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 王立新：全球史的书写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

王立新：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开始，从全球视角来书写人类历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影响日重，名家辈出。中国读者熟悉的全球史书写主要有三大家：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三大家的书都有中文译本，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主要关注的是跨地区和全球性的事态，包括文明演进、帝国扩张、世界性战争以及政治革命等，主题和内容与传统的世界史教科书较为接近，创新性不足。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从文明视角来梳理整个人类的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文明演进和互动的过程，对跨国移民、文化传播、环境变化等主题特别关注，在突破欧洲（西方）中心论方面贡献最大。相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和本特利的著作而言，《麦克尼尔全球史》的创新性是最突出的。麦克尼尔父子用“网络”这一概念来阐释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将“网络”界定为把人与人相互联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描述了从远古松散、零碎的交往网络，到早期农业社会的地方性网络和工业时代的世界性网络，再到电子时代的全球网络这一逐渐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历史上曾有很多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试图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的动力是上帝意志，黑格尔则用理性精神的演进解释人类进步和欧洲的兴起，马克思则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麦克尼尔父子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给出新解释，展示了全新的人类历史演进图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地理解当前所处的全球化时代。

从一战后开始，美国各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陆续开设关于西方文明的课程，讲授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并将其作为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以培养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历史学本科专业的课程也以欧美历史为主，非西方国家历史所占比重很小。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欧洲和美国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60年代美国社会又兴起了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国际上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美国国内的激进社会运动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基础的西方优越论，挑战以所谓的WASP为代表的权势集团对知识和文化的垄断。而且，从这个时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学者和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他们对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历史教育无视非西方文明的贡献和成就非常不满，并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历史学者提出西方文明课程过于狭隘，充满种族和文化偏见，未能公正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呼吁在通识教育和历史教学中增加非西方文明的比重，以“世界史”课程取代“西方文明史”课程，并开始编撰世界史教科书。而早在二战后期，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开始聘用学者开展对非西方地区进行研究。战后出于领导世界和对苏冷战的需要，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兴起。到60年代中期，美国的地区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出版一大批关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地区研究生产的知识为编撰世界史或全球史教科书奠定了基础。

新编的世界史教科书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历史，内容涵盖世界各个地区，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并特别重视非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去西方中心的特征。有的世界史教科书后来干脆以“全球史”命名，主张无中心或多中心地叙述人类历史。有学者将这种全球史称为“全景式全球史”或“书写一切的全球史”。这种全球史其实很难进行基于一手材料的实证研究，而主要是借助二手研究，依赖书写者的构思和想象，在已知的历史知识之间探究因果关系，建立逻辑联系，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方式。

第二种是作为研究领域和视角的全球史。70年代开启的美苏缓和进程导致被冷战隔绝的东西方交流得以恢复，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作为对这一进程的反应，历史学家意识到必须追溯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区和文明之间相互依赖和交流的经验，书写全球化的历史，来帮助人们理解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应对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倡导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呼吁要从跨国和全球角度考察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重建和书写世界走向一体化的历程。这一潮流要么把全球史作为历史进程和研究题材，关注那些跨国和全球性的网络、联系和互动；要么把全球史作为一种视角，考察历史个案得以发生的全球背景和全球性力量对民族国家和地方性事态的塑造。无论是把全球史视为领域还是视角都会消解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

只要历史书写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就难以避免欧洲（西方）中心论，因为欧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型，欧洲和美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居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去（民族）国家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全球史书写天然带有反欧洲（西方）中心论的特征。

王立新：西方中心论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宏大的话题。在史学领域，西方中心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认为欧洲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欧洲创造了历史，而其他地区没有真正的历史；欧洲是中心，其他地区是外围和边缘，只是在与欧洲发生接触后才走出停滞和循环，实现了进步。这是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欧洲（西方）中心论，黑格尔无疑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根据这种理论，在书写人类历史的时候自然要以欧洲为中心，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是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则是可有可无的，至多是为欧洲历史做准备。如前面所讲，世界史或全球史无疑已经抛弃了这种史观。

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用基于欧洲（西方）经验而生成的那些概念、术语、理论以及分期来解释非西方的历史，欧洲的历史经验被认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不过是欧洲历史这一主旋律的变奏。这是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影响最大、也是最流行的，并已经深刻塑造中国人历史观的概念就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本来是用于描述和概括中世纪欧洲社会形态的概念，完全是基于欧洲的经验，但却被用来阐释秦统一之后（一说是战国时期）直至晚清的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我们通常使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也受到了欧洲历史分期的影响，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三段论实际上是按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来划分的，而这种划分也基于欧洲（包括俄国）的历史经验。这些概念、术语和分期模式已经积淀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深处，决定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麦克尼尔等全球史家有这样的意识，不把西方文明视为人类进步的中心和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同时尽量避免用欧洲经验作为衡量和理解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准绳。做得如何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他们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在批判和摒弃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时候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否认西方曾经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确实处于中心地位。尽管先后有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崛起，但至迟从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欧洲以及作为欧洲继承者的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性力量。欧洲的思想、文化、制度、技术、资本和商品随着欧洲的殖民活动和商业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对非西方国家构成巨大的冲击（而不是相反），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科学突破和技术发明是由欧洲和美国人完成的，几次科技革命都是在西方国家启动的；各国孜孜追求和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欧洲，并深受欧洲技术、资本和经验的影响；包括理性、民主、法治、个人权利、人民主权、有限政府、政教分离等现代性观念起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当代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和欧洲主导制定的，我们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流行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元素；就军事、工业和科技实力而言，由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仍然处于优势地位。这是近代以来的客观事实，无法否认。

当然，伴随中国和所谓“金砖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整体的相对实力在下降，有人认为西方在衰落，非西方，特别是中国在崛起。这个态势正在显现，未来的发展趋势还很难预料，或许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但至少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的250年历史中，西方居于主导地位，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西方应该占有它应有的比重。这才是历史主义态度。

一言以蔽之，我们反对历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论，但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中心地位。

王立新：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环境恶化和气候变迁、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跨国犯罪和武器扩散、流行性疾病和恐怖主义传播，都是一个国家难以解决的，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分享共同的资源，承受共同的灾难。虽然相互之间还达不到“鸡犬之声相闻”的程度，但不同国家人民的命运无疑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时代迫切需要各国年轻一代具有全球视野和休戚与共的全球共同体意识，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其所在国家的公民，还应该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

尽管全球史研究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变成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工具（如中国的“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研究），但总的说来，好的全球史书写可以成为培育世界公民意识的空间。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是指意识到世界各国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本质，理解和包容不同观点以及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苦难抱有真诚的同情，反对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的社会不公正，认识到地球是所有人类的家园因此需要精心保护。世界公民意识的本质是世界主义情怀和全球责任意识。

全球史超越民族国家进行去中心化的历史书写，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或任何一种文明中心论，致力于探究和解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相遇、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可以促进文明（文化）间的对话，传达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意识和世界主义观念，促进对其他文明和民族的包容、同情、理解和尊重。全球史提出任何国家不论历史多么悠久、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过是相互依赖的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受到其他国家和全球事态的塑造和影响，有助于纠正各国历史教育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克服民族主义意识中固有的傲慢与自大，从而在国民意识中注入适当的谦逊与谅解。全球史把整个世界作为书写的单元，重视人与自然的互动，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可以培育全球共同体意识，鼓励人们关注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安全，把对国家的忠诚与全球性关怀与责任意识相协调。不仅如此，全球史讲授的知识还有助于培养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所需要的智慧、远见和判断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史应该成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学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

王立新：一是容易忽视地方性因素和没有进行跨界流动的群体。全球史重视联系、网络、流动和互动，对跨地区和跨文化的现象和全球性背景情有独钟。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的今天，也并非所有的事件和事态都与跨国和全球进程相连，并非所有的群体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历史上很多事件可能完全是地方性力量造成的，其后果和影响也局限于地方，即使与全球力量相关，全球性因素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过度迷恋全球力量和全球背景，会忽视纯粹的地方行动者的作用。而那些没有进行流动、游离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群体同样需要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其声音不能、也不应该被淹没在全球化的大合唱中。

二是全球史书写的“非人化”。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不论背景如何复杂和宏大，没有人的活动，历史还是不会发生。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与全球进程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没有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大革命还是不会爆发。而全球史关注共时性，将因果关系的分析置于全球层面，试图勾勒历史事件发生的宏大背景，容易导致对历史必然性的重视，而忽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历史的偶然性。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称其为“过度语境化”（over-contextualization）。在全球视野下，人的欲望、选择、过错、功绩和罪恶往往被掩映在宏大的全球背景中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就是个人的作用仿佛可有可无，个体在历史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被淡化。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书写全球史仿佛是“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星球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显然只能看到地球上较大的事物和整体的轮廓而难以顾及到细致入微的个人。实际上，一部历史著作考察的空间越广大、时间越久远、视野越宏阔，历史人物的作用就越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偶然性就越没有地位，就越可能陷入历史目的论的窠臼。忽视人的作用，还会损害全球史著作的生动性和可读性。简言之，专注于全球性联系和互动，重视宏大的历史语境，全球史书写很难将人置于历史进程的中心地位，极易沦为将人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形式。

第三是全球史书写的“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所谓“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是指全球史重视跨界互动和全球联系，没有意识到全球进程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自然和自发的结果，实际上深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并充满暴力和苦难，因而是不道德。殖民扩张和帝国构建无疑促进了全球性的文化、技术、物种的交流和互鉴，但这一过程也遍布杀戮、征服、压迫与剥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并非都是愉快的跨国旅行，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颠沛流离的求生之路；新旧大陆的相遇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种、食物、技术和思想的“哥伦布大交换”，还导致千百万印第安人因感染来自欧洲的传染病而死亡。不能简单地将全球进程视为是进步和正义的，也不能以纯粹超然的月球眼光来看待全球联系与互动。全球史的书写需要有一定的价值判断。

尽管全球史可能有种种缺陷，但是它作为既有历史研究、书写和教学方式的补充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全球史把史学从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了被忽视和被淹没的全球性人类经验，提供了关于人类过去的新知识，改变了人们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有助于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培育人类相互依赖的共同体意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值得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