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当代历史学研究的几种新取向

情感史的开展将历史研究的重点，首次从理性转到感性（爱情、愤怒、激情、嫉妒等）的层面，有学者认为这代表“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举例而言，性别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史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兴趣，成为情感史的一个重点。当今史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各个单一的文化中，将情感的种种表现“深度描写”，找出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居高临下、品头论足。更有学者注意“情感的团体”，探讨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情感表现差异。

有关情感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情感的历史研究”的纸上论坛（2012/11）。学界关注的课题有心理疼痛、抑制疼痛的阿司匹林与情感、近代生产的产育之痛。有的学者则以跨学科的方式讨论如何透过物质文化来理解情感史，例如纺织品、肥皂或绘画，这部分可以参考2013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此外，战争与情感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透过爱、悲伤、憎恨与恐惧等情感，探讨与战争的修辞、经验与记忆的联系。

此外，可以探讨的重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电影与艺术中的情感再现、情感与记忆、情感与资本主义市场、身体与空间中的情感。这部分可以参考Peter Gay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五卷本研究，特别是《感官的教育》这一册。研究者也可从情感延伸至感觉的文化史，例如嗅觉、味觉与听觉的感官历史，可参照法国史家Alain Corbin的气味的文化史名著《臭味与香气》(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最新一本可参考的著作是《情感学习：百年来，经典文学如何引导孩子认识感觉、学习情绪》（猫头鹰，2018）。本书探讨的重点为，从19到20世纪，这些来自德、美、英、荷、法等国家，共一百多本畅销儿童文学与三十本教养手册，如何传递情感的意义，引导儿童学习情绪。

在中国史方面，已有学者开始从历史角度，描述一个以情感为中心的都市群体，如何从1930年代的媒体事件中获得巨大的道德力量。为什么“情”在30年代中国的公众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情感、家庭美德及性爱等私人领域，在国族、城市公众、现代公义理念、性别化的主体的建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只在近代，有关情的讨论可上溯传统帝制时期中国，例如明清帝国崇尚贞节，通过四处为节妇立牌坊、撰写传记、封赏家属乡亲的方式，来纪念和弘扬妇女的贞节美德。而朝廷也通过对忠臣孝子的奖赏，有效地表明男性为孝而引起的悲伤和哀悼之情，被认定是可敬的情感形式。因而，在某些情境下，伦理情感比法律更具有道德优越性。例如有学者探讨晚期帝制中国时，朝廷在处理血亲复仇案件时，将孝行当作是豁免杀人罪的依据。

阅读史与出版文化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强调阅读的“接受”。阅读史的界定一方面与写作史区隔，另一方面又与过去的书籍史（书籍商业史、书刊检查史）相比较。学者们注重研究读者的角色，探讨阅读习惯的变化及印刷的“文化用途”。有的学者则探讨个别读者对文本的反应，也有通过宗教审判所审讯的回答来进行研究。甚至探讨阅读行为的改变，像是十八世纪的“阅读革命”。

研究者可以关注书籍史家较少探讨的出版活动与书籍文化层面及其时代（图书出版与销售活动），旅行指南的书写及出版与旅游文化的关联性，甚至关注性别、阅读与出版的关联。像是2015年亚洲研究学会(AAS)的李文森奖，颁给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何予明（Yuming He）教授。得奖著作是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该书讨论的是晚明的书籍与出版文化。此外，除了印刷文化外，传统中国的在印刷术出现前的写本文化，亦可思考阅读与书籍的关系。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是近来成长快速的研究主题之一。“相遇”（encounter）一词的意涵，指的是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研究课题和以往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视角不同，重点在区域、文化边界与文化交往，以及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误解。此外，我们也看到学者有时会用“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来置换。

有关这个课题有两个重点，一是“他者”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建构，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针对欧洲人的自我建构所形塑。因此，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接触的研究中，并非单纯地由欧洲中心转向地区文化而已。

需要思考的是，在获致平衡观点的结果，强势的地区文化该如何处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学者认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相遇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要从西方历史学方法论的转向文化史的取径来作理解。这方面的课题有：图像与跨文化交流、人物流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史、贸易与知识交流、知识与帝国、博物学与物质文化。

法国史家Pierre Nora曾说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只残存在一些“场所”中，他称为“记忆所系之处”。如何透过“历史与记忆”的课题来书写历史成为当代史家关注的焦点。

在法国史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见到“七月十四日”、《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圣女贞德、艾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及“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等课题。记忆不仅是思念消逝去的往昔，还是对自身主体的确认。怎样记忆？怎样忘却？记忆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如此不断扩散与互动，使得记忆由个体变集体。在此意义上，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称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

研究者可以透过仪式、纪念物、纪念碑、博物馆、纪念馆、墓葬、公园、博览会、战争之旅等主题，研究如何透过地景或空间来记忆过去。此外，战争与记忆也是记忆研究的重点，可以探讨民众如何透过重要的政治与军事物品或个人的传记与日记，来记忆与见证战争的公与私领域。例如二战的重庆大轰炸、殖民体制下台湾的空袭记忆、内战，或者是历史上有关战争与屠杀的课题（纳粹、亚美尼亚、非洲及伊拉克种族屠杀等）。此外，也可以从记忆与文化资产、记忆与日常生活、记忆与创伤等角度探讨历史记忆的课题。

近来史学界继“文化转向”之后，掀起一波对全球史的关注，有学者形容为史学界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全球史的视野提供史家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相关课题有：分流、合流、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帝国主义与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与传染、环境变迁等。全球史的研究取向并未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

相反地，它强调透过探索跨越边界渗透至国家结构的行动者与活动，全球史跨越了国家、地方及区域。然而，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提供给学者们一种更广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视野。虽然全球史在研究课题上是跨国的，但国家研究不该被抛弃，国家史值得根据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响民族国家进行再探。

全球史不意味着就是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而是该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课题中，带入全球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模式，例如：（1）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2）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应；（3）探讨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4）探究“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在研究课题上，也可以就以下几个子题来思考。例如帝国、国际关系、跨国组织、物的流通、公司、人权、离散社群、个人、技术、战争、海洋史、性别与种族。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会过于夸大。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过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无疑地，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一种重要的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用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弃之不顾。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分析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提供给那些国家史研究者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特定历史。

1979年，英国史家Lawrence Stone发表《叙事的复兴》一文揭示微观史学与叙事史学的回归，近来David Armitage仿效Stone的方式，也写了一篇《长时段的回归》，暗喻大历史与全球史时代的到来。Armitage认为，历史学家是众所周知的流浪者，相对于其他学科，他们更乐于左右转弯。在过去五十年间，美国内外的史学界出现过好几波历史转向。

刚开始的变化是社会转向：“自下而上”的审视历史，远离菁英的历史，并转向普通人、平民、被边缘化或被压迫的人的经历。在这之后有了语言学转向，又可称为文化转向或文化史的复兴。最近的一波则是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所探讨的超越国别史的变化，像是跨国转向、帝国转向以及全球转向。在Armitage看来，不管你是支持还是怀疑，不可否认地，“转向”这一语汇包含了思想的进步。作为一位世界公民，我们不仅要跳脱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将自身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下来看待，更要多加接触全球史著作，以了解世界历史的演变。

人类历史的政治发展上，民族国家是常态？还是帝国是常态？事实上，帝国是古今中外最持续不衰的权力形式与政治单位。在新帝国史的影响下，过去的中心与边缘不再是固定的，值得再重新思考传统帝国如唐、蒙元在东亚与世界史中的新的定位与意义，也可以从台湾的明清史研究角度再检视“新清史”的“内亚转向”的研究特色与局限。透过域外文献来看明清帝国也是跳脱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之一，大量的《燕行录》提供了我们很好的观看数据。传统帝国的课题除了关注边界之外，亦可从帝国内部的角度探讨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例如易代之间的士人际遇、忠义、遗民、文人书写等课题。

此外，研究者可以思考近代帝国的发展对国家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及社会运动史的影响。例如日本帝国统治下的台湾，可以从比较的观点来探讨殖民地的统治特色，例如技术、观光及博览会的课题。更可以从帝国的框架来探讨技术与近代东亚发展的关系，例如：牛乳的使用、母乳，甚至代用品豆浆的出现；日本帝国殖民地的蔗糖技术发展；又或者是肥皂、味素、农药制造与在东亚的流通与近代日本化学工业也有密切关系。

近来新帝国史研究也提供我们从结合世界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去思考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例如十九世纪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观点：“规训”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从卫生学、大众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不仅仅是培养菁英阶层。帝国的规训既会带来普遍性的政策也会引起反抗，研究者可以将社会史与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所探讨的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不是资本主义加现代国家的构建。研究帝国的历史，不该只是一个偏向一边单方面的故事，永远只独厚一个声音，而是该把帝国看成是一个充满互动的整体，一个内部互相关联的大世界。

尽管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架构常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但有时还是会超越边界，将焦点集中在气候、疾病、海流、资源商品的流通。当我们开始逐渐关心全球气候变迁、稀有能源资源、生物多样性及干净的水资源时，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以往环境史较少关注的外交或世界史的视野上。

研究者可以关注全球环境史的议题，像是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环境史，例如John McNeill, 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某个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Richard Grove、Joachim Radkau、彭慕兰等人的著作。第三种是把环境史与世界史融为一体的著作，例如McNeill父子合着的《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英国环境史教授阿梅斯拖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2000）及《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写给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

最后一类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 ）、Cynthia Stokes Brown的《大历史》（Big History, 2007）。

此外，环境与历史关心的议题还有：水资源、战争与环境、动物的历史、疾病与环境、能源、森林、国家与环境、工业化、污染等课题；亦可结合传统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制度、交通）、农业史的研究成果（水利）。

除了医疗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取向之外，也可以参照前述“全球视野”的主题，探讨全球医疗史。医疗史学者Harold Cook认为如果我们借鉴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思考从不同的角度看医学史。他认为关于植物学和医学的数据，以及针灸医术，都像商品一样，也会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入欧洲。

通过贸易公司和传教机构促使人员、技术、讯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说明全球转向的重要性。相对的，国家与“文明”并非主角。战争与医疗的课题，可探讨的有战争的危险、战争对医学进步所扮演的角色、战斗人员的医疗照顾、战争与精神医学，以及战时平民的健康与照护。

受到新帝国史的影响，学者们也开始探讨殖民的脉络，拒绝中心与边缘的二分法，认为它不仅促成热带医学等新学科的发展，也影响了欧洲的实做与观念。探讨的课题有：种族与医学、帝国与疾病、殖民医学、热带医学、西方医学与开发中世界。此外，近来科学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到技术史的层面，尤其是技术的历史与近代东亚社会现代性的形成的关联。像是：日本帝国在近代殖民过程中的技术史，与公共卫生防治有关的除虫化学药剂的问世。或者是与食品卫生及健康有关的味素的制造，也是与化学技术的变革及产业的推动有关。

新史料与历史书写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考古与新发现资料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近来的新史料与历史书写的课题有：马王堆画帛、考古墓葬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里耶秦简》与秦代史 （官制、历史地理、社会史、文书、邮驿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墓志与壁画、明抄本北宋《天圣令》、《至正条格》与法律史，以及明清域外汉籍与跨文化交流研究。在近代史新史料方面则有“蒋介石日记”的开放。

除了考古数据与新史料的发现之外，数字时代的历史学的一大特色是数据库的使用，如何透过数据库的妥善利用进而发展出新课题与新视野，值得深究。近来各个国家图书馆与研究单位都在积极开发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例如：“中研院”的“汉籍电子文献”、“中研院”史语所的“内阁大库档案”、“拓片典藏数据库”；“中研院”近史所的“妇女杂志”、“英华字典”；“中研院”台史所的“台湾研究古籍数据库”、“台湾日记数据库”；台湾图书馆的“日治时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统”；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文件折件全文影像数据库”。地理空间方面的数据库有“中研院”人社中心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数据库”、“台湾历史文化地图”。

目前学界透过这些数据库进行历史书写的例子相当多，例如利用日记数据库研究日治时期台湾社会。除日记外，另外引起学界重视的是“申报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尤其是后者吸引许多学者进而利用数据库中的“关键词”研究“观念史”。报刊数据库也是近现代学者研究社会文化史课题的重要数据源，例如国外妇女史学者已经在利用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数据库中的几种报刊《玲珑》、《妇女杂志》来研究近代中国的性别史、社会文化史。

史家Jorma Kalela近来在Public History Review探讨了当代史家制作历史的新管道，文章开头引用Hayden White的一句话相当引人深思：“没有人拥有过去，也没有人可以垄断如何研究过去，或者是如何研究过去与现今的联系……今日，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在这个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历史已成为商品，历史消费者可以透过物质媒介接触历史。大众不仅可以透过学院史家掌握历史知识，也可以藉由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的虚拟转向（virtual）与视觉转向（visual turn）接触历史及发展他们自己的叙事、故事及历史经验。

非学院或非专业历史──所定义的大众史学──是种复杂的、动态的现象。然而，与过往接触有关的大众史学，却缺乏全面性地探讨。这常因为是专业史家不重视各种通俗历史，可从对大众的批判与强调上下层对立二分的模式看出端倪。专业史家偏向以理论来讨论历史的角色与本质，以致大众史家以及通俗媒介对历史的理解，长期来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近来华文世界相继关注197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大众史学，虽然名称用法不同，但都反映出这波学院史学之外社会实践走向的变化。研究者可以探讨的方向有博物馆、口述史、大众史家、学科发展、地方史、网络、影像、历史记忆、文化资产及出版市场等课题。

本书除了与上述2015年的计划有关之外，另一个直接相关的是“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热门与前瞻议题”工作坊。在2017年的那次会议，我们邀请了以下学者来讨论前瞻议题。计有吴翎君(跨国史)、李毓中(跨文化交流)、陈建守(概念史)、谢仕渊(运动史)、郭忠豪(食物史)、皮国立(医疗史)、洪广冀(科学史)、李仁渊(书籍史)、潘宗亿(历史记忆)、傅扬(思想史)、林敬智(数位人文：GIS)、徐力恒(数位人文)及笔者(公众史学)。

有鉴于该次工作坊的回响很好，有必要编撰成专书，好让更多的读者认识这些新观点。因此，在这个工作坊的基础上，我又另外邀请了一些会议没讨论到的主题，像是感觉史、情感史、性别史与日记研究。

第一部分的主题有感觉史、情感史、阅读史及新文化史。涂丰恩的文章探讨几个重点，感觉为何有历史？感觉如何有历史？如果感觉有历史，历史学者又如何捕捉和书写他们？文中特别提到2011年4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杰伊(Martin Jay)组织了一个纸上论坛，名为“历史中的感觉”，邀请五位学者，分别就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撰写研究回顾。这个专号的刊出，代表了感觉史登堂入室，开始受到主流学者的瞩目。

王晴佳的情感史文章指出，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人所创造，那么创造历史这件事，应该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层面因素的影响。但当代史学在这方面的关注，实在过于欠缺。这现象从Barbara Rosenwein及Peter Stearns的作品可以看出。王晴佳的文章更认为，20世纪上半叶，史家比较倾向认为思想史的研究能揭示历史的动因，而二次大战后，社会史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派学者研究、分析社会的整体演进，将视角伸向妇女、家庭、儿童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群体。因而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和儿童史等流派的兴起，都与情感史研究有关。最后作者举出两本书当范例，一是李海燕的《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另一本是林郁沁的《公众激情：施剑翘案和同情在民国的兴起》。

阅读史或出版文化史在欧美历史研究中不乏佳作，但台湾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开展，李仁渊这篇文章相当重要地将这方面的研究特色提点出来，可让后学者理解这个领域的成果与未来展望。本文的目的不在提供全面性的学术史回顾，而是在试着从近年西方的研究中归纳出几个重要的课题与观点，从而讨论这些可能让我们在面对中国史领域时的启发。最后作者指出四点看法，首先对于文字载体、文本格式与阅读模式间的互动，是未来中国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其次，近来发现的新史料如账簿、刻版、出版者、印坊及同业公会的碑刻、日记及书信，都让我们得以更细致地探索个人的阅读行为。第三，在微观的个案之外，量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整体方向。第四，不同阅读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协助我们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产生新的视角。

张仲民为近年来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他不仅关注欧美史学理论，也进行个案研究，常有开创性新作出版，课题涵盖从近代中国的医疗的出版文化到商业与医药。近些年，中国大陆也兴起新文化史译介热，但仍存在一些容易引起误会和争议的问题。这篇论文对此进行了回顾反思，指出新文化史本身汲取了很多理论成果，这可以让史家，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分析框架和研究典范。而在当下的西方，新文化史已经有统摄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之势，它也同更多的相邻学科发生密切关系，一个新文化史研究的国际化潮流已经出现。但由此也产生了“文化”的定义到底为何及其同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文化”或许并不能独立于物质、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而发挥作用，新文化史家必须在文化之外 深化对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认识。不过，张仲民相当有批判力地认为，目前大家所乐道的中国语境中的碎片化问题，其实是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并非新文化史语境中的碎片化问题。当下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仍是对外来刺激的追随和模仿，并非为内在学术理路发展的水到渠成，常有不求甚解的情况，尚缺乏深厚的研究基础与学术积累，有待改善地方甚多。

第二部分的主题有思想史、概念史、性别史及历史记忆。傅扬应该是这本读本中年纪最轻的学者，从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刚到大学任教，研究古代史、经济史，尤其对思想史的研究动态有许多钻研。思想史现在还有人研究吗？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疑问。会这样问即表示这领域曾经风行过，但也有一段时间不太有人再提起这词汇。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应该会对思想史有新的一番认识。

从二十世纪上半迄今，英语学界的思想史研究有其荣景和低潮，发展过程中遭遇许多大浪与暗流，但可以肯定的是，思想史研究积累的无数成果，已丰富甚而翻转许多关于过去的理解，未来也将持续为历史学做出重要贡献。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思想史研究有何可观的发展或可能趋势？傅扬这篇论文整理英语学界若干研究实践和方法反思，捕捉几个值得重视的近期动态，希望能为对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和参考，以俾反省、探索思想史研究实践的各种可能性。

其中，思想史最显著的一个趋势就是全球思想史的发展。其核心主张有：一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不该受地域与时段所限，应该在全球的范围中探讨不同的观念与思想传统。第二种取向是将全球当作是一个连结的整体，探讨全球范围内思想观念的传布、交流与互动。第三种为概念化取向。全球作为历史当事人思考的一个主观范畴，也催生关于世界的意识或如何思考全球的思想史。

陈建守是台湾年轻一辈史家对新文化史涉略最深的学者，年纪轻轻就已经编了好几本当代欧美史家的访谈录与绍介文章。其博士论文就是以概念史的视角研究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词汇与观念，由他来写概念史的回顾，最恰当不过。关于概念史的研究，在欧美已经有很丰硕的成果。华文世界的相关研究，虽然刚起步不久，但也颇为可观，各种实证研究不可胜数。陈建守这篇论文立基于许多先行研究者的介绍，希冀能对此一研究取径，提供新的面向。在章节安排上，作者首先介绍英语世界针对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生平和概念史的引介与梳理，继而介绍全球视野影响下的概念史，最后则归结到柯塞雷克之后的概念史最新研究动态。

衣若兰这篇文章并非一篇研究回顾，主旨不在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性别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归纳整理，而是思考多重因素及其交迭如何有助于阐述中国性别文化史之特性与复杂面向。“交织性理论”相当受欧美学界重视，纷纷提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论的挑战，呼吁以之研究性别的迫切性，而华人学界则较为忽视。这篇文章则在这方面提供学界很好的参照点。

潘宗亿认为，历史记忆研究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学者透过检视记忆媒介或记忆场所，考察社群集体不断重构过去意义之认知。在此取径下，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国族记忆、庶民记忆与文化记忆等概念。这些研究的核心课题，不仅在于理解社群如何诉说过去，也在探讨特定社群如何藉由宗教信仰、政治文化、教育涵化、社会实践、历史传统、象征仪式、纪念机构与空间等，具体化并传递集体于“现在”所建构之“过去”的意义认知。作者所探讨的重点有：19至20世纪帝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记忆与认同建构、战争与国家暴力创伤记忆的恢复与转型正义、教科书政治学，以及国族记忆空间的营造。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全球史、跨国史。蒋竹山这篇文章并非全面检视全球史对当代史学领域的影响，而是尝试透过近来出版的一些全球史著作，探讨全球史带来的全球转向的研究特色，并论述这种取径对于美国史中的历史书写有何影响。究竟全球史是取代了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还是二者有所互补，作者认为后者成分居多。

1990年代以后欧美历史学界兴起了研究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风潮，近年来跨国史研究在方法上愈来愈趋成熟。吴翎君这篇文章主旨在探讨英文学界在跨国史研究的新趋势和代表论著，并以跨国企业为主要考察案例，这些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十九世纪后半叶第二波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全球企业移动、技术跃升及其关系网络的全球大交流，提供了一个宏观背景。从英文学界对跨国史的研究趋势和实例，或可提供我们移转于近代中国为主体的跨国史视角，进而激发出新颖的研究面貌。

第四部份的主题为科学史、医疗史及食物史，都与跨学科研究有关。洪广冀有哈佛大学科学史训练的背景，虽然任职在地理学科系，但研究仍是历史取向，为近年来科学史研究新秀，在近代博物学、森林史研究上着力很深。作者认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者一度坚称科学知识必定是普世性的、是贯穿古今且放诸四海皆准的。然而，自 1970 年代以来于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蓬勃发展的“在地取向”挑战这样的说法，进而以一系列精巧的经验研究，证明科学知识不仅可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的对象，更有其地理学。

洪广冀的文章主旨在介绍这波持续近半世纪、影响横跨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地理转向”。首先，他回顾 1970 年代以降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说明科学知识之地方性如何成为研究者关心的重点。进而，讨论同时期之地理学者如何响应这波来自学科外对科学之普世性与进步性的挑战。

第三部分回顾主导此地理转向的两类理论取向：(1)由社会学者Steven Shapin与地理学者David N. Livingstone 倡导之将“科学置于其地”；(2)挑战社会与自然之二元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结论则总结此地理转向系如何再形塑研究者对科学知识的定义，并简述全球论者、后殖民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对此转向的批评。 

皮国立为近年来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青年学者，论著甚丰。这篇文章依据近六年(2011-2017)的中国医疗史著作为分析范围，希望能从研究回顾中，既书写这门学术的历史，也为整个研究的创新，提供一些个人的观察与建议，希望能对未来的研究者有所帮助。作者认为学术研究之回顾，还是必须要有主体性，故先以台湾为主、扩展至东亚，再及于西方，比较能够聚焦，不致流于泛泛之论。“中国医疗史”范围是跨越朝代的通贯历史研究分析，以一篇文章来论述已嫌吃力。中国以外东亚其他国家的医疗史，碍于篇幅，无法一一细论。至于台湾的医疗史研究，有不少是基于台湾史为出发的分析，也很有意义，但基本上本文还是以中国医疗史为主，台湾医疗史还有待另文梳理。

郭忠豪受欧美史学训练，博士论文研究明清的食物史，近来研究则扩展至近代东亚的食物史范畴，研究成果中常可见到当代欧美食物史研究最新动向及与外国学人的对话。这篇文章回顾近来西方学界如何对中国与日本食物进行研究，并分析其研究方法与重要论点。西方学界对中国食物的兴趣来以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主，前者透过“中国食物”的研究了解海外华人的离散性（diaspora）、菜肴变迁与饮食认同，后者透过“中国食物”的研究分析食物与祭祀、养生、宗教、饮食哲学以及区域性饮食的形成。西方学界也关注到日本的食物研究，讨论议题包括日本的传统饮食、近代饮食现代化以及中日饮食文化的交流。除了讨论中国与日本食物的研究方法与论点，本文也提供中国食物未来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第五部分的主题是数字人文、新史料与历史研究。徐力恒及王涛两人近年来在历史数字数据库上做了许多努力，像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两人的这篇文章主旨不在介绍数字资源和工具，类似介绍在网络上已相当普遍。他们希望思考的是“数字转向”如何在宏观层面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又或在微观层面改变历史学者的工作方式。为了避免流于浮泛，作者在文中将从历史学者作为独立研究者，以及团队项目参与者两个维度，结合中国史与外国史两大研究领域，具体阐述数字人文研究在当代史学研究体现的特点和内涵。

林敬智本文以国内外大体趋势为主轴，介绍历史学者可以使用之相关资源，包括各个学术机构、网上资源。作者提到，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与复旦大学葛剑雄和满志敏合作CHGIS（Chinese Historical GIS）计划，便是在上述几位国外学者的基础上，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基础所建立的。其后哈佛大学还在2005年成立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由包弼德担任第一任主任，与此同时发展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 简称CBDB）便与CHGIS相互连结，发挥更大的效果。

在新史料部分，许雪姬的文章讨论台湾日记研究，就日记的取得、典藏、授权，日记数据的特征，日记的研究与日记研究现况等四部分进行论述。作者认为日记除了是研究日记主的顶级资料外，对于生活史、家族史及妇女史研究颇有帮助。日记数据提供了平民(包括菁英)观点的历史素材，这些有别于殖民者、统治者的观点。

就我而言，日治时期的日记与报刊资料提供了我们观看日治台湾的日常生活史的绝好例证。无论是全球史、感官史或城市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过往所关注的大多是世界史或中国史，透过近来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如何书写物的台湾文化史仍有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正是这种强调跨界、跨区域、全球史及物质文化的视角，提供我们很好的方法论基础去思考物的台湾文化史的写作。

在此研究脉络上，无论处理的是铁道、博物馆、旅馆、料理店，亦是自行车、味素或收音机，都不再只是单纯的日治台湾物的文化史书写，背后还隐含东亚的消费社会发展下的帝国、商业、技术与各种人群移动。近來日记研究不限于台湾，日本学界也有许多日记文化的研究参考，例如田中祐介编的《日記文化から近代日本を問う》（笠间书院，2017）。

西方学界习惯每十年就有一次学术的回顾与讨论，例如美国历史学会曾主持过2000年至2010年的回顾讨论会，之后由Eric Foner 及Lisa McGirr编出American History Now(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相当值得我们参考。有关法国年鉴学派的回顾，读者可以参考《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商务印书馆，2016)，以及《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这本《当代历史学新趋势》应该是近年来的第一本较为全面的在台湾谈当代史学新趋势的专书。有关当代台湾历史学研究趋势的著作不多。

较早的一本是华裔美籍史家王晴佳教授2002年于麦田出版社的《台湾史学五十年》，书中探讨了1960-1987的科学史学、1987-2000年解严之后的台湾史学。之后在2017年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增订版，书中增加了2000年之后台湾史学的趋向。我自己在2012年，则写过《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2018增订版)。

此外，《想想历史》也很值得读者参考。这本书的前半部在思索历史学在近十年如何的改变，这表现在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新的行动者、新的空间和新的物体。作者探讨的问题有：我们写的是谁的历史，以及如果我们跳脱国家空间的框架来思考历史，会发生什么改变？以及历史学受到新方法的影响后，各领域有了哪些变化？后半部则围绕着历史学引起内外部争议的三种方式。

除了欧美学界的趋势探讨外，日本学界近年的几本新作，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当代史学发展的检讨。例如历史学研究会编的《第四次現代歷史學の成果と課題》(2017)，共三册，主要回顾2001年至2015年的日本史学界发展，三册主题分別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历史学、世界史像的再构成、历史实践的现在。类似主题还有：历史学研究会编，《歴史学のアクチュアリティ》(东京大学出版社，2015)。历史学研究会编，《歴史を学ぶ人々のために―現在（いま）をどう生きるか》(2017)。大阪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编，《史学会125周年リレーシンポジウム2014:教育が開く新しい歴史学》(山川出版社，2017)。在全球史方面，日本东京大学的羽田正教授也出了几本趋势研究的书，相当值得参考。羽田正，《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山川出版社，2017)。羽田正，《シリーズ・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グローバル化と世界史》(东京大学版社，2017) 。

《当代历史学新趋势》中的16篇文章，虽然各自关怀的主题不同，但仍可看出一些共同的地方，像是都多少受到全球史的影响，发展出全球史的相关议题。然而，一本趋势专书可收录的篇章有限，仍有许多未列入但值得探讨的课题，例如图像史学、物质文化史及艺术史等主题，期待日后有机会增补，或另出一册专门讨论。

作者简介

蒋竹山  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明清医疗文化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新文化史、全球史。

本文节选自蒋竹山主编《当代历史学新趋势》，感谢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