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玉东是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而“近世以著述闻名天下而身世几无人知者, 恐即罗玉东先生一人”。因此弄清楚罗玉东的生平经历是中国财政史学界的责任。文章利用档案史料考证和再现了罗玉东从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到1947年5月6日在南京去世的主要事实, 还原了他从一位青年财政史学家到早期银行家短暂而不平凡的人生过程。
关键词：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 生平;
罗玉东是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人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主要由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教授提供的—些片断信息:燕京大学毕业;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应中央银行之邀离所;出版了《中国厘金史》;译编了《财产保险学》。除此以外, 无人能道其详。[1]732-734
本文利用档案资料考证和再现了他从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到1947年5月6日在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职位上去世的主要过程, 基本还原了其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一、燕京大学求学 (1928—1932年) 及北平社会调查所 (1932—1934年) 时期
罗玉东, 生于1908年[2], 祖籍湖南酃县 (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 。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 1932年毕业[3], 获法学学士学位[4]。燕京大学法学院时设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三系, 学生四年本科毕业时统一授法学学士学位。由他研究中国厘金史, 编译许布纳 (S.S.Huedner) 的《财产保险学》[5]引言并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财产保险”课程可推断其本科专业当为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敌入侵的困扰, 国无宁日。而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社会改造让国家走向富强, 他们在各个领域创新研究思维和方法, 中西融合, 求真务实, 其中由陶孟和先生任所长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就在社会经济调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年轻的罗玉东就是在北平社会调查所读研究生和任助理研究员期间, 对清代厘金制度及其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成为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罗玉东1932年被录取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进所后就直接深入到清廷大内档案中整理研究与厘金有关的史料, 并很快于1932年11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该文梳理了清代财政的基本脉落, 简析了清顺治及以后各朝财政收支的概况和特点, 并从现实财政状况和税收制度演变两个视角揭示了厘金在咸丰三年 (1853) 产生的“近因和远因”。1933年5月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 该文详列了清光绪时期国家财权分散下移后岀现的财政乱象和朝廷进行财政清理的过程, 研究了各种财政清理措施与厘金改革方案, 剖析了因错综复杂的政经关系导致财政清理与厘金改革不彻底的无奈结局。该期杂志还预告了其研究生结业报告题目为《清代厘金税收及其用途》, 原定暑假后刊发。但从同期刊发的由罗玉东撰写的《湖南厘务汇纂》书评文章和《中国厘金史》出版之后的内容推断:其结业报告在原有的清廷大内档案史料研究的基础上, 又根据新获得的《湖南厘务汇纂》作了重大补充和调整。罗玉东大量使用了《湖南厘务汇纂》中的史料和数据, 扩展了他的研究范围, 因此, 拖后了他研究报告的刊出。
1934年5月20日, 罗玉东与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等共同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在“史学研究会”里, 尽管罗玉东不是领导者, 而且从1934年底他离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 没有史料证明他还参加过“史学研究会”的活动, 但作为发起人之一, 罗玉东在史学观、清代史料把握和利用、统计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处。[6]
罗玉东的结业报告在1934年秋季完稿并以《中国厘金史》命名, 1935年4月《中国厘金史》正式付印, 冠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六种”, 由商务印书馆以上、下二册于1936年8月公开出版发行, 将一座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高峰矗立在后人面前, 至今仍令后人仰视而难以超越。对《中国厘金史》的学术价值, 周育民、任智勇、陈峰等学者对之有高度评价。
1934年12月, 罗玉东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入中央银行, 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代投身到了银行业。到《中国厘金史》公开发行时, 罗玉东入职中央银行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
二、中央银行时期 (1934年12月—1945年10月)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 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国民政府在金融、交通和教育等领域有着一定的进步。1928年, 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后, 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1933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到1934年, 拥有1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 同时肩负着保持国内货币稳定的责任, 成为当时国家的金融中心。[7]一方面, 国家金融中心对年轻而想在事业上有所拓展的罗玉东肯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 已经学有所成的罗玉东也应是刚刚兴起的中国金融业乐于延揽的人才。因此, 罗玉东毅然走出经济史研究的象牙塔, 回到四川, 参与筹备中央银行成都分行, 并在大学兼职担任教授, 开启自己银行家和大学教授的人生。
(一) 中央银行时期
根据《中央银行同人录》[2]记载, 1934年12月10日罗玉东应中央银行之邀, 同杨延森等人在成都市筹备中央银行成都二等分行, 罗玉东任办事员。1934年12月至1937年8月期间, 罗玉东都是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办事员。可见, 在进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近三年里, 尽管罗玉东是行里排名靠前的主要职员, 但他并未获取重要职位。
据1938年6月中央信托局“成都代理处二十六年度弥补开支及奖金分配表”, 罗玉东为中央银行成都分行“试充文书组主任”。[8]据此推断罗玉东最迟在1937年年底开始获得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中层管理职位。
“试充”一年左右, 中央银行秘书处1938年11月29日通告第40号“蓉行试充文书主任罗玉东, 均准销去试充字样”[9], 罗玉东刚好在自己30周岁时正式成为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文书课主任。从排名看, 除经理杨延森外, 他当时应是成都分行最重要的管理者了。
1940年1月至1943年6月, 罗玉东任中央银行南部 (县) 分行经理。1940年1月20日中央银行通电“派罗玉东为南部分行经理”[10], 南部分行为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管辖的三等分行, 32岁的罗玉东成了中央银行基层机构的掌门人。到任南部分行不久, 罗玉东凭借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素养, 觉察到了黄金对稳定时局和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他将与黄金有关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持续进行相关的考察与收兑工作, 罗玉东据此与重庆中央银行多有函电往来。[11,12,13,14]尽管中央银行南部分行地处小县城且条件不佳, 罗玉东还是根据中央银行的安排, 在存放款、收兑金银、推销债券等方面想办法开展一些业务, 如1940年10月8日罗玉东电告中央银行“奉命推行节约建储劵, 自当努力进行, 惟县城狭小, 劝储收效迟缓。拟于各收金代兑所缴金额领取手续费时, 照配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储券, 以符吸引剩余资金之原则”[15]。
罗玉东任南部分行经理时, 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但中央银行仍为本行职员提供了一些福利。1941年9月12日罗玉东签收了中央银行“本行员役染患肺痨病给假支薪期内, 准予照支膳宿费及其它津贴以示体恤”的函[16], 可见中央银行针对当时肺结核这一传染疾病的流行, 制定了患病行员的治疗、休养及经济补助规定。1941年10月3日, 又签收了“关于中央银行南部分行职员亲属津贴最多以五人为限及新进职员不再发亲属津贴致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电报”[17]。1941年10月17日, 中央银行发“关于银行职员膳食等问题需根据各地情况斟酌办理致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电报”, 罗玉东签收并批示:“会计文书两系拟复。”[18]同日罗玉东还签收了“关于检送中央银行职员团体保险简章至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函”[19]。
1943年6月罗玉东调离南部分行, 任中央银行康定分行经理。1943年6月17日中央银行通告:“二等业务专员暂代康定分行经理庄承均着降为三等专员, 调总行业务局服务;调派南部分行经理罗玉东为康定分行经理;康定分行营业系系长刘隆恕着即开除。”[20]从通告可以看出, 当时康定分行经营出了问题, 罗玉东临危受命。康定时为西康省省会, 成立于1940年7月的中央银行康定分行也只是一个三等分行, 但康定的政治经济地位肯定高于南部县, 因此康定分行的人员和机构多于南部, 并设有南部分行没有的炼金员、鉴金员、电台领班、报务员等特种岗位, 罗玉东虽属平级调动, 但实属重用。调任后, 为改善康定分行的状况, “经理兼营业系系长罗玉东”[21]直接而又全面地掌控着分行的运行。康定虽名为省府, 但地处边陲, 人口稀少, 金融业规模小且竞争激烈, 业务扩展十分困难, 罗玉东虽尽力而为, 惜无力回天。从1945年3月9日罗玉东向中央银行秘书处报送的“康定分行三十三年度下期营业报告”可以看出, 该行业务惨淡, 亏损增大。中央银行秘书处的批复也饱含责备之意:“奉批:应饬该分行努力推进业务, 毋再落后。”[22]面对殊难改变的现状和上级的责备, 罗玉东在中央银行的职业生涯遇到了阻碍。从后来的状态看, 此时罗玉东的身体也应该出了问题, 身心疲惫的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1945年11月前, 他辞去了康定分行经理。
近11年的中央银行生涯终结, 37岁的罗玉东由一名踌躇满志的青年史学家历练成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银行管理者, 尽管职位不高, 也非一帆风顺, 但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 注定着银行界还会向他虚左以待。
(二) 兼任华西协合大学与成都光华大学教授
抗战时期, 一批大学从北京、上海等沦陷城市迁往大后方云南和四川, 其中迁入成都的大学有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迁入的大学除了办学条件艰苦, 高水平的师资也缺乏。这些大学就在社会上聘请各领域的名家学者, 担任兼职教授, 教授们也多跨校兼职, 一时各大校园竟名师荟萃。各校对海外留学归国及有著作出版者更是特别青睐, 社会各界对此也多为支持。罗玉东也是在这一背景下, 一方面在中央银行成都分行任职, 同时又在华西协合大学和成都光华大学担任教授。
从罗玉东在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的任职过程可知, 他在华西协合大学和成都光华大学担任教授, 都是兼职, 不是专职教师。
1937年底以前, 罗玉东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 从专业推测, 罗玉东应是在该校的文学院经济学系任教, 具体讲授科目不详。
1937年底罗玉东被聘为成都光华大学教授, 直到1940年初因离开成都任职四川南部县而中断。据“私立光华大学附属蓉校、高级中学部1938年春季教职员表”蓉校大学部教员名录[23]所载:罗玉东, “燕京大学法学士, 曾任华西大学教授, 现任成都中央银行文书主任;教授学程:财产保险”, 可知罗玉东在成都光华大学讲授“财产保险”课程。该课程是成都光华大学商学院三四年级的本院选修课程, 学程号数为C614。[4]
由于当时的中国大学缺乏合适的财产保险教材, 罗玉东尝试编译S.S.Huebner的《财产保险学》, 删除“原著中专论美国之特有情形而与一般保险制度无关之部分”“而辅之以本国之材料, 以期能适应本国人士之需要”[5]2。
1940年初罗玉东离开成都, 调任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经理。空间距离决定了他必须中断成都光华大学的教学, 但他并未放弃编译《财产保险学》教材, 到南部分行后继续进行这一工作, 故有该书岀版引言中的“编者前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 而落款为“罗玉东于四川南部中央银行, 三十一年七月一日”之言。该书1943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时, 罗玉东正在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经理任上。
《中国厘金史》和《财产保险学》的出版, 证明罗玉东属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高水平研究群体中的一员, 年轻时就有着非凡的国学素养, 精通外语, 并接受过欧美学术传统的熏陶[1]735, 他既独领中国厘金史研究的风骚, 又熟稔当时西方的金融保险理论, 实现了从财政史学家向银行家的转变。
三、建业银行时期 (1945年11月—1947年5月)
抗战结束后的中国, 时局依然动荡。但社会经济秩序在艰难地恢复, 银行业和钱庄也在逐步复苏和扩张。离开中央银行的罗玉东, 1945年底进入重庆建业银行, 先后成为该行长沙、南京分行经理。
(一) 重庆总部时期
建业银行由重庆和济钱庄和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成立, 1944年6月在重庆开业。中共党组织在该银行占有股份, 其代表人物龚再僧 (龚饮冰) 1945年2月起担任总经理。1946年6月建业银行总部迁入上海后, 重庆成为分行。
根据建业银行重庆总管理处与长沙分行筹备处的来往电文及罗玉东去世时重庆分行致电罗玉东家属的电文推断:罗玉东在离开中央银行康定分行到1945年11月就任建业银行长沙分行经理前, 应在建业银行重庆总部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24]
(二) 建业银行长沙分行时期 (1945年11月—1947年3 月)
1945年11月14日, 建业银行电告“长沙分行筹备复业已经本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十五次常务董事会通过, 聘请罗玉东为经理”[25]。由于当时已近年关, 罗玉东并未立马上任, 而是由陈雅青、龚季达等人携国币现金一千万元自重庆赴长沙筹备[26]。1946年2月15日罗玉东启程赴长沙上任[27]。1946年2月28日, 建业银行长沙分行向重庆分行寄送“本行罗玉东经理签字印章样本的函”[28], 由于该函必须获取罗玉东的亲笔签名, 证明他在1946年2月28日前已到行履职并着手处理具体业务。为了保证建业银行长沙分行于1946年3月26日在长沙市原“中正街24号”正式开业, 直到3月25日罗玉东还致电建业银行高层要求增加头寸, “须再调申 (5000) 万元方能应付”[29]。
罗玉东到长沙就任不久, 就以“长沙最近市况简报”向建业银行总管理处报告了长沙抗战结束后的有关情况, 内容较为详尽。特别是开业前两天 (1946年3月24日) 撰写的“长沙市金融商情简报第二号”, 着重调研和分析了长沙金融市场在1945年底到1946年春节前后银根紧缺状态的不同成因。[30]
现湖南省档案馆藏有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本市各银行经副襄理姓名表”, 囊括了当年长沙市几乎所有的银行管理者。该表有3页, 其第3页载明:罗玉东为建业银行长沙分行经理。[31]
建业银行长沙分行复业后尽管面临着“劫后萧条之市场, 经几度金融之波动, 同业林立, 钱庄围困, 历史浅而联行不多, 开支大而人手困乏”, 但在罗玉东的管理下, “每月均有纯收益”。[32]另据中央银行呈报财政部的《央行长沙分行检查建业银行长沙分行业务报告》称:建业银行长沙分行业务“尚能合乎财部统一之规定”[33], 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府监管部门也认为其业务开展得中规中矩。
到长沙后不久, 罗玉东身体状况不佳, 因病于1946年9月有意请辞职务[33], 建业银行总管理处召其10月赴沪述职。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流行病状况推测, 罗玉东患肺结核病的可能性较大且已对其身体造成了实质性损害。1946年10月赴上海述职的罗玉东是在述职完就返回了长沙还是滞留上海治病, 未见确切的记录。但其后列席了1947年3月14日在上海召开的建业银行第十一次董事会, 会上“罗经理玉东报告湘行业务情形”, 同时决定调聘罗玉东为南京分行经理。[34]
(三) 建业银行南京分行时期 (1947年3月—1947年5 月)
1947年3月14日, 建业银行董事会决定调聘罗玉东为南京分行经理, 但其未立马上任, 反而于1947年4月4日因身体原因请辞南京分行经理, 但建业银行董事会请龚再僧总经理洽留, [34]龚再僧洽留成功, 半个月后罗玉东才赴南京任职。多次请辞表明, 此时罗玉东的身体状况已是十分糟糕,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罗玉东最迟在1947年4月19日到达南京分行上任, 该天他集中签阅了多份建业银行总管理处早期的函电和文件。5月3日他致电建业银行总管理处“属行奉命筹设, 兹已就绪, 并择定五月十二日 (星期一) 正式开业”, 落款为“玉东, 五、三”。[35]
1947年5月6日, 罗玉东急病辞世。建业银行总管理处通告“奉董事会紧急通知, 南京分行罗经理玉东急病逝世, 南京分行经理请胡协理彦尊兼任”[36], 一代财政史学家和银行家罗玉东, 中年亡故。1947年5月8日, 重庆分行全体同仁向罗玉东家属发送了慰问电。[37]
1947年5月12日, 建业银行南京分行正式开业。1947年5月16日, 建业银行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罗经理玉东五月六日突然病卒, 兹请抚恤案, 决议拨给抚恤费一千万元, 已用治丧费由行开支”[38]。
罗玉东, 生于1908年, 卒于1947年5月6日, 实寿39岁。过去我们对他知之甚少, 以上资料表明这位财政史学家跨到了银行界, 成为中国银行业早期的参与者。在长达十三年的银行生涯中, 无论在中央银行成都分行任文书课主任、南部和康定分行担任经理, 他都算是勤勉尽力, 即使不是成绩斐然, 也尚属可圈可点。他十数年的历练所积累的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 终为建业银行高层所赏识, 本应是大展宏图之际, 惜“出师未捷身先死”, 罗玉东倒在了出征银行业高峰的途中。
今年是罗玉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是以为纪念。
参考文献
[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2010.
[2] 中央银行秘书处.中央银行同人录[M].南京:[出版者不详], 1935 (民国二十四年) :161.
[3]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300-301.
[4] 私立光华大学附属蓉校高级中学部1938年春季教职员名录[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9700020380600000010000.
[5] 罗玉东.财产保险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3.
[6]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J].近代史研究, 2006 (l) :93-114.
[7]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432-453.
[8] 成都代理处二十六年度弥补开支及奖金分配表[A].四川省档案馆, 档号1326.
[9] 关于陆锡成、鲍善慈、罗玉东等任职情况的通告[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0010000010000.
[10] 关于派罗玉东为中央银行南部银行经理的通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60001000270000128000.
[11] 关于核示罗玉东赴阆中苍溪两县视察产金及收兑情形事宜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40000038000.
[12] 关于奉命赴南充商定收金合同, 职拟交赵兆麟陈媚川代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40000019000.
[13] 关于罗玉东赴南充商订收金合约已返致中央银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40000019000.
[14] 关于向四行收兑金银处接洽收兑金类事项的代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50000071000.
[15] 关于推行节约建储劵事宜的代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0750000076000.
[16] 中央银行关于本行员役染患肺痨病给假支薪期内, 准予照支膳宿费及其它津贴以示体恤致南部分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60000099000.
[17] 关于中央银行南部分行职员亲属津贴最多以五人为限及新进职员不再发亲属津贴致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60000007100.
[18] 关于银行职员膳食等问题需根据各地情况斟酌办理致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60000067000.
[19] 关于检送中央银行职员团体保险简章至中央银行南部分行的函[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20001001360000016000.
[20] 中央银行关于奉谕调派人员的函[A].重庆档案馆, 档号02860001019090000104000.
[21] 中央银行同人录[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号2432.
[22] 中央银行关于康定分行陈送三十三年下期前来奉批应饬努力推进业务勿再落后的函[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号340 (4) .
[23] 张耕华.光华大学编年事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38.
[24] 建业银行重庆分行全体同仁写给罗玉东家属的慰问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690000071000.
[25] 建业银行总管理处关于聘请罗玉东为长沙分行经理并调派沈国燕彭绪昌为本处业务专员致建业银行重庆分行的函[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160000037000.
[26] 建业银行关于湘行复业事项专卷[A].上海档案馆, 档号Q287-1-37.
[27] 建业银行重庆分行关于罗玉东行程致建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380000010000.
[28] 建业银行长沙分行关于向重庆分行寄送本行罗玉东经理签字印章样本的函[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2810000001000.
[29] 建业银行长沙上海分行有关帐务报表开支等项及筹备复业开业的往来文书[A].上海档案馆, 档号Q287-1-74.
[30] 长沙金融商情简报 (1、2号) [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360000024000.
[31] 中央银行行员保证书及长沙市各银行经副襄理姓名表[A].湖南省档案馆, 档号00049-001-00016.
[32] 建业银行长沙分行业务报告 (1946年3月—1947年6月) [A].上海档案馆, 档号Q 287-1-18-70.
[33] 央行长沙分行检查建业银行长沙分行业务报告及有关文书[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号5887.
[34] 建业银行第十一次十二次董事会决议[A].上海档案馆, 档号Q 287-1-11-3.
[35] 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呈报开业、帐务、业务和房屋购置及调派经理副经理暨其他人事与管理处往来文书[A].上海档案馆, 档号Q287-1-110.
[36] 建业银行总管理处关于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罗玉东病逝及遗缺由胡协理彦尊兼任致建业银行重庆分行的函[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630000008000.
[37] 建业银行重庆分行全体同仁写给罗玉东家属的慰问电[A].重庆档案馆, 档号03170001000690000071000.
[38] 建业银行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A].上海档案馆, 档号Q 287-1-11-12.
作者：佘定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原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