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夏应元 钱婉约 等
贵族政治的衰落与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上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在中国，贵族政治是从六朝开始，止于唐朝中期，为其全盛时期。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远古宗教式的氏族政治不同，也与以武人为中心的封建政治迥异。这一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领土与人民，而是由于其门第，作为地方名门望族延续相承的传统关系而形成的。当然这是基于历来世代为官所致。当时社会上的实权，是掌握在这些贵族手中。这些贵族都重世袭家谱，因此当时谱学颇为盛行。在现存的诸多典籍中，如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即可反映当时的情况。再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中，不拘是哪个朝代，当写传时，都把该家族的人，从祖先直到子孙，都写到一起，因而形成为该人作家传的体裁。为此，曾遭非议。这是南北朝时的实际情况，无意中反映到历史学中来的。
像这样的名门望族，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几乎是超越一切的。也可以说，当时的政治是贵族全体所专有。因此形成了非贵族出身，就不能任高官的局面。但君臣之间的地位关系，与门第未必一致。第一流的贵族，未必成为天子、宰相。特别是天子的位置，尤为特殊。当然，它必然归于有实力者之手。但，纵然成为天子，其门第，也未必成为第一流的贵族。当唐太宗即位为天子时，曾命调查贵族的谱系。结果是，第一流的家族，在北方有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太宗的家族是陕西的李氏，仅为三流的地位。这种家世系谱的顺序，即使位居天子，也难以改变。在南朝，王氏、谢氏等家族的地位，远比宋、齐、梁、陈等国的天子的家族，还为世人所重。这些望族，都是同一阶层内部的贵族之间的联姻，因而这些人的群体，主宰着社会，不管是谁当了天子，高官显宦都要被这种势力中的人所占有，政治是被这些贵族所把持。
这种贵族统治，自唐末到五代，从中古向近世过渡中衰落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使君主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当被任命为高官时，并不是由于其门第而产生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所任命的。这种制度，从宋以后，逐步发达起来，直到明清时代，独裁政治完全形成，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归天子一人所拥有。在官吏中，如宰相之类执掌全局的官员，或管理某一部门的人，都不能拥有其全部权力。君主决不把其职务全权委任给任何官吏，也就是说，官吏任职后，不能掌握该职能的全部权力，所有的职权，都由君主一人所掌握。这种独裁政治，当然不是在宋代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独裁政治，是典型、彻底的独裁政治。像这样，从贵族政治走向独裁政治的情况，是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一种自然发展顺序。
君主地位的变迁
如果把这两种制度作一比较，在贵族时代的君主地位，有时由实权人物超越阶级之上，将其据为己有。即便当了君主，也不能免于作为贵族阶级中的一个机构的地位。这说明君主只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而已。君主施政，必须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施。君主个人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孟子曾说过，卿中，有异姓之卿及贵戚之卿之分。贵戚之卿，当君主有不当之处，可以谏净。君主如果不听从谏净，可以撤换之。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古代，在中世的贵族政治时期，也屡有发生（在日本藤原时代，也曾实行过）。君主是一族的，也就是在同姓亲族之外，也包括外戚、从仆等的一个家族的共有物。因而，如不称这一家族之意，即废立之，或弑杀之。自六朝到唐为止，弑君废立之多，即由于此。这一家族的事务，几乎与大多数庶民无关。庶民虽作为构成国家的要素，却无任何重要性，被拒于高层政治之外。
像这种，君主单单具有贵族代表地位，这是中古时代的情况。进入近世，贵族没落后，君主便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集体的公有物，而已经不再是贵族社会的私有物了。当此，国民全体参与政治时，君主理应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者。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那么理想，即使施行普选后，实际上参政者也只是参政的阶级，全体国民只不过是形式上参与而已。尤其是中国，由于参政阶级处于特殊状态，君主并非是全体国民的代表者，其自身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
然而不管怎么说，君主的地位较比贵族时代，大为安定了。从而废立也就较为不易行，弑君现象也几乎不复见了，宋以后的历史可以作为证明。但元朝时有所例外，也有废立弑君之举，这与蒙古文化及政治上的进步程度有关。蒙古的文化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落后相当远，大致与中国上古时代等同。但由于政府了中国，突然君临于近世国家机构之上，而其帝室仍残留着上古时代的贵族政治的形骸，仅民政一方面具有现代色彩，表现出一种矛盾状态。
君主权力的确立
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们有掌握权力的习惯，如隋之文帝，唐之太宗等一代英主出现以后，虽然在制度上否决了贵族的权力，实际上在从政中，仍有那种形式的残迹，政治成为与贵族的协议体，并非是代议政治。在唐代政权机关，主要由三个，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三省。其中的中书省为天子的秘书官，司掌起草诏书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这些诏书的颁发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反驳的权力。若中书省起草的文稿有不当之处，门下省可以批驳，甚至将其封还。因此，中书省和门下省须在政事堂上达成协议才行。尚书省是接受上述决议的执行机关。中书省可以代表天子，门下省可以代表官吏的舆论，即以代表贵族舆论的形式出现。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的要员，皆系贵族出身，而贵族并不完全服从皇帝的诏令。因而天子对臣下的奏章批示时，所用的文件，都很友好温和，决不用命令的口吻。然而到了明清时代的批文，就完全使用对仆从一样粗鲁的词语，成了命令。自宋以后，封驳权日益衰落，至明清时，几乎不复存在了。
如此变化的结果，宰相的地位，已不复是辅佐天子的地位，几乎成了秘书了。但宋代仍然保有唐代之风，宰相仍握有重权。明以后，几乎不设宰相了。明清时代，宰相的工作，实际上已被内阁大学士所取代。这种官职，从性质上看，只不过是秘书，代表人。那种辅佐天子，分担责任，甚至担负全部责任的古代宰相，已不复存在，只有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唐代以前的宰相，皆系贵族出身，握有实权，一旦拜相，虽贵为天子也不能擅动，这是当时的惯例。明代以后，即便是权盛一时的宰相，如果触怒天子之所忌，会立即罢官，有时还会被打入大牢。宋代恰恰处于唐朝与明清之间。当宰相拥戴天子发挥权威时，与贵族出身的宰相相同；当失去天子这座靠山时，则将完全丧失权力。试看北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境遇的变化，就可知全斑了。地方官以前犹如小邦的邦主，而到近世，依君主的一纸行文，即可轻易地予以更迭，竟达到了如此软弱的地步。
宦官是天子的仆从，唐代的宦官成为皇帝眷属中的得势部分。其势力之大，甚至可以随便更换天子，拥有与宰相相抗衡的力量。当时有谚云：“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便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明时的宦官，更为跋扈嚣张，但得皇帝恩宠时有此势力，失宠后其势力就消失了。唐代有人与宰相商讨除掉宦官的事也告失败过。明时曾诛杀过有势力的宦官。唐和明的宦官势力如此相差甚远，也正是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不同所造成的结果。
人民地位的变化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本来，固然与法治国家不同，不能明确地承认人民的权利。但人民的地位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则和贵族政治时代迥然不同。至于明确地承认财产的私有权，则是进入近世以后的事情了。贵族政治时代，人民被认为是贵族全体的奴隶，自然谈不上承认私有权了。到了隋唐，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统治，特别是制定了把农民作为国家佃户的制度。但事实上，政治权力掌握在贵族手中，农民便成为拥戴君主的贵族集团的佃户。农民以外的人民，则与奴隶并没有什么两样。征收土地，变更分配制度等，反映了国家与佃农的关系，尤以租税的性质，更反映了这种情况。唐代施行租、庸、调制度。租，与今天人民从私有地上缴纳的税不同，是佃农向政府缴纳的地租。人民借用政府的地面（被分配的地面），对这一土地所付的地租，即使租。庸，是向政府提供的劳逸。人民在一年里，有向政府服劳役若干天的义务。这样劳役，政府是不付钱的，是课予的，即非自由劳动。调，则是把土地上的产物献纳给政府，即所谓的贡纳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人民在一定的土地上定居时所推行的制度，人民移动离去时即被破坏了。到唐朝中期，这种制度自然而然地瓦解了，代之以两税制，及每年夏秋两季进行纳税。这种纳税，不以人民是否定居而论，在现住址收缴，这恐怕已不是人民依附土地时所兴起的。从此，人民在居住上，才从制度上获得自由。再者，从这时开始，地租开始发生变化，由缴纳谷物变为交钱，由此，谷物收获可以自由处理了。
这样一来，人民便自然打开了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即佃农的地位上解放出来的端绪。到了宋代，根据王安石的变法，人民获得土地的味道渐次明确了起来。如新法的青苗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对农民以低息贷款（并非低息）。一旦谷物收获，就要加上一定的利息，予以偿还。这种方法，同样可以理解为人民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收获物了。关于劳役，虽然直到宋代还在实行，但已从过去的差役改为雇役。差役必须亲自服力役，而雇役则可以出钱雇佣力役者去服役，可称之为自由劳役。这样一来，富裕的人免除劳役，可出钱雇佣别人去代劳。这样做，既有利于政府，也有利于人民，所以自然推广起来。过去的差役，即便是富有者也要强迫服役，贫者无偿地去服役，这是很不便的。这种雇佣制度，虽然也曾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但这却适合当时的实际。后来司马光改变王安石的新法，当以苏东坡为首的一些人恢复原来的差役法时，就连反对新法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总之，这样一来，等于认同了人民可以劳动自由了，自然使人民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自然完全不承认人民有参政权。但当贵族阶级被消灭，君主直接面对人民，由此，就可以认为进入了近世政治状态。
官吏录用法的变化
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阶层—官吏，其录用法也改革成为科举制了。亦即选用官吏的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一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六朝时，用九品中正制进行官吏的选拔。就是在官吏中设置九个等级，所谓中正这种官，是掌管这种事务的官员（考虑地方望族的家系而任命官吏，即或有学识而非望族家系，也不得录用）。这使得选用官吏，完全左右于贵族的权势之下。当时曾有谚语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上品之官不出于平民，下品之官亦不见于望族，这是自然形成的约束。隋唐以来，为了破除这一弊端，而改革委科举，其方法依然有利于贵族。这一方面，直到宋的王安石时代，才得以改变，多少也变为有利于庶民。自唐至宋初的科举，是以帖括和诗赋为主。所谓帖括，就是凭死背经书的方法去应试。测试文学上的创作能力时靠诗赋，因此那种考试，与其说是考试学问，莫如说是人格的考试和撰写文章能力的考试。但到王安石时的考试制度，则是以经义代替了帖括，以策论代替了诗赋。所谓经义，是命其写出经书中关于义理方面的意见；策略是写出政治上的见解。当然于此之后，经义就成为单一的，凭一时心血来潮，以惊人之笔去震惊考官的文字游戏了。策论也演变为单纯的概述历史上的事迹而已，与实际政务没有任何关系了。总之，仅仅此种演变，也达到了把过去的人格主义改变为务实主义的目的。总之，最初是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主义，至隋唐以科举取士，就其原则而言，已不是擢用门阀，而演变成因人论事，录用近似贵族式的人物。到了宋朝中期以后，它就成为实用主义了。在唐代，应试人员在一年中不足五十人能及第，多数的官员还是出自门阀，仍未脱离掉贵族政治的框架。明以后科举的及第人数猛增，尽管三年举行一度科考，及第者人数竟超数百人之多。应试考生，不管何时都超过了万人以上。在君主独裁的时代中，采取机会均等的办法，把为官的机会，分配给一般庶民。
朋党性质的变化
政治上的实际状况变化了，特别是像党派之类的性质，也随之而一变。无论唐时，也无论宋时，朋党曾喧嚣一时。但唐的朋党，不过是以贵族为中心，专以权力之争为事。到宋代，则以政治上的主张，或由学问上的出身的不同而结为朋党。这说明，政权自从离开贵族之手以后，由婚姻或亲戚关系而结成的朋党渐衰，而由政治上的见解，或由共同利害的原因，结为党派。也就是说，这反映一种体现包含庶民在内的各参政阶级的意志而产生的现象。当然，这些即便是由于政治上的见解而结成的党派，也逐渐产生了与贵族时代的朋党相类似的弊端。到明代，由于师徒关系、出身地区关系所结成的党派，占主要地位。所谓由君子结成的党派，其产生的弊端，与小人结成的党派并无二致，以至于有明亡于东林党之说。至清朝，甚为忌讳臣下结党，为此，使君主权力日益绝对化。
经济上的变化
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唐代，铸造了著名的开元通宝。虽然继续铸造货币，但其流通额则相对较少。货币流通转盛乃是宋代以后的事。唐代，虽不能说是实行实物经济的时期，但从经济上说，却仍然是以实物作为财富标志的时代，大多以绢、帛等表示物的价值。到宋代，使用铜钱以取代原来的绸缎、棉布，同时，纸币也发达起来。从唐代，已开始使用如“飞钱”之类的票据；到宋代，则非常盛行，称之为“交子”、“会子”等，逐步发行了可兑换纸币。在南宋时代，纸币的发行额达到非常巨大的数额，为此，甚至使物价大为波动。总之，当时已充分使用纸币。到其后的元代，几乎不铸造铜钱，只使用纸币。明以后，由于实行不兑换纸币的政策达于极端，遂趋于毁灭。总之，可以说，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非常盛行。从这时起，银逐步成为占有重要位置的货币，以至于租税等也用银缴纳。银在北宋时代，仅不过流通而已；至南宋，则颇为盛行。到元代，伯颜灭南宋返回北京时，为了把从南宋国库中搜括的银两运到北京，从而按一定的形式加以铸造，据说，这就是今天银元宝的开始。由此可见，宋末已大为流通。至明清，这一趋势更见明显，终至银完全取代了纸币的位置。总之，唐宋之交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过去用粮食缴纳的地租，也一部分用钱缴纳。其间，货币的名称也自然发生变化。过去，钱称为“两”或“铢”，当然这是由于重量产生的名称。过去一两折合二十四铢。宋以后，一两算为十钱，即一钱相当于二铢四，十文为一两，因而从宋代开始，废止原来的重量名称，改用钱的枚数来表示。由此，即可知当时用钱的规模是如何可观了。在日本使用一两（一文）作为重量的名称，这一组发是反过来使用中国钱的名称。
文化性质上的变化
这一时期在学术文艺的性质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譬如，以经学而论，在唐代，经学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的征兆。唐初，重视汉代以来的笺注义疏，可以继续亚弄过去传袭下来的说法，加以诠释，但一般地说，不允许改变师说，另立新说。当然，其间曾不断有人想另辟蹊径，改变旧说，但难以把此种尝试公之于众。其结果，造成当时的著述，均以义疏为主。所谓义疏，不过是对经书的注，加以更细致的解说，在原则上所谓疏不破注。然而，到唐中期，在对古来的注疏表示疑义的同时，也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其中，最早的是关于对《春秋》的新说法。其后，到宋代，这一倾向极为发展，学者们往往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的遗义，用自己的见解，对过去的著述进行新的解释，已成为普遍的风气。
在文学上，自六朝至唐流行使用对句的骈体文（四六文体）；从唐中期开始，韩、柳诸家起，复兴了所谓古文体，凡文均超于散文体。即由重形式的文体改变为自由表达的文体。在诗方面，由六朝至唐，盛行五言诗，即流行对句较多的“选体”，即《文选》风格的体。至盛唐时，其风一变，李、杜以下，大家辈出，无论诗与文，自唐迄宋，由重形式日益走向重内容。采取比较自由的体裁。即使作四六文，其风格亦与唐以前不同。在形式的词句当中，日益喜好某种意味含蕴在其中的形势。从唐末起，在诗之外，又发展期“诗余”，即词。打破了原来五言、七言的形式，变成颇为自由的形式，在音调韵律上特别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这时起，已逐步兴起今天的白话，即口语体小说。从宋代至元代，曲逐步发展，从过去短的抒情体裁，变为具有复杂形式的剧。其中的词句，不以富典故的古语为主，而改变为用俗语，以自由表现为主。由此，过去曾是贵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的东西。总之，在文学上，也由具有贵族形式的东西，变为平民的自由的东西。
在艺术方面。在绘画领域，到唐代为止，一直盛行壁画，自然多以彩色为主。从盛唐时起，新派的白描水墨画盛行起来。但通过整个唐代，新派却未能完全压倒旧派。然而，从五代到宋，壁画渐次变为屏风画，金碧辉煌的山水画逐步衰落，而水墨画渐次发展。以五代为中心，五代之前的画，大体上注重传统的风格，画不过在说明事件的原委上有意义。但新的水墨画，则采取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手法。过去是作为贵族的工具，作为宏伟建筑的装饰品。而现在则手卷开始盛行，虽然不能说是属于庶民的东西，但它可以使得那些从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寓的生活中，便于携带，在途中欣赏。
在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即以音为主，其舞蹈动作不过是从属的东西。它需要非常多的乐人，使用极其复杂的乐器。其音乐旋律是形式主义的，动作很少模拟真实事物，重在与贵族的仪式相适应。这些情况，在唐代以后也逐步变化，先是从外国的音乐中，吸收一些简单富有趣味的东西，渐渐舞蹈变为简单化，产生一些写实的倾向。宋以后，变为如今天的杂剧那样的戏剧，随之音乐也趋于单纯化，从而适应多数人的欣赏。从品味上，虽然比古代音乐低一些，但它变为适合于低层平民的欣赏口味。这种倾向，到南宋时代，发展得更为显著。
从以上所述，在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近世时期可以说自宋代开始。而为了要阐明近世的历史，必须先自了解在它之前的过渡时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