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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5-23

李国强 | 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

发布日期:2012-10-19    作者:李国强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始终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进程当中。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我国大陆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在传统研究领域涌现新的观点、取得新的突破,而且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宽。

与陆地边疆史研究有所不同的是,60年来中国海疆史的学术研究不仅因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而且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相关。其一,我国重视海洋,致力于发展海洋事业,海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从而促使海疆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和强劲的上升势头;其二,我国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海上安全、海上划界问题直接影响着地区稳定和双边关系,这一现实一方面给海疆史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命题,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海疆史研究不断深化。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等。其中以历代海疆疆域史所涉及的内容最为多样,不仅包括历代海疆疆域的通史性研究,而且包括南海、钓鱼岛、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专题性历史研究。

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开创时期。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摒弃旧时代史学观念的桎梏,就海疆史所涉及的主要学术范畴进行了初步研究,特别是在一些专题性研究上开展了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关于海疆史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框架尚未提出,海疆史的研究尚未从地方史和传统史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其二,关于海疆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研究,但某些专题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尽管这一时期所开展的海疆史研究,带有较为浓重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但这些研究大都具有开创性或奠基意义,学者们所阐述的学术观点甚至影响至今。

这一时期研究较集中的是海上贸易史、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先后出版了丁又《香港初期史话》、[1]介子《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2]鞠继武《祖国的南海诸岛》、[3]朱宏富等《台湾》、[4]王芸生《台湾史话》、[5]刘大年《台湾历史概述》、[6]吴壮达《台湾的开发》、[7]朱契《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抗侵略斗争史略》、[8]万克家《台湾人民斗争史略》、[9]张雁深《美国侵略台湾史》、[10]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台湾战争记》、[11]张宗洽等《郑成功收复台湾》[12]等专著。

在海上交通史研究方面,章巽在《地理知识》1955年第11期至1956第2期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多篇论文,方楫在《文史哲》1957年第9期发表了《明代的海运与造船工业》,等等。

在海外贸易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卢苇《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13]刘勉之《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14]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15]韩振华《1650—1662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16]等。

在南海诸岛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斤役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发表的《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在《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发表的《南沙群岛史》,朱契在《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发表的《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等等。

对台湾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着力较多的领域,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论文有丁名楠《台湾历史概述》、[17]荣孟源《台湾设巡检司时间》、[18]王芸生《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9]刘大年《1874年英国与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20]王绳祖《1874年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英国的“调停”》、[21]余绳武《美帝早期的侵台阴谋》[22]等。在台湾史的研究中,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成果有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23]刘经发《郑成功收复台湾》、[24]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25]等。

涉及澳门史、海南史、中琉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有洪启翔《明季葡萄牙对中国的侵略和它对我澳门的窃据》、[26]郭沫若《说儋耳》、[27]谭其骧《李德裕谪崖州》、[28]张一纯《谈海南岛历史的二三事》、[29]董蔡时《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30]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海疆史研究艰难探索的时期。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学术界对海疆史的认识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构建海疆史学科体系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存在种种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因此,除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专题领域外,海疆史研究基本上呈现低迷的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关于海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完善,但依然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紧扣时代要求,在对台湾史、南海诸岛史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对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的研究不断进行探索;其二,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理论价值高、实践意义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有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编写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施联朱《台湾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等。

台湾史的研究是这个时期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相当大进展。在台湾历史地理、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台湾建省等问题上,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代表性成果有周维衍《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31]商鸿逵《论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32]黄盛璋《有关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新证》、[33]施联朱《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对高山族的政策》、[34]黄志中《台湾最先设立行政机构始于何时》[35]等。

关于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一方面围绕南海诸岛历史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对我国南海诸岛主权进行论证,代表性成果有谭其骧《七洲洋考》、[36]韩振华《七洲洋考》、[37]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38]、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39]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40]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41]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42]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43]等。

此外,学术界还就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成林《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44]于豪亮《我国古代海上交通中几个地名的考释》、[45]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46]陈佳荣《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海”、“洋”考释》[47]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是海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海疆作为我国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领域,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已成必然。其次,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科学探索中国海疆形成、演变的历史规律,着重解决海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海疆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以及海疆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我国在海疆方面与一些邻国的争端、纠纷明显加剧,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面临着严重威胁,加强和深化海疆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的责任。应该指出的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得到大大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明确提出中国海疆史是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年的科研实践中不断推广和深化这一认识,由此推动了海疆史学术体系、学术框架的探索和构建。200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刊载了一组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围绕“海疆”的定义、海疆史研究的性质和任务、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等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在科研组织方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精心遴选课题、整合国内学术力量,集中力量开展海疆史研究,出版了多部著作,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2、1995、1996、1999、2003年出版了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和《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安京《中国海疆史纲》、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等等。

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海疆史研究持续深入,可以说近30年是中国海疆史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研究内容的全方位、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都得到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基本学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专著、译著约有上百种,各种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100多种,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研究报告近千篇,几乎涵盖了海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传统学术领域不断延伸和推进的同时,关于海疆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关于中国海疆历史演进规律的探索逐步展开。在新史料和考古资料广泛利用的基础上,随着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海疆史跨学科、整合性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在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由于此一时期海疆史研究所涉及的面十分宽泛,所以分述如下:

1.关于历代海疆思想、海疆政策及海防问题的研究

从历代海疆思想和海疆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治理海疆的历史规律,无疑是揭示海疆历史演进极为重要的途径。学者们围绕不同时期的海疆政策及其思想根源展开了探索,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代表性成果有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48]何瑜《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49]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50]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51]等。

肇始于元代的“海禁”政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52]李宪堂《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53]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54]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55]和《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56]叶萍《明清海禁立法之比较》[57]等是代表性的成果。

在历代海防思想、古代海军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中,清代和近代海防问题、“海防”与“塞防”之争等成为重点。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58]张晞海《中国海权报告(古、近代部分)》、[59]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60]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61]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62]秦天等主编《中国海权史论》[63]、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64]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编《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65]等,均是历代海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论文方面,董丛林《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66]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67]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68]等具有一定代表性。

对清末以来历史人物的海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点。代表性成果有王生怀《刘铭传对沈葆桢筹划台湾海防的继承与发展》、[69]闫存庭《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70]苏小东《林则徐、魏源海防战略思想之异同及其影响》、[71]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72]史滇生《李鸿章和北洋海防》[73]等。

2.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史的研究

由于宋代至明清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所以深受学术界的重视,研究内容涉及到有关政策、制度等方面。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74]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75]是海外贸易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

与陆地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步展开,并逐渐形成热潮。1980年陈炎先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论述了“西南丝路”、“西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并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76]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77]两部著作。1991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海上丝绸之路》;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1998年汕头大学社出版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此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如唐嘉弘、张建华《海上丝绸之路疏证》、[78]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79]等。

进入21世纪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蓬勃开展,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学术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二是社会关注度大大提升,除学术界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届热情参与,并将这一研究与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难以计数,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点的讨论更是成为重点。主要成果有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80]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81]泉州港务局和泉州港口协会主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82]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83]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84]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85]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86]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87]顾涧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88]合浦县人民政府与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89]等。

3.关于海疆区域地方史的研究

(1)海南史研究。就海南省历史开展的区域性研究在学术界始终未曾间断,1983年海南建省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以谭其骧先生与杨武泉先生的学术论辩为先导,海南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新的局面。尽管有关海南历史研究的通史类专著有所欠缺,但断代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成果有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90]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91]谭其骧《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92]林漫宙《汉珠崖郡史话》、[93]曾昭璇《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94]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95]等。这些成果对不同历史时期海南的行政建置和政治史进行了研究。

海南开发史一直是海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性成果有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96]符玉川《海南古代移民与海南方言》、[97]黄进先《海南开发史略》(一、二)[98]等。

马援、鉴真、海瑞等人物对海南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李勃《马援至琼考略》、[100]陈世民和文山《鉴真与他羁旅海南期间的事迹》、[101]韩敏《李德裕后裔化黎辨》[102]等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海南史研究中,研究者对海南地名也十分关注,力图通过这一研究来揭示海南历史发展中的诸多人文因素。主要成果有刘剑三《海南地名的史料价值》、[103]周伟民《试论海南省地名的特点和地名标准化问题》、[104]李勃《“海南”考释》[105]和《“亶洲”不是海南岛》[106]等。

(2)台湾史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缓和的漫长过程,期间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史的研究从未中断,尽管受两岸关系的制约,不同时期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依然不乏理论的创新和推进。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在台湾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先后问世,如陈孔立《台湾通史辨误》、[107]《台湾历史纲要》[108]和《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109]周文顺《台陆关系通史》,[110]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111]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112]等。此外还有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台湾历史进行了研究,如徐晓望《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113]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114]李祖基《清代台湾行政区划的变迁与台湾历史》、[115]安京《清朝消极治台政策与台湾行政区划的设置》[116]等。

(3)香港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在内地学术界受到极大重视,大量论著相继面世,包括余绳武和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17]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118]萧国健《香港古代史》、[119]余绳武和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120]刘蜀永《香港的历史》、[121]侯书森《百年沧桑: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22]李宏《香港大事记:公元前214年—公元1997年》、[123]刘存宽《香港史论丛》、[124]彭琪瑞等《香港、澳门地区地理》[125]等分别从香港地方史、香港与内地关系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成为香港史研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

此外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关香港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最多,代表性有邓聪《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126]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127]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岛与所谓“穿鼻条约”》[128]等。囿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有关香港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经济活动问题始终是香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129]徐日彪《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年—1900年)》、[130]郭卫东《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贸易研究:以〈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为案例》[131]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澳门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内地学术界对澳门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从80年代以后,对澳门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论著不断发表,其中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时间及经过、明清对澳门的管理、澳门对外贸易史、澳门历史人物、文化思想、史实考订等均成为研究热点。

继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之后,费成康《澳门四百年》、[132]唐思编著《澳门风物志》、[133]黄鸿钊《澳门史纲要》、[13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135]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136]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137]等论著从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138]收入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黄启臣等合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年)》[139]为深入研究澳门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除上述多部重要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研究内容集中在政治史、葡澳关系史、经济史等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赵立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再研究》、[140]张德信《葡萄牙人初寓壕镜澳的历史考察》、[141]郑炜民《从有关条约看澳门“附属地”问题》[142]等。

4.关于海疆专题史的研究

(1)关于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海疆史研究中学术连续性最强、学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南海诸岛历史所开展的研究相对十分活跃,学术界在宏观上对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到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更多的方面,一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先后面世,如陈史坚和钟晋樑《南海诸岛志略》、[143]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144]和《南海诸岛史地研究》、[145]林金枝和吴凤斌《祖国的南疆》、[146]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147]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148]吴士存《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149]和《纵论南沙争端》、[150]陈克勤主编《中国南海诸岛》[151]等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出版了多种资料集、论文集,如广东地名委员会《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152]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153]戴可来和童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154]吴士存等合编《南海资料索引》[155]和《南海问题文献汇编》、[156]吴士存和朱华友主编《聚焦南海———地缘政治、资源、航道》[157]等。这一时期,学术界从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演进历程的高度,不断发表重要的学术论文,如戴可来和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158]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159]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160]李金明《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161]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162]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163]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164]林荣贵和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165]等。随着南海诸岛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不断加强,对南海诸岛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拓展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空间,这是这一时期该领域研究十分显著的特点。如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167]王丽玉《初论中国发现和有效占有南海诸岛的国际法意义》、[168]李金明《从国际法看菲律宾对我国南沙群岛的侵占》、[170]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171]马涛《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172]多篇论文都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研究。

(2)关于北部湾历史的研究。对北部湾历史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北部湾及其海域的历史问题;其二,北部湾海域或岛屿名称的问题。代表性成果有肖德浩《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173]和《北部湾海上通道概说》、[174]沈固朝《关于中法勘界斗争中的北部湾海域问题》、[175]周定国《“北部湾”称谓质疑》、[176]刘文宗《是“海上分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177]安京《北部湾与中国近代海界问题》[178]等。2000年中越两国关于北部湾划界协议签署之后,学术界开展了相应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主要成果有于向东《北部湾边界:海域划界的成功实践》、[179]张植荣《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其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180]覃翊《北部湾划界问题成功解决的意义》、[181]陈真波《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分析》[182]等。

(3)关于钓鱼岛历史及中琉关系的研究。钓鱼岛主权是中日两国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疆史研究中较为传统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该领域研究持续开展并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专著先后问世。该研究领域最引人关注的成果是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183]和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184]两部专著。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历史依据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何慈毅《从几则历史资料看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185]王春良《略论钓鱼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186]司徒尚纪《关于钓鱼岛群岛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187]吕一燃《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属于中国》、[188]陈亚洲《钓鱼岛,中国领土的又一佐证》、[189]陈本善《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初步意见》、[190]刘江永《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191]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192]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193]等。这些研究证明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是勿庸置疑的。

二是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法理依据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刘文宗《从历史和法律依据论钓鱼岛主权属性》、[194]邹晓翔《钓鱼岛主权与划界分离论》、[195]王翰灵《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法律依据充分》、[196]谭晓虎和汪开明《从国际公法角度论钓鱼岛主权归属》、[197]鞠德源《从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198]尹立杰《试论钓鱼岛领土争端》、[199]李清川《国际法视角下的钓鱼岛问题》[200]等。学者们以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

三是关于钓鱼岛与中日两国关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陈本善《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201]李晔《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202]苏崇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203]刘文宗《石油资源与钓鱼岛争端》、[204]张良福《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205]等。

中琉关系史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上有特殊意义,随着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不断被发掘,大大地推进了中琉关系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清代琉球对中国的朝贡、清代中琉贸易问题等。同时,学术界还对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206]王晓云《明代中国、日本、琉球关系之研究》、[207]柳岳武《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208]等。

关于清末中、日交涉琉球的问题,近十余年来深受学术界关注,从“琉球案”本身的交涉到宗藩关系的解体,研究者都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代表性成果有戚其章《日本吞并琉球与中日关于琉案的交涉》[209]和《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210]马钰《日本吞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涉》、[211]王瑛《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212]、王营《日本吞并琉球与清代中琉宗藩关系的终结》[213]等。

除上述之外,这个时期在海疆史学术领域,学术界对史料、海图的研究都有了新的推进。如汪家君著《近代历史海图研究》、[214]由《中国边疆史志集成》编委会编辑《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海疆史志》(52册)[215]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在海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海疆理论的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由于受历史上“重陆轻海”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海疆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整体上看海疆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亟待提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亟待创新,与陆疆历史研究相比成果的总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海疆史研究的现状,与我国数千年海疆开发、管理的历史和拥有辽阔海洋国土的现状相比极不相称,与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更不能满足维护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和加强海疆管理的现实需要。

第二,海疆史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学术规范和完整的学术体系。这主要反映在海疆史研究缺乏学科建设的整体规划,没有可供因循的自成一体的学术规范,各相关领域、专题研究自身或相互之间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学科体系,关于历代海疆治理思想、历代海疆政策等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第三,对涉及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侵犯我领海主权和权益的突发事件,缺乏必要的历史总结、预案研究和对策研究。

第四,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目前学术对海疆史研究界既缺乏总体规划和相互协调,又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使得学术交流和沟通渠道不畅通,研究力量各自为“战”,研究课题重复,不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且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学术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由于研究经费匮乏,诸多重大课题,特别是跨省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法开展,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无法整理、出版,不少重要的国外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翻译、出版。

第五,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正值我国海疆史研究队伍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研究队伍人才外流、后继乏人已日益严重,年龄结构的不合理、知识结构的失衡,导致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步履维艰,原本实力较强的一些科研单位也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并呈现日益恶化的态势。近年来,一些院校在系所调整时将部分相关研究机构拆分、解散,既不利于海疆史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培养、科研队伍的建设,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严重制约。

第六,在海疆史研究中,史料的使用、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欠缺:

一是国内相关机构保存了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档案涉及到海域管理、岛屿开发、经济社会变迁等多个方面,这些档案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海疆史的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但是,这些档案至今未得到充分利用,以此为基础开展海疆史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甚至在国家级历史档案馆和沿海省市档案馆等部门所藏的相关档案不仅尚未得到有效整理,而且还面临着保护不善、损坏严重的窘境。而外国保存的有关中国海疆历史的中文和外文文献、资料、档案更是难以问津,甚至难窥其貌。文献、资料、档案的欠缺已经成为海疆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

二是多年以来国外研究我国海疆史的成果颇为丰富,特别是以英文、法文、日文和东南亚各国文字发表的成果较多,但其中大多数成果仍未为我国学术界翻译、利用。这一现象不利于我国海疆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于中外学术界的交流。

综观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学术成果丰硕,学术体系薄弱;专题性研究突出,系统性研究欠缺;史实类研究显著,理论类研究滞后。与中国边疆史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值得欣慰的是,老一代学者的卓越成就,奠定了海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维护海洋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为己任,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治学之道的优良学术传统。新一代研究者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成为不断开创海疆史研究崭新局面的希望所在。随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日益繁荣,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注释:
[1]三联书店1958年版。
[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上海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4]江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6]三联书店1956年版。
[7]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8]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9]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3]《历史教学》1963年第12期。
[14]《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15]《新建设》1964年第8—9期。
[16]《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17]《光明日报》1954年9月2日。
[18]《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19]《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20]《新建设》1951年第3期。
[21]《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22]《大公报史学》1951年第13期。
[23]《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24]《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10期。
[25]《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6]《华南师院学报》1960年第3期。
[27]《人民日报》1950年4月2日。
[28]《文汇报》1962年6月30日。
[29]《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
[30]《历史教学》1955年第4期。
[31]《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32]《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3]《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4]《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5]《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36]《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37]《南洋问题》1981年第3期。
[38]《地理知识》1975年第9期。
[39]《南洋问题》1979年第4期。
[40]《历史与文物资料》1979年第3期。
[41]《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
[42]《红旗》1980年第4期。
[43]《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
[44]《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45]《文物》1978年第11期。
[46]《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6期。
[47]《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48]《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9]《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0]《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1]《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52]《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
[53]《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
[54]《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5]《福建论坛》2006年第7期。
[56]《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
[57]《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2期。
[58]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
[59]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
[60]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1]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2]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3]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5]海军出版社1995年版。
[66]《军事历史》1991年第5期。
[67]《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8]《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69]《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70]《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71]《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
[72]《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
[73]《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
[74]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8]《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79]《东岳论丛》1999年第5期。
[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1]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83]中华书局2006年版。
[84]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
[85][]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86]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7]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8]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9]《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90][100]《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01]《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0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10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104]《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
[105]《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06]《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1996年第2期。
[107]《海南史志》1994年第2期。
[108]《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09]《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10]《海南史志》1993年第2期。
[111]《海南史志》1995年第1期。
[11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11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114]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5]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
[116]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18]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9]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121]《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2]《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1995年第1期。
[12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124]中华书局1994年版。
[125]三联书店1995年版。
[126]中华书局1995年版。
[127]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128]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12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
[130]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31]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
[132]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33]《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34]《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35]《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136]《暨南学报》1995年第2期。
[13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
[138]《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4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1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2][144]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
[14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7]《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
[148]《东岳论丛》1998年第2期。
[1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150]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1]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4]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6]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157]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
[158]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159]广东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60]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6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2]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63]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164]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165]《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
[166]《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
[167]《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6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
[169]《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170]《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71]《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17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173]《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74]《海洋与海岸带开发》第8卷第4期, 1991年版。
[175]《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年第2、3期合刊。
[176]《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177]《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5期。
[17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
[179]《学术论坛》1993年第1期。
[18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
[181]《海洋世界》1993年第3期。
[18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 1989年。
[18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
[184]《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期。
[185]《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
[186]《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5期。
[187]《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1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89]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0]《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191]《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92]《岭南文史》1997年第1期。
[193]《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194]《中学地理教学参考》1996年第11期。
[195]《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1期。
[196]《日本学刊》1996年第6期。
[197]《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8日。
[198]《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
[199]《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1期。
[200]《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1期。
[201]《法制日报》2005年6月10日。
[202]《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03]《地图》2004年第1期。
[20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05]《党政论坛》2003年第12期。
[206]《东北亚论坛》1997年第1期。
[207]《日本学论坛》1998年第2期。
[208]《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1期。
[20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210]《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8期。
[2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2]《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13]《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214]《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215]《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3期。
[216]《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217]《云梦学刊》2006年第1期。
[218]《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219]测绘出版社1992年版。
[220]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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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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