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编者按】
谈起中日交流史，日本曾向中国派遣大量遣唐使的史实广为人知。但在日本学者榎本涉看来，到了宋元时期，中日交流不但没有衰退，反而更加繁荣。那么为何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大多不为人知？双方进行贸易的交通路线是什么？主要进出口的商品有哪些？在中日贸易中活跃的商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榎本涉作为当代日本古代中世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日宋、日元贸易的研究堪称日本学术界的定说。长期以来，他与中国学界也有很多的交流。近日，澎湃新闻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就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问题采访了榎本涉先生。
榎本涉，国际日本文化中心准教授，东京大学博士，师从著名中世史家村井章介。主要研究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市舶司贸易体制、东亚海域中活跃的僧侣和海商、中世禅宗。著作有《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编纂）、《僧侣与海商的东海》《东亚海域与中日交流9〜14世纪》、《从物品来看海域亚洲史：宋元时代的亚洲与日本的交流》（合著）及论文《宋元交替与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七卷）等。
澎湃新闻：相比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普通的中国读者对遣唐使显然更为了解。那么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是怎样的？宋元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榎本涉：遣唐使对于日本人一样也是很有名的。但是，遣唐使时代的中日交流并非那么繁荣，基本上是二十年一次，交流是很低调的。倒不如说在遣唐使的时代，日本和新罗、朝鲜半岛、渤海的关系更深，和唐的关系很薄弱。到了唐末九世纪，新罗商人和唐商人来到日本，商船来往于中日之间，交流频率比起遣唐使时代压倒性地增加了。
日本人对于中国商品有需求。派遣一次遣唐使要花费很高，而且十分危险，与此相比，商人们总是持续会来，有了这些商人，中国商品就能输入日本了。利用中国商船的话，日本向中国派遣人员也就成为可能。即便不派遣唐使，只要利用商船，随时都可以去中国。因此，遣唐使的派遣也没什么必要，就停止了。
之后的五代十国、宋，中国一直都有商人过来日本。这一段时间的交流与其说是衰退，不如说是更加繁盛了。遣唐使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国家事业，非常显著。但是到了民间交流的时代，不用依靠这样的国家事业，随时都能交流。这样，比起二十年才能获得一次中国信息的时代，宋代的日本人获得中国信息要快得多了，想要的中国商品随时都能入手。
特别是到了镰仓时代（约1185-1333年），日本一直有僧侣在中国。中国同时代的文化立刻就能进入日本。在中国刚刚出版的书籍，或者中国当时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能流入日本的中心地带。生活方式、食品，还有茶，这种深层的文化也能在日本广为传播。当然，还没有深入到庶民阶层。但至少在以禅宗律宗为中心的寺院里面，中国的生活方式能够完全地再现。以京都和镰仓为中心，中国式空间在整个日本出现，全日本都创建了很多南宋式的寺院,那些从宋归国的僧侣在日本再现他在宋地体验到的生活方式。比起作为国家事业的遣唐使时代，这时中日交流的深度、广度完全是不一样了。
按照南宋样式修建的京都东福寺 康昊摄
蒙古袭来（1274、1281年，蒙元两次进军日本而遭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保持军事上的戒备，贸易的确中断了几年，但是之后就又恢复了。特别是到十四世纪，元朝基本上采取了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政策，于是中日贸易又恢复了和宋代一样的水准，或者说更加繁荣。日本有大量的僧侣、商船去中国，虽然还是在戒备中，但贸易的实际状况是很好的。可以说在元代，特别是十四世纪前半叶，中日贸易达到了前近代的两个顶峰之一，另一个顶峰是十六世纪秘密贸易的时代。
但是，在十六世纪中叶遣明使停止之后，明朝商人来日本贸易都是通过不合法的秘密贸易的方式。明清之际的贸易虽然还是很繁荣，日本的僧侣却已经不能再去中国学习了，因此只能通过从中国输入的书籍来了解中国的信息。从这点看，元代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澎湃新闻：日宋、日元贸易的交通路线是怎样的？
榎本涉：日中间的贸易路线是大致不变的，从日本的博多跨越东海到中国的宁波。日本船只从博多出发，或经过长崎县的平户、五岛列岛，到日本最西边，乘风直行中国；或通过韩国的济州岛一带，经几天的航行到达舟山群岛再入宁波。基本上从宋代初期到明代中期，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宁波-博多航线）一直是中日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元代末期，中国发生内乱，1350年代的浙江周边海域是很危险的。因为浙江十分富庶，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海上商路非常危险。所以，中日贸易采用了不经过浙江的路线，而是从福建出发，经过台湾、冲绳、南九州，到熊本的高濑。这条路线在十四世纪后半叶使用，但是它只是暂时的。宁波—博多路线仍然是主要的路线。
可能就是通过这条从福建出发的路线，之前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琉球成为重要的贸易场所。之后到了明代，洪武帝要求琉球朝贡，琉球通过与明朝的交流，一跃成为海上的重要势力，其中的一个契机就是元末中日交流路线改道。
特别要提出的是，宁波是宋、元、明对日本交流的窗口。实际上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是通过宁波这个窗口进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是宁波的文化传到了日本，毕竟宁波自己也是中国各地文化的汇聚之所。
澎湃新闻：当时中日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是什么？
榎本涉：日本进口的中国商品有很多，首先是丝织品、纤维制品。此外，直到江户时代中国的药品在日本都很受欢迎。膏药、香料，这些与其说是中国的东西，不如说是流入中国的东南亚、印度的商品。当时，世界各国的物产通过商人进入中国，再被转卖到日本。这些香料在温带地区大多是无法生产的，日本一直需要从中国输入。从唐代以来，一直到日清贸易的时代，香料都是主要的商品。
再者，文化方面就是书籍了。唐朝时是遣唐使、留学生在中国，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日本。遣唐使结束以后，平安时代（约794—1192年，这里指遣唐使停止以后）的僧侣入宋并不频繁，要了解中国基本是通过引入书籍，因此书籍的交流很重要。到了镰仓时代，大量的僧侣入宋留学，他们也从中国带大量的书籍回日本，宋元文化得以广泛传入日本。特别是宋代的出版业很繁荣，因此，在唐代需要手抄的书籍，到了宋元可以印刷出来贩卖了，因而日本僧带回大量的书籍并不困难。《大藏经》五千卷以上，这么大的量，日本只要付钱，中国就能印刷，通过中国商人就可以运回来。日本多次将《大藏经》引入日本，现在仍然有保存。
此外还有陶瓷器，哪怕运输途中损坏了仍然能够保存下来，这就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资料。日本福冈就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器。
另外，平安末期、镰仓时代以后，中国的铜钱对于日本经济有着巨大的意义，一次就能有数万枚铜钱输入。本来中国是禁止输出铜钱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大量的铜钱还是进入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用丝织品和米做货币，并不使用金属钱币，平安末期日本又开始用铜钱了。但这些不是日本制造的铜钱，而是宋朝制造的铜钱，在整个镰仓时代使用得越来越广泛，连年贡纳入也是用铜钱了，所有商品的价值基准是以中国的铜钱来决定的。以中国货币为基准的日本经济一直持续到中世末期，因此考察中世日本的经济史，中国铜钱的引入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日本的出口商品呢，在中国的史料里面也有出现，特别重要的一个是黄金，此外是水银，还有就是硫磺。硫磺是从宋代开始出口，出产于日本西南面的硫磺岛（笔者注：并不是硫磺岛战役那个硫磺岛）。在中国，硫磺是火药的原料，用于战争，中国的硫磺产量非常不足，而当时的日本出产很多。于是，硫磺就作为军需品，通过日宋贸易进入中国。1084年，宋神宗令明州向日本派遣商人，购买大量的硫磺，这一事件在中日双方的史料中都能得到确认。当时宋正在和西夏打仗，硫磺是必要的军需品。
接着，在南宋一代，木材也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商品。宋室南渡，宫殿营造需要大量的木材，浙江的木材减少，因此想要快速获得木材，当时就开始关注日本。入宋僧圆尔（1202-1280年）曾在杭州径山寺修行，后来径山寺烧毁了，为了支援径山复建，千枚日本木材被运到径山。其他比如重源（1121-1206年）、荣西（1141-1215年）也曾运日本的木材来中国，中国寺院的复建用到了日本的木材，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当然，这种情况肯定不只是发生在寺院。
其他的呢，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也颇有人气。日本刀、莳绘、螺钿，在宋代很受欢迎。
杭州径山寺的圆尔与无准师范像 康昊摄
澎湃新闻：中日贸易对于日本的当权者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榎本涉：平安时代的贸易在国家的管理之下。日本的朝廷在福冈设有大宰府，统辖整个九州岛，也通过大宰府来管理贸易。中国有市舶司，向所有入港船只收税。日本当时没有收贸易税的概念，也没有通过贸易来支持国家财政的想法。但是，天皇、朝廷需要优先购入中国商品，好的东西想要先买来，天皇于是就派侧近的藏人（笔者注：天皇的家政机关“藏人所”的职员）到大宰府，去检查船只中的商品，将中国商船中最好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先选出来，运到京都，再付款。当时的管理制度是很朴素的。
到了镰仓时代，这种管理制度就停止了。商人们各自和有权势者建立关系，开展贸易。日本的各方势力直接与商人联系获取商品。这个时代里谁都可以做贸易，无非就是能获得金钱和人脉而已。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最自由的时代。
到了元代，因为军事上的紧张戒备，作为贸易港的博多存废成为问题。因此，镰仓幕府加强了对博多的管理。贸易的暂时中断，也可以说是镰仓幕府加强管理和防卫的结果。蒙古袭来使日本陷入危机，幕府不能放手不管，这才开始了对港口的管理。通过这一点，镰仓幕府对博多、九州的支配加强了，十三世纪末镇西探题（镰仓幕府设置的九州统辖机关）设置于博多，统辖九州御家人（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直属于镰仓幕府的武士）。这样，博多成为九州正式的军事、政治中心。
福冈大宰府政厅遗址
澎湃新闻：中国商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贸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榎本涉：日宋贸易中活跃的商人，基本上是宋商人。在之前的唐末，有唐商人担当日中贸易，日本朝廷派遣的贸易使者要乘唐朝商人的船只。
1160年代，中国的史料中出现了“日本商人”一词。“日本商人”并不指日本人的商人，因为当时并没有用民族来区分商人的想法。比如说，高丽商人当中有一位“高丽纲首”叫徐德荣，受高丽王的命令去宋朝。因为受高丽王的委托，宋人叫他“高丽纲首”，但他其实是个宁波人。实际上他在受宋朝的委派去高丽时，不被称作高丽商人，却称为宋商人了。所以受谁的委托而被派遣，才是问题的关键。
1160年代以后，即便在中国史料中出现了“日本商人”，但在约二十年间从事日中贸易的商人里面，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也没有。其中之一，比如谢国明，在中国被叫做“日本纲使”，但他是住在博多的中国人。和日本势力结合、在日本设立据点的中国人，入宋贸易时是被日本方面派遣的，因而被叫做日本商人。
过去有博多纲首在元以后逐渐消失的观点，那么此后担当中日贸易的就是日本商人了么？不是这样。仅仅是史料没有了而已，商人几乎不在元代的史料里面出场。十四世纪以后，商人依照派遣者（日本的各方势力）一方的意向来进行贸易。商人不再与派遣者保持持久不变的关系，只订立一次性的契约。这样呢，各方势力在派遣船只时，才与海商订立契约，商人的个性逐渐解体，自立性变弱了，结果就在史料里面不再出现。
研究发现镰仓时代的史料里面出现很多中国人的名字，到了元代博多纲首在史料中消失了。但其实贸易商人在这时的史料里就已经不出现了。中国商人退场了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他们在镰仓时代的博多是与日本人一同生活的。随着世代的交替，与日本人混血的也很多，但这都不成为海商势力交替的论据。
澎湃新闻：您于2013年编纂了《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一书，里面收录了106位渡航僧的传记。为什么研究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要从僧传入手？
榎本涉：因为宋元基本上是民间交流的时代。遣唐使、遣明使是国家派遣的，能够出现在政治家的史料里。宋元时代因为是民间交流的时代，在国家的历史书里和政治家的日记里是不出现的。宋元时代，中国的史料对于贸易管理的记载有不少，但是并没有个别的某船只入港及出航时间的信息。有事件发生时才有记录，平时的状况很不清楚。
遣唐使、遣明使时代的中日交流很繁荣这种印象，可能就是因为二者作为国家事业有很多史料记载。没有史料留下来的宋元，就认为是没有交流。所以，史料是最大的问题。究竟何时，从哪儿到哪儿有船只通航，如果想要了解、整理这种信息，能够利用的史料就是日中间往来的僧侣的记录。
《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传记集成》书影
僧侣们是搭乘商船去中国的。因此，即便他们不直接记录商人，但只要记录了是在何时何地上船的话，我们就能了解商人往来的状况，这样的记录在当时有很多。因此想要考察日宋、日元关系，最方便有效的史料就是僧传。
很多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并不太了解僧传史料，佛教研究者更清楚。传记比起汉诗文、古文书而言，因为是后世创作的，史料价值不高。因此，为了让人一目了然地知道大量的传记中哪些材料是有价值的，哪些是可疑的，哪一部分是去中国时的记录，哪一部分是回日本的记录，我就将那些传记全部搜集整理出来，编写了这本书。
澎湃新闻：元明交替对日本禅僧的中国观有什么影响？
榎本涉：首先要考虑的是交通断绝的问题。十四世纪前半叶是日元交流的顶峰，到了后半叶就下降了,因为元末内乱使到中国去变得很危险，在中国的日本人一度也回不来了。我们看当时日本的禅宗中，有“不去中国也挺好”的主张。（笔者注：譬如《卧云日件录拔尤》记载默庵周谕（1313-1378）欲入元时，梦窗疏石说“纵到大邦，不可得过我之师”，并说想要了解元朝禅林的话，去找归国的雪村友梅就足够了。）日本禅宗的这种“自信”在1350年代出现，因为去中国变得危险了，禅僧便找了这样的理由。
比起元末内乱而言，元明交替对于禅僧们的影响更大。明崛起后，日本商船不能再随意去明朝，朝贡船以外是不能入明的。明太祖时，明朝对日本的戒备心很强，日本的朝贡使入明也一度遭到拒绝。元代就在中国的日本人，被聚起来监禁在南京。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已经不再有像元朝那样继续在中国学习的条件，这时禅僧中“不去中国学习也没关系”的观念产生了。之后的明成祖时代，日中交流又安定下来，虽也有断绝，但十五世纪后半叶大约保持着十年一次遣明使的和平交流。
但遣明使是出于朝贡目的而被派遣的，禅僧是遣明使一行的一员，使节团的成员可以到中国，但在中国已经没法修行了。他们只能按照规定好的时间表、定好的路线来活动，和当地文人、僧侣交流是可以的，但这些禅僧即便去了中国，想要在中国学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样，日本禅僧就不再有把中国的佛教引入的动机了。他们在日本，纵然一直把中国当成理想的空间，却并没有复制明朝佛教的想法，因为学习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文/康昊）
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