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概括并阐发了一种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准绳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张，即“中国中心观”。或许是暗合中国史学传统的内部取向，中国中心观一经译介到中国便流行开来。不过，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完美，其论证是相对主义的，当中隐含了一些颇具反讽意味的悖谬。认识这一点，于中国史家理性对待外来理论，摆脱对“中国中心”的迷恋，也许会有所裨益。
柯文相对主义的史学基调
柯文在书中开篇指出，历史研究无不要引入大量主观成分，尽管要忠于事实，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从柯文的历史相对主义来看，史家一般是从过去杂陈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以此来“塑造”过去发生的变化。柯文明确表示，他在这一问题上“崇奉一个信条”，即事实或变化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相对的，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他借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来为这一信条论证，即过去的事实就像散落在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的海域和捕鱼的工具，而这又取决于他想捕什么样的鱼，不是史家想要的鱼即使被捕到也会被认为不重要而遭舍弃。
历史研究是主观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相对的，这是柯文的史学观，也是他为中国中心观论证的基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文异曲同工，认为每一代史家都要重写前人写过的历史。在他看来，费正清和李文森等前一代美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不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近代化模式，抑或其后的帝国主义模式，都是“西方中心”的，这些模式都采用了“西方”的尺度来事先界定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哪些是重要的，从而歪曲了历史。按柯文的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尽管可能受西方影响，但不管怎样，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准绳都应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中国中心观的核心主张就是要摆脱西方中心和外部视角，采用内部视角，从中国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从西方中心模式到中国中心观，柯文的相对主义是其间的转化器。应该说，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或视角，中国中心观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柯文把中国中心观当做优先标准，将其与西方中心模式对立起来，用内部视角贬抑外部视角，并用相对主义批判对手证明自身时，问题就来了。
相对主义论证中存在的问题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在对以“冲击—回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中心取向的批判中展开的。他主要采用的是相对主义论证方式，但其中却隐含了一些悖谬式问题。
问题1：柯文在批评“局外人”歪曲中国历史时指出，与西方史家一样，中国史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在重建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是局外的。不过，在批判“冲击—回应”论时，他采用了一套完全相反的说辞。他说，说中国对西方概念直接做出回应是“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可能实现……其实，使大多数中国人做出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国原有的说法”。在这里，柯文言下的西方概念经过中国语言和思想方式的过滤就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与前一“局外的”说法比较，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问题2：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主张要分区域、分阶层来研究中国历史，反对“冲击—回应”论整体层面的宏观研究，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强调局部差异和特殊性，是柯文反对宏观整体史、主张地方史的论证策略。不过，如果把这一地方性策略推到极致，中国中心观所主张的地方史也将变得不可取，因为同一个区域内部还会存在大量差异，同一个阶层的人的经历、个性、气质等也会“千差万别”，以区域和阶层作为单元，将抹平这些差异，从而违背“尊重差异”的原则。
问题3：柯文反对西方中心模式，也反对由其建构起来的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批评那种过于强调中西差异的主张。但是，他有两个方面的做法无意中又强化了他所反对的中西二元对立。其一，柯文主张地方史，强调中国内部的地方性差异，结果导致了西化的沿海与封闭的内陆之间的对立，这是中西对立在中国内部的翻版。其二，在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问题上，柯文明确主张要用中国标准，排斥西方标准，这就在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建构了另外一种中西二元对立，变相支持了他要反对的东西。
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
中国中心观论证中出现的问题也许只是一些枝节问题。就总体来看，柯文中国中心观存在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相对主义的史学前提，西方史家的“中国中心”的历史仍将是西方中心的，从而以反西方中心为鹄的中国中心观，最终仍可以划归为西方中心。
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或外部视角“将中国视为无力创造自身历史而必须依赖西方的偏见”，中国中心观主张从内部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即采用“移情”方法，“力图设身处地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可是，过去的历史当事人无数，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信仰、经济状况、政治立场等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截然对立，什么样的对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而值得史家为之移情呢？依柯文的史学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史家提出的问题及其内心的关切，而这些“主要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既然这样，对柯文等持中国中心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来说，选择移情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当事人无疑主要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美国史家的关切，美国史家将其关切投射到中国的过去，选择移情的对象，再谱写中国历史。如此得来的历史，尽管可以说是中国中心的，但起支配作用的显然还是背后的“西方中心”。
萨义德的《东方学》发表之后，伴随对西式现代化带来的弊端的反思，美国学界兴起了一股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柯文阐发中国中心观，无疑也在迎合这一思潮。然而，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自我反思，这一思潮毕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此，正如柯文承认的那样，美国史家无法脱掉紧紧裹住自己的“西方文化的皮”，受这一思潮影响而来的关切和这种关切带来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观当然也无法摆脱西方中心。
就其根本来说，中国中心观主要是建议美国史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取内部视角，与这些史家所持的是不是中国立场无关。其实，对中国史家来说，该不该过于强调中国中心或内部视角也是需要反思的。柯文曾借用石约翰的观点批评西方史家常常是从内部视角或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自己的历史，以致被囚禁在“狭隘牢笼”。既然如此，中国史家对中国中心或内部视角也就应该多一些警醒，以免走向狭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2月4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