运作,就必须考察通过语言、仪式和象征物而体现的政治态度、情感、信念和价值,进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按照这种路径来讨论过去的政治,就是政治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范式。[87]政治文化范式是由一批优秀的史家共同构建的。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通过对反英运动兴起中的政治言论的解析,发现了革命者观察和理解政治世界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的希望、担忧、焦虑和恐惧以及这种心态对于革命者行为的影响,从而描绘了革命发生的思想文化语境。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顺着贝林开拓的路径,对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做了全面而透辟的探讨,把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88]此后,踵继者甚多。他们沿着贝林和伍德的路径探讨19世纪前期的政治变动,建立了一种以共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解释框架。[89]如果说贝林和伍德的路径与政治思想史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带有文化史的特点。埃德蒙•摩根的《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把“人民主权”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念作为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符号,并置之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场中,考察它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塑造性影响。戴维•费希尔的《自由》则通过各种视觉形象和象征物,而不是常见的思想文本,来揭示不能阅读理论文本的普通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自由的观念。[90]政治文化涵盖政治思想,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却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迥然不同。政治思想史关注的是少数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以关于“自由”的思想史研究而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家假定有一个不变的“自由”概念,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传播和阐释当中,而史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种不变的逻辑或系统。美国思想史大家弗农•帕林顿、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路易斯•哈茨等人的著述,多少都带有这种特征。但贝林和伍德等人重视的是,实际的政治行动者怎样看待和思考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怎样表述他们的思想、态度和动机。他们侧重研究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言说,剖析其中包含的政治价值、信念和情感,特别是关注塑造政治行为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观念和态度,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政治价值,往往没有固定的、不变的含义,有的只是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同时,他们把思想观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政治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与那些外在化的政治行动有区别,但也有直接的关联；只有从这种关联着眼,才能更好地解释思想观念在政治世界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91]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由少数政治理论作家转向了众多的政治行动者,材料也就从凝固的经典文本变成了“众声喧哗”的政治表述。这类材料丰富而驳杂,搜求和解读也就有更大的难度。到了摩根和费希尔那里,解读思想观念的材料不仅只是语言文字,还包括仪式、行动、象征物等多种“符号”。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革新。贝林和伍德等人不再把政治行动者的言论看成是一种宣传、辩解或掩饰,而相信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和信念；通过解读这些想法和信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动。以往,有些史家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或掩饰；五六十年代又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把政治视为观念的产物。但贝林和伍德等人认为,观念不一定引发行动,观念的意义在于塑造和规范行动,因而了解观念的意义在于理解行动。这样就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突破了僵化的因果分析,而转向了更加立体多维的意义阐释。这与后来的新文化史有相通之处。这些学者并未完全放弃文本分析,只是更加重视语境分析,旗帜鲜明地倡导“语境主义史学”。到后来,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更是从精英思想转向大众话语,侧重探讨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即使是那些研究民众集体行动的学者,也特别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杰西•莱米什研究过纽约下层革命者的思想观念；[92]肖恩•威伦茨则深入讨论了早期劳工的意识形态。[93]政治文化研究的旨趣在于揭示观念与行动的关联,通过对观念的阐释来理解行动。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论及“共和主义综论”的意义时说,在历史表述的层面,它重新描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美国人所相信的思想观念,即认为共和主义而非其他类型的观念乃是这个时期思想的主流；在方法论的层面,它提出了解释观念何以介入事件形成的路径,也就是说观念对于行动具有塑造性的作用,或者说“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建构性。在这种研究中,决策人物不再居于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塑造决策人物思想意识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通过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94]她的这番话比较透彻地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库赛尔谈到,当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在整体上呈衰落状态的时期,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态度等）、议会外集体行动（罢工、骚乱、民众暴力活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活跃。[95]的确,政治文化的研究打破了集中关注政治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史范式,把观念和事件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同时,它也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思想史路径,不再以解读“经典文本”为能事,也不是像“剑桥学派”那样着力揭示“经典文本”的知识语境及语言修辞。
它关注的是与政治行动相伴随的政治观念,这样就把思想史带出了书斋,走进了各种公共场所,深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之中。较之带有技术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思想和观念的复杂性、变动性和微妙性,更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人文特性。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无异于给衰落的政治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96]
4.社会政治史
政治和社会是两个分开的范畴,但两者所涵盖的事物却存在复杂的关联甚至重叠。在经验研究中如何把握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轻率涉足但不易妥帖处理的问题。把社会和政治连在一起,牵涉面就超出了单纯的社会或政治的范围,而侧重两者的交汇或互动。塞缪尔•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无论对社会史还是对政治史来说,在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中,在“社会变迁与更大的公共选择领域”的联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潜力。[97]长期以来,一些史家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看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政治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形成了社会政治史的研究范式。[98]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史学界,有一些政治史家开始关注新的问题,运用新的史料,尤其重视对政治变化的过程和模式的分析,以探讨政治生活的深层模式。塞缪尔•海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动向,倡导用社会分析方法开展政治史研究。他提出,社会分析方法之于历史研究,并不一定与社会性的历史题材相关,因为只要关注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就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这种诉诸社会分析的政治史,着重讨论的是“涉及权力在全社会分配的人类活动”。[99]可见,海斯是“社会政治史”的早期倡导者。
此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史对美国政治史研究发挥愈益强烈的影响。政治史家引入多种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范式,采用非精英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关注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政治经历,走出了一条研究政治史的新路。他们还重视宗教、族裔、性别、习惯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促成了社会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族裔史的“联姻”。于是,政治史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气象焕然的局面。[100]社会政治史范式的出现,不仅给政治史增添了活力,拓展了政治史的边界,而且还开辟了从政治维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新路径。在美国革命史的研究中,种族和性别受到特别重视,出现了“黑人革命”、“印第安人革命”和“妇女革命”一类的命题。[101]埃里克•方纳从社会政治史的路径重新解释重建的历史,特别重视获得解放的黑人所扮演的角色。[102]莉莎贝思•科恩考察了战后大众消费的政治意义,揭示了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体现在经济市场中的民主理想。[103]伊莱恩•梅尝试把家庭置于政治文化语境中考察,探讨冷战初期的公共政策、政治性意识形态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种“国内遏制”（domesticcontainment）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冷战史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范式关联。[104]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史家关注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和治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与权力,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政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演变。有的学者考察了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烹饪,在当时的食谱中发现了诸如“自由茶”（一种制作后用以替代进口茶叶的本地植物）、“独立蛋糕”、“联邦煎饼”、“选举蛋糕”、“民主茶点”等食品名称,于是用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眼光,把这些食谱视为“社会政治文件”,力图在烹饪史、性别研究和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05]
5.政策史
相对说来,政策史是政治史领域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对政治史忽视政府和制度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synthesis）路径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汤姆•麦格劳和莫顿•凯勒等学者不满愈益远离政府和常规政治的史学风气,发起政策史研究,倡导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过程的演变,关注总统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可见,政策史研究乃是借助政策科学的政策分析方法,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对公共政策做历史分析。另外,政策史学者还希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影响,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因而带有“公共史学”的取向。[106]1987年《政策史杂志》创刊,1999年定期的政策史会议开始举办,这表明政策史已经走上了常规的发展道路。
但是,政策史一开始也面临一些难题:各大学的商学院和政府学院一般不设历史教职,而史学界又把政策史视为末流；提倡者构想了美好的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贯彻。后来,随着史学界对政治制度、政治精英研究兴趣的复兴,政策史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政策的制订乃是各种政治角色（从官员到民众）互动的结果,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各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生活,因而政策史有助于弥合精英取向和草根取向的分歧。从学科的科际关系看,政策史有可能把历史学（历史分析）、政治学（制度分析）和社会学（政策制定与社会运动的关联）结合起来,并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合作的园地。[107]政策史形成于政治史整体上备受冷落的时期,它在题材、方法和旨趣方面的特色,赋予政治史以新的可能性。它关注政府的决策,重视国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把国家找回来”的呼声。[108]同时,它还关注制度性力量在政策形成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美国政府的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之可归入政治史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109]
6.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史学界造成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同样可见于政治史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家把权力关系置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人类关系之中,与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想象”的理念如出一辙。政治史家不仅发现了权力关系的建构性,而且还把文明、种族、性别、人民、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重要的政治范畴也理解成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这与后现代的“去自然化”也可谓若合符节。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把“人民主权”说成是一种为了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格局合法化的“虚构”；林•亨特则把法国“人权”观念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110]这些史家本身都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她）们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带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印记。
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相续演进的产物,也不能说后出的必优于先前的。即便是式微已久的经典政治史也没有销声匿迹,它那种以国家和阶级中心的路径以及叙述的方法,都给后来的政治史家带来了灵感。在当今美国的政治史家当中,有人仍偏爱经典政治史的路径,有人采用新政治史的范式,有人专注于政治文化,有人喜欢政治社会史,还有人欣赏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作为历时性的演化,还是作为共时性的并存,既有相互竞争和博弈,也有相互砥砺和发明。不妨说,美国政治史正处于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菲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11]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112]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113]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114]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115]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116]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117]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118]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119]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20]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21]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2]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nucleus）。[123]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24]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125]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26]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说,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27]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决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是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28]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29]当然,美国政治史家强调政治史的自主性,所针对的只是那种把政治单纯视为社会和经济的“反映”或“附属”的观点,并不是要把政治从复杂的人类生活网络中剥离出来,也不是要切断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用美国一位劳工史专家的话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力量”作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130]这种“社会实际”决定了政治史不可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政治史确实需要维持自身的特性和身份,但是依靠狭隘地定义政治来维护政治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世界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关于政治的知识也今非昔比,政治史家不再可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再可能把政治视为完全自足的过程,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学科的自主性,继续和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保持沟通,相互合作和取法。
实际上,多数美国政治史家仍在努力开放政治史的门户,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养分,壮大自身,也力图为其他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像法国的弗朗索瓦•孚雷那样,轻率地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131]而是极力淡化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分歧。如肖恩•威伦茨所说,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对立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简单而截然地把两者分开,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132]从近期的美国政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痕迹,但这并无损于政治史自身的特性。美国政治史家尤其重视继续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习。以往,政治史家虽然关注民众,但他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民众,而只是民众领袖；真正把无名无姓者置于历史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史,是社会史启发和引导着政治史家去关注普通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与他们生活的联系。照这样说来,政治史家没有理由抱怨社会史家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而应对他们提供的激励和启发心怀谢忱。[133]另外,族裔史、妇女史和底层研究在美国史学界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整合到政治史之中,并非没有理念和方法上的困难。以妇女史为例,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政治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既以妇女和性别为中心,又把妇女和性别置于美国政治史的核心叙事中,这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式；政治史家和妇女史家要相互沟通,不仅要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还要把各自的问题置于对方的学术史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134]劳工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戴维•蒙哥马利在在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史的研究状况时说,北美劳工史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意义的结构和权力的结构”；前者涉及工人对其工作和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在19世纪的劳工史中占突出地位）,后者则涵盖对工作场所和社区生活的控制问题（这是20世纪劳工史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135]这就牵涉到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问题。可以说,在处理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族裔史的题材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取向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而必须视需要综合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度探讨来推进研究工作。
在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身份的问题上,E.P.汤普森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于教益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处理的是劳工史这种经典的政治史题材,集中讨论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考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他在多处采用社会史的视野,讨论工人的构成、工作、工资和生活状况；又借助文化史的方法,聚焦于思想意识、心理习惯、宗教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意义；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许许多多激进人物和工人团体的故事。他虽然自称是“社会史家”,但并未以领域自限,以身份自缚,以门派自居,而是开放胸襟,博采旁收,具有真正的大家气象。于是,他的这本书既是政治史的经典,也是社会史的范本,现在又成了新文化史的先声。[136]五、“新”政治史的可能性许多美国学者难以忘怀于20世纪前期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时畅想和展望“政治史的复兴”。[137]2003年,三位年轻的美国政治史学者合编了一本书,题为《民主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在欧美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38]他们颇为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政治史走向兴盛的时刻。”全书涉及两个主题:美国特殊政治语境中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参与机制的持续演进。
在作者们看来,这两个主题及其相关的方法和路径,体现了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139]一位研究非殖民化的美国学者最近也观察到,在经过若干年的“文化转向”之后,历史学者再度对“国家和治理”发生了兴趣,关注“政治转向”或“国家转向”。[140]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实际,诚然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政治史是否“走向兴盛”,都不会重返一百年前的旧格局。“复兴的”政治史,只能是经过重新界定的“新”政治史。[141]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之所以再度受到重视,是因为政治向来无处不在,它与不同阶层人群的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深深嵌入了过去人们的经历之中。如果忽视或贬抑政治的重要性,既无法重建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世界,也不能为当前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参照。虽然人在当今社会已不完全是“政治的动物”,非政治的事物和活动吸引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东西,诸如体育比赛、车展、电影、电视、教育、医疗之类,无不牵涉到政治的维度,或者具有政治的内涵。因此,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来说,政治的重要性并不是降低了,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形态。当前美国人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举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都需要国家的运筹和安排,各级政府在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权力关系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尽管许多美国人对政治表示冷漠,但人总是生活在政治当中的；贬低或忽视政治的重要性,只是一种鸵鸟式的姿态。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对过去的兴趣来自于当前的精神状况和现实生活的激发；马克•布洛赫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回溯式研究”,史家总是从当前的现实关怀出发来追溯过去的类似现象。[142]一个社会对当前政治的认知和态度,势必影响甚至指引政治史的走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布林克利在谈到关于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时说,在过去一百年里,“公共事件”、“国家行为和全国性经济制度”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即便是社会史也同样是政治史。[143]换句话说,政治无从回避,政治史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政治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力,在于不以固定的、僵化的和“标准化的”方式固守领域的边界,而是根据学科发展的要求,不断反思学科的局限性,吸纳新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以求重新界定领域,找到新的路径。美国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虽然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它从来都没有止步不前。美国史家锐意革新和振兴政治史,其意义并不在于夺回被社会史和文化史抢走的地盘,而是使政治史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领域。在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政治史领域中,史家可以采用多种路径、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题材:可以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可以一心发掘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题材；可以采用政治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路径,也可以借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路径；可以研究精英人物,也可以关注普通民众。
再者,从美国政治史的现状和趋向看,政治史家的工具箱也变得越来越充实。其中有经典政治史的工具,如叙事方法、因果分析和制度分析等；也有从其他学科吸收或组合的工具,如计量方法、分析性叙事、“深描”、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图像学方法和符号学方法。研究者可从题材和问题的需要出发,选取有用而顺手的工具。另外,美国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出现的“记忆政治”、[144]“身体政治”、[145]“身份政治”、[146]“消费政治”、[147]“族裔政治”、[148]“性别政治”[149]等概念,不仅可以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工具,而且能帮助政治史家发现处于政治史与其他领域接合交叉地带的题材。
在史学理念方面,当今美国政治史家大多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他们考虑到历史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再孤立地看待政治世界,而是重视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的关联和互动。他们也放弃了单一的决定论,着眼于不同形态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或“相互阐释”。他们不再把政治变迁视为某种单一的理念或制度的一往无前的发展过程,即便是讨论美国民主的历史,也不再把它说成是一个注定成功的故事。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史的题材早已高度多样化。政治史作为一个具有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领域,必须有自己的经典题材,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作。此外,也有许多题材是政治史与社会史分享的,例如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卧室政治、公共领域等；还有一些题材则需要政治史和文化史协作,如国家认同、权力想象和政治心态等。国家固然仍是政治史的中心课题,但须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框架。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并不是要把国家至于其他要素或维度之上。正如一些年轻的美国政治学家所言,在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时,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动,以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变化。[150]具体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构建和权力关系,现代民主和共和制的形成、演变和扩展,公民身份的构建和公民权利的演变,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博弈,政府、公共决策与社会变迁,国家权力的辐射、制度性权力网络的运作机制的变化,国家视野中的基层社会的治理和自治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斗争、人际政治和政治变迁,这些都可以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题材。
政治总是一个竞争的领域,精英和民众的关系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许多美国学者不再把精英和民众隔离或对立起来,即便是研究精英,也力求把精英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他们与民众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着眼来看问题,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做出重新诠释和定位。用威伦茨的话说,在观察过去的政治时,不论是“从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方若离开了另一方,都会变得难以理解。[151]在考虑政治史的题材时,有学者主张尽力顾及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平衡,不宜偏废一端。也就是说,政治史家正在探索如何把底层研究和精英研究结合和互补的路径。[152]虽然精英研究和底层研究是两种分立的倾向,但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同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是密不可分的,不管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冲突,往往处在同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因此,真正需要的是探索一个有效的框架,以把精英和民众整合在同一种政治史叙事之中。诸如历史中政治领袖形象的建构,领导权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的演变,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演变,普通人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民众抗争与政治民主化,普通农民、市民和工人在重大政治事变中的经历和感受,战争时期普通士兵的政治意识,军队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等,都可以置于精英与民众的交互关系中考察。
对于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可以重点考察核心政治价值的形成和演变,关注政治变革中的思想动员,探讨公民意识、国家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演变。此外,还可以借助修辞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话语和政治仪式。
社会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仍有一定的声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有些学者透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借助公共领域、象征、符号等概念,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消费方式、新闻报道、时尚、服饰、文学、艺术、广告等现象中的政治内涵,研究教育、体育、旅游、娱乐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的变化等课题。可见,政治史家只要放开心态,扩大眼界,把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就能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发现共同开发和合作的广阔空间。
然则,所有这些理念、题材和方法上的新动向,大多只是此前已有尝试的延续或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齐头并进,聚集汇流,并最终形成另一种“新”政治史,这种前景目前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
注 释：
[1] 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4－10页。
[2]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3] 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109页。
[4] 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53页。
[5] 上文所引各说,所论仅涉及中国史家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不包括中国史家对外国政治史的研究。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发文比重来看,它在1981年刊发的111篇各类文章中,可以明确归入政治史范畴的有67篇,占总数的60%；在30年后的2011年登载的76篇各类文章中,相对肯定地属于政治史领域的文章有35篇,占总数的46%。同时,该刊2011年发表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论文数量,三项相加,占总数的30%。可见,虽然政治史论文的比重在3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但新兴领域还没有达到与政治史平分秋色的地步。另据2013年5月17日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获取的材料计算,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届评出的41项一等奖成果中,政治史12项,历史地理6项,经济史3项,社会史1项,思想史1项,通史和文集等综合性著述18项。这些数据说明,政治史的领地确实有所收缩,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正在成长,但政治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头羊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
[6] 参见何芊、邵声翻译整理:《美国史研究的新题材、新方法和新取向》,《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第7、8－9、10－11、15－17、23页。
[7] Samuel H. BeeR, Lee Benson, etal.,“New Trends in History,”Daedalus,Vol.98,No.4（Fall,1969）,p.891.
[8] Theodore S.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dison，Wis.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 32.
[9] 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The Public Historian，Vol. 15，No. 2 （Spring，1993），p. 29.
[10] 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49 （December，2010），p. 14.
[11] 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A Progress Rpor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9，No. 2 （Winter，1985），pp. 319 -334； 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37，No. 1，Special Issue （Autumn，2003），pp. 9 -19.
[12] 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Victoria E. 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Lawrence B. Glickman，“The‘Cul-tural Turn’，”in 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 221 -241.
[13] 关于“硬”问题（如市场、人口、物价、工资等）和“软”问题（如权力的效果、道德、认知、价值、记忆、情绪等）的说法,来自Florencia E. Mallon，“Time on the Wheel： 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New Cultural History’，”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79，No. 2 （May，1999），p. 334。
[14] 参见［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01、209－233页。
[15] Samuel P. Hays，“Society and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No. 3 （Winter，1985）， pp. 481-482.
[16]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p. 30.
[17] Gordon Craig，“Political History，”Daedalus，Vol. 100，No. 2 （Spring，1971），p. 323.
[18] 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3，No. 3 （Dec.，1986），p. 585.
[19] J. Morgan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 A Rational – Choice Research Progra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0，No. 4 （Spring，1990），p. 521. [20] 美国学者罗纳德•佛米萨诺指出，当社会史势头正盛的时期，史家普遍看重 “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新文化史蔚然成风以 后，许多史家转而强调 “政治文化”。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参见 Ronald P. Formisano，“The Conceptof Political Cultur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31，No. 3 （Winter，2001），pp. 393 -426，重点参见第 395 页。在近期的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 年第 1 期，第62 -70 页。
[21] J. Morgan Kousser，“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2，No. 4 （Spring，1982），p. 569.
[22]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美］林•亨特著， 郑明萱、陈瑛译：《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林•亨特著，沈占春译：《人权的发明： 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23] Gordon Wood，The Purpose of the Past： Reflections on the Use the Histo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8，pp. 2 -5，8 -12.
[24] Mark H.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0，No. 3 （Jun.，1995），p. 829.
[25]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朱克曼在谈到研究殖民地时期的优势时说，这时没有国家，也没有总统，因此可以不必管国家政治，也不必 同总统打交道，甚至可以让政治出局。迈克尔•朱克曼： 《美国早期史在中国： 现实中的往昔》，《史学月刊》，2008 年第 2 期，第 18 页。
[26] Craig，“Political History，”pp. 323 -324.
[27]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p. 586.
[28]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 834.
[29]［法］ 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 〈年鉴〉到 ‘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47 页。
[30] Jacques 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Daedalus，Vol. 100，No. 1 (Winter，1971)，pp. 2，4.
[31] Susan Pedersen，“What Is Political History Now？”in David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pp. 37 -38.
[32]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p. 32； Meg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 5.
[33] 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OAH Magazine of History，April 2007，p. 23.
[34] 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 830.
[35]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3.
[36]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政治史整体上处于“不景气”状况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治史家从政治学那里得益尤多。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351.
[3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8] 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倡导新型政治史,但遇到了一些阻碍,主要是人们不肯放弃对政治的狭隘的理解,即把政治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精英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而行使权力”。参见Stuart Macinty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ume 56，Number 1，2010，p. 3。
[39] 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Social History，Vol. 5，No. 2 （May，1980），p. 268.
[40] Samuel P.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 -1920，”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80，No. 3 （Sep.， 1965），p. 374.
[41] Hays，“Society and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pp. 486,487－489,498－499.
[42] 从权力着眼来界定政治,并不仅仅是美国史学界的趋向。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1971年谈到,在年鉴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法国政治史开始谋求复兴,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实”的概念,取代原来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以此作为政治的主要内涵,从而使政治史变成了“权力史”,得以突破表面,进入深层。参见Le Goff，“Is Politics Stillthe Backbone of History？”pp.4－5。
[43] 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3，No. 1 （June 1986）,p.126.
[44] Alice 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in 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p.249.
[45] John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udy of Power，”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6，No. 3 （Spring，1983）,pp.105－121.
[46] Elizabeth Fox -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0，No. 2，（Winter，1976）,p.219.
[47] 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in Foner，New American History,p.249.
[48] Daniel T.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20－32；中译文见［美］丹尼尔•T.罗杰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26页。
[49] Daniel Rodgers，“The Age of Social Politics，”in 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252.
[50] 阿伦特谈到,政治是自由唯一可以存活的领域,而社会则是受到必需性支配的世界,政治一旦逸出边界进入社会领域,或者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必然使自由受到威胁乃至丧失。［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51] 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雅克•勒高夫在总结法国“新政治史”的特点时说,它用“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法语中“政治”一词从阴性变成阳性,实际上是政治定义的扩展:“阴性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主要涉及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如选举、司法、战争、议会、政党等；“阳性政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还扩展到同政治相关的一些制度、事务和行为,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世界等。这就是说,政治史的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5页。
[52]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p. 107.
[53]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pp. 589 -590，600.
[54] “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90，No. 2 （Sep.，2003），p. 609.
[55] See 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in 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 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2011,pp.24－51；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8－23页。
[56]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 4.
[57] Peter N. 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6，No. 3 (Spring，1983)，p. 4.
[58] Jane Sherron De Hart，“Women’s History，Gender History，and Political History，”The Public Historian,Vol.15,No.4（Autumn,1993）,pp.77－78.
[59] R 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David Armitage，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0] 1971年,勒高夫针对传统史学的缺陷,结合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描绘了一个“新政治史”的“梦想”:这种“新政治史”不同于“旧政治史”的地方,在于它关注结构、社会分析、符号学和权力研究。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12.不难看出,他说的这种“新政治史”是把当时年鉴学派在经济史、社会史和心态史中尝试过的理念和方法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预示了后来法国政治史的发展方向,也能反映美国政治史的某些特点。
[61]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pp.526,560.法国学者罗桑瓦龙也有构建以政治概念史为核心的“总体史”的雄心。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9页。
[62]［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63] 原文为“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因亚当斯反复引用这句话,别人误以为是他自己说的。参见Leff,“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p.830。
[64] Beer, Benson, etal.,“New Trends in History,”p.897.
[65] 费弗尔的原话是:“没有经济或社会史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历史。”语见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13。
[66] Don E. Fehrenbache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54，No. 2 （May， 1985）,p.117.
[67]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中译本参见［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68] 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69]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4.
[70]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0.
[71] Charles A. Beard，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3；中译本见［美］查尔斯•比尔德著,何希齐译:《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72] 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 Little，Brown&Company,1945.
[73] Thomas C. Cochran，“The ‘Presidential Synthesis’in America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53，No. 4(Jul.， 1948）,pp.748－759.
[74] Jacob，et al.，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p. 381 -382；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5.
[75] Lee Benson，“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in Mirra Komarovsky，ed.，Common Frontie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Ill. ： The Free Press，1957，pp. 113，114.
[76] Allan G. Bogue，“The Quest for Numeracy： Data and Method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1，No. 1 （Summer，1990），p. 95. [77]Benson，“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p. 117.
[78] Lee Benson，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79] Bogue，“The Quest for Numeracy，”pp. 97 -98.
[80] Allan G. Bogue，“United States： The‘New’Political Histo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 3，No. 1 （Jan.，1968），pp. 5 －27.
[81] See Darrett B. Rutman，“Political History： The New and the Pseudo -New，”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2，No. 3 （Winter，1972），pp. 305 -306.
[82] Paula Baker，“The Midlife Crisis of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6，No. 1 （Jun.，1999），p. 158.
[83] 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12.
[84] William G. Shade，“ ‘New Political History：’Some Statistical Questions Raised，”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 5，No. 2（Spring， 1981），pp. 171 -196.
[85] Baker，“The Midlife Crisis of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p. 158.
[86] Ronald P. Formisano，“Review of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91，No. 4（March 2005 ），p. 1419.
[87] 关于 “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其在政治史研究中的运用，参见 Lowell Dittmer，“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World Politics，Vol. 29，No. 4（Jul.，1977 ），pp. 552 -583； Lucian W. Pye，“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PoliticalPsychology，Vol. 12，No. 3 （Sep.，1991），pp. 487 -508； Ronald P. Formisano，“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31，No. 3 （Winter，2001），pp. 393 -426。
[88] 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s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Gordon S.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 -1787，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 [89] Robert E. Shalhope，“Toward a Ｒepublican Synthesis： The Emergenc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Republican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 phy，”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Ser.，Vol. 29，No. 1 （Jan.，1972），pp. 49 -80； Daniel T. Rodgers，“Republicanism： The Career of aConcept，”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9，No. 1 （Jun.，1992），pp. 11 -38.
[90] Edmund S. 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New York： W. W. Norton，1988； 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91] 学界有时将贝林和伍德等人的政治文化研究与“剑桥学派”相混淆。昆廷•斯金纳曾对自己的路径和方法做过交代,声称自己关注理论文本形成的“更一般的社会和智性基质”,关注思想意识形成和传播的语境；然则他所处理的仍然是思想精英的政治写作。See 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 x -xv； 中译文见 ［英］ 昆廷?斯金纳著，奚瑞森、亚方译：《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册，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 -9 页。
[92] Jesse Lemisch，Jack Tar vs. John Bull： The Role of New York’s Seamen in Precipitating the Ｒevolution，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
[93] Sean Wilentz，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788 -185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94] Joyce Appleby，“Republicanism and Ideology，”American Quarterly，Vol. 37，No. 4 （Autumn，1985），pp. 462 -463.
[95]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pp.522－523.
[96] 在“法国政治史的复兴”中,带有政治文化特征的“政治概念史”独张一军,并且显示了构建以政治为基础的新总体史的雄心。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6－129页。
[97] Samuel P. Hays，“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Rec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History and Theory， Vol. 26，No. 1 （Feb.，1987），p. 15.
[98] 用勒高夫的话说，这是一种 “侧重社会学的政治史”。See 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 11.
[99]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 -1920，”pp. 373，374. [100]借用澳大利亚学者亨斯?弗兰克?邦吉欧诺的话说，这种社会政治史可以叫做 “来自下层的政治史” （a political history from below）。See Macintyre，“The Ｒ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p. 1.
[101] 李剑鸣： 《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 年第6 期，第 8 -23 页。
[102]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 -1877，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88.
[103] Lizabeth Cohen，A Consumers’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03.
[104] Elaine Tyler May，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New York： Basic Books，1st edition，1988；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2008，see especially pp. 11 -12. [105]勒高夫说，“教育就是一种权力和一种权力的工具”； 又说，在艺术的领域也可以运用政治分析的方法。他的设想对于开拓 政治史的题材和路径有一定的启示。Le Goff，“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pp.9,10.
[106] Nancy Siegel，“Cooking Up American Politics，”Gastronomica： The Journal of Food and Culture，Vol. 8，No. 3（Summer，2008）, p.54.
[107]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R. May，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6。
[108] 关于政策史的形成和特色的讨论，参见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pp. 15 -37； Donald T. Critchlow，“A Prognosis of Policy History： Stunted： Or Deceivingly Vital？ A Brief Reply to Hugh Davis Graham，”The Public Historian，Vol. 15，No. 4（Autumn，1993），pp. 50 -61； Julian E. Zelizer，“Introduction： New Directions in Policy History，”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Vol. 17，No. 1（2005），pp. 1 -11；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p. 4 -5。
[109] Critchlow，“A Prognosis of Policy History，”p. 61.
[110]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p. 3 -4.
[111] Lynn Hunt，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New York： W. W. Norton,2007.
[112] Beer，Benson，et al.，“New Trends in History，”p. 897.
[113] Elizabeth Fox -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10，No. 2 （Winter，1976），p. 217.
[114] Eley，and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p. 268.
[115] Rebecca Edwards，“Politics as Social History： Political Cartoons in the Gilded Age，”OAH Magazine of History，Vol. 13，No. 4 （Sum- mer，1999），p. 11.
[116]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pp. 587 -588.
[117] 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pp. 3 -5.Kessler -Harris，“Social History,”p.249.
[118] 中国社会史初步发达的时期,政治的缺失以及社会史如何处理同政治史的关系等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6－68页。
[119] 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Problems of Method，”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02，No. 5 （Dec.， 1997），p. 1395.
[120] Elizabeth McKillen，“Introduction： Workers，Labor，and War： New Dir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Ｒelations，”Diplo- matic History，Vol. 34，No. 4 （September，2010），pp. 641 -642.
[121] Craig，“Political History，”p. 325.
[122]［荷兰］ F. R.安克斯密特著,周建漳译:《历史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7页。
[123] LeGoff,“IsPoliticsStilltheBackboneofHistoRy？”p.13.
[124] Kousser，“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pp. 569 -595； Paul F. Bourke and Donald A. DeBats，“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No. 3 （Winter，1985），pp. 459 -466.
[125] J. Morgan Kousser，“Are Political Acts Unnatural？”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No. 3 （Winter，1985），p. 468.
[126] Kousser，“Are Political Acts Unnatural？”p. 479.
[127]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 W. W. Norton，2005，p. xx.
[128]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p.6,8.
[129] 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虽然复兴的政治史“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但它并不仅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而是极力强调和坚持政治的自主性。例如,勒内•雷蒙就强烈反对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反对把社会经济史凌驾于政治史之上。参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6页。
[130] See Bruce Levine，“The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 46 （Fall， 1994）,p.60.
[131] 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7页。
[132] Wilentz,“AmeRicanPoliticalHistoRies,”p.23.
[133] 有的中国学者主张回到汉语“政治”的本义来思考政治史,关注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政”）与执行（“治”）,反对通过社会史的介入和改造来振兴政治史（参见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0页）。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政治史的状况与美国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史家呼吁“把国家找回来”,恢复政治史的自主性,是因为美国政治史经过社会史、文化史的反复冲击而呈七零八落的局面,国家几乎从政治史中消失；而中国政治史虽然也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元素仍然十分稀少,许多新的学术主张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没有转化为治史的实践；而且国家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国家和精英仍然是政治史的主角,这时提出“把国家找回来”,排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介入,似乎缺乏必要的针对性。
[134] Kathryn Kish Skla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Comments on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9，No. 4 （Aug.，2006），pp. 509 -514.
[135] David Montgomery，“Trends in Working -Class History，”Labour / Le Travail，Vol. 19 （Spring，1987）,pp.13－14.
[136]［英］E.P.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37] 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86－96页。
[138] 2006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政治史学术会议,即以该书为参照来讨论欧洲政治史的状况及前景。参见Romain Huret and Pauline Peretz，“Political History Toda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Vol. 21，No. 3 （2009），p. 298。
[139]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 1.
[140] Todd Shepard，“‘History Is Past Politics？’Archives，‘Tainted Evidence，’and the Return of the Stat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15，No. 2 （April，2010）,pp.476－477.
[141] 2006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政治史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以下问题:能否把工人、少数群体和妇女整合进政治史的框架？当今国家和政治制度还具有与19世纪相同的意义、目标和力量吗？在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叙事中是否给外交政策留有余地？在一个认识模式发生危机的时代,能否在欧洲写出新的政治史以复兴这一领域而不重返过去的叙事形式？欧洲政治史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政治史的现状。Huret and Peretz，“Political History Toda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p. 298.
[142] 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第 56、78 页。
[143] Alan Brinkley，“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Dilemmas and Challenges，”Daedalus,Vol.113,No.3（SummeR,1984）,pp.124－125.
[144] 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究借助发明（inven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的过程而进行的关于过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献中,“politics of memory”（有时是“politics of identity”）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谁要求谁去记住什么以及为什么。但这种路径有一个后果,就是将记忆这个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容易忽略其社会性的含义。从政治层面研究记忆的学者,往往没有谈及记忆对于社会文化关系的组织、分级和安排有何作用。参见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Problems of Method,”p.1393。
[145] 美国有学者运用“body politics”的概念分析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和黑人对于奴隶身体的争夺,前者力图控制奴隶的身体以榨取其劳动,而黑人则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如秘密聚会、跳舞）以抵制奴役。参见Stephanie M. H. Camp，“The Pleasures ofＲesistance： Enslaved Women and Body Politic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1830 -1861，”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Vol. 68，No. 3 （Aug.，2002）,pp.533－572。
[146] “identity politics”或“politics of identit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策略,号召以“身份群体”（按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划分的群体）的名义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通常不涉及更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但在政治史研究中,“身份政治”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争议。参见Wendell E. Pritchett，“Identity Politics，Past and Present，”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 67 （Spring，2005）,pp.33－41。
[147] 关于现代社会的消费问题,本是社会史（消费方式的演变）和文化史（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课题,但在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却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政治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中的消费和消费者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消费在国家构建和公民权利演变中的突出意义。这种“消费者政治”（consume Ristpolitics）的研究取径,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参见Sheryl Kroe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onsumer，”TheHistorical Journal，Vol. 47，No. 3 （Sep.，2004）,pp.709－736。
[148] “ethnic politics”包括两个方面:美国各个族裔为争取和维护本族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各个族裔作为政治力量在政治竞争和选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谓“族裔政治”不仅涉及少数族裔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权力分配,而且涉及不同族裔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的史家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地方政治变迁。参见James J. Connolly，“Ｒeconstituting Ethnic Politics：Boston，1909 -1925，”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 19，No. 4 （Winter，1995）,pp.479－509。
[149] “gender politics”关注性别之间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区分和权力关系,强调历史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声张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正当性。运用“性别政治”的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参见Elaine Forman Crane，“Abigail Adams，Gen-der Politics，and‘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A Postscript，”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64，No. 4（Oct.，2007）,pp.839－844。
[150]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p. 2.
[151]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p.23.
[152] 据一个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学者观察,最近几十年英国政治史的“理论和分析的趋向”,把研究“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的“右倾史家”和研究大众政治的“左倾史家”拉得越来越近。这种观察大体上也适合美国史学界的情况。Pedersen，“What Is Polit-ical History Now？”in Cannadine，ed.，What Is History Now？p.38.
来源：《史学集刊》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