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
我从事历史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不论是讨论明代、清代或者是现代的历史，我主要的兴趣始终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关心他们怎么处理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会想出什么策略来处理他们面临的挑战。我第二本书写的是金门冷战，这本书叫作《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讨论金门老百姓怎么面对国际冷战和台海复杂严峻形势引发的问题，因此发明了“被管制的艺术”这样一个概念。国家制度在历史上能规范但不能决定老百姓的生活。我在2017年出的新书就是要了解明代老百姓如何与国家互动，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他们与国家打交道，他们发明了什么样的策略来优化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些资源与策略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今天就用三个故事来讨论我的理论。
第一个故事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明代的国家制度是怎么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对国家施加的影响是如何反应的。第二个故事的主要意义是介绍明代的普通老百姓发明了哪些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有趣的策略。这些老百姓都很普通，有些甚至还是文盲，他们却发明了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的策略。第三个故事的主要意义是说明老百姓的行为不单单是与国家互动，他们也利用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来优化在其他领域的活动和生活。
第一个故事来自泉州地区的一个姓颜的家族。我在他们老家收集了这部族谱，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发现这族谱已经正式出版了，就是北京图书馆的中国稀见族谱丛书侨乡册，当地是侨乡，华侨很多。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个故事，我来介绍一下背景。这个故事的开头写的是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朝廷来抽军，颜氏家族的老祖宗颜观田入伍，但他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征召入伍的。在明代，征召入伍等于说他报了一个特别的户口，叫作军户。明初几乎所有当兵的都有这个特别的户口——军户。军户跟明代其他的户口一样是世袭的，所以一旦登记为军户，这家每一代人都有义务去当兵。朱元璋原来的意思是要让这个制度延续一千年、一万年，结果它只实行了三百年左右。不是军户的所有男丁都要当兵，每个军户只有义务出一个男丁。因为这个制度是世袭的，所以军户每一代都要出一个人当兵，这个人叫作正军，所以明代正军的意思就是军户成员中去当兵的人。不去当兵的叫作军余，时间一长，正军和军余越来越多。颜家比较特别，属于正、贴军户，这也是元代的一个制度，意思是说两家共同需要出一个兵。正军会被派到哪里去？派到明代的军事基地，其中最主要的是“卫”和“所”，一个“卫”，理论上有5600个兵，一个“所”有1200个兵。而明末有400多个卫，600多个所。考察明代卫所的分布密度，让我们对其战略状况和国家安全的状况有了新的理解。明代卫所分布密度比较高的地区主要是今天的辽西、京津冀地区，以及豫、皖、苏、鄂、浙、闽、粤、云、贵几省，其中密度最大的地方是京师，也就是北京。北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军队？因为当时明代的军队不是为了国家而设的，而是为了皇帝，保护皇帝是它最主要的义务之一。京师以东，在辽西也有很多军队在那儿抵御外敌，但是对明代的人来讲，很可惜，这里的军队可能还不够多。如果有更多，可能就不会有清代。纵贯南北的运河周边卫所密度很高，因为运河是军队的补给线。西南地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实行土司制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腹地也有很多卫所，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队也是警察；二是我们已经提出来，军队的分布是以保卫朝廷为目标的，所以它需要治理内地的问题。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东南地区卫所密度高的问题，这里主要面临海防中的倭寇之患。这就是对明代制度的一个基本解释。
我们回到那个姓颜的家族的问题。颜观田是泉州人，他征召入伍当军户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儿子，所以他一登记为军户（即伍籍），就要处理一个问题：六个儿子要派谁去？ 这个决定可能让他很难过，他最后决定派老四，一个14岁的小孩去当兵，名为颜应祖。1376年，就是洪武九年，老四被派到南京，因为那时候南京是首都。颜应祖很惨，到了南京不久后就死了。卫所军官就去找颜观田另外派一个儿子。后来派老三，也是差不多同一年龄，老三不喜欢待在军队，他到了南京不久，就逃跑了。所以军官又去颜观田的家找人。到了永乐年间，首都已经不在南京，颜家第三个被派去做正军的是老大，他被派到了西南地区的楚雄，后来在云南待了三十多年，死掉了。当时颜观田应该年纪很大了，但是灾难继续到来，又要派孩子出去当兵。颜家的老五那时候已经长大了，不得不去代替他的哥哥，结果在路上他就死了。到了15世纪中叶，颜家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已经没有孩子可以去当兵，所以这个义务转让给朱家，我刚刚说了颜家和朱家是正、贴军户，两家有共同出兵的义务。到了那个时候，义务转让给朱家，有一个叫朱必茂的人，他15世纪就去楚雄代替了这个义务。此后朱家一直承担这个义务长达一百多年，到了1558年，也就是嘉靖年间，朱尚忠当兵回来，他向所有的亲戚邻居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可以一辈子留在军事基地，但是你们要出钱，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替我当兵，但是你们要继续出钱。颜、朱两个家族非常高兴，这样他们可以免除远赴偏远地区辛苦的兵役，不用担心在不可预测的时候被抓。族谱里面记载了颜家、朱家和朱尚忠签的一份合同，里面记录了所有的计划。朱尚忠有点狡猾，他过了十年又回来，说现在出的钱不够，你们要多给我一点补贴，其他族人想留在老家舒服地过日子，所以就不得不答应多给他钱。后来又过了二十年，朱尚忠的孙子又回来讨钱，他们又签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也被登记在族谱中，第二个合同比第一个合同的内容稍微丰富一点，它也说明了这个钱是怎么收集的，也就是颜家、朱家每个男丁每年要出多少钱，然后这笔钱等当兵的人回来时转交给他。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示明代老百姓身上的义务一直到明末都存在。因此普通的老百姓要想办法来处理这个持续性的义务，要让它系统化，要让他们更容易预测这个义务对本人有什么影响。因此，他们就用了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包括正式的合同（跟现代的合同看起来非常相似）。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服从国家的故事还是一个反抗国家的故事呢？在政治学中，我们讨论民间跟国家的关系时，经常用二元化的对比，要么是服从（comply），要么是不服从、反抗（resist）。而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这种行为就是在反抗跟服从之间，而这也是目前政治学家比较少关注的状况。实际上，介于服从与反抗之间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日常政治。日常政治的另一面是很有趣的，实际上在这个故事中，国家、官僚基本上都不出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不一定直接在场，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它还是在（施加影响），实际上这也是日常政治中很关键的一点。
第二个故事是来自温州的一份族谱。实际上近十年来我收集了成百上千的族谱，今天讲的三个故事，来自三份族谱，但除了第三份外，都是常见的族谱。温州英桥王氏的这个族谱是万历年间编的，但是内容讲的也是洪武时期他们登记为军户的状况。当时这个家族有一个父亲和三个儿子，看上去家境不错，三个儿子都不太想当兵，因此他们就雇了一个和尚去担负他们的义务。因为担心和尚不可靠，会逃跑，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来说服和尚。他们买了一块地，然后跟和尚说，只要你愿意去当兵，这块地的收入全部给你。这块地是由双方轮流管理的。最有趣的是，和尚答应王家，他跟他的后代永远会替王家当兵。和尚也有后代？他可能是个假和尚，也可能是过继来的，因为和尚也改成了王姓。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为了让档案跟事实符合，因为档案里的军户是英桥王氏，怎么会有一个姓陈的和尚去做正军？在一定的程度上说，这种改姓虽然很类似于过继，但也是不完全脱离国家记录的一种方式。
第二个故事比较简单，通过这个故事，我要强调的是，普通老百姓发明了一些很复杂也很简单的策略，来处理他们对国家的义务，换句话说，他们要处理日常政治中的风险。作为军户，你永远有义务要出一个人去当兵，但是万一你的亲戚在外面战死了或者受伤了，第二天就会有人来抓你（去当兵），这是不可预测的。现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把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变成可预测的（predictable）。他们用了三种基本方法，来让这个义务变得可预测化。第一个故事的办法是把义务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集中在某一房之上。第二个故事也是把义务集中于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另外雇来的。第二种方法是轮流管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家族有五个房，每个房派十年兵，五十年以后又轮到长房，可能是轮到长房的下一代去当兵。第三种基本手段也在第二个故事中出现了，就是把他们的义务货币化，把劳动的义务变成财政的义务。也许会有人批评我的解释，说我受哈佛经济系的影响太大了，是将理性选择纳入了社会史。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批评不太正确，因为我不是说他这样做是由普适的客观的理性而决定的，我是说那些人是可以有意地考虑什么对他们有利，什么对他们不利，而且可以有意地（deliberately）追求利益。所以这不是纯粹的理性选择。这个故事的第二层意义在于，温州在当时可能是全国市场最发达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海上贸易非常兴盛，这也引起了一个问题，这种应对策略跟商人在市场中处理风险的策略非常相似。实际上这里的每一种策略，我们都可以在商业中找到类似手段（a parallel）。那么，这些人是从市场、从经商中学到的这些手段，还是在跟政府互动时发明了这些策略，然后移植到市场上？是“经济”学习“政治”，还是“政治”学习“经济”？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如果是先有军户，然后才有海上商人，这可能就说明沿海地区后来的经济发展，跟明代政府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个故事是来自一个叫作福全的小地方，一个很小的所，相当于现在的村落，离泉州不远。福全蒋氏的族谱非常有趣，这个族谱是手写的，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会把新生的男丁写进去。这个族谱老实说是不太懂族谱的人编的，据我了解，编族谱的“基本宗旨”是要把所有有趣的东西都删掉，要故意把非常无聊的东西写进去。但是蒋家族谱非常例外，据我理解这可能是一份初稿。蒋家是这个所的司令官，即千户。一个所1200个兵，所以司令官就是千户，而蒋继实是第八任司令官。蒋家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安徽人，因为洪武年间比较早跟随朱元璋，所以得到了一个世袭的千户位置。蒋继实在嘉靖元年（1522年）当了千户，他的传记目标是表明自己是位了不起的司令官，打了数次胜仗。明中叶在沿海地区做司令官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防倭寇。蒋继实跟倭寇打了几次仗，但实际上他都是跟货船而不是战船打仗，所以打败他们很容易。传记的编纂者说蒋继实把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大量的陶瓷，都分给他的部下。这让我们知道，当时的普通的军户、普通的正军跟市场是有关系的，这些战利品毫无疑问是被卖掉了，甚至还卖给同一批倭寇。当时的倭寇首领被称作倭酋，名叫李文信。很显然这个倭寇就是中国人，是本地人，不可能是日本人。然后蒋继实竟然和李文信的妹妹搭上关系了，从她那里获得了东南亚的商品。
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当时的千户跟海上贸易有了密切关系。实际上，我们无论是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看，都会发现这一点。《明实录》记录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很多海军都是如此，有一位职位高于千户的指挥官，甚至派人去做买卖，包括去买外国商品。实际上，从族谱、地方文献以及中央政府的文献中，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很多海军从事海上贸易、国际贸易。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海上贸易可以说是有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的。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明初很多海军都有海上贸易的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方国珍。方国珍在向朱元璋投降前已经是海上一霸，后来他的部下被编入明代国军，自然保留了一定的海上传统。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沿海地区有一群人被称作蜑家或蜑民，意思是生活在船上的人。有大量的蜑家在洪武初期被编入海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海军的海上技术，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那些不容易受控制的人，但是那些海上的传统久而久之可能消散了。更重要的是，当时实行禁海政策，不允许民间造船，唯一能造船的地方就是卫所和军户。所以他们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对海上科技的垄断；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优势——这也是《明实录》的记载——海警队都是他们的亲戚（那时候叫海巡）。从事非法海上贸易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碰到海警队，但是如果你知道海警队某天在哪里巡逻，你就去别处贸易，跟没有关系的人比，当然有了优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故事属于服从国家还是反抗国家？也是两者皆非，但这个故事可能更加复杂一点。蒋继实能这么顺利地从事海上贸易，主要是因为他是海军军官，他利用了他在海防领域的特权在商业领域套取利益。还有一点，他作为海军需要负责荡平倭寇，但他自己也是倭寇，我刚刚讲的故事里的行为都是倭寇的行为。明代沿海地区的研究让我们早已经认识到，很多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本地人。但是我可以进一步说，不只是本地人，实际上负责海防的军队，也是倭寇的一部分。我也发现了不少案例，其中显示早期的华侨和早期去台湾的人，也是当时、当地的海军成员。
现在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我先讨论这些故事本身，军户和卫所研究的问题，然后再转向更宏观一点的历史议题。我重复一下，当时的老百姓发明了很多非常简单的策略用于处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目的是优化这种关系，使它可预测，货币化、合同化。这些策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它的简单性，在接触这一研究之前，我没有料到普通的老百姓这么聪明（能想到这么简单的策略）。第二点是有很多策略很像他们在市场上运用的策略。如果把所有的策略概括起来，可以称为“制度套利”。“制度套利”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们想尽种种办法来从他们参与的制度中套利，得到好处，或者是减少坏的影响。服从或者反抗，这两个词都不能完整地解释他们的行为。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曾经写过一本书，写山区的居民怎么逃避国家的管制——《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的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中国学者都非常推崇这本书，但是在研究中用到这本书中的概念的可能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细读就会发现，不管是被管制的艺术，还是逃避管制的艺术，都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人是非常懂得怎么被管制的，这就是被管制的艺术。当然我今天讲的几个故事，是有地方特色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策略。不过实际上，明代中国几乎所有地方的军户都有类似的记载，他们违背了贸易限制，跟敌人经商。所以即使那些策略相当有地方特色，但是这种想办法优化与国家的关系，想办法用制度套利的理念，我推测在全国都很普遍。它们共同的地方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今天讲的东南地区主要的民间组织是家族。在一定的程度上，必须有家族组织，那些策略才能推行。我当然不是说有了军户制度才有家族，家族在当地的普及化很可能跟明代的赋役制度有关。虽然我的例子都是来自军户，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在逻辑在民户中也可以适用。斯科特还有更早的一本书，叫《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他认为现代国家有它特别的视角，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误解，他认为现代国家才有国家的视角，实际上传统国家也有传统国家的视角。我今天介绍的很多策略，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些策略多多少少以跟国家打交道为前提。你如果不跟国家打交道，这些策略都没有用；你如果要跟国家打交道，你就要了解国家怎么看你，国家用什么语言来描述你。有两句俗语，跟我这个研究比较有关系：一个是“天高皇帝远”，我的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刚好与之相反，实际上皇帝不远，那些策略才有效。如果真的皇帝很远，你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力气想办法与之周旋。还有一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最后，我从三个比较大的视角做结论。一是从历史的方法的角度去谈。北京大学做宋史研究的邓小南老师有一个概念叫作“活的制度史”。我们两人所指的“活的制度史”很不一样，但是她的这个概念对我很有启发性,就跟斯科特一样，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但是她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的思考。做传统制度史的学者可能会认为我的研究没有意义，因为我没有描述这个制度的大背景。实际上这个研究方法并不是我自己开创的，我是借鉴了华南学派的几位老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民间文献，从地方的特点去了解一种制度的运作，这就是一种新的活的制度史（living institutional history），这是我希望做出贡献的一点。二是整个明史研究。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国外在西方明史研究方面最权威的是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也是我的老师，他有一本书叫《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认为明代经历了从专政到市场化的转变。明初是专政时期，但是后来皇帝素质不高，而且普通老百姓不听话，他们不想按照朱元璋的设计行事，他们要经商要赚钱。可以说这是一个扣减的故事（subtraction story）。明代原本建立了非常完整的专政制度，然后这个专政制度被扣减以后，就有了明代中末期繁盛发展的社会。实际上我觉得我的研究可以部分纠正他的观点。明代的故事不是原来有国家，后来没有国家，或者原来有国家，后来有市场。朱元璋没有成功地实行他的计划，但是这不等于说他这个计划和明初设立的制度没有起到重大的历史影响。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概念非常流行，就是早期现代化帝国（early modern empires），很多做世界历史的学者都在把明清帝国跟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做比较。这几个帝国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或是政府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但是这种渗透是有限制的。（All of these empires are penetrating society, but there are limits to their ability to penetrate society.）就是那些限制引发了老百姓在日常政治中的可能性，引发了制度套利的可能性。
[原载朱庆葆、孙江主编《新学衡》（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