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科大社文所/《南国学术》编辑部 ‖ 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

热点一：公共阐释理论视野下的历史阐释学

热点介绍：人类社会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对政治、文化、法律、经验、教训、认知、规范和历史知识的阐释。近些年，中国学者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强制阐释”的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公共阐释”的新概念，旨在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公共阐释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阐释不断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促进了人类知识的生产。2018年，学者们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架构，主要探讨以下重点问题：（1）历史阐释应该关注的限度，包括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价值评价的历史限度、历史叙述的限度问题。（2）历史阐释的范式问题，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为阐释设置边界。阐释必须基于客观历史事实、理性认知和一定社会现实的基础。（3）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问题，即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记录的是发展大势，是历史规律的探索和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

   文章举例：

1.《阐释学与历史阐释》（于沛，《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王志通，《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3.《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跨语际实践——以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为例》（路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唯物史观与创造性阐释传统学术精华》（陈其泰，《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认识的普遍性与阐释的公共性——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的思想史解构与重建》（张政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专家点评：历史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史学文本的书写过程，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适应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时代需求，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2017年，中国学者张江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强制阐释的过程中，正式提出“公共阐释”概念，以期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讨论。在各种阐释活动中，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为强烈，公共性的要求最为明显。因此，在2018年，围绕公共阐释基础性原则，史学界不仅从学理上进行了探讨，还从特定案例出发，对公共阐释理论进行了验证。这项具有融通理论思考与实证考辨性质的跨界研究，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于碎片化现象的厌弃已经达到高度理性的阶段，是史学界理论兴趣回归、宏大叙事热情重启的界碑。讨论中的基本共识是，公共阐释是历史阐释的本质要素，是中国历史阐释的核心维度，史学界应长期深入研究，以期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理论。

(点评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

热点二：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

热点介绍：近二十年来，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口述历史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与保存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口述者等）的历史记忆，呈现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拓展了历史资料收集的范围；二是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的范式和书写方式。2018年，学术界在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实践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对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进行理论探讨，构建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研究历史，由精英史向公众史转向。（2）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包括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以及重大改革事件的亲历者口述史，全国各省区市的改革开放历程等。（3）抗战口述史，包括对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对抗战口述史的梳理与反思等。（4）对口述历史数据收集与保存方式的研究，包括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迁，高校图书馆口述历史文献的保存与创建等。

    文章举例：

1.《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王艳勤，《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对“口述史”的理解和认知》（沈洽，《口述史研究》2018年第2辑）

3.《多维度推进的中国口述历史》（左玉河，《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4.《从录音机到万维网:口述历史技术载体的变迁及其影响》（张诗阳，《高校图书馆工作》2018年第3期）

5.《抗战军事史口述回忆的“蔽”与“弊”——以台儿庄战役为中心的考察》（金之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专家点评：中国口述历史呈现出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多样性的采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现方式。多维度、多元化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2018年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继续沿着多元化的路径快速推进，并广泛应用到公众史学、影视史学、纪录片拍摄、历史记忆保存、方志学、图书馆学研究等领域。同时，口述历史的规范化问题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如果不注重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会出现严重的学术失范和法律纠纷。在众声喧哗、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态势下，中国口述历史已经发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为此，必须牢固树立规范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学术规范和法律规范，有序推进口述历史的发展。由此可以预测，探索适用于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口述访谈规范，自觉地强化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将是中国口述历史未来发展的方向。

 （点评人：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热点三：新出简牍文献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推动

热点介绍：20世纪以来，中国出土大量简牍资料，为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近年来，不断出土或发现的简牍如湖南省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长沙市东牌楼东汉简牍，安徽省天长市西汉墓汉简，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湖北省荆州市松柏木牍，以及清华简等，为古代汉语、古代史、古代社会史、古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也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成为一代学术新的增长点，“简牍学”已发展成为国际性显学。2018年，学者共同关注新获简牍数据，合力攻关，成果迭出：（1）对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陆续公布的清华简，印证了夏代的历史文献，补充了商代的历史，修正了部分西周史，丰富了春秋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材料等。（2）简牍资料携载大量人文地理信息，为古代地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新线索和新机会，从而使“简牍地理学”从酝酿到逐渐成形。（3）从简牍资料研究秦汉时期田租征收、债务偿还等社会经济问题。（4）简牍文献与祭祀仪式研究，如简牍中的“祭祀”与“祷祠”、 清华简反映的上古礼乐制度等。

    文章举例：

1.《从新出简牍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李恒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杨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石小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简牍所见秦汉时期债务偿还问题刍议》（张燕蕊，《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5.《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田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 ，2018年）

专家点评：中国科学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叶。最近五十年间，简牍的出土地点由西北一隅拓展到内地广大地区，遗存年代由汉晋上溯到秦至战国，文献内容由比较单一的屯戍相关文书扩充到法律文献、官私文书、卜筮记录、丧葬记录与各种典籍，涵盖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作为古人手笔的真迹，简牍包含珍贵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文献、文化价值，在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华文明传承方面有着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近几年新出简牍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推进，全面而深刻。战国、秦汉时期地方行政体系，如郡县设置、郡县乡里的构成及运作，户口登记和管理，土地分配与赋税征收、徭役兴发等问题，达致前所未有的认知。秦汉律令体系及其具体条文的解读，相关法制史内涵的揭示，取得重大进展。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学术著作的撰着和流传情状，越来越清晰地再现出来。历法、算术、病方等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得到比较系统、细致的复原。人们有理由相信，再用一二十年时间解读考索，一定能够透过浩繁、有的还十分琐碎的简牍文献，形成对于战国秦汉史的全新认识。

（点评人：陈伟，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热点四：古代应灾政策的演变与实践

热点介绍：灾害及其治理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古代频繁发生的灾害不仅破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或大规模迁徙，而且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为了应对这些灾害，中国从上至下采取了多种方法和策略，并保存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先秦以来，中国人的灾害认知与防灾救灾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天道观；以政府为中心的近代科技观；以社会为中心的现代生态观。2018年，学者围绕古代应灾政策作了如下探讨：（1）历代中央政府应灾的政策、行为、政治伦理的变化和发展，重点关注了唐代和清代的相关情况。（2）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策略、实践、思想和具体活动，并从不同的时空视角重点考察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3）对灾害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关注，从灾害现象透视社会深层问题，构建灾害与社会的多维层域，并引入大数据、新技术、全球史视域等新方法，实现范式的转变与路径突破。（4）对环境视域下的灾害、历史灾害地理、灾害文献等的研究等。

    文章举例：

1.《唐后期应灾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践探析——以江淮地区为中心》（李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清代灾赈资料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杨双利，《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

3.《清代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刘宗志，《历史档案》2018年第4期）

4.《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盘的活动与记述》（冯贤亮，《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

5.《修德与汉唐国家应灾的政治伦理》（闵祥鹏，《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专家点评：自《周礼》讲荒政十二策以来，历代王朝应对自然灾害，无论是理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以官府为主，不但制定有相关的法令、政策，还有具体的制度与措施，更有思想见解与具体实践。从2018年学术界对古代应灾政策的研究来看，依然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些缺憾。诸如在时代方面，关注汉、唐、宋、明、清等典型朝代，其他时代则少有论及；在具体对策方面，集中在帝王及官僚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很少论及其他群体及一般民众的行为；在应灾成效方面，褒扬肯定者多，失败教训总结者少；研究也比较零碎、片面、分散，缺乏纵向与横向比较等。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农业为本，在广袤的疆域里，所面临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是复杂的，因此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在与自然灾害进行不懈抗争的过程中，除了以王朝及官府为主导的应灾政策与措施之外，也不断摸索创新，试图构建官民相得的社会救助体系。相信学术界未来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还会对中国古代应灾政策进行多方面且深入具体的研究。

（点评人：柏桦，南开大学法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安徽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热点五：边疆研究新成果与边疆学学科建设

热点介绍：边疆研究是一门极具现实意义的学问，直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中国的边疆概念与内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成熟和系统化。古代中国留存下来的大量关于边疆自然、文化、风俗、政治，以及与内地关系的档案文献，为边疆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边疆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由边疆研究到边疆学，其学科建设是一个渐进的、复杂的过程，需要学者们长期持续的探讨。2018年，学术界继续推进边疆和边疆学研究，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建构中国特色边疆学的讨论，包括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新时期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等。（2）对中国边疆研究历史嬗变的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边疆”和边疆研究的内涵与特征、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对于当代的启示等。（3）清代的民族观、疆域观、外交观研究，尤其是从典型个案如“安南勘界案”进行观察与反思。（4）对边疆地区权责调适、人事安排等的研究。

    文章举例：

1.《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邹立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2.《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李鸿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3.《唐代东北边疆战略初探——以营州和幽州的分合关系为视角》（宋卿，《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

4.《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曾荣，《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民国时期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研究》（罗群，《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专家点评：2018年度的边疆态势可谓云谲波诡，既有涉台、涉藏、涉疆、涉南海等议题，又有东亚诸国及其与域外国家之间繁复交错的纵横捭阖。这些变幻的边疆以及边疆安全、周边和谐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促使边疆研究者积极响应。为此，在2018年度主要着眼于以下领域：一是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理论；二是深耕边疆史地、疆域理论与周边关系等议题；三是关注海洋海疆历史与现状；四是凝视“一带一路”的过去与今天；五是多视角尝试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等，成果蔚为大观。面对边疆形势的多变，调适中央与边疆、边疆社会稳定与发展、边疆地区各类人群利益要求、中国与海陆邻国及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亟需国家边疆治理体系完善、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进而运筹帷幄，应对得当。凡此种种，既需要体制层面的改进，更需要理论上的创新，而中国边疆学学科如若成功建构，无疑会为国家边疆治理提供学理上的支撑。

（点评人：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边疆研究院院长）

热点六：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与新特征

热点介绍：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关注的热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拥有悠久灿烂的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宝库，海洋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近年来，对海洋史的全面深入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观察与反思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学术研究路径，可以发现史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2018年，学者们围绕海洋史研究，不断拓展视角与领域，体现出新的特征：（1）海防体系与制度研究，尤其是明清时期对倭寇、海盗活动的防控，相关制度和体系的建立对当前海洋战略仍具启迪与现实意义。（2）海上贸易研究，包括对海商群体的研究，对中国与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的商品贸易的研究，从海洋的视角反映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及演变。（3）与航船管理相关的研究，如船只规制的变化与适用、国外来华商船的税务征收。（4）深入发掘海洋文献、考古等资料，研究相关海域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运用相关理论、视角、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

    文章举例：

1.《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王宏斌，《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明清时期中国东海、南海的海盗活动和记忆——兼与日本、中国、东南亚的宗教史迹印证》（松尾恒一，《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3.《从“盐徒惯海”到“营谋运粮”：明末淮安水兵与东江集团关系探析》（王日根、陶仁义，《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4.《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马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5.《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绘——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何沛东，《海洋史研究》2018年第12辑）

专家点评：2018年中国海洋史研究成果相当可观，相关中文论著（含学位论文）约400篇（部）。除传统研究领域外，海洋环境与资源开发、海洋知识及海岛等新领域均取得新成果；在全球史、多学科交叉视野引领下，大洋洲—南太平洋、印度洋海域史研究引起重视，并取得初步成果；域外官方涉海档案、图像数据、中国民间海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收集与成果出版，均有值得关注的进展；专业学术刊物如《海洋史研究》《海交史研究》《国家航海》等越办越好，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论作，对海洋史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影响越来越大；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一批经过正规专业训练、具有扎实史学功底、较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的青年学人崭露头角，成为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增添了活力。这些都说明，在国家海洋事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在国内外学术潮流互相激荡下，海洋史学界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体系，相关研究持续受到关注，融铸新理论，启动新动力，发展态势良好，后劲甚足。

（点评人：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热点七：丝绸之路史研究的新视野

热点介绍：“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商贸、文化交流路线，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不仅仅是一条商业通道，而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在这里交会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引发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史的持续关注。2018年，史学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拓展出新的视野：（1）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传播进行全面梳理，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2）丝绸之路上以文本、器物为载体的文化交流，包括古籍文本、绘画艺术、管弦乐器等，探讨具体文化事象于区域间的传播交流。（3）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交流，涉及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道教等，从而观照区域内宗教交往格局。（4）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诸如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港口城市与东南亚、东北亚相关国家及地区间的商贸往来，及由此折射出的国家间关系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文章举例：

1.《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荣新江，《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

2.《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承：筚篥在中国——明代以来霸州胜芳镇音乐会渊源考》（万明，《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

3.《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Text Q谈起》（白玉冬，《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16～19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范金民，《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5.《“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刘进宝，《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专家点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丝绸之路历史研究近年来持续受到学术界关注，正由原来若干领域的区域史、专门史研究，逐步形成一个体系化的、独立的学术领域。2018年的丝绸之路史研究表现出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研究推向深入。既有学者对“丝绸之路”概念进行了扎实考辨和系统梳理，为丝绸之路历史研究提供了正本清源的基点，也有学者通过丝绸之路上承载着丰富文化交流信息的文本、图像、器物等阐幽发微，细密解读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形态。二是研究视野更为宏观。例如，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道教等的传播，揭示源起于不同文明的宗教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跨区域的交流。三是关注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包括南方丝绸之路，是相互联通、彼此互动的整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及丝绸之路覆盖区域内各区域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框架，有学者开始关注、倡导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2018年，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不仅有扎实的推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为以后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奠立了新的起点。

（点评人：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紫江学者特聘教授）

热点八：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热点介绍：清代晚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近代化转型时期，更是与西方世界的冲撞、接触最为激荡的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力干预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此背景下，近代意义上的财政税收因与经济结构密切关联而快速转型，并成为经济史学界长期持续关注的关键领域。2018年，相关研究在以下方面有较大进展：（1）晚清财政税收体制的变迁。侧重于从整体国家层面，探讨晚清不同时期财政税收制度体系的发展轨迹及变迁动因，进而呈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整体趋势。（2）地方财政及专门机构的发展变革。诸如经征局等机构的设立、财政监理官的选任与外派、杂税杂捐的征收等，对州县财政税收体制的形成与改革造成的影响。（3）特定行业及税种研究。诸如钱庄业与关税、矿税、地丁税等，从细节着手，以小见大地呈现晚清财税的演变轨迹。（4）典型财税问题研究。涉及海关兼管常关、财政协济、息借商款等一系列特殊问题，由此进一步探究世界格局变迁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文章举例：

1.《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李文杰，《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近代税收史研究中的“税”与“政”》（朱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大分流”之后的与时俱进——传统钱庄业在近代中国的变化与特点》（朱荫贵，《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

4.《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倪玉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5.《“发覆见宝璧”：晚清战时财政协济研究散论》（刘增合，《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

专家点评：财政税收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晚清财政税收问题是经济史学界方兴未艾的关注热点。晚清经济史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呈井喷之势，这为财政税收的近代转型研究创造了条件。2018年，晚清财政税收研究在深度融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功能之后，形成了自身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宽广，既有涉及国家层面的研究(如财税体制变迁、地方财政税收机构发展等)，亦有微观层面的探讨(如钱荘业、关税、矿税、地丁税等)，还有涉及具体财税问题的（如财政协济、息借商款等）。二是研究方法多元，不仅有传统史学的考证舆归纳，还包括量化史学的分析舆回归，真正践行“史无定法”的学术思想。三是研究视角新颖，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既考虑中国财政税收的传统因素、路径依赖，又将其置于国际环境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重点阐述国际社会对晚清财政税收的深刻影响。这使得晚清财政税收的研究豊富多彩。借助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未来可以加大相关问题的经济学解读与计量分析，以期进一步深化晚清财政税收近代化转型乃至经济史研究。

（点评人：魏明孔，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九：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

热点介绍：戊戌变法发生在国际格局巨变的时期，维也纳体系所代表的国际秩序不断弱化，欧洲各大国协调机制失灵，均势的协调让位于诸国的竞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区域强国崛起，霸权国家出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末年，国家道路是沿袭帝制之道，还是另行共和之路，各派新旧势力在内外矛盾交织中展开决定国家命运的较量。2018年，学术界纪念戊戌变法两甲子，主要是重现历史事件的细节，重审其历史意义：（1）史实论证。通过解析历史档案，丰富历史事件的细节，再诠释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2）国际环境梳理。清廷后期的国际环境由朝贡贸易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清廷如何调整内外政策应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向日本学习，重构对于当代国际体系的认知。（3）政体大辩论。近代中国启蒙初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关于国体与政体之学说，帝制与共和之辩论，中国开始构建自身的国家理论。（4）思想启蒙与学科构建。中国千年的儒学体系首先在文学、文化方面受到西学的冲击，中国的学术体系纳入全球体系，形成新的学科划分并随之演进。

    文章举例：

1.《戊戌变法与世界革命风云——康有为与今文经学“革命”的困境》（陈建华，《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2.《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崔志海，《史林》2018年第4期）

3.《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王美平，《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宋案”重翻：戊戌党祸之余波》（张海荣，《安徽史学》2018年第6期）

5.《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杨天石、张 弘，《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6期）

专家点评：尽管戊戌变法史研究起点已经很高，对于变法的动因、过程、结局，特别是政变的细节如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等关键人物的表现，都已有相当细致深入的研究，但是，2018年，适值这一事件发生两甲子，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可观。首先，对变法相关群体、人物的研究有新进展。对于以光绪皇帝为旗帜的“帝党”与奉康有为做领袖的“康党”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利弊得失，作了深入而清晰的剖析；对于力挺康有为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在变法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的揭示，对于服膺康有为、对变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宋伯鲁，包括宋在政变以后遭受顽固势力持续迫害的过程研究，都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其次，对于变法影响有新揭示。戊戌变法不光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是列强瞩目的世界大事，学术界以往对于英国的态度已很有研究，新成果对于美国、日本关于变法的长时期关注及其态度的变化作了仔细的梳理，让人们更易看清变法在更加广阔范围内的影响。再次，对于变法教训有新总结。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在事件过去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在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强国的场景下，再来总结，其结论自有强烈的当下感受。

（点评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热点十：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

热点介绍：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变量，中美关系历史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同时，中美关系史一直又被认为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的学科，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不断回顾、检讨、反思百年来两国的互动历史，新材料不断公布，新成果不断涌现。2018年，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既有宏观叙事，又聚焦微观事件。具体表现在：（1）中国由朝贡贸易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时期，在对外政策上的调适及其在社会上的适应性。（2）关注“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在中美关系以及由此所及的多边关系中的作用，如中美工程师协会不仅与美国本土工程学会联结，与英国在上海的中华国际工程学会南北辉映，与中国本土工程师学会也有微妙的互动等。（3）将全方位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交流、技术援助、工程合作、情报采集等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4）聚焦特殊历史事件的考察，如太平洋战争下美军攻台之“铺道计划”(Operation Causeway)、台北刘自然事件对中美关系走势的影响等。

    文章举例：

1.《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从“搭便车”到“门户开放”》（李育民，《人文杂志》2018年第2期）

2.《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与战后中美经济关系》（皇甫秋实，《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

3.《推动工程国家——中美工程师协会在中国(1919—1941)》（吴翎君，《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4.《近代美国驻华领事馆对华信息搜集探析——以“福建事变”为例》（熊秋良，《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太平洋战争下美军攻台之计划与转折》（杜正宇，《“国史馆”馆刊》，第55期）

专家点评：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下滑令各界开始担忧，中美两国是否正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之间是否真的会爆发战争。在学术界多数人热衷于跟踪和评价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推测可能走向的时候，史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开始升温，并逐渐深入，选题更加多样，学理也更扎实。的确，要想更好地了解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在历史中寻找其发展脉络和那些可能影响决策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因素和行为体，以及产生当时主流观念的社会机制都是至关重要的。2018年，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可谓是精彩纷呈、硕果累累，既有宏观脉络上的梳理，又有微观事件的聚焦性剖析，而且填补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机制性因素，为我们理解今天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总之，中美关系重要，史学界同仁们的努力更重要，他们在帮助我们厘清过去、理解现在和塑造未来。

（点评人：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

编者注：此文刊发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第342—350页，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手指继续下滑，就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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