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温故而知新——『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总序（附总书目）

鄭培凱

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譯成中文，最著名的如嚴復與林紓的譯著，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使得中國文化的思維脈絡為之丕變。除了西方思想經典、文學與實證科學著作的翻譯，以實證方法系統化探討中國文史的域外漢學，也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了莫大衝擊，改變了中國學術的著述方法與取向。

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是按經史子集四庫分類的，以儒家意識形態的經學為文化知識的砥柱，以史學為貫串歷史經驗的殷鑒，至於子部與集部，則是作為保存文獻、擴大知識面的附帶知識，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遊玩賞，卻都是邊緣化的知識，無關聖教的弘揚，無關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現代學術體系，在知識分類上，與中國傳統大相徑庭，講究系統分科，不同知識領域各有其客觀存在的價值，有其相對獨立的目的與標準。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以來，鑒於東方文明落後於西方的船堅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的過程中，為日本學術發展循著現代西方的體例，建立了哲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學、商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醫學、農學、工程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等新型學科，企圖與西方學術齊頭並進，從而影響了中國近代學術體系的發展。

本叢刊選印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百種，分為三大類：「歷史文化與中國社會經濟」、「語言文學與古典文獻」、「中外交通及邊疆史」，反映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西方及日本漢學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意義，特別是開拓了傳統學術忽略的領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學者如蔡元培、胡適都提倡「整理國故」，以理性實證的方法，對中國文化傳統做出系統化的研究，是與這些漢學譯著相輔相成的。這些譯著除了介紹域外漢學的成果，還引進了嶄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與視角，有助於梳理中國文化傳統的脈絡，重新整合知識結構與學術體系。雖然這些學術著作不是中國學者的成就，無法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主脈，但是從中文譯本的影響而言，起碼也應當視為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支脈或潛流，不容忽視。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因為兩岸政治形勢的變化，這些漢學譯著，除了部分因王雲五重新入主臺灣商務印書館，而得以在臺灣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陸的出版界，則完全受到遺忘，甚至在許多新成立的大學圖書館中也不見蹤影。我們蒐集了上百部塵封的漢學譯著，呈現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面是為了銘記前人為推展學術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為了提醒新常態時期的學人，學術發展有其歷史累積的脈絡，可以從中汲取歷史經驗，溫故而知新。

說到「溫故知新」與這批早期漢學譯著的關係，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以見翻譯域外漢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精神，為融匯東西方學術思維，重新闡釋中國文化傳承，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是域外漢學的研究對象，以中國歷史文化典籍為主，屬於中西文化碰撞期間興起的「國學」範疇，與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若合符節。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并賦予新的學術意義，是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念茲在茲的心結。歷史發展走到一個環節，時代的狂風揚起了批判傳統的大旗，風中的英雄幫著推波助瀾，卻又無時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體的未來，糾纏于「傳統」能否「現代」的困境。域外漢學的出現，以西方實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綜合東西方各種語言文字材料，擴大了研究國學的眼界，即使無法打開中國文化傳統是否走到盡頭的心結，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解惑的方向，在大霧彌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譯域外漢學，有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詭作用，逐漸化解了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自大心理與封閉心態，讓唯我獨尊的國粹基本教義派解除武裝到牙齒的盔甲，轉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實證研究的學風。民國期間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學術體系的變化、大學學術專業的創建，具體到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規劃歷史、語言、考古的研究領域，都與翻譯域外漢學背後的旨意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重新閱覽這批民國期間的漢學譯著，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學人來說，溫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窺知民國學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狀態，也會刺激吾人反思，認真思考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學術發展的前景，更進一步，探索文化傳統的重新闡釋與新知介入的關係。知識體系的變化當然與傳統的重新闡釋有關，是外爍的影響大呢，還是內因變化的成分居多？

《論語·為政》記載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歷代解經，對這個「為師」的道理，有兩種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釋。朱熹《四書集注》說：「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雖然朱熹把知識分為「舊所聞」與「新所得」，強調的卻是「學而時習之」，從中生發新的心得，也就是從詮釋舊典中得到新知。這個說法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以後，作詩唱和，寫給陸九淵的詩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異曲同工，是一個意思，萬變不離其宗，舊學與新知是同一個脈絡的知識學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經學家，解釋「溫故知新」，卻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論語義疏》就說：「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皇侃明確說到，「故」指的是過去所學的知識，而「新」則指的是新近學到的知識，新舊結合，相互發明，就可以「為人師」了。邢昺《論語注疏》循著皇侃的思路，也說：「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也。」這裡講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讀舊學，有了新的體會，從過去的傳統中發展出的「新知」，而是從來沒聽過、沒想過的新學問了。這種「素所未知」的新學問，結合「舊所聞」，對習以為常的知識框架，就會產生巨大的沖擊，而出現飛躍性的結構變化。知識內容或許大體沿襲傳統，知識結構卻得以重新整合，出現嶄新的認知系統，重新審視自己文化傳統的意義，打開文化傳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漢學譯作，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促使中國學者放棄自我中心的文化態度，從各種不同側面，探知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譜，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觀測中國傳統，搖動了文化的萬花筒，看到七彩繽紛的中國。

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後，改良變法思想風起雲湧之時，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思想經典著作，是有感於國人（特別是傳統文化孕育的知識精英）思維系統封閉，企圖介紹實證新知，引進邏輯思維的方法，以破除儒學之道「一以貫之」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虛妄。他翻譯《天演論》，在序文中提到，有人歸納東西方學術思想，認為中國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學，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質，是形而下之學，只追求功利的回報。他認為，這種自以為是的蒙昧態度，陷入傳統舊學的框囿而不自知，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無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識，也就無法開展並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嚴複非常清楚他翻譯西方經典的目的，是為了介紹新知，打破中國傳統思維的封閉性，但是，作為披荊斬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閉者的頑固心理，必須因勢利導，以免遭到盲目衛道之士的攻訐。嚴復有其防身的策略，不會像許褚戰馬超那樣赤膊上陣，而是以桐城文章譯述赫胥黎、斯賓塞、穆勒、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博得晚清知識精英的贊許，由文章深閎而傳入了新知義理。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而言，通過翻譯，以迂回戰術來介紹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產生了改變傳統思維體系的實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以此類推，民國時期大量翻譯域外漢學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史課題。

關於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思維衝擊中國知識精英，顛覆傳統文化的知識結構，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的序言中，從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發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籠統的批評：「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通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錢穆所指出的問題，是傳統知識體系強調「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現代學術講究專業分科，各司其職，以至於讀不通古籍呈現的整體性知識思維。姚名達在撰寫《中國目錄學史》的時候，對西力東漸，西潮帶來的翻譯著作及新知新學，也有類似的感慨：「《四部》分類法，不合時代也，不僅現代為然。自道光、咸豐允許西人入國通商傳教以來，繼以派生留學外國，於是東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學問翻新，迥出舊學之外。目錄學界之思想不免為之震盪。」這種對學術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觀察，反映了中國學人從晚清一直到民國，夾在東西方兩種不同思維體系的衝突，身歷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觸良多。

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的通儒是王國維與陳寅恪，他們浸潤了經史子集的四部知識傳統，承繼乾嘉篤實的考據學風，卻都經過西洋邏輯思維與實證科學的洗禮，參與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對西方現代知識結構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來努力促成。王國維早在1902年就寫信給張之洞，反對把經學列為大學分科之首，而主張效法西方與日本的大學，設立哲學科，明確指出知識結構的分類不可因循傳統，而必須另起爐灶。陳寅恪在1925年就清華大學建制的問題，寫了《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指出大學的職責在於學術之獨立，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令人十分不滿，必須認真效法西方學術的體制及實踐。他說，「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門造車者比。」這兩位國學大師，對西方與日本的漢學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開放態度對待域外漢學研究，集思廣益，以成其大家。

再回到「溫故知新」的歷代經解，說說文化傳承的闡釋學意義。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指出，上古之時，文化知識是上層統治精英的家學，不再治理實際政事的長者可以傳遞德行的知識，可以為人師。「溫故而知新」，就顯示長者不忘舊時所學，且能吸收新知，繼承並發揚這種學術與政治合一的傳統。到了孔子之時，時代出現了變化，士大夫不見得能夠謹守家法，弘揚德行，也不一定能夠「為師」了。孔子之後，世變日亟，「道術為天下裂」，文化知識不再為少數統治精英所壟斷，也不必然與治理政事有關，學術在民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學術知識發展的脈絡基本未變，仍然是要溫故知新，進德修業。從劉寶楠不經意的闡釋中，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影響了學術文化的內容，改變了知識結構的體系，但其內在發展的理路仍舊，還是需要舊學與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發展。

劉寶楠還引述了劉逢祿的解釋：「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製作，漢初經師皆是也。」劉寶楠贊成這個說法，並指出，漢唐人解釋「知新」，大多數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說，舊學是傳統的知識結構體系，新知是時代變化出現的新知識，必須相互斟酌，才能發揮得宜。至於如何對舊學「通其大義」，就見仁見智，各有說法了。從這個通達的詮釋來討論近代西學東漸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溫故而知新」在民國學人的心底，是產生「傳統」與「現代」糾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說法，「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雖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說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體歷史時代環節，西學的新知屬於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原有的舊學脈絡中，根本無從立足，如何「其應不窮」？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升「溫故而知新」的普世意義，以理解域外漢學譯著與近代學術知識體系變遷的文化史意義，我們認為，皇侃、邢昺，一直到劉寶楠的闡釋，是比較合適，並與現代文化闡釋學的說法相近。

伽達默（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與方法》中，說到認知理性與文化傳統的關係，特別指出，人們通過理性，來判斷歷史文化中事實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與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與傳統所衍生的豐富文化底蘊有關，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傳統的思維脈絡。他認為，人生活在文化傳統之中，就不可能「遺世獨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來認識傳統，甚至是批判或顛覆傳統。傳統是歷史文化延續與傳承的表徵，不會一成不變，而我們的認知理性也會因時代變遷，而不斷重新詮釋傳統。伽達默的闡釋學以西方文化傳統為例，說明新知如何納入傳統，而使文化傳統生機不斷，生生不息，與中國歷代經學家的說法（朱熹除外），有異曲同工之效。以此觀照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我們認為，這批學術新知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繁衍與發展上，實有承先啟後之功。

《近代海外漢學經典叢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謝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年多來搜羅的執著與努力。雖然這套叢刊不能窮盡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但是，能滙集上百部自從1949年以來在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再度公之於世，總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為本叢刊的主編，我面對這批民國學術材料，先是感到紛雜無章，有些原作者的學術素養也難副當前的學術標準，甚為猶豫。後來轉念一想，這是上個世紀中國最紛亂時期的學術記錄，也是民生凋敝，國勢隤危，內亂外患交加之際，仍有許多學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譯域外漢學，為中國學術的承傳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肅然起敬，開始用心整理分類。挂一漏萬，在所難免，好在有學殖豐贍的諍友擔任分卷主編，並撰寫各分卷前言，實在是衷心銘感。有傅傑教授負責「歷史文化與中國社會經濟」、戴燕教授負責「語言文學與古典文獻」、霍巍教授負責「中外交通及邊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編輯過程中，助理周威先生費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謝的。道術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這批民國漢學譯著重新問世，對我們生長在承平之世的學人，應當有激勵的作用，為學術研究多盡分力，讓中國學術發展更上一層樓。

鄭培凱

二〇一五年七月

山西人民出版社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三大系列目錄

『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系列

『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系列

『中外交通與邊疆史』系列

来源：中古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