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丨中国近代史研究 70 年（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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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学界同仁，无论专业方向都阅读一遍，定会有所思考。

1.史学家

建国初期的史学家，总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革命史家，另一部分是职业史家。

革命史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历史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革命史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以革命领袖的相关论述为基本依据。唯物史观的内涵在近代中国经过复杂的演变，最后形成两个核心：一是“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共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38—1940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目标等问题。他指出，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革命史家以此为据，确立了历史叙述的框架。

职业史家的研究动机主要是专业诉求和知识兴趣，他们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研究方法注重实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没有现实关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唯物史观也不是划分新旧史家的标准——有些并不属于革命阵营的史家，也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研究工作。

经过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到1960年代初，这两部分史学家已经比较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整理过一份《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为我们分析“文革”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员的状况”，将相关学者分为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资深学者”指“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列出 20 人名单。 这 20 人又分为两类，一类为“解放前即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专门著述的”，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田家英、胡绳、黎澍、刘大年、何干之、叶蠖生、李新、胡华、廖盖隆，共12人；一类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罗尔纲、严中平、李平心、谢兴尧、蔡尚思、陈锡琪、王栻 8 人。 

前一类的12个人全部是中共党员。1949年前，除胡绳、黎澍两人一直在国统区 活动之外，其余全部在延安或周边根据地工作。名单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长 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著作有些可以纳入史学范畴（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但基本属于政论性作品；在1960年代当时，难以把他们归为史家。后一类的8个人，1949年后的研究在选题和指导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其中蔡尚思1953年加入中共，罗尔纲1958年入党，李平心曾于1927年入党，1930年失去组织关系。他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 

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到1960年代渐露头角的年轻学者，这份档案列出了30 人：缪楚黄、戴逸、陈旭麓、丁名楠、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祁龙威、陈庆华、章开沅、余绳武、牟安世、汤志钧、江地、胡滨、鲍正鹄、夏东元、徐仑、毛健予、史筠、汪伯岩、孙守任、丁守和、钱宏、魏宏运、彭明、李龙牧、刘立凯、王仁忱。 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少数沉没无闻。

2.学术机构

为加强历史研究，中央和各地陆续建立了若干研究机构。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是该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学研究所，也是第一批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中共高层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在第一届的64位学部委员中，历史学家独占鳌头，多达21位，其中多人为中国近代史学者。

解放初期，史学界规模很小。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共有教师260余人，研究生约 200 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共有研究人员 30 余人，其他宣传和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到1960年代初，人数大为增加。据近代史所档案，1960年该所共有研究人员61人，其中高级研究员20人，中级研究员16人，初级研究员23人，另有编辑8人。除中国科学院相继建立近代史所、考古所、历史所之外，上海、湖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也陆续设立了历史研究所，广东、湖北、河南等地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些机构都内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部门。黑龙江和陕西设有党史研究所。1960年，上述地方研究机构共有研究人员121人（包括部分兼职人员），其中高级研究员15人，中级研究员 36人，初级研究员 70人。全国各地高等院 校共设有66个近代史教研组，共有教师56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6人，讲师120人， 教员 27 人，助教 360 人。

3.学会和期刊

由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推动学术发展，是现代学术体系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团体，对国家的从属性强，且数量少。1949年7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1951 年 7 月 28 日，中国史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

与现今各类专业期刊和综合性期刊林林总总的情况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刊的数量屈指可数。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史学具有重要地位，与其他学科相比，那时史学杂志的数量已不算少。1951年创刊的史学期刊有《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的前身）、《文史哲》和《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 《史学集刊》创刊于1956年，《安徽史学》的前身《安徽史学通讯》创刊于1957年，《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 年，《中华文史论丛》创刊于1962 年。在这些期刊中，《历史 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引领者，也是开展学术争鸣的主要场所，影响力超出史学界也超 出学术界。综合性期刊如《学术研究》《江海学刊》《江汉学报》《新建设》，以及各重 要大学的学报经常登载近代史研究论文。除期刊外，报纸尤其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史学版或学术版，也是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1949前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面貌全然不同。1949年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

 1951 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 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 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与集体努力之下，已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 长期在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从事史学研究的职业史家，或主动或被动、或真诚或应付 的进入思想改造过程，像陈寅恪那样置身潮流之外的著名学者只是个例。兹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 8 位史家在1950 年代发表的文章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确立之迅捷。邵循正：《一九○五年四月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争》《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 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 僚势力的关系》；罗尔纲此时发表的文章仍以考据为特征，但选题可见时代性，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问题》及两篇续文《“李秀成自传原稿”所记向太平天国提出平分中国阴谋外交的侵略者和时间的笺证》《浙东起义佃农参加太平天国》；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及续篇《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下篇；陈锡祺：《胡适反动历史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毒 害》《辛亥 3 月 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目前在“中国知网”搜索不到李平心、 谢兴尧、蔡尚思、王栻 4 人发表于 1949—1960 年间的史学论文。

唯物史观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草根英雄的崇敬，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包括年鉴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真正开始校正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痛批的“中国之旧史”之“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所以，“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 正因如此，加之对新政权作风和施政的总体认可，建国初期职业史家接受唯物史观之心态虽然不 一，但并非完全出于被动无奈，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强制。以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阵地不但不是一道多选题，这道单选题还需要立即交出答卷，不存在犹豫彷徨的空间。1949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多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史学界自然不能例外。对各种运动做一个大致梳理，便可看出其密集性与压力的与日俱增：1950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1955年，从批判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1959 年，反右倾运动；1960 年，批 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思想”运动；1962年，以批判小说《刘志丹》拉开思想文化领域 大批判的序幕，以呼应“阶级立场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后，批判“历史主义”，1965年“历史主义”被扣上“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帽子，1966年初升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入“文革”后则指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 的代表人物翦伯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舒缓： 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1959年反思“史学革命”，作出若干修正；1961年重申“双百方针”，提倡“三不主义”。 只可惜这三次纠偏 时间太短，效果有限。历史问题的争论仍陷于“翻烧饼”式的重复，对学术建设未起到积极作用。1977年以前的总趋势是，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形成直接对应；“阶级斗争 一路强化” 。

这些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当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恶果。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史学批判的对象都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接受或至少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观成为史学家的不二选择。

第三，新旧史家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史料的重视上。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史观派”，把职业史家称为“史料派”，这一划分有一定道 理，但无论哪类史家都有史观，而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也颇有共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承中，“致用”和“求真”各成传统，相辅相成。史学固然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大义和资治通鉴，秉笔直书乃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太史简、董孤笔”则是史官的人格象征。重视史实考辨的学术传统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达到高峰，其精致方法和高超技术让后辈高山仰止。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史学传统相互接引，对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要求成为史学首要的“学术纪律”。胡 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罗家伦认为“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提倡“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认为如果不先编订“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而贸然着手近代史著述，则将如“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傅斯年则提出口号式的“史学即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论者认为，这种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甚至对及时引进国外新史学方法形成了阻碍。

革命史家中的领军人物原是旧史学的翘楚。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 一；范文澜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身与“整理国故运动”，作为革命史家，他给近代史所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却是传统意味浓重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刘大年最后的长篇大论是《论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 练，熟练掌握治史方法，在革命年代，他们首先是革命者，经常需要“借史说事”，类比和影射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因而其历史叙述不能充分客观持平。对此，革命史家在建国初期有所反思，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范文澜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严格检查了原版中的简单比附、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对统治阶级不再一概骂 倒，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翦伯赞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影射、抨击国民党的文章，他反思道：“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由此可见，革命史家同样有学术化的自我期待和要求。

职业史家向唯物史观的靠拢和革命史家对“理论先行”“目的第一”有所反思，当然谈不上“相向而行”，但确实表明二者在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相当的共识。这也是主张史学研究应“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经受多年批判，仍不能彻底“批倒批臭”的原因，是“史论关系”长期争而未决的原因，也是“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得以快速 “拨乱反正”的内在依托。

分科治学、学科细分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历史学有“综合”“贯通”的内在要求， 革命史家更首重历史的整体框架建构。革命史学对近代史阐述体系的建构从延安时 期即已开始。范文澜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但范著为个人撰著，编著过程中存在时间紧迫和史料难得的困难，读者对象又主要为干部，体例也一时难以完备，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新政权建立之初，确立中国近代史的统一叙述框架，尤其是依此编纂近代史教科书教育年轻 一代，是事之必然。

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 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这篇文章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 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不过，胡绳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即是最后的结论。

1.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1920年代出版的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和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均以1840年作为“近百年史”或“最近世史”的开端。到193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而且这一观点为持革命史观和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所共享，可见民族主义议题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优先性。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经革命领袖认定，事实上也没有讨论空间。毛泽东说：“自从1840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也明确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因此，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在上引文章中把这一点作为既定前提。刘大年也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史）以鸦片战争为划分标志，是对历史大变动节点的正确把握，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 分期点。

2.以 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

直到进入21世纪前后，近代史学界才将“下限”定在1949 年。然而，在 1949 年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著作中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分册”（该册原拟写至 1905 年），“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身处时代为下限。

胡绳在文章中提及近代史下限时略做了说明。他说：“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 

与鸦片战争开端说建立在学者共识基础上并有革命领袖加持不同，1919年下限说其实和者盖寡。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问题。因此，胡绳的下限说稍后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1919年下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说。1940年代后埋首史料整理的近代史所老辈学者金毓黻，同样倾向于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 1949 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 意见，但是以1919 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 建制体制化。此中原因，除了此说提倡者胡绳在党内和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重要地 位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学科刚刚建立，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还大 致在晚清，对191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政治上说，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健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对1919年后的历史做自由的 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有碍难之处。 

这一分歧，直到胡绳本人接受1949年下限说、历史教科书将此定型方告终结。1981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正式认可了1949 年下限说。此后，陆续出现了以194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 论著。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重要通史著作尤其是高校教材，均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 年。

3.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这一点实际上是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他的建议是把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7个阶段：1940—1850、1951—1864、1864—1895、1895—1900、1901—1905、1905—1912、1912—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后来概括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书写）。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以 1960 年“ 全国近代史研究和 教学人员共759人，其中高级人员97人，中级人员200人，初级人员462人”的近代史学人规模考量，学者的参与度可谓相当之高。

胡绳的分期标准是“阶级斗争”状况，这一观点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姚薇元等人的认同。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 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代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1864、1864—1894、1895—1900、1901—1914、1914— 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分期标准，当时未能得到多数支持。在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下，“阶级斗争为纲”渐成集体意识，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其他因素的“统帅”，主流意见认为民 族矛盾、社会经济均可整合于阶级斗争之下而不是与之并列。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形成排他性的叙述框架。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受到追捧。在这样的视域下，近代史研究内容萎缩，视野狭窄，观点僵化，弊端显而易见。

建国初期，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了主线和主要内容，事后看，仍需要肯定其学术建构的魄力和意义。任何人看历史，都会有所侧重，“全面”的历史从来都不存在。革命者所看到的主要是革命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面相之一。后来产生的弊端，主要应归因于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和干预，立说者的本意何尝不是想在主要线索的主导下，将尽量多的史事纳入叙述之中。胡绳明 确提出“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 来”，如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在这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鸦片 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买办商人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 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可见在中外关系、人民反抗之外，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而且，作者对近代史叙述体系的考虑中，还有纠正之前如范文澜所写中国近代史 采取类似“纪事本末体”体裁、只突出政治事件的缺点，认为他们的著作中“政治史的 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 适当的地位”。 这一批评与后来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如出一辙。可见，倘若只允许一种 叙述，尤其是如果政治和学术没有边界，学术必然走向偏萎。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资料出版的盛况，表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被学界普遍认可和尊重。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高举理论旗帜，积极批判考据派史学，但他们内心仍认同论从史出的“史学纪律”，一有机会就会如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如翦伯赞坚持“历史主义”。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是“文革” 前近代史学界的一抹亮色。

对史料的重视可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例，略加说明。近代史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38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这个机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 是回答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但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该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却相形见绌。刘志琴在访谈中说， 1960年代初她在学部学术办公室工作，当时因“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太少”，她曾到所调研。据她回忆，这个有100 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有一年只发表了2 篇文章而且 没有什么社会反响。 所史资料显示这个数字有出入，实际情况是1959 年至1965 年 7 年间，全所发表文章数有5 年为8 篇， 1 年 6 篇， 1 年 9 篇，大多发表于《历史研究》， 可见发表并未少到只有2 篇，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但“少”的事实确实成立，而且与考古所、历史所、文学所比较都“少”。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史所在收集、整理史料方面却风生水起。建所初期，完成了文管会移交的重约15 吨以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为主的档 案资料的整理；成立了作为今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的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创办了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近代史资料》；选编了若干资料汇编。即使在“文革”时期研究工作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近代史所仍派出人员广泛收集当时 的各种出版物，西至新疆喀什，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岛，各省、市、县的“文革小 报”该所大都有收藏。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确实是近代史所几代 学人的自觉追求。

近代史所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全国情况看，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出版工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资料整理出版方面贡献尤其大者，为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 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从 1951 年起，陆续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 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 题史料，加上 1978 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 11 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 共 68 册，2 758 万字。同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 响较大的有4 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 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 

其实“文革”中已基本无所谓历史研究。尽管历史学不像政治学、社会学那样被直接取消，相反，它受到政治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完全脱离学术的聚焦使它像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命悬一线。

可以说，“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始，由历史问题推动。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 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前者把学术 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后者则声称根本没有纯粹的学术问题，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 题。1967年4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1973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 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为持续数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揭开序幕，暗箭射向周恩 来总理。当历史沦为政治的奴仆，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 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这不足二百篇的史学文章，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围绕《清宫秘史》发表的一批文章，二是1974 年前后围绕“评法批儒”和“评《水浒》”发表的一批文章，旨在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 

这个时期，除了文献资料点校整理和考古学有所成就之外，近代史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1972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由 河南“五七干校”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9 月，近代史成立了由40 余人组成的中华 民国史研究组，计划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集，并开始工作。 2011 年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才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各 12 卷。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已 经发表了大量论著，对近代史各分支学科都进行了综述和总结。因此，本文只拟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历史领域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显然，史学要向前发展，首先必须清理积弊。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史学研究重回学术轨道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对史学领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解 放的健将。

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在于区分学术和政治，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1979 年第1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他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对革命史学 的工具性运用做了回顾和检讨，结论是： “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和客观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点，就愈能为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供帮助，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1970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史学界发生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

在阶级观点笼罩一切之时，史学界大多数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前文曾述及1954年关于近代史分期的讨论，胡绳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范文澜、孙守仁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为标准，金冲及提出以社会经济表征和 阶级斗争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结果胡绳的意见胜出，理由是反帝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而在近代中国，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化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猛烈，即阶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斗争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三者不能并置。1979年，戴逸发表文章，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他提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有学者进一步申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刘大年同意“人类社会发展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前进”，但“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 到1980年6月，已有近百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时期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历史的推动作用，在历史的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历史的大转变往往通过暴力形式呈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 的核心问题”。 “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 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邵勤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空想，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 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 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革”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论”。“文革”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王学典认为，“让步政策”论本身即带有“左”的色彩。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建国初期就被固 定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在认同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因素为历史的重要内容之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史学界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与此相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并不科学。黎文再次引发争论。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有学者提出，人们固然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必须区分剥削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不同作用。 

上述诸问题讨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获得统一结论，事实上，这些讨论都没有明确的“定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在1980年代即告结束，后来再也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中心。讨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破除禁区，解放思想，遵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文革”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大致持续了十来年，到1980年代后期，进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性、理论性突出，专题研究严重滞后，考据方法常被批判，历史描写聚光于少数几个事件，严重背离了历史学的学术性和丰富性，也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挣脱政治枷锁之后，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研究主题，对理论问题和宏观问题兴趣降低。但在这一总体背景中，有一个问题的争议不但 持续时间长，参与学者多，而且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直接相关，意义重大。这就是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议。 

1980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他 提出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用不同眼光认识近代史的标志性文章。此前，黎澍 在总结1979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 近事实。” 可见，从有别于革命史传统的角度看近代史，已经是一种引起普遍关注的现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 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 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引起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长期争论。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对于第一个问题，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概括性阐述：“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 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 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史范式”论者并不反对从现代化角度撰写中国近代史，而且认为它将是革命史的有益补充，可以为革命史所包容，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 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而“现代化范式”论者则认为“现代化范式”更具包容性， 主张把“革命史”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欲建立一种包括革 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释框架。即“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 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

“革命”与“现代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 相互包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都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位置。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性价值，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快速繁荣的一个外部条件，是日益频密的中外学术交流。正如熊月之所说：“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 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实在是单方面的接受或曰“移用”。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封闭之后，理论和方法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要。学者渴求新理论、新方法，难免未加分析批判即予采用，确实存在批评者所言的“学徒状态”。就宏观历史研究而言，从“新三论”到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现代化理论到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从冲击—反应论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竞相出现于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产生深广影响，如现代化理论，又如“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

1984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9 年该书中文版问世之后，“在中国发现历史”“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这一研究取向的口号式流行多少令人费解。首先，柯文自己多次表示，他预设的读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同行，而不是中国学者；相反，他担心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背景和惯用术语，可能无法理解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和意义。其次，柯文的著作是对美国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的学术转向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研究的指引。第三，中国学者本来身在中国，以中国为中心建构历史叙事理所当然，而且，如罗志田所指出， “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革命史叙事中的“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三大高潮”实际上淡化处理了 19 世纪三个重大涉外 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不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所以像 “通货”一般流行，除了如批评者所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缺少自信、盲目崇西崇新所致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缺乏本土资源。柯文本人即说： “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他无法“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第二，这一研究取向对中国史学研究具有正面价值。近代以 来，崇西崇新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但西方学者以外来眼光看中国，中国学者也普遍存在学者所批评的“不够中国”、自我“东方化”“他者化”的问题，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而不是套用从西方历史中提炼的逻辑和概念，无论用意还是结果，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中国中心观”传入中国、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 早在1990 年即加以评述，肯定“中国主线论（按：即中国中心观）批驳那种以为在近 代历史舞台上，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只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及批评殖民主 义观点的遗留，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 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 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诞无稽之言！” 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把“中国中心观”体现于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归纳为“柯文三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论”，在历史变化 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 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

从 20 世纪前后起步到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已经是历史 学的重要分支，已经具有完备的学术体制和强大的研究队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新中国7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也有许多沉痛教训。学术的本质在于不断探索，它不会有终点，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笔者相信，在开放而有纪律的学 术环境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将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向前推进。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史学资治作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胜利后 建立的新政权，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国方略等方面迥异过往。通过对近代史的研究，阐述革命的合理性及其致胜之由，是史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如果历史学成为宣传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必定是消解自身存在的基础。“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学术被政治大面积覆盖，其结果不但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开展，研究空间也越来越收窄。虽然革命史范式的建构者主观上也想把“社会生活、经济生 活和文化”纳入叙述框架，但“主线”光亮太强，结果一定是“辅线”的若隐若现，以致不见。“八大事件”已经严重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八大事件中又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核心，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政治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又让“主线”内容一再删减。现实有多复杂，反映过去的历史就有多复杂，只有线甚至只有点，肯定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可以说，“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已经病入膏肓。“文革”当中，历史沦为 政治的奴仆，作为学术的史学走入死胡同，差点在“火热”中灭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了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与时代相呼应：重视经济建设的现实，提升了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兴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对改良的评价有了不同的角度；现实中社会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商会为代表的近代民间组织在研究中权重加大；应对灾荒，历史可为殷鉴；女性角色多元，历史研究中的女性样态遂多姿多彩……。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宽容度加大之后，学者可以按照性之所近和资料便利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还可 以“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即司马迁所谓‘见之于行事’”。李伯重观察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路径依 赖逐渐弱化，“正在走向依照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而发展的道路”。 社会经济史学如此，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亦如此。动辄牵动整个史学界的大讨论已不多见，更加专业的中小型研讨会则层出不穷。这种状况难免令人感觉史学研究没有“热点”，然而，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尊重学术的独立性，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 问题，应该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

史学家根据时代需要、学术训练和个性相近、资料便利等因素，对“史观”或“史料”有所侧重，但每一位史家都必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没有“史观”作为取舍的引导，恐怕连“实录”都难以胜任；没有史料或史料仅为点缀，则不属于历史学。大体而言，“史观派”即使曾经“以论带史”，大多数学者内心仍认可“论从史出”；“史料派”可以宣称“史学只是史料学”，然而沦为口号之后难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傅斯年本人的研究及对史学同行的要求何尝没有史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前 30年过分强调史观，专题研究严重不足；后40年则趋于“就事论事”，对理论较为轻忽。史学研究当然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重建，即描述“大树以何种方式倒下”，但历史学家本人和他们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历史学。历史学家必须将过往的历 史事实放到相应的意义网络中，阐述其与其他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并且对历史事件 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加以评判。而这种评判，既要如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达一种同情；也要求历史学家站在人类文明的更高处，作一种评价，从而产生“资治”和“知来”的作用。所以，历史学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而解释首先需要有一些重要概念，并以这些概念建 构相应的解释体系即理论。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说，历史研究的主旨， “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 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 当然，史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历史解释和历史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相当的空间，但是，历史解释决不能凿空妄言，如果那样，或许仍可称“理论”，却不再是“史学理论”。

由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看历史的角度肯定各有不同，史学理论也一定多种多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 体指导下，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让史学呈现更丰富的面相。

“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以宏观为特征，改革开放后则微观选题大受欢迎，以致学界常有“碎片化”之虞。《近代史研究》曾连续两期（2012 年第4、 5 期）发表12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就此展开讨论。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碎片化”并未至严重程度，有的认为碎片研究还不够。但“碎片化”现象确实存在，其表现一是选题窄小，二是缺少与总体历史脉络的意义关联。读者对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的总体性、普遍性判断和阐述抱有理所当然的期待，因为这些基础人文学科关系人类的共同命运，提出具有普遍性 的阐释，是这些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决不能也决不会限于细节研究。即使以微观史研 究著称的学者同样高度强调“意义的联结”。《马丁• 盖尔归来》作者娜塔莉• 戴维斯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 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有历史学家担心，倘若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一样有名甚至更加有名，历史学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的回答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马丁• 盖尔们。”彭刚认为，如果把历史事实的 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 所及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 盖尔与马丁• 路德完全无 法相提并论。马丁• 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 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 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盖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别的个案，达成对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不过笔者认为，对“碎片化”问题，不妨抱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细节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如茅海建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其次，与任何行业一样，历史学的从业者也必是才有高下、学有厚薄，虽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成为元帅显然是小概率事件。志高才大的学者不会满足于微观研究，而大量研究者终身也不可能建构独特的理论或进行宏观阐述，能解决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个小考证做得好，就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于大多数史学从业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选题更宏观，更不是生拉硬拽地进行“理论创新”，而是养成贯通的眼光，具备史学的常识，即“题目不妨专门，眼界必须通达”。除了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当相信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完善功能。引起忧虑、展开讨论既是自我完善的期许，也是自我完善的行动。以笔者长期在学术期刊从业的经验来看，过分细碎的“无意义”之作，难于通过编辑部和同行评审而获得发表机会，相信学位论文和各种评价、评奖机制同样具备类似功能。而且，如果某一“碎片”光华耀目，若秦砖汉瓦唐三彩元青花，则即使仅剩断片残角，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总之，应提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多方位 多角度地看历史。

理性地处理中外学术资源，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工作。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冲突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研究近代史应具有世界眼光，是很早便有的认识，不过早期的近代史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认识也主要是从史料立论。陈寅恪说：“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陈垣说，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傅斯年说：“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国文籍中。”罗家伦说：“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 民国时期，主流学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潮流较少隔膜，也曾借用西方科学主义等方法治史，但此时欧美对中国的研究罕有涉及近代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影响呈现相互性。如蒋廷黻固然受到马士（1855—1934）中外关系史著作的影响，他的“现代化史观”对学生辈的费正清等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在几十年后“出口转内销”。中国的革命史学曾受苏联影响，中苏关系交恶后，这种影响大为弱化。“文革”时期，中国基本与世界隔绝，对国外史学发展不关心，不交流，更不采借。

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彻底改观。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论观点、资料，还是 人员，都实现了便捷交流。学者指出，各种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 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 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术的引进和讨论，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叙述，校正片面性，尤其对提高中国学者对理论建构的重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弊病亦随之而来。一个时期，“与国外学术交流输入为主，自信缺失”，甚至“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西方学者有理论建构的传统和工具，有思辨的习惯，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足，如立场不同，视野有别；身处局外，难以感同身受；史料的完备和适当解读也 成问题。所以，决不能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罗志田说：“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对话不但要有成熟的心态，更要有自 身的学术优势。如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外学术对话一直显得比较成熟而有效。吴承明一再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 李伯重非常重视国际学术潮流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我们都无法拒绝我国的经济史学正在国际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正因为有借鉴和批判的自觉，经济史在历史学各分支中开放性强，传承性好，成绩出色。

应当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努力化除中外学术资源之间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