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翼：限隔山海 ——16 ~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

限隔山海

——16 ~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

Borders and Orders:

Coastal and Maritim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绪论 001

第一章 “界”与“非界”：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的边界与强权碰撞 010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012
第二节 寇盗与行政边界 016
第三节 西荷据点及边界冲突 021
一、西人西扩
二、荷人东进
第四节 “非界”之民 033
第五节 边界与历史话语 036

第二章 16－17世纪中国东南陆海动乱和贸易所见的“寇” 041
第一节 倭寇海寇研究回顾 042
第二节 嘉靖时期：倭寇之“寇” 046
一、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
二、地方社会的“流动之民”
（一）无赖与势家
（二）流寇与乡族
（三）乡兵与官兵
第三节 嘉隆至天启：倭海之“寇” 058
第四节 天启至崇祯：海寇之“寇” 061
第五节 余论 066

第三章 明中后期东南寇盗与地方社会秩序 067
第一节 赋役：规制下的秩序与隐患 067
第二节 寇源：乡土中的民众与豪右 072
第三节 整合：闽海上的争战与重组 077
第四节 余论 082
附录一：嘉靖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闽广的寇、盗、贼 084
附录二：闽海海上吞并攻杀材料 096

第四章 西人所记港口辨名与16－17世纪对菲贸易 099
第一节 书写习惯 100
第二节 西班牙人在华行程路线及离港过程 107
第三节 “Hayten”及明西早期交往 114

第五章 从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与西荷冲突背景下的港口转移 126
第一节 月港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28
第二节 西人选址和泛海寇背景下的贸易 131
第三节 “人与船遍地皆是” 142
第四节 受海寇制约的荷兰人 149
一、海寇
二、郑氏控制及妥协的达成
第五节 安海：“海寇”控制下的贸易格局 160
第六节 结语 165

第六章 漳浦迁海考：清初东南迁界范围、社会变迁与秩序 168
第一节 关于迁海研究的回顾 169
第二节 堡寨所见迁海范围与社会变迁 176
一、历史地理
二、迁海考证
三、社会变动
四、迁海界外
第三节 堡寨、保甲与编户 199
一、堡寨与保甲
二、迁海后漳浦的编户
第四节 余论 209
附录一：《漳浦县志》解题 212
附录二：漳浦族谱经眼目录 220

第七章 《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与17世纪东南秩序 223
第一节 稿本再说 223
第二节 文献选取 226
一、舟师战舰
二、火器使用
三、招抚功效
四、和战考量
第三节 余论 209

结语 241

后记 247

参考书目 257
（一）史料文献
（二）近人论述

　　南海东北隅是一个学术界比较陌生的概念，地理范围而言大致包括粤东和福建沿海、台湾海峡、台澎诸岛以及吕宋岛到台湾南部海域，由于政治体的分隔和行政区划概念固化的影响，其相互之间紧密的联系一直未被更好地理解。本书要探讨的即是这个区域在近代早期的联动及一些相应的变化。这种陆海相交地区、重要水道和水域结合部历史意义的探讨，从全球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层面解析均有可观之处，充分显示了区域史内在联系属性演绎的魅力。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曾以一个“四边形”的印度作为例子，“在这四边形中，唯有边缘地带真正按世界的时间生活，接受世界贸易和节奏……”布罗代尔认为这种世界的时间“在不同时代和地点控制着某些空间和实在”，将其视为整体史的上层结构，由“下面活动的力量所创造和支撑”。如此，既有形形色色物质交换活动这种“下面活动的力量”、又有“世界贸易和节奏”上层结构的南海东北隅、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边缘地带”，作为区域而言是否有其自洽的的逻辑、方法论上又可以如何影响其他研究呢？由贸易属性观之，其具有全球联动性；由处于帝国和殖民政治势力碰撞的边缘特性看，支撑其与世界时间步调一致的“下面活动的力量”内陆腹地和沿海接触带均有；而该区纷繁多彩的海陆活动，又无疑能清晰反映地方“秩序”的实质。

　　本书以七章构成三部分，对应于本来就有的地方社会秩序、殖民势力影响以及王朝易代和社会重组。第一章《界与非界：16－17世纪中国东南的权力碰撞与话语》描绘了一幅流动人群往来海岸边界两端而被王朝和殖民政权标识为海盗行径的场景，反映了近代早期的帝国和海洋历史——彼时在行政边界以内的领土控制尚未“完成”，领土内有很多小“孔”可供渗透，即“法外之地”。不独东南沿海，台南、台东与菲北居住在海边的人群也被归类，这些“非无国家”（non-stateless）民众如何在界内界外活动并在固有秩序下确认自身的位置是伴随着边界不断被中、西、荷等几大势力强化所演化的。其区域秩序最终当然是作为“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逻辑下的无奈归宿逐渐形成的。

　　第二章《16－17世纪中国东南陆海动乱和贸易所见的“寇”》继续展开对流动人群的探讨，全面重新辨析了所谓“寇”的实质问题。“倭寇”是困扰明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与倭寇相应的“海寇”也是，在明人的记载中也会称他们“倭贼”“海贼”。即便在档案文献《明实录》的叙述中，这些称谓也常常是含混的，恰恰反映了倭海寇盗的实质及“化外之民”与“编户齐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弄清这些含混称谓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其后的趋势和结果。对不同时期“寇”的称谓进行分析，除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群在不同情势下被赋予的不同称谓之外，还可以看到社会变迁的过程。倭寇、倭贼、海寇、海贼、海盗都是一类人，动乱和贸易也是一体两面。这就是发生在16－17世纪之间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朝廷不断试图干预原有的地方“秩序”而里甲却在松解，另一方面，地方上的乡族势力在因应王朝政治的同时也抵制这种干预，双方均追求自身所愿的“秩序”和一种同质的人群控制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濒临南中国海的生活和秩序不断被影响和改变，居住于此间人群的各种活动因此被赋予不同的解释。人群被贴上不同的标签，“贼”与“民”、“商”与“盗”的判定由此产生。本章通过分析人群在不同情势下被赋予的不同称谓，重新审视人群，并进一步透视社会变迁的过程。第一部分回顾关于倭寇的学术史；中间三部分分析了嘉靖、隆庆到天启（刻意避开了万历时期朝鲜半岛战争的干扰因素）、天启到崇祯三个时间段寇盗的活动情况，看似矛盾的文献记载提示我们注意民、寇、贼、兵之间极其容易的嬗递、以及其背后的实质问题；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段，可以观察到人群活动形式和主要名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社会变化的过程，充满了各种常态和非常态。动乱和贸易历来都为人所关注，但却常被视为一种对立，而通过分析却可以发现，它们是在同一背景下的同步同质活动。人群从未变化，历史却变化书写，16到17世纪的中国东南沿海提供的正是一个绝佳的时间和空间的分析切面。

　　第三章《明中后期东南寇盗与地方社会秩序》将关注范围缩小至闽南地区乃至于一个县域之内，通过对以漳浦为中心的闽南地方社会的分析，从赋役和寇盗来源两个维度进一步说明倭海寇盗与编户之间的联系，最后讨论闽海寇盗在明末不断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显示的反复性恰恰说明寇盗的实质、陆海交界民众生存的常态和地方自在的“秩序”。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的前后推导下，以漳浦为中心的研究便不仅仅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小个案，而是深刻反映区域秩序和实态的一环，这种特点在第六章将继续展开。东南滨海地域流动人群及各种势力的整合则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地方自在“秩序”，这种“秩序”在这一百多年时间以“混乱”和“失序”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的既是地方整合的“国家形成”过程，也是作为“边疆”的区域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前三章构成了对海陆世界秩序描述和分析的单元。

　　第四章《西人所记港口辨名与16－17世纪对菲贸易》讲述在西班牙人介入南海东北隅背景下闽菲贸易展开的前期接触。16世纪中前期的材料相对于17世纪以后而言相当匮乏。不过，由16－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书写习惯（词头和词尾的习惯写法和衍变可能）、西班牙人在华行程路线和离开港口的考定两大方面可以证明西班牙人记载中的“Aytiur”（Aytim）就是海澄港。其行程路线系水陆并用，沿东江而行，经兴宁江、梅溪，穿产溪，进入和头溪，再陆行然后转入九龙江到达漳州府，其后被送往海澄。一旦港口的位置可以确定，这些传教士的记载则可以成为重要的贸易史料：在1567年“开海”后，海澄与菲律宾的贸易并非立即变得可观，迟至1580年，从海澄前往马尼拉贸易的官方登记商船仍颇为有限，方济各修士迟滞于海澄就是很好的证明。相比之下，1575年奥斯定修士一行途径的同安和中左所看起来似乎更为繁荣。这种具体案例相对于冰冷的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更形象的历史状况，因为饷税的收入是对东西二洋总体贸易的不完全反映，而非对马尼拉贸易量的反映，而马尼拉方面的统计资料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海澄甚至漳州的航往船量。1580年其后的一二十年是漳泉两地为主的“生理人”与西班牙人大规模贸易全面展开的阶段。海澄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既是督饷馆等一系列制度确定的结果，更是区域“秩序”不再受过多干扰的结果。区域史意义而言，这个漳州下辖的港口联系的不仅是南海东北隅，更是泛南洋和区域性全球性的，海澄与马尼拉的交流作为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和西欧扩张与亚洲物产和货币流动的一环无需赘言。

　　第五章《从月港到安海：泛海寇秩序与西荷冲突背景下的港口转移》考察在区域史研究视角下的从海澄（月港）到安海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转移，即明末清初东南海域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港口变化的机制在南海东北隅的反映。区域史近年来积累的丰富研究个案，不仅改变了学界对地域丰富历史层次和对区域与国家等多层级组织关联的认识，也产生了方法论上的自觉：区域史或“地方史”研究绝非通过众多个案进行概括、总结、拼接，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在区域中揭示结构性特点、彰显全局性的共性与意义。由西班牙与荷兰的档案文献看，参照以同期其他非系统性史料，可以看到在明末到清初的百余年间，福建沿海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从月港转移到了安海。这种转移是在东南陆海间泛“海寇”主导的日常秩序与西荷冲突的背景下、基于不同人事背景和更广泛的区域联结产生的。理解这一点，即能从看似零散的档案记载中，理解从月港到安海港口变化的机制、领会在特定时空下存在的日常秩序及其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本章揭示港口转移史事，以此例显示明清交替及南明史、中西交通、社会经济史三大研究范式和框架的结合点，并以此结合点反映重视结构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西荷冲突和泛海寇秩序为背景，本章的叙述有助于思考荷兰势力如何对人群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标签、如何因时制宜及因势利导，试图在旧的区域秩序上重塑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过程。第四、五两章构成了反映西荷势力影响及其对区域固有社会秩序适应的中编，其作为研究案例而言对于“地方史”、区域史和全球史联系的探讨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第六章《漳浦迁海考：清初东南迁界范围、社会变迁与秩序》与第五章一样融入了很强的方法论的自觉。近二十年来地方社会及区域历史研究方兴未艾，对区域研究的“个案”和“普适”意义的讨论自然也无可回避。其实，逻辑上讲，无论一项研究具有个案意义抑或总体而言有普适价值，皆说明该研究有一定意义。以总体关怀或系统内在性联系的视角研究“地方史”，以个案研究发见普适意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漳浦迁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契机，在滨海一隅以“小”见“大”，个案意义与中华帝国在明清交替多层次历史中整体脉络的呈现相得益彰。首先，以往关于不同地方迁海范围三五十里的成说，可进一步落实明确：漳浦的例子揭示了一个“小”县内如何“因地制宜”而出现不同的内迁里数，如何依地形和地方原有的防卫性设施（如堡寨）而划定。其次，这些堡寨遗迹作为存留的景观，不仅可以展示文献无征的迁海“线”，也反映地方势力的变动情形。迁海之后地方大族和小姓虽各有升降，总体而言原有的地方势力仍然遭受了一定打击，体现了所谓的“社会重组”。最后，基于这种地方秩序的变化，清代国家开始重新进行编户和保甲。漳浦的编户和保甲既建立在地方堡寨历史演化的基础上，又与东南其他地区共享相似的安民防寇路径和程式。另外，从该案例还可看出，在传统认为的汉人地区，帝国同样需要依靠区域特性和历史“遗产”处理如同“非汉”地区一样的“边界”与社会重组问题，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

　　第七章《〈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与17世纪东南秩序》继续对“国家”形成过程予以不同角度的观察。以对《平定海寇方略》未刊手稿的分析为主线，该章展示王朝国家如何进行决策介入影响东南滨海的区域秩序，包括对郑氏势力的打击、与荷兰殖民势力的联合及对边缘群体的进一步收纳。是书为清代对台湾郑氏政权作战的总结汇编，书成而未刊布，更多是出于安抚明室遗臣的政治考量。其内容用词谨慎，整体观点持允，讨论兼及火器、战舰、将士、和战，基于此书成书的即时性以及《方略》兼编年和纪事的性质，该记录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档案、实录以及其他史书互相印证，亦可见国家历史话语的书写过程。六、七两章构成了军事争夺与介入、地方社会重组及王朝国家逻辑下秩序“回归”的讨论。

　　通而论之，本书上编讲述“寇”的本质并揭示地方或区域秩序的本源。中编反映了西班牙与荷兰殖民势力的扩张及其作为一种变量对从闽粤到菲律宾海域秩序的影响，同时承接上编开篇所述近代早期各大势力碰撞及各方边界日益明晰的背景。下编承接上编及中编分析由“寇乱”引出的问题，论述产生“寇乱”的滨海社会重组、王朝国家联合殖民势力进行征伐的努力。在消弭动乱的过程中，王朝国家运用的手段、政权更替和区域秩序变动导致的地方社会因应重组逻辑其实是相通的。“寇乱”催生堡寨，两者却又都源于国家系统以外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比如所谓的地方势力）；堡寨可以是后来保甲的基础，当然也只是从一种控制转向另一种控制；保甲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或压制所谓的“寇乱”，但在此之前需要有作为手段的权力压制（王朝行政常态）或暴力清洗（诸如“迁海”一类的军事行动）；“迁海”可以直接暂时性消弥“寇乱”，但同时也依赖诸如堡寨一类的旧有组织形式（人户附着）进行，当然同时也摧毁许多堡寨及其他旧有组织，而另一方面堡寨也塑造着迁海的面貌——这与中编所反映的新势力进入南海东北隅也要基于旧系统来运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套用前述布罗代尔的“三段论”（历史时间的理论）进行检验，则所有寇乱事件和军事争战都只能算是“事件”和“个人”级别的时间，西人东来及殖民势力影响、明代社会转型、海上寇盗秩序（“泛海寇秩序”）的形成、明清易代等等可以算得上“中时段”，表达的是社会历史的时间，沿海边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区域秩序属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等内容，是典型的“长时段”地理时间，因而这种“秩序”和区域史生态值得研究人员特别重视。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不止一次告诫，傅衣凌先生强调“天下可传檄而定”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所反映的，不仅是皇权的力量，恰恰更是地方社会存在自身的秩序。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傅先生在给新修的《安海志》作序时特别引用了黄堪《海患呈》这一嘉靖二十六到二十九年（1547－1550）之间的呈文：“有日本夷船十数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自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这一生动的材料表明区域或所谓的地方原有自身的秩序，游离出王朝国家行政边界的民众带着一些其他外国人回本土追逐利润，本是生活常态。他们根本不需要本地人所谓的勾引接济，因为他们就是本地人，熟知港湾深浅和本地市场行情。本地民众本着经济理性的选择自然地进行交易，市场在各处甚至滨海滩涂上发展起来，这也是滨海的生活常态和社会秩序。民众的交易一般两厢情愿，后来渐渐有一些抢掠和强迫行径，也是自然而然。国家权力试图保证秩序，一刀切以接济外番的名义禁止所有交易，试图让社会回到以前的秩序，也是王朝治理的正常逻辑。然而这种对自然交易市场和经济选择粗暴的禁止导致界外来的群体无法获利甚至危及基本生存需求（货物被贪利的“贵官家”“势家”侵吞，却又被其所利用的王朝政策作为外来的“寇”或“倭寇”驱逐），遂铤而走险转为武装劫掠，仍是自然而然的事。社会秩序就是在这种冲击与调整中不断演化的，后来发生的许多史事，无非加入了地方势力、西欧殖民者参与逐利及各方博弈的各种变量而已，其基调不出这种滨海生活和社会秩序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海禁说、商盗说等论断均只是涉及了这种自在秩序的一方面而已，缺乏对于结构性问题的阐发。

　　在傅先生的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里，我们看到其表述为“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心理”。很遗憾，中国社会这种多元结构所反映的这样一种区域社会自在秩序，并未被许多学者进一步置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思辨上考虑，以至于经常能听到关于对某某研究是否有“代表性”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如果一项研究有代表性，当然表明研究可能有一定价值，但也可以是研究者和读者对蕴含其中的普遍性无知所致；同理，如果其不具备所谓的“代表性”而是能反映“普遍性”，难道就一定表明只是依样画葫芦、对既有研究只是个案补充、抑或只是重复了另一种通识？一项反映“普遍性”的研究，如果能揭示普遍联系性的核心原理，那应该是高层次的研究范例。中国社会的这种多元结构，很好地反映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本书上编以“寇”的实质为思考起点，贯穿观察两个世纪区域秩序的演化形态，并把漳浦“寇乱”置于区域史脉络观察，凸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编和下编几章偏重于个案的研究，又无一不在历史演化脉络下关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均有呈现。上编揭示的南海东北隅海陆世界的秩序，反映了日常生活逻辑与结构性的问题；中编遵循了相关的理论反思，即区域史研究并非个案拼接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以揭示结构性的特点和全局性的共性；下编进一步以一个县级“微观”区域和一个文献学分析的小案例强调了以这种系统内在性联系的视角来研究区域史并发见普适意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事实。

　　简言之，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本书的核心，那便是“秩序自在”，即区域本身有自己的秩序，并会基于这种秩序因应外界变化而演化出既带有“特殊性”、又与更广泛区域共享“普遍性”的新的自在性秩序。彼时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不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逃离国家的艺术”的高论，不过却误打误撞进入了对民众逃离所谓的国家统治研究，南海东北隅似乎也和赞米亚（Zomia）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如果说斯科特关心的是“无国家”人民如何寻求自我道路的话，我显然更关心“非无国家”民众如何在边界内外生活、如何确立属于自己的区域秩序，以及如何在近代早期社会里不断被强化的边界线“归化”的过程。斯科特展示的是相当精彩的“国家”在边缘地区“失败”的历史，我要强调的则是具有系统组织性的权力对谁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区域秩序演化。

　　本书主标题为《限隔山海》，原为《明实录》里明太祖斥责高丽恭愍王时对朝鲜与中国距离的描述，姑且用此典故来比喻八闽和台湾这些“边鄙”与“藩篱”以及吕宋“近番”之地与“中央王朝”所在京师的地理和权力隔阂。读者如果能从书中材料感受出这种“限隔”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地理距离，更是地方社会自身秩序与王朝和殖民强权权力逻辑的限隔，作者一定相当欣慰；如果能进一步体认这样大大小小的地方秩序是跨越山海、跨越闽粤台菲地理空间的存在，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印度尼西亚群岛那样拥有“多样性中的统一性”（Bhinneka Tunggal Ika）、在基本组织形式和活动逻辑上还体现着“差异性的统一”，则作者会感到相当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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