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海：近10年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综述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研究。

本文来源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79-87页。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在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晚清边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鉴于学界对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内边疆史的研究已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1)详见：李国强《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厉声、贾建飞《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孙宏年《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60年》，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张永攀《边疆史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于逢春《60年来东北边疆研究论衡》，吕文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研究评述》等文，以上诸文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就最近10年(2009—2018年)国内学界的研究做一回顾和梳理。

在西南边疆史领域，西藏研究为重中之重。在西藏研究中，清朝的治藏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经过长时段的考察和分析，杨恕、曹伟等学者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一方面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的偏向。[1]孙宏年的论文则批评清末政府在处理达赖、班禅关系问题上不明智，加深了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员之间的矛盾，对以后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2]扎洛认为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的礼仪和奏事权之争实际上蕴含着清政府治藏政策的转变，是在贯彻政教分离的“西藏新政”原则。[3]卢祥亮认为清季报刊中朝野的筹藏观一方面逐渐趋于成熟，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施政也起着指引和参谋作用，但同时低估了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存在盲目乐观和自大的倾向。[4]此外，相关学者还分别对丁宝桢、张荫棠、赵尔丰和驻藏大臣琦善等清朝官员的治藏政策做了考察和评价。[5-8]

在西藏界务与对外交涉问题上，张永攀的论文对乾隆末至光绪初年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三处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边隘做了考辨，认为清朝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在晚清逐渐松弛，并对1895—1896年中英“藏哲边界”交涉与勘界做了专题研究。[9-11]许广智等学者在肯定清朝驻藏大臣极力维护中央权威、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同时，批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分歧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机会，而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以收回政权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改革，又加深了与西藏僧俗封建主之间的积怨，给英帝国主义在西藏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12]扎洛认为不丹在1903—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中的角色实际上已沦为侵略者的帮凶，反映了几方势力在综合实力以及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影响力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西藏上层既缺乏明确的作战思路，又缺乏创造有利的战争环境的手段 [13]。

在晚清藏区治理改革与制度研究方面，冯志伟等学者[14]从“清代藏区的法律”“清代藏区司法管辖权”“清代藏与满汉族间刑事案件处理”“清代藏与蒙回等民族间刑事案件处理”“清代藏与其他民族间刑事案件处理”“清代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评析”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清朝涉藏刑事案件具有以下特点：清朝在管理上注重民族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清王朝在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中，适用的法律形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即藏区的习惯法、王朝的藏区立法、内地的律法以及皇帝针对某些案件发布的谕令，可以分别或同时为地方官员所引用，处理上多从安抚的角度来考虑；而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始终体现王朝政权的不容侵犯与不容置疑。罗布的著作则将现代化范式引入西藏近代史研究，对清末西藏新政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两次改革的背景和条件、动因和措施、效果和影响等分别做了梳理，认为清末西藏新政改革是西藏步入近代的开端，但欧美列强的阻挠、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教育程度的低下、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因素，阻碍了新政改革的发展。[15]张云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自吐蕃时代到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第17—24章涉及晚清西藏的地方治理和变迁。[16]

除了西藏外，学界对西南边疆其他地区也有一些研究。如许新民考察了清咸同以来在云南地区所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认为并非彻底革废土司，而是使土司“虚衔化”，剥夺了土司原有的行政管理权。[17]潘崇考察了锡良督滇时期编练新军的情况，认为经过锡良的努力，云南新军第19镇武器装备齐整、官兵素质得到提高，但新军的建设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编练模式在新政时期全国练兵大潮中较为特殊，对全国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借鉴意义。[18]古永继等学者考察了清末滇南猛乌、乌得割归法属越南的经过，指出法国通过一系列的计划和行动于1895年割占了猛乌、乌得，此事导致云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并对清政府、当事官员及世代居住此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远影响。[19]吴智刚等人则考察了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筹办中越边务权责的调整，认为“以一事权”抑或“各专责成”成为各方争执焦点，自革命党人中越边界起义后，清廷有感于边事棘手，有意改变边省各自为政的局面，自上而下统筹桂边与滇粤两省边务，边务事权格局再生变动。[20]徐毅的著作《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21]，上编主要从“文德绥怀”“教养之责”“永绥兆姓”“蒸蒸向上”四个部分考察了晚清之前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构建过程；下编主要考察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颓败与广西社会的动荡，内容多涉及晚清部分。

在西北边疆和边政研究领域，新疆研究为重中之重。对于晚清新疆的行政设置与治理，鲁靖康和魏亚儒两位学者以塔尔巴哈台为例，对清代边疆政区设置的变通与调适进行了探讨。[22]王力考察了1884年新疆建省后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与满汉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23]杜党军和王希隆两位学者对清末科(科布多)、阿(阿尔泰)分治的局面多加肯定，认为这是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强化了清朝对阿尔泰地区的开发和军事防守，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企图通过阿尔泰继续南侵的阴谋，对以后新疆地区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4]鲁靖康就清代新疆行省体制下政区建置问题做了分析，认为新疆行省体制下的政区建置变动以升置和增置为主,个别政区隶属关系、治所与辖境的变更反映了地方利益集团博弈对政府决策和政区建置的影响,体现出建省前后新疆政治、经济、地理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行省体制下的新疆政区建置变动频繁,并没有达到成熟状态,与建省前相比,新疆政治格局延续了“以北制南”的传统方针。[25]

在晚清治理新疆政策研究领域，王力的《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26]为这一时期学界的一部代表作。该著作共分八章：“新疆统一前清朝对回疆地区的经营政策”“新疆统一后清朝回疆民族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嘉、道、同、光时期清朝回疆政策的调整”“新疆建省及清朝治理回疆的新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边防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经济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教育政策”“清代回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政策”，对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的整体脉络及其发展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许多内容涉及晚清时期。此外，周卫平的《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27]以传统史学与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清代新疆官制与边吏的设置、权限、职责、任免、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时期对社会所产生的不同作用等，做了全面细致的爬梳和研究。王东平的《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28] 、白京兰的《一体与多元：清代新疆法律研究(1759—1911)》[29]、杨军的《清代新疆地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30]、田庆锋的《清代中国西部宗教立法研究》[31]四部著作，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代新疆的法律制度。

在晚清人物与新疆治理研究领域，赵维玺对陶模治理新疆加以充分肯定，认为陶模作为晚清西北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封疆大员,治理西北边疆达二十余年,他在新疆推行的一系列善后及防务举措,不仅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新疆的近代化进程。[32]他还对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对吉江副都统吉尔洪额与帮办军务大臣金顺互控案的处理多加肯定，认为左宗棠作为清军统帅,经过调阅案件、实际访查,推翻了吉尔洪额对金顺的指控,并从大局出发,亦对金顺指证吉尔洪额的罪行进行了详细分辨,从而稳定了军心,保证了西征的顺利进行。[33]郭胜利对光绪三十三年哈密通判陈天禄在哈密地区开展的“改土归流”运动做了讨论，认为它反映了清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虽囿于诸多因素,最终失败,但对哈密地区影响深远。[34]张燕、李敏、王文友等合著的《伊犁将军治疆方略借鉴研究》[35]则对1762—1864年百余年间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历史演变、伊犁将军治疆方略的基本保障、伊犁将军治疆方略的制度安排及伊犁将军治理新疆的成功经验，依次做了专题研究。

在新疆界务和中外交涉领域，李强和纪宗安两位学者对坎巨提与清朝宗藩关系做了考察，指出坎巨提自1761年入贡,同中国的宗藩关系延续了177年。19世纪末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俄三方聚焦于中国帕米尔，为了联华抗俄,已经兼并了坎巨提的英国接受了中英两属体制。甲午战争后,英国通过麦克唐纳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弃坎巨提宗主权,迫于俄国的外交压力,清政府采取了不予理睬的对策,中英两属体制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至1937年英国无力对抗苏联在新疆的压倒性优势,终止了坎巨提同中国的封贡关系,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36]何星亮对新发现的清代钦命勘分中俄科塔边界大臣于光绪九年(1883)七月初六日写给哈萨克部落头目的文书进行拉丁字母转写和汉文翻译，对文书中提到的人名、中俄边界谈判地点和中俄分界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对了解《中俄科塔界约》谈判前后事宜、探析晚清中俄边界划分与边境民族的迁移及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具有很高历史价值。[37]樊明方、梁俊艳等学者考察了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荣赫鹏对新疆南部地区和坎巨提部的探查活动，指出这些探查活动既构成当时英国对新疆地区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对当时英国和沙皇俄国在该地区的争夺和妥协产生了重要影响。[38-39]王东探讨了边疆危机与清末新疆电报线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边疆危机是新疆电报线建造的重要推动力。[40]许建英的著作共分七章，详细探讨了晚清英国在新疆的侵略活动，内容依次为：英国和中国新疆的早期关系，阿古柏入侵新疆和英国与阿古柏的政治、贸易关系，新疆建省前后英国和中国新疆的关系，英国势力在中国新疆的确立，19世纪90年代后英国与中国新疆的贸易关系，英国对中国新疆的探察，英国与中国西北的边界等。[41]

在晚清新疆人口与社会研究领域，苏奎俊对清代满洲八旗驻防新疆始末及满族人口在新疆的变化加以梳理,认为由于受八旗制度的制约以及旗民界限的束缚,再加上战乱、疫病等因素的影响,新疆的满族人口始终难以健康发展。[42]祁美琴和褚宏霞两位学者则探讨了嘉道时期新疆移民的落籍过程、途径以及影响，指出嘉道时期的移民进入新疆后,主要通过直接安置、升科纳粮、经营地产、服刑役期满为民等方式落籍,成为新疆民户。而落籍方式的不同选择,不仅与移民的来源、身份和职业有关，更与统治者移民政策的弛禁和时代变化有关。[43]吴轶群对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特征做了探讨，认为清代伊犁地区人口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迁移人口对伊犁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以清政府治新政策中的人口布局思想为主导影响因素,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游牧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建省后人口再聚集和恢复发展时期，牧业人口恢复较快，这进一步表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经济形态对人口经济(职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各民族社会生产形态的惯性发展。人口民族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战乱的影响。[44]贾建飞的著作《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45]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晚清时期。

在东北边疆史领域，东三省为其核心内容。在晚清东三省边防史领域，张公政对晚清东北海疆驻防体系的变革进行了研究，指出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仅在旅顺新设北洋海军军港,在吉林设立靖边水师营，而且在沿海诸海口增设驻防力量,革新旧有操练之法，既出于对外防俄、对内剿匪的需要，也出于维系以清王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的目的。[46] 王宏斌对晚清东三省巡边制度做了探讨，指出此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卡伦以及其他巡防官兵相互游动起来，构成了一条真实的边防线。[47] 李花子对日俄战争后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做了探讨，指出在中方坚决斗争下，日本不仅承认间岛是清朝领土，承认杂居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还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机构，但中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48]潘崇则聚焦于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期间的铁路规划，具体揭示清末东北铁路建设所面临的中外博弈和央地歧异的双重困境。[49]

在晚清东三省治理研究领域，王景泽对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的吏治做了讨论，指出清朝同治年间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贪污勒索、受贿、讳盗、捕务废弛、积案不办等渎职行为。而草菅人命、勾结匪类以及吏役犯案迭出,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50] 连振斌则考察了锡良在奉天进行的旗制改革，认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这一区域成为清末八旗生计改革最好的区域。[51]王景泽立足于清末东三省道的设置与作用的研究，认为有益于东三省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及开发边疆、缓解中外危机。[52]詹夺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新置治蒙机构，指出东三省在设立行省之后新置治蒙机构是筹蒙改制中的重要内容,是东三省对蒙旗集权的表现,是东三省将对蒙治权纳入行省权力之内的重要途径，其中以东三省蒙务局、吉林蒙务处的新设、道府县的增置为代表。[53]张华腾将关注点放在了袁世凯与东三省改制关系上，认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东北的国防力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54]高月的著作《清末东北新政研究》[55]从疆域统合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角度，对清末东北新政做了专题研究，内容涉及清末东北“政治体制的同质性变革”“东北新政中的地方自治”“财政改革”“东北新政中的国民教育”。

在晚清东三省人口、社会与民族研究领域，赵兴元探讨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图们江北的朝鲜移民的管理，指出19世纪60年代面对众多的朝鲜移民,初期清政府主要采取接纳政策,即在“薙发易服”的前提下,引导其“领照纳租”“立社编甲”。20世纪初,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制日俄侵略,坚持对朝鲜移民行使行政管辖权。1909年,清政府制订《大清国籍条例》,则为朝鲜移民加入中国籍提供了法律依据。[56]管书合考察了清末长春的人口调查和人口数量，认为在自清代中期至清末的数次人口调查中，比较而言,清末的人口调查较为接近实际,尤其是在宣统年间进行的人口调查,首次使用了近代西方人口统计的方式,其调查所得的人口数据更为精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57]杜丽红对宣统年间鄂黑两省“移难民实边”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爬梳，认为清政府在具体执行中未能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因而未达实效,反倒劳民伤财。[58]她同时考察了1910年清政府为应对东北鼠疫而采取的措施及与各方博弈，指出清政府采取的交通遮断措施虽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但从政治运作角度来看，实质上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展现了清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59]韩狄的《清代八旗索伦部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中心》[60]一书对清代北方重要部族群体之一索伦部由边疆部族集团到布特哈八旗及在清末的发展演变历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展示了索伦部与清王朝的建立、北方民族格局的形成、东北与西北边疆的巩固以及八旗制度和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章内容多涉及晚清时期。

在晚清北部边疆史领域，有学者探讨了清中期以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纠纷与地权问题，认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纠纷主要发生在蒙旗各级官员及旗丁、喇嘛教寺庙及庙丁、驿站及站丁之间。与罗马法物权意义的所有权、清代民地的“类罗马法所有权”相较，蒙地在个体意义上的权益是虚置的。这种权利的虚置是土地纠纷发生、蒙古人土地权益丧失的主要原因。[61]徐鑫则对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地谱做了探讨，认为地谱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交易中的特殊租金。地谱与户口地相伴而生,继而在耕地和空地基的永租交易中广泛存在。地谱具有标示蒙地所有权的作用，也具有收租权利和作为债权抵押获利的经济价值。在实际交易中,地谱的经济价值因可以稳定获得货币收入或抵押出卖而更加受到重视。[62]王玉海研究指出，清代卓索图、昭乌达地区农村的官方基层社会组织是随着内地汉人的移入和农村的形成出现的,具有明显的植入特征。虽然清廷为了加强对内地移民的统治,实行蒙汉分治,但清代卓、昭一带农村的官方基层社会组织发育始终不够完善，形式也欠规范,呈现出一些与内地不同的特征。[63]柳岳武则探讨了清代蒙古草原“内地商民”间的性问题，指出清廷针对此等问题除对“有罪者”问罪外,不曾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因禁止内地民人携眷前往并禁止与蒙古女性通婚所导致的不良影响,相反从“蒙汉相安”“保护蒙旗”的立场出发,继续此前禁令,客观上扼杀了确保边疆安全的重要机体细胞“定居式家庭”的生长，直接导致了晚清尤其是清末外蒙古等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与清廷应对的措手不及。[64]也有学者对晚清蒙古台站的弊端做了评述，认为蒙古台站官员的苛扰之弊是影响晚清蒙古台站正常运行的一大顽疾。[65]乌兰巴根对清末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开设驻京文报局做了探讨，认为开设驻京文报局是库伦地方利用邮局传递文报的开始，对京库间的文报传递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66]王婷婷等人对清末十三世达赖出走喀尔喀蒙古事件及其影响做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事件给喀尔喀蒙古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67]廖大伟等学者则对清末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的改革活动做了梳理，对这些改革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贡桑诺尔布是外藩蒙古近代化的先驱。[68]乌力吉陶格套讨论了清末蒙古地区的“藩属宪政”活动，认为由于清政府的迅速灭亡,这些筹备措施未能得到贯彻落实。[69]张力均对乾隆中叶至清末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做了考证，指出八旗蒙古人士在守边治边实践中, 始终把维护边境安全、捍卫领土主权作为第一要务；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 主张刚柔相济、以德服人，尊重民族习俗,兴办教育文化、发展经济, 巩固国防。[70]柳岳武就晚清政府在各蒙旗推行的蒙边“置省”“开蒙智”“兴边利”以及编练新军等活动分别做了探讨，认为：蒙边“置省”工作虽然在清政权彻底崩溃前未得到真正实现，但这一尝试不仅为传统藩部向主权国家地方政区之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边疆省份的设置提供了宝贵经验。“开蒙智”和“兴边利”等活动一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最终未能成功实现改善蒙古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化水平、化除畛域、加强近代国家主权认同的目标。蒙藏边陲编练新军活动更加得不偿失，不但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 反而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71-74]此外，胡日查等学者就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其中也有部分章节内容涉及晚清历史。[75-77]

这一时期晚清边疆和边政史研究的繁荣还体现在一些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出版上。如在边界史领域，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78]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边界变迁历史做了全面考察和论述，前十五章为陆路边界部分，涉及中国东北、西北、西南边界；后四章为海疆部分，内容涉及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的南海诸岛和中国东南海疆台湾。其中不少内容涉及晚清时期中国边界的演变。

在晚清边防史领域，王宏斌出版的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性。《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79]对晚清70年(1841—1911年)中国陆地边疆防务做了系统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时期朝野人士对于边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清廷对于边防政策的不断调适，清末军制改革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况及晚清巡边制度的演变等，凡三编十二章，每编四章。第一编为“晚清边防思想之演变”；第二编为“晚清边防危机与边防政策之调适”；第三编为“晚清巡边制度之沿革”。该著作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晚清边防体制从传统的“夷夏之防”逐步转向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之防的曲折历程。《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80]则对晚清 60 年间刊印的海防地理学著作做了系统考察，并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彼知己：海防地理学的新起点(1840—1874 年)”，从林则徐等人编译《四洲志》后产生的一批研究地缘政治的著作入手，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者的军事地理观念及其普遍存在的局限性；第二阶段，“知天知地：海防地理学知识的新增长(1875—1894 年)”，分别就《海防新论》《日本地理兵要》《海口图说》《洋防说略》《广东海图说》以及朱逢甲、华世芳、姚文南、吴曾英等人的海防地理学思想做了探讨和论述；第三阶段，“蔚为大观：海防地理学要素的全面考察(1895—1911 年)”，对此一时期长江防务的地理学思想以及《浙江沿海图说》《推广瀛寰志略》《海国图志证实》《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新编沿海险要图说》《中国海军形势论》等著作的海防地理学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晚清边政史研究领域，马大正的《中国边疆经略史》[81]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历述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以及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其中第九编为晚清部分内容。厉声等著《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全四卷[82]，历述从秦王朝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近两千年的中国历代边事边政，其中第三卷第九章和第四卷第十章为晚清部分内容。阿地力·艾尼的《清末边疆建省研究》[83]对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政府的边疆建省活动做了考察和比较，内容涉及建省前的清末边疆，新疆建省，台湾建省，清末新政下的东北建省，清末边疆建省的特点及对国民国家构筑的作用。赵云田的《清末新政研究》[84]就清末新政改革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执行情况及利弊得失做了综合考察和分析。冯建勇的著作《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85]除“序章”和“结章”外，共分四章，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边疆政治的变迁，内容涉及清末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局势、辛亥革命对中国边疆的冲击、列强对边疆政策的调适、民初中央政府对边疆情势的应对。柳岳武的著作《清代藩属体系研究》[86]就藩属体系在晚清的演变和瓦解过程做了系统考察。

综上所述，晚清边疆史研究在过去10年里不但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呈现愈来愈受重视之势。为推动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笔者以为，在以下两方面尚有待继续努力。一是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今天的边疆史研究已不再属于传统的史地学范畴，研究内容已大为扩充，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边疆史研究中必须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合力推进，同时也要求边疆史研究工作者除了史学的基本训练外，还需要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素养。二是加强对晚清边疆史在整个中国边疆史研究中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疆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地位。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晚清70年的边疆史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的位置上，非常具有特殊性，既出现许多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中不曾遇到的问题，又与当代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在晚清边疆史研究上投入更多精力，做出更多努力，发表更多符合时代和国家需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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