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系列分序

『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系列分序

傅傑

一九四九年，身在美國的鄧嗣禹在《遠東季刊》發表《近五十年中國歷史編纂學》，總結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從保守走向開放，「先是受日本，然後是英國、美國、法國，最後是蘇聯等影響」，既擴大了史料的範圍，又應用了科學的方法，把重點從帝國的政治事件轉移到社會經濟方面，終於「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鄭培凱教授主編的《近代海外漢學經典叢刊》，正是鄧氏提及的各國影響中的一部分——甚至堪稱是主要的部分。

本分卷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歷史文化，包括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渡邊辺秀方《中國哲學史概論》、三浦藤作《中國倫理學史》、津田左右吉《儒道兩家關係論》、服部宇之吉《儒教與現代思潮》、五來欣造《儒教政治哲學》、滨田耕作《東亞文化之黎明》、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新城新藏《中國上古天文》、卡特《中國印刷術源流考》等；二是社會經濟，包括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劬井和愛等《中國歷代社會研究》、柯金《中國古代社會》、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田崎仁義《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卜凱《中國農家經濟》、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克拉米自夫《中國西北部之經濟狀況》、高林士《中國礦業論》、長野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史》等（以上作者譯名一仍所收各譯本）。這些著作引入中國的背景與影響，培凱教授的總序已經作了高屋建瓴、提綱挈領的論述。這裡只就著作、作者、譯者三端分別舉例，略作一些補充說明。

先說著作。包括本輯在內，本叢書所選入的日本學者論著佔據了多數。曾有西方的東方學家概括日本學術實為三餘：文學竊中國之緒餘、佛學竊印度之緒餘、各科學竊歐洲之緒餘。其言雖刻薄，卻一針見血。但也正因善於嫁接，所以在用西方研究模式梳理中國歷史傳統方面，日本學者往往最具搶佔先機的便利，他們的著作也成為當時的中國最多引進與借鑒的對象。例如自一九二五年十月，《學衡》雜誌開始連載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歷時七年而後印行全書。胡適發表書評表彰說：

中國文化史之試作，雖有幾位學者計畫過，至今未有成書。坊間所出小冊子，更不足論。柳先生的書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讀者評者都應該記得這一點。因為是開山之作，我們都佩服作者的勇氣和毅力，感謝他為中國文化史立下了一個草創的規模，替一般讀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有用的材料。

柳書自是名著，但以《中國文化史》為書名而行世者，高桑駒吉的《中國文化史》譯本在一九二五年就已完成，其後一再印行，其書水準與價值雖遠不足與柳著比肩，但即此亦可窺知日本學者之善得風氣之先。而梅原末治借助於西方科學方法來分析中國青銅器的器形、成分，進而推論其時代的《中國青銅器時代考》在半個世紀中更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先秦史》中就引用過他對殷商時代銅器的分析，考古學家黃展岳在《關於中國開始冶鐵和使用鐵器的問題》中則對他殷代已知用鐵的觀點提出駁正。卡德的名著出版至今九十年，仍然是時常被引用的經典，除早期的節譯本，一九五七年北京出版了吳澤炎譯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一九六八年臺北出版了胡克希譯的經傅璐德修訂的卡德著作新版《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其書既出，哲學大師杜威也給以好評，桑原騭藏、鄧嗣禹發表了長篇書評。直至本世紀芮哲非的新著《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一八七六～一九三七）》，還指出正是卡德著作的出版，因其表彰中國印刷史的悠久歷史和對世界印刷史的巨大貢獻，迅速影響了一批中國學者，進而影響了近代以來的中國印刷史書寫。其實，受影響的還不止是印刷術與中西交流史的學者。以《夢溪筆談校證》而蜚聲中外的當代《夢溪筆談》研究第一人胡道靜回憶，正是從卡德的書中，他才知道《夢溪筆談》：

卡特（卡德的另一譯名）的書說明了史料的來源，還特別誇譽了《夢溪筆談》這部著作，說它這好那好。於是我這個當時對古籍唯讀先秦、兩漢之書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這本沈括的名著來閱讀了。（《〈夢溪筆談校證〉五十年》）

至於沙發諾夫、柯金、馬札亞爾等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論著，在蘇聯和中國都引發過爭議，而在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陶希聖等人對魏晉時期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即深受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影響。

次說作者。各書作者背景各異，身份不一，研究中國的目的也頗有差距。其中既有津田左右吉這樣的學術大師，更不乏各學科中的權威名家，而且不少跟中國還有密切的聯繫。如滨田耕作與梅原末治師徒都在中國從事考古多年，不僅以自己寫下的著作、也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甚至用自己的工作給中國考古學家樹立了榜樣。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學國學門的考古協會與日本東亞考古協會成立東方考古協會，被譽為日本考古學之父的滨田耕作就參與其事，一九二九年他又與高足梅原末治再赴北京演講，為正起步的中國現代考古學注入了新的資訊。其後梅原又在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調查文物古跡。直到五十年代，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學家高去尋在給愛徒張光直的信中，對梅原的講學與研究活動還這樣津津樂道：

梅原的治學態度非常認真，每天工作時間也超過常人。他每天五時起床開始工作，中間除吃早點、午飯以外，並不睡午覺，一直做到下午六時才止，下午九時便入寢。在飲食方面，也很簡單，早晨吃點麵包、奶粉，午、晚兩餐在台大校門外小館吃客飯而已。此次來臺，既不到日本大使館看朋友，也不做任何與工作無關之應酬，平時既不看報紙電影，也不願與人談論時局或做其他閒談。他這次來台，目的是看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器物。在李先生的研究室內存放的骨器，在南港陳列室內展出的銅器、石雕刻及白陶等，他都畫了圖，畫得又快又好。他認為遺憾的是沒有看到殷墟的玉器。實際上，他的收穫已很客觀了。他又在臺中中央、故宮兩博物館參觀了七天，畫的材料也不少。梅原的工作之勤，使我們欽佩。他的能畫、能拓，值得我們學習。他對石璋如先生的工作背地批評不科學，使我們應該警惕。

撰《中國上古天文》的天文學家新城新藏在三十年代出任過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撰《中國農家經濟》的美國學者卜凱從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畢業後，次年即來安徽宿州，以傳教士的身份從事農村的改良試驗與推廣，在中國致力農業經濟學的教學與調查幾三十年。同樣是以傳教士身份在安徽宿州從事教育與宗教活動長達十二年的美國學者卡特——而他一生只活了四十三歲。在離開中國後他一直從事中國學術的研究，在伯希和指導下研究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西傳，傾注了滿腔的熱情，用盡了全部的心力，終以勤勞過度，在該書出版的當年與世長辭。

末說譯者。當年就有學者感慨，外國的漢學著作可資參證者甚夥，但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總體而言殊不令人樂觀，通西文者多鄙棄漢學，治國學者又忽視西文。從事者的學養並不都足以勝任這類專門著作的翻譯，因此有的譯文比較粗糙，如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譯本就受到批評。但就已有的成績來看，仍有可稱道者。一是有的著作不止出版了一個譯本，如滨田耕作《東亞文化之黎明》、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社會研究》等在時隔不久就出版了不同的譯本；有的甚至同一年中就出版了兩個譯本，如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在一九三六年既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孫懷仁的譯本，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昌蔚的譯本。二是譯者之中不乏後來的著名學者。如高林士《中國礦業論》的譯者是曾擔任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多年、為中國水利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汪胡楨。在年過九旬之後寫的自述中，他還憶及當年由丁文江介紹認識了《中國礦業論》的作者、並受作者之托翻譯該書的經過。而梅原末治《中國青銅器時代考》的譯者則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與殷商史權威胡厚宣，身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正是在參與殷墟發掘之際譯出梅原末治的著作的。

世事沉浮，風雲變幻，這些昔日的譯著有的還在被學者屢屢提及；有的則塵封甚久，不再被人記得。如今輯而再印，使之重見天日，是既富於現實意義，也富於歷史意義的。現實意義在於這些譯著中的若干材料仍可供今天的讀者取資，若干見解仍可給今天的讀者啟示；歷史意義在於這些譯著中的部分雖然陳舊過時，無論材料還是觀點都被證明千瘡百孔，但它們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建立與發展進程中都曾多多少少起過作用——因此它們不再僅僅是外國漢學史的組成部分，實際上也已經成為中國學術史的組成部分，是我們不能輕忽，更不能遺忘的。

傅傑

二〇一五年七月

山西人民出版社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之

『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系列

来源：中古史研究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