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国家海洋事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在国内外学术潮流互相激荡下，中国海洋史研究持续受到学界关注，成果丰硕，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海洋史研究被列为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历史学十大热点”之一[1]。
一、研究述评
2018年，中国海洋史研究方面出版发表的相关中文论著（含学位论文）约400篇（部）。专题研究成绩斐然，内容更加细化深入，既有对海洋政策、海外贸易、航海造船、海盗海防等传统领域的考察，也有对海洋环境、海洋文化等新领域的探索。
海洋政策与海防研究。海洋政策是国家制定规管海外国家关系、海上贸易的相关法令、制度、措施，直接体现国家经略海洋的观念、对海洋管控的意志和能力；而海洋政策变动、法令制定或废止，又对海洋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历代海洋政策及其影响，一直是海洋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海禁、开海、迁海，以及海岛、海域管理等问题，是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时代特色。王日根系统阐述明代朝贡体制的重建和海洋政策走向，倭匪问题与海疆管理的强化，月港开禁与漳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海洋政策调整与江南城镇发展等问题[2]。刘璐璐梳理晚明东南海洋政策频繁变更的过程，指出这是各种海上势力在东亚海域相互竞逐的结果[3]。张柳、潘洪岩从海商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影响明代海禁制度变迁的相关因素[4]。陈尚胜研究认为隆庆开海这一重大变革有效促进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衔接[5]。朱子彦关注元明时期海运与海禁的博弈[6]。郑宁将视角投向浙江迁海的善后工作，指明官府在迁海之后漠视民生、一意催科的作为，是对迁民的深度搜刮，极大加剧了民生灾难[7]。罗诚以顺治十八年温州迁界为例，对迁界过程中涉及的地域空间、人口、土地规模及社会效应等进行了复原和讨论[8]。聂有财结合满汉历史档案，阐明明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长期有效管理的史实，有助于匡正中俄边疆历史问题中的一些观点[9]。王潞从王朝经略的角度揭示16-18世纪南澳岛的行政建置演变，重点呈现南澳岛由军事重镇向独立行政区域转变的复杂过程[10]。
关于海洋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陈支平、戴美玲深入探讨了明代朝贡体系下的“番舶”征税问题，厘清其缘由和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朝政府在海洋政策上的缓慢变化[11]。此外本年度也继续有一些涉及市舶司及沿海海关等海洋贸易管理机构的研究[12]。
海防史愈来愈受到重视，多视角、多层面探讨历史上不同区域的海防实态。陈支平、赵庆华考察了明代嘉万年间闽粤民间为抵御倭寇海盗而兴起的修筑寨堡现象，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13]。何乃恩剖析明代浙江备倭官制与其职能[14]。王宏斌论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之严重及水师巡洋制度恢复面临之困境[15]。吴昊探析清代前期澎湖水师的汛防制度，反映清朝海防观念的局限性[16]。祁磊整理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历次改造和演变[17]，章荣玲梳理明清广东沿海所城从修建、使用、废弃、裁撤到并入州县的过程[18]，于志嘉则以浙江沿海卫所为例看明代的附籍军户之实态[19]。李其霖从海疆史脉络切入，论述金门、澎湖、台湾三个区域的海岸军事防务及区域治安，并最终构筑黑水沟防线[20]。高志超、王云英窥探清前中期黄海海防体系调整与建设情况[21]、黄顺力分析晚清海塞防之议与台湾海防地位的衍变[22]。此外还有关于海防图的探究[23]。
海洋疆域和海洋权益研究。从民国时期至今，学界一直重视南海主权研究，科学阐释南海历史发展的过程，体现出海洋史研究关注现实的情怀。[24]本年度学界继续开展南海主权问题研究[25]。李金明明确指出，中国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和开发者[26]。刘永连、卢玉敏以日本政府档案为基础，探讨日本势力渗透西沙群岛[27]，赵德旺以日本亚洲资料中心(JACAR）史料专门考察何瑞年事件[28]，王静以“西沙事件”为中心，透视20世纪初国人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认知及捍卫[29]，郭渊检视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和南方政府与西沙岛务开发之关系[30]、任雯婧关注20世纪初法国西沙群岛政策的演变[31]，共同建构对西沙群岛等南海疆域问题的认识[32]。也有研究者从理论角度思考海权思想[33]和国外海权问题[34]。
南海诸岛地名是长年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的渔民用方言命名的，世代口耳相传，记录《更路簿》上。《更路簿》蕴含了大量南海诸岛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南威、张争胜主编《<更路薄>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运用数理统计等定量方法分析《更路簿》的版本传承关系，利用GIS软件构建诸岛地名数据库并绘制渔民航线图，探究《更路簿》和诸岛地名的形成与演变机制，将汇集与精校的20个版本的《更路簿》与论著一并出版，是《更路簿》和土地名研究的最新成果[35]。吴清雄等对南海更路簿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科普解读[36]。有学者对《更路簿》中“更”之含义作出新的解读[37]。阎根齐理清了海南渔民称西沙为“东海”、称南沙为“北海”的来历[38]。
海洋贸易与海上交通研究。海洋贸易是海洋史的重头，主要体现在以海洋为纽带的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及对外交往的发展进程与演进趋势的研究，尤其集中在海商与商会组织、贸易商品与海港城市，商贸网络等问题上。代表性成果当属蔡鸿生《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39]一书。该书收录与广州古代海事直接相关的论文22篇，坚持“以人为本”导向，从一系列具体个案的史事考证出发，小题大做，钩沉辑佚，梳理出唐宋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亚洲（主要是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主要是西欧、北欧、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诸多史事，拓展了学界鲜少涉猎的话题和领域。吴义雄通过1814年通事阿耀案的剖析，呈现19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政治、外交和商业实态，以及早期全球化进程对当时重要国际口岸广州产生的影响[40]。
陈文源重新检视澳门开埠的背景和原因，突出开埠过程中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发挥的重要作用[41]。王日根、陶仁义探寻明代淮安府民间海上力量在国家政策反复变动之下的实际发展情况，揭示明中后期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商机，推进从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42]。探明由淮安盐徒、灶丁及早期黄渤海海域海上活动人群征募而来的水兵也兼具海商性质，在东江集团主导毛文龙遭孤立被疑为割据一方时，为其输送粮饷[43]。戴昇考证徽州海商代表人物许栋之相关史实[44]。冷东、罗章鑫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外洋会馆图记”印迹，考实“十三行”之正名[45]。此外，一些学者也关注海商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关系[46]。
学界一如既往关注茶叶、瓷器、丝绸、绘画等外销商品的历史，以及每一种工艺品的贸易状况及其贸易结构。刘勇、刘章才、魏峻、范金民、林玉茹等分别考察了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18世纪中英茶贸易、13-14世纪亚洲东部的海洋陶瓷贸易、16-19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19世纪台湾海产生产与消费等问题[47]。
关于海洋贸易网络和海洋贸易圈，陈衍德总结17世纪东亚海域贸易新态势的种种表现和特点，提出将海域视为一个整体，纳入世界体系进行考察；将以国家为行为体的研究，与以集团、个体为单元的研究结合起来，发现以往研究许多被忽视的“客观存在”[48]。
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海外贸易情况，反映中国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关系进程。王铿推论东汉、三国时期会稽郡是南方铜镜、瓷器、布帛、纸张等的重要产地，并且有活跃的市场交易[49]。徐桑奕、顾苏宁分析六朝时期南京的海外贸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50]。赖泽冰、汤开建通过详细考述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窥探明代澳门与长崎、葡萄牙与日本的商贸往来[51]。刘畅依据海关史料解析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52]。陈思通过17世纪前期台湾海峡中、日、荷三角贸易格局观察早期日荷在台湾的冲突[53]，等等[54]。
海上交通航路是海洋航运、国际贸易、海外交流的重要依托。陈少丰考辨宋初南海诸国来华朝贡的路线[55]。李晴通过1341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远航中国一事，探讨印度古里—安达曼群岛—苏门答腊—吕宋—泉州(刺桐城)航线[56]。王宏斌考订了清代南海各国帆船来往行走的13条海道[57]。费晟通过对殖民地档案、港口记录与跨太平洋航海日志的发掘，探究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大洋洲区域与中国建立远洋交通网络的过程[58]。冯立军关注中澳海上交流的历史[59]。柳若梅重构1771年俄罗斯首次远航澳门的史实[60]。
与海上交通航路研究相联系，涉海地图、海图研究有重要进展。郑永常对典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明清时期山形水势图《耶鲁航海图》进行深度解读，考释地理名词，阐述海图蕴含的讯息，梳理出海图中“二王船”及相关航线，勾勒出明中叶以降中国帆船东亚海域贸易网络图[61]。王耀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江海全图》，研究图绘道光年间存在的运送漕粮、黄豆的三条海上航路[62]。黄普基、周晴利用1883-1936年间英国所绘海图研究近代珠江干流河道变化特点[63]。
造船和航海研究。造船业与航海技术是推动海洋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朱勤滨指出，海防与民生是清前期出海帆船规制变化的双重制约因素，清廷在出海帆船规制与适用上呈现出内海、外洋有别，以及严宽不定的状态[64]。徐晓望考订了古代船“料”的容量和郑和宝船排水量[65]。胡晓伟通过分析泉州东西塔度量单位，从新的角度解读郑和宝船的尺度[66]。袁晓春解析宋朝多层外板造船技术[67]。范金民考订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68]。还有期刊集中发表了航船史研究专题成果。[69]
陈晓珊研究古代航海文献中记载“针迷舵失”的现象，观察古代航海活动对岛礁区风险的认识[70]。伍伶飞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和日本航路标识相关文献等资料为基础，讨论东亚灯塔体系及其在航运格局演变中所担负的角色[71]。龚缨晏对《针路蓝缕》一书做出深度解读[72]。单丽对海道针经的撰述与流传等问题也有翔实考释[73]。
涉海人群与海洋社会研究。沿海民众耕海牧渔，向海而生，从事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煮海为盐、入海采珠、围垦沙田、海船制造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陶瓷、丝绸制作等海洋性生产活动，构成人类海洋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具有浓厚的海洋性特征，也是海洋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海盗问题由来已久，历来是涉海人群研究的焦点之一。2017年底，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陈钰祥和江定育关于海盗问题的专著[74]。2018年发表的海盗研究成果，徐松岩、彭崇超、邵雍等分别管窥了不同时期、不同海域海盗行为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75]，祝秋利阐述西方海盗文化的历史演变和“海盗式海洋文化”特点[76]，邹赜韬、李广志聚焦明代东南海疆倭乱记忆中的烈女故事及女性文化[77]。杨跃赟解读《瀛舟笔谈》海盗史料[78]，王竞超从现状及未来去探索海盗治理方略[79]。也有学者总结反思以往海盗史研究[80]，关注与之有关海防与国土安全问题[81]。海盗群体之外，疍民、船民等也受到关注[82]。
王承文以敦煌文书和隋唐石刻碑铭等资料为核心，深入探讨唐朝中央对岭南及南海的开拓经略，揭示唐代岭南社会变迁及中国南部边疆、海疆形成的历史过程[83]。苏惠苹关注到16世纪以后月港地方政府、士绅和普通百姓不同程度都参与了海洋管理，共同推动闽南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84]。白斌、刘玉婷、何梦蕊对宁波的海洋经济变迁作了系统考察[85]。钱源初叙述古代硇洲岛地方开发与文化建设[86]。吴建新、衷海燕试图展现明代广东香山县与海洋相关的社会生态[87]。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沿海人口向海外流动的结果。张侃，壬氏青李挖掘越南会安的庙宇碑刻、土地契约、明乡社文书、华人族谱等民间文献资料，讨论17-19世纪会安华人社区的历史变迁、贸易活动、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强调华人群体对这个港埠贸易发展的作用[88]。林广志、陈文源对早期澳门华人社会结构及其特性的形成进行系统梳理与探讨，展示了澳门华人社会的总体面貌[89]。
海洋文化与海洋信仰研究。这方面研究集中在海洋观念与知识传播、海洋信仰与民俗文化等方面。黄纯艳以唐宋为中心，探讨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生成、选择和书写等问题[90]。潘茹红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海洋图书的编写类型、题材、内容的变迁历程[91]。戴伟思揭示了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对海洋空间认知的差异[92]。海洋信仰研究主要集中在妈祖文化等领域，总结和反思海内外的妈祖文化研究[93]。莆田学院学刊《妈祖文化研究》刊载了一系列妈祖主题的论文。王元林辨析了漳州《(安船)酌献科》“下南”航线闽境天妃宫观的分布[94]。一些宗教通过海路传播，也有学者作出有价值的研究[95]。
海洋环境史研究。关注历史上海洋资源开发模式、海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状态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具技术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海洋环境的重要影响与相互作用。赖惠如、林信成、李其霖、陈美圣运用田野调查法等探讨和还原台湾北海岸地区移民筑沪捕鱼维生的生活样貌[96]。刘诗古以江西鄱阳湖区为对象，观察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进化过程[97]，徐晓望考察明代东海渔业的发展状况[98]，这些成果都关注到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管理及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有些成果对海洋环境史研究状况及方法进行了思考[99]。
海洋考古研究。海洋考古是考古学的新兴分支，考察对象包括沉入海洋的船只、器物、城市、港口、聚落与生产、生活遗址，以及被人们作为圣地的水域中的祭品、海底墓葬，乃至濒海地区人们从事海洋活动相关的宗教遗迹、信仰系统等，为考古学、历史学、特别是海洋史研究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与研究数据。本年度“南海I号”沉船发掘等有新进展[100]，林唐欧、赵志军分别考察了“南海Ⅰ号”的船载铁器与植物遗存[101]。此外，孙健通过绥中三道岗沉船考察了元代的海上贸易[102]，吴敬、石玉兵、潘晓暾结合遗址发现对金代沿海地区瓷器海运港口的体系进行考察[103]，等等。
世界海洋史研究。本年度学界对世界海洋史也有持续关注，有多篇研究论文。王煜焜、杨雨蕾、郑晨、胡杰、张兰星、王华分别探讨了近世初期日本德川幕府的海洋政策、朝鲜舆图与琉球认知、一战期间英日海军合作问题、近代早期西班牙对日通商的尝试及日本的态度、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南太平洋岛民强制劳工贸易及其影响[104]，等等。
海洋史料汇编与整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年度海洋史史料汇编与考释成果颇多。金国平、贝武权主编《双屿港史料选编》，分中文卷、葡西文卷、日文卷、法英文卷四卷，对大航海时代双屿港贸易与中葡关系史研究有重要价值。[105]。宫楚涵、俞冰主编《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收录了古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原始文献及部分近代早期研究文献[106]。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广州要闻录》（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共20册），是研究近代中国海关史、口岸史、海外贸易史等之重要史料[107]。
二、趋势和特点
（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成果丰硕，年轻学人不断成长
2018年，中国海洋史研究注重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在全球史、整体史视野下不断开拓创新，无论是旧话题或新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有新意、有份量的论文和专著，议题新颖，见解精到，既有史学前沿领域的宏观考量和理论探讨，也有地区性、专题性微观思考和实证佳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洋史的热点专题，研究领域不断深化与拓展，成果尤多[108]，并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决策参考。一批经过正规专业训练、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具有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的青年学人，茁壮成长，与前辈学者一起，成为中国海洋史研究队伍的骨干。
（二）学术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大部头专业丛书不断出现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办《海洋史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合办《海交史研究》、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国家航海》等学术刊物，不断发表海洋史研究各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对海洋史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2种，以专著的形式，推出一批海洋航运、海贸航线、海洋图书编纂与流通、海洋活动中的商盗人群、海外华人社区、著名商号的专题著作。于逢春, 王涛主编“环东海研究”，展示中国海洋历史文明发展的新成果[109]。
（三）高水平学术交流频繁，对外影响力不断扩大
本年度国内或国际性海洋史学术研讨会甚多，学界影响不断扩大。其中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编辑部于12月主办“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首届全国性青年海洋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特邀国内资深学者参与，聚焦亚洲、南太平洋等海岛历史与海洋文明问题，思考海洋史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推动海洋史学传承、发展与创新，被列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代表性重要学术会议。
三、思考与展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因应国家发展需求和国际学术潮流，继续大力加强海洋史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体系，是中国海洋史研究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
（一）坚持学科本位、全球视野与海陆融通，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海洋史研究应继续坚持全球史视野和认识，[110]打破地区界限和传统观念体系的束缚，重视互动的观察视角，形成区域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相互联系的观察取向。海洋史研究“以人为本”，从海洋人群角度去观察、思考海洋历史，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融通“陆地”与“海洋”两种史观的界限。“立足于海陆融通的视角与方法，积极进行跨学科、宽视域的研究。”[111]
在全球史、整体史视野下，应拓展诸如湾区、半岛、海峡等海洋区域史研究，持续推进南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研究，加强濒海地区社会经济史、海上贸易与航海史、海洋环境与海洋生态史、海军与海战史等重要方向和领域研究，不断建构更为完整、更为生动精彩的世界海洋历史。
（二）推进跨学科整合与多学科合作研究，拓宽资料选取范围
海洋史研究对象包罗万象，海洋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必须打破学科畛域，加强与生态学、环境学、海洋学、地理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合作研究，借鉴、运用它们的理论与模型、方法与内容，为海洋史学研究增添新方法，融铸新理论，注入新活力。加强海洋史研究资料的挖掘、整理，充分利用中外现存官方档案、民间文献等海洋历史资料信息；加强与海洋考古等学科领域合作，关注沿海聚落、海防遗址、水下遗址等考古发掘进展，拓展史料基础，为海洋史研究打好厚实根基。
（三）加强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扩大学术话语权
作为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方面属性的交叉性综合学科领域，海洋史学研究需要明确自身的学科属性、定位、内涵、框架体系及研究范畴。遵循学术规律，推进理论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理论体系。整合相关研究力量，搭建协作创新平台，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和学术团队，推动学科良性发展。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追踪学术前沿与学术潮流。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史学对话，讲响海洋史学的“中国话语”。
注释
[1] 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共同主办；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组织专家评选。
[2]王日根：《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3] 刘璐璐：《晚明东南海洋政策频繁变更与海域秩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 张柳、潘洪岩：《从海商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兰台世界》2018年第2期。
[5] 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人民论坛》2018年第30期
[6] 朱子彦：《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 郑宁：《催科为重：清初浙江迁海的善后作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8] 罗诚：《清初迁界与移民——以顺治十八年的温州迁界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9] 聂有财：《<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珲春南海岛屿的管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0] 王潞：《论16-18世纪南澳岛的王朝经略与行政建置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1] 陈支平，戴美玲：《明代“番舶”征税考实》，《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12] 陈少丰：《宋代两浙路市舶司补探》，《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彭纯玲、游庆爱、陈媛媛、赵燕虹、叶瑜：《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统计制度探析》，《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罗亮亮：《清代前期粤海关监察制度特点简析》，《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王军、邹晓玲、陈娉婷：《粤海关赴港澳轮船相关章程释析》，《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金曙：《近代海关保税关栈制度的构筑特点——近代中国海关“共治”模式的又一突出范例》，《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邢思琳：《英国新发现的粤海关中英文船钞执照》，《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13] 陈支平、赵庆华：《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
[14] 何乃恩：《明代浙江备倭官制与职能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15] 王宏斌：《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16] 吴昊：《清代前期澎湖水师汛防制度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7] 祁磊：《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演变》，《历史档案》2018年第1期。
[18] 章荣玲：《明清广东沿海所城的功能及演变》，《文博学刊》2018年第3期。
[19] 于志嘉：《再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以浙江沿海卫所为例》，《明史研究》第30期。
[20] 李其霖：《清代黑水沟的岛链防卫》，淡江大学，2018年。
[21] 高志超、王云英《清前中期黄海海防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22] 黄顺力：《晚清海塞防之议与台湾海防地位的衍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3] 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之全海系探研》，《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何沛东：《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绘——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贾富强：《<海防一览图>》注记疑误摭拾》，《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
[24] 袁航；陈梁芊：《史学视域下的国内南海主权问题研究综述》，《民国研究》2018年第1期。
[25] 王胜：《<南海诸岛位置图>中“南海断续线”的内涵——基于时任方域司司长傅角今论述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丁铎，林杞：《日韩两国发行的部分地图中涉南海诸岛标注情况述评》，《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
[26] 李金明：《中国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评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20世纪前的南中国海>》，《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7] 刘永连、卢玉敏：《从日本史料看近代日本势力对西沙群岛的渗透——以1921—1926 年何瑞年案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28] 赵德旺：《论民国时期“何瑞年出卖西沙群岛权益案”经纬——以日本亚洲资料中心(JACAR）史料为据》，《南海学刊》2018年第2期。
[29] 王静：《20世纪初国人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认知及捍卫——以“西沙事件”为考察中心》，《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
[30] 郭渊：《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与西沙岛务开发关系之考量——兼论英国对日本在西沙存在的关注及研判》，《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1] 任雯婧：《20 世纪初法国西沙群岛政策的演变——基于法国外交部20世纪30年代西沙群岛档案的考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32] 谷名飞：《再谈“嘉隆皇帝插旗”说的真实性——基于法国档案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杜雪磊：《近代报刊中的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西沙群岛事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33] 赵书刚：《姚锡光对清末海权的深度诠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4] 张光政：《俄罗斯、乌克兰海洋争端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南海学刊》2018年第2期。师小芹：《海权战略思想寻迹》，《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35] 刘南威、张争胜主编：《<更路薄>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海洋出版社，2018年。
[36] 吴清雄等：《更路簿新读》，南方出版社，2018年。
[37] 李文化，夏代云，吉家凡：《基于数字“更路”的“更”义诠释》，《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逄文昱：《再说<更路簿>的“更”——兼与李文化等先生商榷》，《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
[38] 阎根齐：《海南渔民称东海、北海的来历辨析》，《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39] 蔡鸿生：《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商务印书馆，2018年。
[40] 吴义雄：《国际战争、商业秩序与“通夷”事件——通事阿耀案的透视》，《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
[41] 陈文源：《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42] 王日根、陶仁义：《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3] 王日根、陶仁义：《从“盐徒惯海”到“营谋运粮”：明末淮安水兵与东江集团关系探析》，《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44] 戴昇：《许栋里籍考——兼论地域认同与徽州海商群体形成》，《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45] 冷东、罗章鑫：《“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
[46] 李广志：《南宋海商谢国明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6期。黎思文：《清商龚恪中及其与日人的文艺交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7] 刘勇：《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刘章才：《“奇迹般的商品”：18 世纪中英茶贸易述论》，《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魏峻：《13-14世纪亚洲东部的海洋陶瓷贸易》，《文博学刊》2018年第2期；范金民：《16-19 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林玉茹：《进口导向：十九世纪台湾海产的生产与消费》，《台湾史研究》25卷1期，2018年；赵全鹏：《中国古代海洋珍宝消费与朝贡贸易关系》，《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蒋继瑞：《近代早期英格兰海上毛皮贸易研究》，《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张丽玲：《<红楼梦>中舶来织物察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赵莹：《宋日木材流通》，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48] 陈衍德：《17 世纪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态势》，《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49] 王铿：《六朝时期会稽郡的海外贸易——以古代中日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50] 徐桑奕、顾苏宁：《六朝时期南京的海外贸易及其影响因素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
[51] 赖泽冰、汤开建：《明代的澳门与长崎——以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为例》，《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
[52] 刘畅：《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53] 陈思：《从17 世纪前期台湾海峡中、日、荷三角贸易格局看早期日荷在台湾的冲突》，《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
[54] 王卿超：《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中的上海》，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55] 陈少丰：《宋初海上贡道考索》，《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6] 李晴：《伊本·白图泰远航中国考》，《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
[57] 王宏斌：《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考》，《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
[58] 费晟：《论18世纪后期大洋洲地区对华通航问题》，《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
[59] 冯立军：《“中澳航线”：一段被“忽略”的“海上丝绸之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60] 柳若梅：《1771年俄罗斯人首航澳门考》，《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
[61] 郑永常：《明清东亚舟师秘本：耶鲁航海图研究》，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62] 王耀：《<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
[63] 黄普基、周晴：《近代珠江干流河道演变特征研究——基于近代英国所绘海图》，《历史地理》2018年第1期。
[64] 朱勤滨：《清代前期出海帆船规制的变化与适用》，《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65] 徐晓望：《破译“料”与郑和宝船的尺度》，《学术评论》2018年第1期。
[66] 胡晓伟：《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
[67] 袁晓春：《南海“华光礁Ⅰ号”沉船造船技术研究》，《南海学刊》2018年第2期。
[68] 范金民：《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9] 主要体现在《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发表文章包括陈志坚《雷州市乌石罟帆船的传统技艺与习俗》，叶冲《木船维修保养的传统工艺：燂船》，龚昌奇、张治国《华光礁一号宋代古船技术复原初探》，刘义杰《蜈蚣船钩沉》，谭玉华《广西贵港梁君垌东汉墓出土陶船模》，曾树铭《台湾的复原船模与复原船》，何国卫《开孔舵的技术分析》，刘炳涛、单丽：《技术变革与上海航道的疏浚：以机器挖泥船为中心》等。此外还有郑诚：《火轮船初到珠江口——鸦片战争前来华的明轮蒸汽船》，《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胡晓伟：《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0] 陈晓珊：《“针迷舵失”与中国古代航海活动中对岛礁区风险的认识》，《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71] 伍伶飞：《近代东亚灯塔体系与航运格局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2] 龚缨晏：《史海泛舟探针路——读<针路蓝缕>》，《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
[73] 单丽：《异源杂流：海道针经的撰述与流传》，《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4] 陈钰祥：《海氛扬波：清代环东亚海域上的海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江定育：《民国时期东南沿海海盗研究（1912—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
[75] 徐松岩：《略谈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行为》，《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彭崇超：《清嘉庆年间的粤洋海盗——以张保仔为中心的讨论》，《史志学刊》2018年第3期。邵雍：《中法战争爆发前海盗在越南的活动考证》，《钦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王树勋：《前期倭寇与明初中日关系》，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76] 祝秋利：《解读西方海盗文化的历史演变》，《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77] 邹赜韬、李广志：《明代东南海疆倭乱记忆中的烈女故事——以浙江方志书写为中心》，《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第3期。
[78] 杨跃赟：《<瀛舟笔谈>的海盗史料价值》，《名作欣赏》2018年第14期。
[79] 王竞超：《南海海盗治理机制研究：现状评介与未来前景》，《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80] 安乐博(Robert Antony)、余康力(Patrick Connolly)：《中国明清海盗研究回顾——以英文论著为中心》，《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魏基立：《20世纪以来广东海盗史研究综述》，《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81] 丁晨楠：《18世纪初朝鲜燕行使对陈尚义海盗集团的情报搜集》，《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82] 吴永章, 夏远鸣：《疍民历史文化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林少骏、张恩强、曾筱霞：《晚清来华西人视野中的疍民形象》，《东南学术》2018年第2期。刘长仪：《从“白水郎”到“水生人”：疍民的生计变迁与认同建构》，《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阎根齐：《论海南渔民在“南海丝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刘季鸣：《霞浦船民族群身份的演变历程》，《福建史志》2018年第5期。
[83] 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
[84] 苏惠苹：《众力向洋：明清月港社会人群与海洋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85] 白斌、刘玉婷、何梦蕊：《宁波海洋经济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86] 钱源初：《古代硇洲岛地方开发与文化建设》，《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87] 吴建新、衷海燕：《明代广东香山县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88] 张侃、壬氏青李：《华文越风：17-19世纪民间文献与会安华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89] 林广志、陈文源主编《明清时期澳门华人社会研究论文集》，澳门基金会，2018年。
[90] 黄纯艳：《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与书写——以唐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91] 潘茹红：《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92] 戴伟思：《19世纪中叶对海洋空间不同的认知:耶鲁地图与西方水文学》（英文），《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93] 林晶：《多学科视域下日本学界关于妈祖文化的研究——以日本CINII系统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陈颖：《问题与出路——妈祖文化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94] 王元林：《（安船）酌献科》与“下南”航线闽境地名及妈祖信仰考释》，《南海学刊》2018年第3期。
[95] 姚潇鸫：《真言宗僧人入华与9世纪中叶后的唐日佛教交流》，《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
[96] 赖惠如、林信成、李其霖、陈美圣：《沪里沪外：台湾北海岸地区的石沪发展与变迁》，（台湾）《淡江史学》第30期。
[97] 刘诗古：《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98] 徐晓望：《明代的东海渔业》，《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99] 张宏宇、颜蕾：《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郑薇薇：《古代日记在历史台风研究中的利用方法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期。
[100]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台山上川岛大洲湾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2期。福建博物馆、闽清县博物馆：《闽清下窑岗一号窑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8年第2期。
[101] 林唐欧：《“南海Ⅰ号”船载铁器初探》，《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8期；赵志军：《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土植物遗存》，《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
[102] 孙健：《绥中三道岗沉船与元代海上贸易》，《博物院》2018年第2期。另，《博物院》2018年第2期还刊有杨睿《“南海Ⅰ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孟原召《华光礁一号沉船与宋代南海贸易》、丁见祥《“南澳Ⅰ号”：位置、内涵与时代》、邓启江，王霁《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
[103] 吴敬、石玉兵、潘晓暾：《金代瓷器海运港口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10期。
[104] 王煜焜：《博弈与牺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杨雨蕾，郑晨：《多元的认识：韩国古舆图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胡杰：《英国视角下的英日一战海军合作》，《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张兰星：《论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对日通商尝试》，《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王华：《南太平洋岛民强制劳工贸易的发展、特点及影响（1863-1911）》，《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
[105] 金国平，贝武权主编《双屿港史料选编》，海洋出版社，2018年。
[106] 宫楚涵、俞冰主编《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学苑出版社，2018年。
[107] 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广州要闻录》（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108] 除上文中提到的成果外，李庆新著《海上丝绸之路》（中文修订版）2018年由国际出版机构皇家柯林斯（印度）公司（Royal Collins India Company）出版了英文版，在韩国出版了韩文版。相关论著还有黄纯艳：《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黄科安、郭华主编《全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万明主编《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黄宇鸿、李志俭：《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张开城、卢灿丽：《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历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18年。汤苑芳：《汕尾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年。郑泽民：《海口港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海学刊》2018年第1期；杨玲：《汉至宋时期的梧州与“海上丝绸之路”》，《钦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等。
[109] 于逢春、王涛主编《环东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10] 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一文中指出，近年兴起的“海洋史研究”，已经开始体现全球史的认识框架，形成一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高水平个案研究，将区域史转化为全球史，成为新的引人注目的学术潮流（《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111] 李红岩：《“海洋史学”浅议》，《海洋史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来源：《海洋史研究》第十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杨芹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