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通过日益强大、丰富的功能, 渗入和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充实、改变着社会生活, 重塑了人类的行为模式, 造就了突出微信特点的“微文化”。当下, 手机成为生活用品后, 微信随之步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目力所及, 各年龄层次的“低头族”, 或忙于刷屏、发消息, 或视频、音频热聊, “指尖上的网民”以实际行动昭示出微信的“杀伤力”和“穿透力”。微信功能换代更新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 但万变不离其宗, 信息传播功能始终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功能, 特别是信息处理功能。[1]微信能够和当代历史学发生联系, 节点在于微信是信息载体、传播媒介。微信强大的传播学功能, 是史学与微信结缘的必要条件。就工作流程而言, 历史学学术研究不外乎搜集信息——搜集各种资料与史料, 处理与加工信息——历史学工作者对所搜集的各种资料与史料进行加工处理, 传播信息——将各种历史学研究的物化成果通过传播媒介公之于众。这一传承久远的工作流程与微信的主要功能如出一辙。微信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以微信命名的时代, 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理应是题中之义。微信传播、传递信息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不是历史学中嵌入了微信, 而是历史学“被镶嵌”在微信之中;不是历史学“绑定”了微信, 而是历史学“被绑定”在微信中。
微信与史学发生联系, 首先应是微信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得到了普遍认可, 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主渠道。微信传播信息的时效性、快捷性、即时性和“声情并茂”, 突显了微信的多功能组合的优势。“微信朋友圈”, 已然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信不但满足了人们阅读与信息递送的需要, 而且其他诸多功能对社会生活的震撼, 也令人始料未及。涉及微信与历史学的关系, 最直接者当数微信各种社交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的建立及其信息传播功能。微信传播信息渠道与信息多元化, 信息容量的增幅早已不是“天文数字”所能涵盖的, 其中与历史学相关的信息自然吸引着历史学工作者的目光。历史学特征明显的各种群和公众号, 不同层次历史学工作者在微信平台上发布的各种贴, 公布个人见解, 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让历史学与微信走到一起。因此, 微信自身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以及微信社交平台的搭建, 使历史学难以超然度外。原本是通讯工具的手机, 变身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传播媒介, 成为“口袋里的社交阅读聚合平台”[2]。正是由于各种微信平台的建构——依高科技诞生的新的介质, 历史学与微信结缘获得了存在的依据。如今, 微信已是历史学研习的重要路径和重要信息源。历史学工作者通过微信, 获得研究动态、科研信息 (如考古新发现、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信息、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名目繁多的学术链接等) 、稀缺资料等;通过微信推送研究成果, 传达、转播学术观点;在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实践中指导各级学生专业学习, 比如各类学习平台、各种学术讲座、经典课堂的链接等, 即使地处偏远的历史学学子亦能分享优质教学资源, 甚至有机会通过微信视频和大师对话、互动。2至于学术杂志陆续创建的微信平台或微信公众号, 早已成为“进行时”, 开启了与纸质文本“双管齐下”的新纪元。3社交平台、公众号将原本看似彼此分离的历史学与微信顺其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为微信时代的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微信的精准定位, 迅捷传播, 与多媒体融合等优势, 让传统的历史学传播模式呈现出与时代同步的发展理路。尤其是一些学术平台、学术公众号专业特征突显, 内容新颖丰富, 专门化程度高, 影响力与认同感与日俱增。种种事例证明了史学能够在微信时代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 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印证了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借助信息技术, 充实、拓展现有研究领域, 提升学术品位。
传统的研究动态发布与传播以纸质文本为当家文本, 网络时代则在纸质文本基础之上, 增加了网络传输和传递, 但网络与微信相比, 仍显诸多不方便之处。各种研究动态 (包括学术会议信息等) 的微信传递, 学术性网络平台、公众号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这些信息动态因微信本身是一种即时性通讯工具, 故可在“第一时间”通过微信推送, 及时传播到四面八方, 速度之快, 完全颠覆了原有的认知。许多学术信息 (贴) 的发布者为参与各种学术活动的主体。这些具有专业身份的参与者利用微信的便捷, “第一时间”发布学术信息, 公开学术成果, 强化了学术研究的时效性;通过微信“共享”, 进行某些实时互动早已付诸实践;“分享链接”“站外链接”等用于史学信息传递, 信息流转的速度加快, 覆盖面、受众面扩大。历史学借助微信的平台传播研究动态信息, 实现了向信息传播立体化、快捷化的“华丽转身”。
笔者撰文讨论信息时代“新样态史料”时[3], 将微信容纳其中, 即微信传播的各种与历史学搭界的信息本身具有史料的基本特征。比如, 人们对微信的新闻传播津津乐道, 殊不知今天的新闻事件就是未来的历史事件4, 时下的新闻资料即明天的史料。5与传统的平面化的纸质文本资料迥然不同的是, 微信传递的不同时期的各种影像、语音、图片等资料, 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形象记录, 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历史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原始的、样态不一的资料。6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未必出于历史资料创作者、整理者的自觉, 但作为“新样态史料”的组成部分, 微信及其平台发布的原创信息, 无疑是未来研究历史珍贵的原始材料, 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形式”[4]154。微信资料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内容, 价值意义将与日俱增。和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传统史料相比, 跻身“新样态史料”的各种微信 (原创) 资料, 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声情并茂”“图文并茂”, 优势独特。不唯如此, 在微信成为功能强大的信息传播渠道时, 人们也拥有了一个获得信息的崭新渠道, 其中一定涵括了史料的获取。此外, 微信进一步拓宽了史料的边界。由于微信是信息载体, 成为史料来源理所当然。从史料角度考察微信所承载的各种信息, 微信无疑是“新样态史料”家族中的“新成员”。只不过这一“新成员”和其他各种“新样态史料”相比, 对历史学工作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微信所传播的各种信息中, 相当一部分属于史料范畴:音频、视频、各种纪实、某些传统文本、重要学术信息, 等等, 具备史料属性似不应存在异议, 历史学借此拥有了时代特征鲜明的新型史料, 为传统史料注入了新的内容。微信平台所传播、发布的史料性质的信息 (贴) , 与传统意义上的、以纸质文本为主的史料相比, 立体化、多样化特点突出。各种音频、视频, 如今作为“新样态史料”, 成为史料家族的“新成员”正逐步获得认可。因此, 微信不仅可视为传递史料的载体, 而且所传播的各种信息也将成为重要的资料资源, 扩大了原始资料的容量, 历史学借此拥有了比从前更多的史料选择。
作为全新信息载体的微信及其平台, 是新型的传播工具, 为历史学工作者传播各种史料、信息创造了便利条件, 且呈现出多样性、“全天候”、即时性、立体化、多方位等一系列优势:语音、视频、图像、文字文本、图文组合, 等等, 均可通过微信传输, 立体化、多样化等优长为传统纸质文本望尘莫及。微信传递史料的一个非常容易体会到的优势莫过于克服了空间障碍, 即使想要获得大洋彼岸的某部图书或急需资料, 至少可在流量、内存允许的前提下, 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需求者手中。计算机网络自然也拥有类似功能, 且容量更大, 但就即时、快捷而言, 尚无法与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提并论。时下, 手机的硬件、软件更新速度日新月异, 朝着“更高、更快、更强 (大) ”的方向发展。作为信息介质, 微信技术的推陈出新, 必将不断满足历史学关于信息、史料传递、获得、互动等新的需求, 标志着历史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已经进入了微信时代。
微信与历史学结缘是移动通讯技术发达的结果。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对史学的影响, 已经为史学界所重视。信息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输模式, 所催生的“新样态史料”总体上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何让微信所承载的、与历史学相关的信息更好地服务于历史学研究;或者说, 历史学工作者如何利用微信及其所提供的资料, 丰富学术研究, 进而体现微信时代的特征, 是时下历史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搜集史料、资料是历史学各项研究活动的基本前提。从信息学角度考察, 搜集史料、资料是对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据此, 作为信息载体的微信及其平台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便不难理解了。前文已述, 在微信及其社交平台所承载、传播的各种信息中, 所涉及各种形式、内容的史料已经具备了“新样态史料”特征。诚然, 微信的强大功能对历史学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新样态史料”的流布与扩容, 近乎无孔不入的微信对历史学的影响正是其信息传播等强大功能的演示。
涉及历史学研习, 微信创造的各种条件中, 快捷与便利, 丰富和多样, 使许多历史学工作者感悟颇深。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条件, 则要求历史学应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基本属性, 阐扬从未松懈的求真精神。比如, 微信时代, 面对包括微信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新样态史料”, 历史学一贯倡导的辨伪正误、批判批评等研究方法不仅没有过时, 反而应在微信时代予以强调。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 微信信息鱼龙混杂, 时常有人借助微信平台散布虚假乃至毒害信息, 扰乱视听, 影响恶劣。学术界已有学者提醒, 辨别、辨析微信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 在历史学研习过程中借助、参考、引用微信信息不仅审慎为重, 还需要强化历史学固有的辨伪、批判精神的自觉, 态度鲜明地抵制、批判假冒伪劣的所谓“学术”信息。开放性的微信平台难免良莠不齐, 历史学可以借助微信扩大传播覆盖面, 但一定要建立在对“学术噱头”、弄虚作假的批判基础之上。
微信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间, 印证了“微信打破了少数精英对知识的垄断”观点的正确性。但微信、微博、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打破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属于普及性的知识垄断 (比如, 移动图书馆的出现、各种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等) , 而非专门、专业知识的占有;打破的仅仅是公共知识的壁垒, 并非所有专业知识的壁垒均已被微信打破。历史学研究的史料即如此。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占有史料, 占有什么样的史料, 怎样占有史料, 向来为史家所看重。个别史料的搜寻, 耗费很长时间亦不是个案。至于“孤本”类史料, 即使在大数据时代, 进入数据库的可能性少之又少, 自然不会在微信平台广泛传播, 把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不足为奇。孤本史料、稀缺资料独家拥有, 一定会长期存在——微信、网络等难以超越的存在。此外, 一些历史学工作者的观点、思想, 往往不急于公之于众, 即使称不上垄断, 至少也是独家享有。断言微信打破了知识垄断, 对历史学并不适用。信息发布自由, “去中心化”特征明显[4]124, 昭示了微信视域内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多样性。微信平台是一个多元的话语空间, 参与者拥有各自的话语权, 常常是兴趣决定选择, 参与是无条件的。在颠覆少数精英垄断常识性知识的同时, 知识的发布主体多元化, 没有门槛设定——“微信圈”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 这一点对于历史学是合适的:即使是“草根一族”, 成为历史学信息发布者未尝不可。从传播学意义上讲, 微信及其各种公众号、平台作为大众传媒, 对于打破知识壁垒益处多多, 有利于历史学知识传播。
作为移动通讯技术的结晶, 微信差不多无所不在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对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 总体上是积极的。
第一, 微信更新了历史学学术互动模式。微信及其平台提供的是一个虚拟空间, 历史学则是真实的学问, 两者实现有机结合, 在于参与微信信息传播的主体是真实的人, 包括了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工作者。正是历史学专业工作者的参与, 微信平台融入了更多的历史知识、历史学研究动态, 成为交流信息, 传播历史思想的特殊空间。微信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学, 但微信和其他新兴信息技术成果一样, 为历史学进步创造了条件, 提供了便利, 从前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例如, 各种学术信息、研究动态的即时、实时推送与传递, 各种学术研讨在线进行, 多元主体参与互动, 利用群聊研讨学术问题, “一对多”实时研讨等, 即微信所表现出的从前各种媒体不具备的、自媒体时代的优势。互动及其优势是微信一大特色, 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高交互性”促进了学术讨论、交流, 推动历史学进步亦为应有之义。在微信平台互动中, 历史学研究成果、学术动态改变, 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对于历史学工作者而言, 微信不是消解了主体性, 而是强化了主体性。今天的历史学深受微信与史学、微信时代与历史学关系的影响, 促使历史学工作者通过全新的互动模式, 对历史学产生新的认知。
第二, 微信的社交功能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各种思想认识的辩论、交锋、碰撞、争鸣的全新空间。尽管这是一个虚拟、重构的空间, 但“互联与互动”的优长在这一空间却是实在的, 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形式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场域。“在场”与“非在场”史学工作者就史学研究参与实时互动, 早已通过网络付诸实践, 但微信互动远比网络互动更加便捷, 更加“实时”, 乃至“瞬时”“延时”, 互动的立体化彰显了“全方位”优势, 为传统的互动方式不能比拟。各种学术活动离不开互动, 却往往苦于互动平台阙如, 或平台过于狭窄, 或因时空阻隔, 效果不能令人满意。而微信及其平台的文字、画面、音频、视频等方式, 特别是“一对多”的交流乃至围绕学术展开“群聊”等, 为历史学学术交流开辟了新的路径。7微信通过平台搭建, 使自媒体时代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可参与的自由空间, 其中, “语音对讲”、各种“可视性”互动, 最能体现交流与交锋的客观性和跨越空间的“现场感”, 微信传递信息的同步性得以充分体现, “现场直播”不再是奢望。微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微信社交平台的创设, 参与者可以获得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 也可以参加评论, 发布信息, 发表感言, 实施互动——一种包括面对面在内的、颇为生动具体的信息交流。讨论、辩论、争鸣、评论, 直至各种思想认识的交锋, 是历史学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 关键在于通过什么手段, 选定什么样的空间。或许没有理由言说从前的空间狭小, 但像微信平台这样一个没有设定门槛和边界、没有硬性规约、没有身份限制的开放性空间, 历史学不曾拥有。与先前各种形式的交流、讨论不同的是, 微信的语音、视频功能优势独到, 参与者能够获得即时、实时感, 切身体会“第一时间”价值意义。通过“人— (手) 机—人”模式完成的交流、互动 (网络互动则是通过“人—电脑—人”模式完成) , 克服了传统媒介 (如报纸、电视、广播) 单向传播的不足, 实现了学术交流的立体化, 增添了沟通渠道, 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传统媒介实现了优势互补, 信息覆盖范围更加宽泛。互联网创造的“分享的文化”[4]87, 在微信平台发挥得淋漓尽致。“分享”与“共享”对历史学信息传播、学术互动的积极作用, 传统模式望尘莫及。
第三, 关注微信平台传达信息发布者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各种信息发布者在微信社交平台传播的各种信息, 必定反映着某些人的主观愿望, 一定会注入个人的好恶取舍 (最典型的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种种主观色彩浓重的信息, 承载着发布者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表达了对所议论问题的判断。作为历史学资料属性的微信所传播的某些信息, 不可避免地带有发布者的某些主观愿望, 存在偏见不足为怪。面对林林总总的微信信息流, 历史学始终倡导的价值判断, 最基本的辨伪、考据等方法, 在微信时代不仅没有弱化, 反而应进一步加强, 余英时先生强调的“主观的因素”“解释性因素”[5]没有过时。当下, 微信平台上的各种学术贴、专业平台、公众号与日俱增, 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信息源。不同学科方向的学者, 通过微信公布成果、宣布观点, 已呈常态化。如果说人们在信息时代已经对信息爆炸有所感觉的话, 那么微信时代信息爆炸的冲击力足以令人避之不及。信息的自由发布, 意味着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因此, 历史学对正确价值观的坚守和是非辨别能力比以往更重要。微信时代历史学应一如既往地坚守求真与批判精神, 抵制微信平台的各种哗众取宠的“伪学术”、虚假信息, 通过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使微信平台的学术生态保持澄明。
微信及其社交平台中某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公众号, 对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发挥了推动作用, 历史学知识乃至学术研究的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无论是历史研究, 还是专业教学与授课, 传播历史知识是所有历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在传统的传播渠道依然畅通的同时, 微信及其平台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信息的传播渠道。各种微信平台, 各专业“群”“圈”的建立, 各种高学术含量贴的发布, 各种课程、与历史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微信产品、日渐增多的学术期刊公众号等, 为历史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提供了超乎从前的丰富多彩的路径。这些事例说明, 微信对于历史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 增强了史学学术交流的效果, 提高了研究效率, 使历史学学术研究和交流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微信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 历史学占有一席之地无可非议。然而, 即使微信拓宽了历史学的信息传播渠道, 历史学的“小众”属性依然难以改变。纵然在刻意追求点击率和“粉丝”数量的微信时代, 历史学也不可能弃“小众”, 随波逐流地“大众化”, “点赞”不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追求。微信时代历史学和广义上的微信“大众”相比, “小众”化生存是客观现实。
在微信平台上, “内容为王”不容撼动。能否获得“微众”的关注, 赢得点击率多少, 内容“至高无上”加固了“内容为王”地位。微信平台某些“内容为王”有时是运作、炒作等人为的结果, 所谓“内容为王”不时沦落为“噱头”“猎奇”“绯闻”“小道消息”以及各种危言耸听“新闻”的代名词。诚然, 作为大众传媒的微信, “内容为王”并非全部是消极的、哗众取宠的, 其中也包括了创意、内容生动多样等要素。这些要素对微信时代历史学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作为严肃的学问, 微信时代的历史学及其传播的各种信息, “内容为王”同样适用于历史学, 是依靠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向社会奉献学术含量高, 能够引领学术、思想风范的“内容为王”。微信文本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于一身, 为历史学的信息传播增添了新的内容, 使历史学更容易走近各阶层受众, 彰显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内容为王”。
微信时代, 抑或“前微信时代”, 历史学关注哪些问题, 研究客体是什么, 等等, 这些属于“内容”的问题, 各层次史学工作者从未掉以轻心。在微信平台上, 历史学亦应追求“内容为王”, 只不过这种“内容”与刻意追求点击率、点赞数量、“崇拜者”多少等大相径庭。尤其是那些“高精尖”的物化成果, 完全没有必要像普及性知识那样, 引得大众热捧不已。和现实生活一样, 微信环境中各种历史学信息专业化越高, 内容“小众化”特色越明显。两者成反比说明的道理是, 微信流行、奉行的价值观、价值取向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学所追求的学术价值目标。微信对历史学的发展进步毋庸赘言, 需要更多的专业工作者积极参与, 但大可不必号召广大历史学工作者成为“粉丝”, 或“争先恐后”跻身各种名目的社交群中。微信社交平台的各种与史学关系密切的信息, 接受和认知群体一定是“小众”, 揭示了历史学及其研习群体不可能“大众化”的特质。微信公共平台、公众号的设置定位指向明确, “微众”选择性依据自己的兴趣、偏好达到了细化程度, 已经决定了 (相对或绝对) “小众化”的存在。由此可知, 即便是历史学学术公众号, 也会因专业学科分工, “细化”为各种“小众”用户。所以, “内容”是重要的, 但不是绝对的, 受众的兴趣、偏好才是大众、“小众”生成的决定性因素。
微信信息平台及其建构对历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一定依赖“质”的飞跃, 绝非“量”的一般性积累。此处所议“内容为王”是高质量为前提的“内容为王”, 绝非以吸引人注意是从、热闹一时为旨归。自历史学诞生之日起, 历史学的传播便从未背离“内容为王”的制约与限定, 此即历史学研究的质量——历史学对研究质量、书写质量的一贯追求。无论是中国古代“二司马”, 还是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 他们的著作流芳千古, 内容和书写质量是决定性因素。微信时代的史学研究、历史书写亦不可与此相背离, 历史学工作者只有不断奉献内容质量高的作品 (包括微信平台上的各种贴) , 才能通过“内容为王”张扬价值取向。当然, 此处“内容为王”专指史学研究领域内, 以史学工作者为受众的“内容”, 绝非泛泛的微信朋友圈中的“内容”。两者各行其道, 对“王”的定义与理解, 必然别若天渊。所以, 微信时代历史学的“内容为王”是史学界向来执着研究质量的别样说法, 是精品意识的另一种表达。
微信时代, “大众”与“小众”的分野将长期存在。微信文化的多元化特质, 已为两者设定了各自的存在空间。微信空间内, 作为“小众”的历史学及其受众, 和各种“大众”同生共长, 拓展着各自的生存空间。历史学“小众”属性在微信时代不会更改, 但微信时代“内容为王”、“数量取胜”、点击率对历史学并非没有借鉴意义。历史学的“小众”仅仅相对微信庞大受众群体的“大众”而言。微信时代历史学同样拥有自己的“大众”——专业工作者和数量不菲的爱好者、“业余”历史学专业工作者等, 他们构成了微信时代历史学的“群众基础”。然而, 比照这种“大众”, 专业化、精细化研究领域的史学工作者依然是“小众”, 甚至“和者必寡”。微信时代, 传播历史知识仍然是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依恃微信平台的“内容”, 扩大受众, 从不同层面折射出微信时代历史学“大众化”存在的某种必然。微信时代的历史学必将长期游走于“大众”与“小众”之间。此处“大众”似可理解为历史学受众群体的“大众化”, 即不同层次的历史学工作者通过微信及其各种社交平台, 获得更多、更新的历史学知识和信息。此处“小众”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历史学本身受众的“小众化”, 二是即使在微信时代, 历史学研究者及其专门化成果被接受范围依然是“小众”。面对微信时代的“大众”与“小众”, 历史学没有必要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如果从个性化角度阐释“小众”, 追求“小众”符合历史学学术研究的本真。
“内容为王”的初衷是否顾及质量第一的规约, 不可得知, 但微信问世以来, 以及微信时代历史学的发展, 质量一定是内容的生命力所在。无论是“大众”还是“小众”, 看重的都是内容质量, 绝不是简单的数量累加。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微信“小众”传播, 产生的效应却是“大众”的——“水波纹效应”揭示的是微信强大的传播功能。
微信与史学结缘, 与微信及其平台所承载的信息、知识以及借助微信平台开展学术交流联系在一起。以微信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改变、优化了信息资源的配置, 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然而, 微信之于历史学尚未构成新的知识谱系, 很难说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微信及其平台传播了史料及相关历史学信息, 但如何援引、应用其中的某些资料、信息, 尚需假以时日。和各种新媒体传播的其他信息一样, 只有确立一个得到广泛接受、切实可行的援引规范, 微信资料才能顺利进入历史书写。历史学研究与微信结缘, 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 也是历史学“与时俱进”的自觉, 彰显着时代的特征。钱穆先生云:“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 治学的种种也会随之而变。”[6]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微信时代, 历史学必然顺应潮流, 使学术研究增加新的内涵。
从传播学意义层面考量, “智能手机”成为寻常生活用品后, 人们接受信息、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小巧便携的手机与网络媒介融合推出的微信, 开辟了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微信以其“无孔不入”的传播功能, 令历史学难以置之度外:获得信息更加快捷便利, 信息传播立体化, 借助“可听性”与“可视性”, 历史学的交流与传播进入了一个丰富多样的新时期。微信为历史学扩大了生存的空间, 平添了新的传播渠道, 增加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史学必然会打上微信时代的烙印。“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 而是属于现在。”[7]历史学与微信结缘, 主动融入时代潮流, 可视为历史学家“属于现在”的最佳注脚。
国内学术界关于微信的研究, 侧重点之一是微信的各种效应, 商家早已看准了微信带来的商机, 获得丰厚经济效益者不乏其人。微信既然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社会效应自然包括其中。笼统的社会效应不足以概括微信之于历史学的积极之处, 不妨认为, 微信在为史学发展创造便利条件的同时, 学术效应、扩散效应定会相伴相生, 信息技术发展对历史学的积极影响已经结出了令人欣慰的果实。微信与历史学研究结缘加快了历史学及其各种信息的传播, 提升了研究效率, 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与进步。
有论者谓, 微信已经进入成熟期。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 倒是可以认为微信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技术 (如不断更新升级的各种软件等) , 必然使微信日新月异, 微信“在路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学搭上的不是“末班车”, 而是借助微信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影响力, 提升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 如何利用微信这一新型的自媒体, 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史学面临着新的文化和理念, 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与思考。微信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 自然也不会是历史学研究的全部, 但如何使微信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却有更多的思考话题。
[1] 魏超, 等.微博与微信[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5:191.
[2] 姜月.微信——袋里的社交阅读聚合平台[J].传媒, 2015, (5) .
[3] 张晓校.“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J].北方论丛, 2015, (4) .
[4] [英]詹姆斯·柯兰, 等.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8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三联书店, 2001:13.
[7]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23.
1 《无“微”不至——微信这样改变世界》 (孔斌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年版) 虽然主要谈论经营、创业, 但书名极为巧妙地说明了微信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
2 伴随微信诞生的“微信学习”, 越来越受到重视, 其中一定包括了历史学的学习。无论是共享, 还是推送、互动, 微信移动学习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3 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人民日报》, 早在2013年1月1日便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4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历史, 即世事的发展……” (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第18页) 这一观点说明了微信承载的某些信息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5 笔者这一看法, 得益于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的论述:“历史材料也不一定仅限于书面文献。” ([美]伊格尔斯著, 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22页) 据此可知, 微信的各种非纸质文本信息都可以是未来的史料。
6 那些能够称为第一手材料的各种资料是对“事实”的记录。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对历史研究中“事实”的强调, 可以证实这一点。见[英]汤因比等著, 张文杰等译:《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85页。
7 学术界强调微信的“点对点精准传播”。见李阳《微信公众平台的角色定位与功能调适》, 《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2期。对历史学而言, 精准传播是必要的, 但追求信息散发与扩散, 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