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们推送了历届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著作（1987-2011），有读者向我们指出，以下数种也已经有中译本：《中国药商：中国及东南亚的消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墨梅：一种中国学者绘画体裁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求实出版社，1989），在此深表谢忱。而对于美国汉学的得失，桑兵教授曾撰《美国汉学的走向》，“随着美国汉学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桑兵教授的批评不失为另一种声音。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最近在北大社推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确证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文/桑 兵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为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F.Hirth），二为加利佛尼亚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尔（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 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阜克后来回到德国，洛佛尔则坠楼身亡。
19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学者研究之良好资料者，殆寥寥无几人焉。”
1928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成立远东语学部时，想请伯希和，后者表示谢绝，认为没有人愿意离开法国的优良学术环境，去到穷乡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荐尚无正式职位的法籍俄国人叶理绥。叶在哈佛继续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因难度过大，令从学者望而却步。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欧洲汉学家的感觉并非偏见。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其来源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难以普及。伯希和对于巴黎学派的中衰早有预见，他对即将归国的王静如怆然道：”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 后进的美国更加缺乏相应条件。在当时美国学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祗。洪业指出其今古文《尚书》章节对照的错误，学生竟说：”伯希和从来不会弄错的。” 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费正清是逃离汉学正统智慧考验的侥幸者。他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中外关系，又有意选择汉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牛津大学留学，而避开巴黎、莱顿等欧洲汉学中心。他指责”欧洲汉学家普遍拘泥于一种成见，他们认为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必须要求能够娴熟地阅读中国经典原著，必须全靠自己大量利用中文工具书和文献资料。这一来显然看不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作的汉学研究的价值。这些人在遇上困难时总可以在屋后找到可靠的老师提供指导，就象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 实际上，欧洲汉学家特别是巴黎学派的所谓”成见”，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设法摆脱掉非专家式研究，走上学院化正轨的体现。
费正清留学中国时，因原来选题的机缘，主要受教于蒋廷黻。后者专攻近代外交史，对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当途径。” 他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即贯彻上述宗旨，主张学生多掌握社会科学工具，少兼修文献课程，名为考据与综合共存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他请执教武汉的雷海宗回校，借重在欧洲争议极大的斯宾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 而同系的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 陈、雷之间的分别，绝非考据与综合的轻重取舍，而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差异。即尽可能读懂全部相关文献，掌握史实及其相互联系，发现内在规则，还是以外在观念模式从能读懂的文献片段中断章取义，脱离原有语境重新拼装。而蒋廷黻的平衡政策，背后也有费正清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即曲高和寡与从之者众的取舍。
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从佛经翻译讲起，无奈学生难以接受，不得不一再调整。他先后在清华研究院、北大国学馆以及清华文史两系所开课程，已经逐渐降低标准，学生仍然不能听懂。1934年，代理清华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一方面承认陈寅恪现在所任国史高级课程为最重要，一方面又说明陈三年前所开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只得继续更改。而雷海宗的综合史观，无疑较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华期间，费正清并未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和档案的阅读收集整理，他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英国档案写成。所附中国文献目录，实际上尽其所知。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 这种在欧洲汉学界的边缘地带仍须溜边的行为，正是退回欧洲传统汉学四裔偏向的极好写照。
不仅如此，费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四裔化的背景。
19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
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其实所谓风格差异，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之别。有人统计，当时汉学西书作者共145人，美国为23人，其中一半不识中文 。落后的美国风格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群体中更为突出。1936年费正清赴伦敦途中对全美各地的中国或远东研究中心进行考察，发现研究方面进展不大，在职的少数研究人员中鲜有懂汉语者，对社会科学概念无知，无人是按照后来的7年制培养出来的。
在此情况下，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聚合队伍，壮大声势，如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恒慕义（A.W.Hummel）和美国学部委员会合作，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派情绪和排外倾向，排挤按欧洲方式专心研究和培养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国的各种委员会中浪费时间的叶理绥。1948年美国学部委员会决定将远东研究会扩展为学会，叶理绥等12人被推选为首届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补加拿大的明义士(J.M.Menzies）进行差额选举，结果唯一落选者正是公认水准最高的叶理绥。
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优势所在，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认为超越欧洲汉学的秘诀。然而，协作往往否认独创，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费正清本人也承认，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撰中，”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即房兆楹、杜联夫妇。 而组织管理则往往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导致有术无学者排挤有学无术之人。
上述绝非全盘否认美国中国学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转变并非全是凯歌式行进。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分科研究的基础上，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均出现一批中国研究专家，从而使研究更加专门化；各学科间的分工合作；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合作；近现代成为研究重心。
况且倒退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其一，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与亚洲联系的密切，关注东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机构乃至个人陆续来华搜购文物文献。后来中日关系紧张，战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献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报所载恒慕义的讲话称：”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见多自然蔽少，画鬼易画人难，依据增加，论述反而无法随心所欲。其二，为数不少的中国学术精英，因战争政局而滞留美国，相当程度上起了学术警察的作用，弥补了其本土学者的不足。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升说：”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受此影响，美国学者的中文水准也相应提高。费正清后来即”对近代中国的知识，中西文献确是渊博” 。
尽管如此，与巴黎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仍有两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重新回到封闭与停滞的观念。封闭论与停滞论是欧洲传统汉学的典型特征，经过巴黎学派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然外来影响为一事，而中国能于外来影响之上，另表其独特之标记，则又为一事也。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 继夏德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洛佛尔也持同样观念，”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 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为前提。
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本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 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 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四裔偏向也与中国学术的内在变化有关。梁启超论及光宣以后学术复兴的趋向，对于正统考据学这样评价：”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 入民国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章炳麟讥讽道：”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也。”
1934年2月，赵万里对朱自清谈论学术界大势，认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过古人”，所以时人”皆不免钻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诚如傅斯年所说：”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固步自封。” 但材料不足而欲突过前人，实乃近代学人爱走险道偏锋的要因。治学一旦失去轨道，只求标新立异，则”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
其实，中外学术，互有所长，本应各自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巴黎汉学虽由四裔而沟通禹域，毕竟仍坚守四裔长技。如沙畹”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 ，伯希和更远及中亚。日本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 的特长，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满蒙”、”满鲜”，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中国学术所长，如1930年黄侃对来访的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 黄侃虽被讥为”温故不知新”，此论却不失为卓见。二者的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一”悬问题以觅材料。” 而二者的关系，即新旧材料的关系。
王国维、陈寅恪、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贤均主张尽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须熟悉多数之汇集，才能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没有发见，难以发明，不以发明为目的，则发见不过杂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旧材料而强作发明，更难免妄臆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发明者之极致，不专赖材料以征实，而是贯通古今中外，以实证虚。所以吉川幸次郎认为，即使被日本学者奉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也不免有资料主义倾向。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难以达到的化境，即陈寅恪所谓”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的”精神之学”。
留法三年的李思纯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 女作家陈学昭留法，在葛兰言指导下撰写关于中国词的博士论文，陈本不懂词，搜寻文献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写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中国的词。”其论文连词牌”八声甘州”误为”入声”的常识错误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评语而获通过。
文学研究最易见外来方法的不适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这种局限不仅在文学专科，更在于思维。擅长译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号，其于文中的结合不是来表现作者要说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 尽管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 ，巴黎学派对于纯粹中国问题依然难以深入堂奥。1931年2月吴宓访欧与伯希和交谈后慨叹：”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 日本文学家长与善郎曾问长期在华的汉学名家小柳司气太：”关于汉学与一般中国文化之精密的科学的研究调查，是否日本比较中国本国犹其发达？是否汉学学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硕之士为多？”小柳断然答道：”不，没有那事。我已经七十岁了，直到今年一向是专攻这一门学问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伟大的学者，在中国还很多呢。只是那样的人，都深居简出而已。”长与因而领悟到：”关于中国一国知识的深邃、详尽的地方，无论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独擅。在一件调查上，关于文献，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国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与时代相的神髓的。””假令欧美有笃学研究日本的人，关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较之日本一般学者知道的多，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比我们自己还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种’研究’得到的知识，是会有想像与架空的地方的。同样，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长的人，总有学问所不及的地方。而且这也常是最紧要的地方。” 那时日本学界已经意识到单纯检讨素材的实证研究不能综括中国学的全貌，”待望着溶化进去富于人情气息的东西” 。
然而，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大都偏于温故不能知新与不温故而求知新，或舍己从人，或抱残守缺。如何超越保与弃的两极，调适发扬，成为一大难题。清末以来的国学研究，在承继清代朴学基础上佐以欧洲汉学新法，创获不少，弊亦随之。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因为西洋学者受过各种史学辅助学科的专门训练，”是以他们对于中国民间故事、语言、礼制生活及历史的特殊现象，比较中国本国的学者容易明白认识，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人类学、佛教、及中国周围民族的语言各方面处处可见” 。而批评者或持义理，或标通儒，责人虽中时弊，自己却不免墨守与粗疏。结果，”哗众取宠之士”蔽于今和浅，而”老师宿儒”又不免蔽于古与博。 在京都学派看来，”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 无本可据、无所适从的中国学人日益失去学术自信，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中国本土研究之势。
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表现一是发见多于发明。今人所见史料，超过近代学者，而读懂史料的能力则远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其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的字未识完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近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而成的东西愈是自为系统，就愈是肢解真实系统。中国学者方法上不能跟随几经转手的欧美中国学变化的频率幅度，而以后来外在观念断章取义文献，则有过之无不及。
二是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识小？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结果，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被人为肢解，精华难以充分展示。这势必导致贬低其发展程度。葛兰言的理论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类学和神话学范围内产生影响，然后再反作用于汉学，原因在于其方法适用于前者，而与后者不相凿纳。当年松本信广为葛兰言辩护的依据，是认为葛氏的中国研究与杜尔干派的社会学者对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结果一致，批评前者必须批评后者，反之，承认后者就必须承认前者。这正是将中国文化与所谓未开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现。欲救其弊，不仅视野应从四裔转向内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须与对象吻合。（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