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教授在读大学时，就受老师夏德仪的影响，走上了明清史研究的道路。此后他在明清盐业、明清社会风气、明代婚姻与家庭及移民、明代城市、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及明清史学研究等方面卓有贡献，已出版专著与论文90余种、学术会议论文集120种，学术评论30余篇及历史普及读物30余篇。《中国史研究动态》对徐泓教授进行了采访，徐泓教授谈了自己的治学经历与心得，还对明清史后学提出了宝贵的治学建议。何：徐先生好!很高兴您接受访谈。我想请您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明清史研究与教学的道路。徐：我于1961年考人台湾大学(下文简称台大)历史学系本科读书，受夏德仪老师的影响，正式走上了明清史研究的道路。本科毕业后，我先后考入台大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和博士班，继续在夏老师指导之下，以明清盐业为主要对象，研读明清历史。何：当时的明清史研究仍处在初期阶段，为数不多的学者也主要重视政治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对社会经济史关注不多。您为何迎难而上，选择很少有人关注的盐业史呢? 徐：我选择明清盐业史研究，其实是受到一些现实因素影响。那时候，我常听诸如出租车司机等人讲道：裕隆汽车是国民党培植的产业，垄断台湾的汽车工业，车子质量不好又贵。我对这种垄断有些痛恨。读硕士时，看到何维凝先生讲明代的盐户和何炳棣先生分析扬州盐商的论文，感觉到明代盐业垄断的情况与现代某些行业的垄断如出一辙，于是我开始关注明代盐业。后来，我读到了何维凝先生毕生收集到的盐政史料，得以利用其中关于两淮的一百二十种资料撰写研究论文。当时，台湾不少学者受到韦伯学说影响，认同中国经济发展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的说法，我也以为这可以用来解释明清盐业发展无法近代化的问题。中国盐商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但中国盐商资本却没有向资本主义转化，是由于盐业资本的垄断性格，使商人不须改良产销就可以获暴利。过去有段时期，台湾学界研究氛围不容许谈资本主义萌芽，但我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红包、模拟士人生活藉以提高社会地位等非经济因素，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道光以后盐商消乏，盐业中落。第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华人学者是何炳棣，他的论文“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 1954 )，已成为盐业史的经典。我也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展开论证，但我把重点放在盐业生产方面，讨论盐场的生产组织、生产形态与盐场社会的阶级分化。 何：在后来的继续研究中，您对明清盐业史研究有哪些新的发现? 徐：盐业史研究的困难，在于盐务制度极为复杂。惟有将盐务程序搞清楚，才能真正厘清相关问题。我从三条线展开对盐业与盐务的研究，先从全国最重要且史料最丰富的清代两淮盐区人手，再研究明代全国的盐业与盐务。后来通过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在中国，从古至今，许多资本家与政治权势结合，巧取豪夺，生活奢华，完全不符合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伦理，但这些资本家不但未衰落，其事业反而越加兴盛，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盐商衰落的原因。过去的奢靡说、捐输宗族说、为善说、窖藏说等，似乎都不是解释其衰落的关键。因为这些所谓盐商衰落的因素，在盐商兴盛时就存在，不是衰落时的现象。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清代两淮盐商没落原因的探讨》(《徽学》2012年第7期)，修正自己过去的说法。我认为导致盐商衰落的关键原因是银钱比价，而不是过去所谈的奢靡等说法。盐商卖盐得的是铜钱，支付盐价、盐税和捐输用的是白银，清初银钱比价在1两银比铜钱800文左右，光此一项就赚得两成利润；乾隆末期以后，银钱比价大为变动，涨到1两白银比铜钱1300-1450文，遂使盐商在银钱比价上要亏损30%-45%。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的趋势达1两银子比1500-1600文钱，甚至高达2000文以上，盐商光是银钱比价上的亏损就高达50 % -60%以上，甚至达到100 % ,运销官盐已经毫无利润可言。比较乾隆中期与末期两淮盐商营运的成本及利润，其盛衰关键就很明显了。现在数据放开了，盐业史还可以继续作较深入而仔细的研究。 何：您的明清史研究从盐业史出发，已是开辟出新的领域。虽然后来因为资料缺乏而停止，但您却又蹚出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研究的一条更为宽广的新路。请您谈谈您为何会转入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研究。徐：当年台大博士班入学考试，在和夏德仪老师讨论考试范围的过程中，谈到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经济却很繁荣的奇特现象，于是夏老师就出了这一道题目，要我讨论明代后期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974年，我在台大教书后第一次申请“国科会”专题计划补助，便用这个题目。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方志，并在摘抄风俗志的同时，把其他部分也认真地浏览一遍，抄了五本笔记本的其他社会经济史料，最后写成研究报告。1986年，韩国东洋史学会召开“明末社会变化与文化新倾向研讨会”，我应邀参加，谈了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冲击下的社会风气变迁。我本来想将整理的材料完整写出来，后来发现仅江南部分，篇幅就已经很长，于是先发表了以江南为例的《明末社会风气变迁》。在“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时，我再把华北部分写出来，与江南作一个对照。本来我应该继续再做其他地方的研究以相对照，无奈之后没有足够时间，只好暂时放下。后来这方面有林丽月、邱仲麟、巫仁恕、王鸿泰、吴奇浩等接着做下去，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出来。 2002年，我从暨南国际大学退休，转到东吴大学历史系。在社会风气变迁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两篇关于明清福建社会风气变迁的论文，一篇题为《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东吴历史学报》2006年第15期)，另一篇题为《风华再现：清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4卷2期)。2009年10月又完成了题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与社会风气的变迁”的“国科会”专题计划的研究报告。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华南的福建与广东的社会风气变迁趋势虽大体与江南和华北相似，却又各有特色。明清之际的动乱与海禁、迁海等事件，严重地打击了福建的社会与经济，以致风气大为改变，“由奢入俭，由华返朴”，“风华不再”。康熙二十二年之后，郑氏投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沿海展界、复界与开海禁，农工商贸易复苏与发展，无论沿海或内地，均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转变，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竟相侈华僭越，“风华再现”，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重演明代从前期的俭约变为后期奢靡的社会风气。令人吃惊的是广东方志的作者，对广东风俗的书写注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及其与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因此方志中呈现的社会风气变迁，与同属华南的福建有相当的差异，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何：您对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也曾着力，请问您为何又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变迁的研究，转向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 徐：在研究所就读时，我曾选修当时台大农业推广系杨懋春教授的“中国社会史专题”，要求写报告。我当时正在读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对社会阶层流动很有兴趣，便选了社会阶层流动巨大的先秦时代，讨论儒道墨法的社会思想。我看了一些社会史相关研究论著，尤其佩服瞿同祖和仁井田陞的研究取径，他们以法律条例、判例来讨论其中反映的中国社会，对我很有启发。我从他们的论著中知道，除判例外，小说的事例也可以当作史料用，于是开始读“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代小说。后来写了一个关于家庭的研究计划，申请到东亚研究计划奖助。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把这篇旧稿找出来，改写为《明代的婚姻制度》，发表在《大陆杂志》上。文章中运用《古今图书集成·闺范典》内大量的《列女传》女性婚姻资料，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明代女性的初婚年龄、地区与时间的分类表。后来又用法律条文和小说材料，写成《明代家庭的权力结构及其成员间的关系》。人口研究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受台大城乡所之邀在城市史课堂上讲南京，我找了一些南京的数据，其中谈到明太祖革命初期南京人口的构成。以往论者多认为明太祖讨厌南京人，因此打下南京后将南京人迁到云南，而从江浙迁移大量人口填补。这个说法主要见于民国时期编的《首都志》。《首都志》是地理学家王焕鏕所编，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一部很好的书。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 Mote）在“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G.W.Skinn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p. 101一153. 中译作《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收入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文中很称赞《首都志》，所以我也跟着这样讲。但后来发现有问题，最明显的是明太祖当时正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怎么可能打下南京之后把自己的老同志搬走呢?而且《首都志》说明太祖打下南京后将南京人口迁至云南，但云南迟至洪武十五年才归属大明帝国。再看文中引用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回查史源后发现版本有问题，再往前追，文中提及此事发生在洪武十三年，这也不对，更确定资料有些问题。于是，我从《明太祖实录》着手，找到洪武二十四年时的一条资料，提到曾有人建议明太祖学汉高祖的办法，把全国各地有钱有势的人搬来繁荣京师，太祖原来并不赞成，后来想想才觉应该如此，遂下令移民14300多户，这就间接证明了此前南京并无大量的人口移入移出。后来我又比对洪武初期与洪武二十四年户口普查得到的黄册人口数字，由《明实录》中找到南京洪武初年的户数数据，进一步估算不同户别一户应有多少丁口，推估出洪武初年的南京人口总数，再与洪武二十四年的数字加以比对。一个地方若未出现大规模人口移动，人口应呈自然增长，而当时南京人口确有自然增长现象，显然这个问题值得再深入讨论。 1981年，“中研院”召开“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会中我提出一篇文章讨论明代初年的户口移徙，这个问题在《明史·食货志》中虽有一些数字，但规模多大并不清楚。后来看到谭其骧教授《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1932年第1卷第4期)一文，以湖南人来源为例，讨论中国的内地移民(Internal Migration )，认为研究人口必须谈人口迁徙，并检讨几种人口史资料如族谱的优缺点，对我启发甚大。我遂以此着手，从大槐树故事谈起。当时大家开始注重数字，1978-1979年，我在哈佛进修时，曾上过Robert W. Fogel与David S. Landes合开的课“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数字进行分析，但必须能找到数据。从美国回来后，我曾申请哈燕社研究计划补助，做《明实录》分类目录。当时从明太祖做到武宗，仔细读了《明实录》，我记得《明实录》中有许多户口迁徙数字，遂将卡片找出来，作数量统计分析，依移出、移入与时间、空间分类，推算出明太祖初年迁徙人口最低数字，约有一百五六十万。后来又接着做永乐年间的人口移徙。 官方移民与自发移民不同，自发移民是自愿的，出自地区间的吸力与推力，时间长，效果慢。明太祖和成祖想要迅速达成效果，通过规划，强力推行，但必然有人反对，所以只能用强迫手段。宣德以后，虽然曾有人提议仿照洪武、永乐移民例，对汉中地区进行移民，但朝廷认为时局已经稳定，不应再由官方发动移民。我没有做自发移民，因为当时成文出版社虽出版了一些乡土志，刊载某地某村的始建时，户口从哪里移来，是很好的史料；但台湾现存乡土志不多，自忖必须看过很多家谱才能进行研究，遂就此停下。1992年，曹树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黄宗智教授那里作访问研究，回内地时经过香港，住在我家。那时他正在写鼠疫与人口变迁的文章，对人口史的研究很在行，我便建议他利用地利之便，可做田野调查，到当地去广泛搜寻家谱资料和访谈耆老。他还告诉我中国内地新编的地方志有大量移民史料可供运用，后来他利用这些史料估算出来明初移民约有1000多万，占全国人口1/6。
何：谈到田野调查，华南学派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提倡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在当代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您对华南研究、华南学派形成也有重要的提倡和推动之功。请您谈谈这个机缘。 徐：1991年，我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筹设人文学部，我注意到人文学部员额少，要有所发展必须要有特色，于是决定以香港所在的华南地区之发展历史作为教学研究重点之一，从澳门东亚大学找来蔡志祥博士负责，联络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 David Faure)、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匹兹堡大学廖迪生博士、华盛顿大学张兆和博士等人发展华南研究，筹设成立了华南研究中心。他们主张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并提出文献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理念，除个人研究成果外，还创办《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数据中心通讯》和《历史人类学学刊》，后来形成了“华南学派”。
我回到台湾以后，也一直提倡华南研究，主张把台湾史放在华南的脉络中讨论。在筹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所时，就如此设计，并将台湾史与华南为主要原乡的海外华人史领域结合起来，由于台湾这方面的师资不够，就请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和庄国土教授、郑振满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来做一年或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现在台湾一些作华南历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多从此培养出来。 自己提倡华南研究，我自己也总该做点什么。于是，后来投入福建筑城和经济发展及社会风气变迁等相关议题的研究。研究福建筑城运动，主要是读了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南方没有城，我觉得很有意思，便开始关注福建筑城问题，果然发现福建早期大部分州县并没有城，明代才陆续有几波筑城运动，将所有地方行政中心与军事中心都兴筑城墙，民国时期拆墙运动兴起之前，几乎所有福建的城墙都是明代兴建的。初步成果写成《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暨大学报》1999年第3卷第1期)，其中讨论地方官员及地方士绅在筑城经费筹措及营造工程统筹，启发费丝言《谈判城市空间：都市化与晚明南京》( Siyen Fei , 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 2009)对南京地区县城营建的讨论。清代的城承袭明朝，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我也收集了不少史料，但只完成初步研究报告，还未改成论文出版。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无论是内容史料，还是史论评价，都非常好，是一部优秀的明朝历史著述，完全可以作第一手史料来引用。但是，近年来，在您的带领下，台湾的明史研究学者展开了《明史纪事本末》校读工作，从史源学的角度来剖析这部书，证实其无论是内容，还是史论，都是拼凑、移植来的，甚至互相矛盾，绝不是一部优秀的史著，给我们以震撼。请您谈谈这项工作的缘起与过程。徐：史源学的训练是历史学入门的基本功夫。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好书，尤其史论部分写得很好，见解高超，文字典雅。但是，很多人也怀疑谷应泰这本书稿是偷来的或买来的，张心澄的《伪书通考》甚至将之列为极少数的明清伪书之一。我为让学生们做史源学练习，就先做一个示范，当时选了其中《开国规模》，这是过去普遍认为写得较好的一篇。我根据《明太祖实录》等原始史料与《开国规模》的文字一一比对后，发现差异不少，甚至明显是《明史纪事本末》转引原始史料不慎的错误，写了《<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台大历史学报(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第20期，1996年)，除校对文字外，并讨论其作者及史书编撰水平问题。后来，我又陆续做了几篇校读，包括《<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校读：兼论其史源运用及其选材标准》(《暨大学报》1997年第1卷第1期)、《<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编纂水平及其作者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2004年)。
后来，我向台湾“教育部”顾问室申请了一个读《明史纪事本末》的读书会，希望集众人之力对这本书作彻底的校注工作，将各章各卷做出来。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已经有部分成果陆续发表。如林丽月教授《读<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论明末清初几种张居正传中的史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发现，《江陵柄政》内容与后面的评论立场完全相反。邱炫煜教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新诠》(《简犊学报》第15期，1993年)考证出，《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谷应泰曰”和蒋棻的《明史纪事》(台北“国家图书馆”藏钞本)一模一样，同时《明史纪事》大部分章节名称和《明史纪事本末》也完全相同，确定是谷应泰抄来或买来的。当时谷应泰找了一批人来编写《明史纪事本末》，每个人依据史料不同，属于急就章，有些内容和史论是硬凑起来的，就编辑来说不是一部好书。张岱写《石匮书》时在谷应泰那里看崇祯朝的邸钞，一方面写自己的书，一方面也帮谷应泰写《明史纪事本末》。胡一民研究张岱就发现《石匮书后集》中一些篇章与《明史纪事本末》内容一模一样，如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分，有一稿两投的可能。未来希望能有时间，多找几位朋友一起完成校注工作，出版一个新的《明史纪事本末》校注本。何：明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阶段，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是人们好奇的问题，也是每一位明清史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明清历史地位的讨论，也因此从明清史研究初始阶段就开始了，但因为立场、识见以及占有史料的差异，研究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尤其是围绕“新清史”论战，近几年又形成一股热潮。您也撰写了相关论文，投入了这场讨论。特别是去年发表了有关“新清史”的论文，并应邀在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作演讲，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徐：正是这样。研究明清史的人，不论做什么具体领域的研究，都会关注明清时代的历史地位。很多学者认为，与秦汉隋唐宋相较，无论典章制度建设，还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夸耀的成绩，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明代与紧接的清代是处于长期停滞的传统中国社会(或称封建社会)的晚期，本身并无克服停滞性的能力，是造成近世中国没落的关键时刻，得负起近代中国衰落的责任。这种评价太受政治环境左右，并不客观公平。重估明清历史地位，最重要的起点是中国学者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派学者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这个研究范式在50年代以后大为兴盛，不但挖掘出前所未见的大量相关史料，而且粉碎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大大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明清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人们心口中的明清历史面貌为之一变。于是，重估明清历史的著作不断涌现。最著名的是何炳棣的“The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国历史遗产的几个值得思考的显著特色》)。而中国学者李伯重，西方学者王国斌(R.Bin Wong)、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对东西经济与历史之比较，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提法，提倡要公平看待明清中国。晚明中国被认为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那时候的江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优雅，是令今人向往的生活时空。为整理这一重估明清历史地位的史学史，我发表了《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收入陈支平主编《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最近又整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历史，完成一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肯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对寻求适合解释前近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至于清代的历史地位，在何炳棣的文章发表后，已在史学界取得共识，大家不再一味地反满，贬低清朝的历史地位。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强调民族融合，肯定少数民族的贡献，清代历史的研究与著作大受重视，不但维护整理出版主要典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而且倾全国史学界之力编写3000万字的“清史”。199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罗友枝(Evelyn S.Rawski)教授发表就职演讲《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1996 )。罗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对清廷“汉化”问题的论断，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的关键，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们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接着，知名的《国际历史评论》(l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8年6月出了一期讨论“清朝帝国主义”的专号(Special Issue on Mauchu Imperialism )。不久之后，所谓的“新清史四书”，即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 The Last Emperors ：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性认同》(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路康乐(Edward J. 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 Manchus&Han：Ethnic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陆续出版，“新清史”学派逐渐成形。2004年，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进史学评论》( Radical History Review )全面评述“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正式成立。何炳棣与罗友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先生强调抛弃汉化因素，就无法理解清帝国统治成功原因。随后，西方学者和华裔学者分别就研究立场、运用史料及论争议题核心——“汉化”问题开展论争。2000年以后，随着相关论著的陆续译介，两岸史学界也加入讨论，论争剧烈而白热化，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意气相争。我因此整理“新清史”论争的历史，撰写《“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一文，说明其缘由和发展，厘清西方学界一些争辩以及其后引发两岸学者争论的关键，既点明论争蕴含的某些政治性质，也呼吁学者谨守学术规范，以使日后讨论更能回归学术本质。该论文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刊出后，受到各界关注，先后被收录于《新华文摘》2016年第10期和《历史学文摘》2016年第2期，并在网上转载，产生了一定影响。
徐：经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问我该如何进入明清史研究之门，我除以上述回顾来现身说法外，对于正在学习明清史及未来可能投人明清史研究的年轻朋友，我期许他们能够从“通”“博”“专”三个方面努力。“通”与“博”是对历史基本知识的掌握，“专”是对自己关注的研究领域下的功夫。但这还不够，应该注意到史学的经世致用，及其对个人为人处世的作用。 在“通”“博”的基础上，了解自己的研究与整体大历史之间的关系，虽然为了研究需要，下笔之时不免要有所取舍，但有大历史的基础，小历史才不会被切开，孤立起来。做研究要从前人研究成果出发，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并能与其他相关论著对话，因此必须确实掌握前人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为熟悉研究行情，应读一些研究回顾和研究入门的书，并应摆在手边，随时查找，如：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岸本美绪等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日本史学会编《史学杂志》每年的5月号《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国历史学年鉴》等，都是合适的参考。要注意新书、新文章，经常逛图书馆、书店，或上Google、百度、CNKI期刊数据库等搜寻，以跟上研究行情。特别是几个重要杂志如《明代研究》《新史学》《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美国的Ming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要常常去看，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各方面行情才能跟得上。年轻朋友们对于研究领域，一定要有所抉择，应选择自己真正关注且有能力去做的领域。选择的方法是在“通”“博”的基础下，了解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能兼顾自己的兴趣。掌握做研究需要的工具也很重要，所谓的工具包括做研究需要的语文与辅助学科的能力，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些能力，如果没有就要去补课，例如做清史可能就要花时间去学点满文。要不然，就要避免做自己能力不逮的题目。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资料。现在资料搜集越来越方便，许多大部头的书都有电子版，甚至是可以检索下载的电子数据库。但切记不要过分依赖数据库，特别是可检索的数据库。应注意以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所搜获的数据往往零碎而不完整，而且不看全书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该书作者的写作用意与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搜集资料方法，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何况许多数据库本身并不完整，甚至是错字连篇的。另外，建议年轻学子加强一般研究者较缺乏的问题意识、切入点、分析方法、解释理论等等能力，好好精读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研究前人经典论著是如何建构问题意识，因问求法，选择切入分析的方法与解释的理论，学习如何组织论文的结构，如何建立论述的逻辑。最后，就是关于“继承传统”的问题。今日历史研究与中国传统史学最大不同在于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往往忽略历史中人物、人群的作用。须知唯有知道人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从中总结经验及教训，才对“个人”有利。今日历史研究朝向注重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个人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待人接物相关的史事，对国家民族及世人命运相关的重大事件，漠不关心，尤其不论褒贬，不论是非善恶，造成历史研究零碎化，与现实脱节，写出来的学报论文没什么人要看。如果历史研究能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强调历史教训及学习为人处事方法之初衷，以之为“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作为志业而非职业，读书才不会白读，历史学才不会被社会所遗弃。我们从事史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好好地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学习传统史学增长人类智慧及应世能力的方法。把历史人物当作自己，讨论他们的抉择，抉择的依据，评论其成败得失。现代的中国学者应该有两套本领，一方面要能写学报论文，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行情，与他们接轨，并驾齐驱；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学习古人从历史中学习历史人物的经世致用经验，出处抉择之道，成败得失的教训，并能将心得用于实务上，用于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世上。如此历史学才是有用之学，才不致沦于王夫之说的“玩物丧志”。愿与我们有志于史学的朋友共勉之!原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