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东奏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阎敬铭与《抚东奏稿》
李学通
《抚东奏稿》是晚清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五年（1866）任内奏报折片的汇编。
一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号约庵，陕西朝邑（今大荔）人。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举人。二十五年 (1845) 乙巳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馆，以主事用，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九月，“丁本生母忧”回籍，五年服阕，六年补原官。
阎敬铭在户部明习部务，声望闻著。咸丰九年（1859）初，经湖北按察使严树森推荐，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户部主事阎敬铭秉性刚明，才识练达，请调湖北差委。阎敬铭于六月到达湖北，次年正月以员外郎即补。咸丰十年（1860）三月，奉派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深得胡林翼赏识。十月，以战功升郎中，赏戴花翎。次年二月，擢四品京堂候补。胡林翼对其颇为赏识，病中疏荐“阎敬铭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办粮台以来，删浮费，核名实，岁可节省钱十余万缗。请以湖北两司简用”。四月，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八月，署理湖北布政使；九月，以“丁本生父忧”，奔治丧至晋。
同治二年（1863）十月，诏署山东盐运使，不久又赏给二品顶戴，擢署山东巡抚。阎敬铭虽迫切恳辞，未蒙俞允。诏称：“山东现当捻、幅、棍、教各匪纷乘，地方极关紧要，军务吏治，整顿需人”，“阎敬铭前任鄂省监司，办理诸务均能认真妥协”；“今朝廷破格用才，该署抚膺特达之知，自必能矢金革毋避之义，移孝作忠，感激驰驱,以图报效”。
阎敬铭于二年三月十三日起程赴东，四月初九接任。甫一到东，即派总兵保德率队开往新泰、邹县、曲阜，镇压教军、捻军、幅军，自己亲自督师攻陷淄川，派山东按察使丁宝桢率部赴东昌一带协同僧林格沁镇压宋景诗。十一月正式补授山东巡抚。四年，僧格林沁被击毙后，阎敬铭亲自督师与捻军作战。
从同治四年（1865）末开始，阎敬铭不断以病重，“步履蹒跚，精神瞬晕”等由，请求开缺回籍调理。同治五年（1866）正月奉旨：“降为三品顶戴，仍留山东巡抚之任，再行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八月，阎敬铭督兵进剿黄崖山。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寄奉上谕，以阎敬铭督兵剿灭黄崖山，办理迅速，甚属可嘉，赏还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1867）初，阎敬铭称病返籍，因原籍家室被黄河水淹, 加以回民起义，遂寓山西蒲、解、虞乡等处, 在中条山中聚徒讲学授经。清廷命其赴京任工部右侍郎, 仍辞。九年（1870）正月, 赐紫禁城骑马,署兵部尚书。次年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光绪十一年（1885）授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赐黄马褂。同年，因坚持“治以节用为本”，反对重修圆明园，失慈禧之旨，革职留任。十三年（1887）复职，遂乞休致仕。光绪十八年（1892）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清史稿》有传。
阎敬铭是清末同光之际朝野闻名的能臣，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有“救时宰相”之称。在清季列强环伺，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清廷财绌饷缺，内外交困之时，他“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助胡林翼、曾国藩等平定太平天国；后长绾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是晚清史，特别是晚清经济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
难能可贵的是，阎敬铭不仅是能臣，还是一位性格耿介的诤臣廉吏。据《清史稿》载：“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 翁同龢对其极为钦佩:“其人学术正而阅历多, 非时流所及, 固宜亲近, 以为师资矣。”李鸿章则赞其“廉政耐劳，实有长处”。阎敬铭认为，欲安民必先察吏，不论是任职封疆，还是奉命视察赈务，所到之外，参劾贪黩侵吞的贪官污吏毫不留情。他虽因善理财而得慈禧太后信仗，“终以戆直早退”，原因正是他反对在财政支绌的情形下，动用巨款重修圆明园。其刚正不阿的品格亦由此可见。
二
阎敬铭的《抚东奏稿》，内容涉及山东地方政事、吏法、司法、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不仅是研究阎敬铭的第一手史料，也是了解和研究晚清历史特别是这一时期地方事务的典型史料。今结合当时山东的形势与阎敬铭的活动，对《抚东奏稿》的内容略加介绍。
前文有述，阎敬铭系于同治元年八月署理湖北布政使，九月以“丁本生父忧”，奔丧至晋。十月，诏署山东盐运使，不久又擢署山东巡抚，赏给二品顶戴。阎敬铭虽“迫切恳辞，未蒙俞允”。朝廷四下谕旨，命其移孝作忠，责以安民戢盗。他于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自山西临晋县起程，一路上“霍州山中遇雨，寿阳山中大雪，每日力行数十里”，仍不断接到催促的谕旨，终于四月初八日驰抵山东省城，次日接任视事。
位于直隶之南的山东，乃拱卫京师的水陆冲要之地，但咸同之际，山东境内太平天国北伐军、白莲教、捻军、幅军等起义接连不断，财政支绌，民不聊生。阎敬铭接任巡抚之际，“时值捻逆、教匪、土寇、盐枭不靖，边警频仍”，“兖属教匪、东昌降匪、淄川叛练”，风起云涌。清廷任命被誉为“贤能第一”的阎敬铭主政山东，正是寄望他能“徐图被救，以冀月异日新之效”。赴任途中，阎敬铭就不断接到各地府县有关“匪情”的禀报。他于四月初九接任，十八日即率兵勇赶赴淄川，于二十一日行抵军营，立刻会同僧格林沁谕饬兵勇，妥筹攻剿。
阎敬铭到任后“日接僚属，悉心采访”，迅速了解和熟悉地方情形。他的初步结论是：山东“大抵民风素称俭朴，吏治渐黜浮华，而兵力则有单弱之虞，饷数则有支绌之虑。”因为库款支绌，山东各营兵饷，积欠至两年之多，致使兵无饷领，操练遂废，“将不习兵，兵不习将，驱之御贼，瑟缩溃散”。兵不得力，只得募勇，但山东将材缺乏，“无一能带勇之将，无一能练勇之人，招募乌合，队伍不齐，增减多少，参差纷紊”。面对“势已岌岌”的地方情势，他一方面上奏陈请“准僧格林沁暂时留东镇服，消弭一切于无形之中”；同时立即将东海关二万两存银，拨充僧格林沁军月饷，以安军心。也正因山东“时值捻逆、教匪、土寇、盐枭不靖，边警频仍”，阎敬铭在鲁四年，战事不断，军务方面的奏折尤多，其中也保留不少有独特价值的史料。例如，关于宋景诗义军失败以及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经过，颇为值得关注。
同治二年初，阎敬铭赴任之时，正值宋景诗率部辗转由西北回到山东之际。《抚东奏稿》载，三月间，宋景诗勇队与堂邑团练柳林团寻仇互杀，彼此控县。四月间，柳林团以宋景诗“劣迹多端”等词呈控，经阎敬铭“批饬移知曹州镇总兵保德就近钤制，并传谕宋景诗随同搜捕，毋再滋事”。二年五月阎敬铭奏折中尚有：“宋景诗一队，经前抚臣谭廷襄饬留东昌，归总兵保德调遣，现尚驻扎堂邑一带。”“该队前有一千余人分赴直隶助剿……因直省军务蒇事，遣令归农。”阎敬铭即令东昌知府转饬宋景诗，“将直省遣回之队妥为遣散，其原驻堂邑之队仍归保德节制”。四、五月间，宋景诗被控“派人四出抢粮割麦，百姓纷纷呈诉”，“经僧格林沁派兵驰捕，宋景诗闻风畏惧”。五月十八日寄谕：“宋景诗狼子野心，负嵎自固，万无姑容之理。现在该逆凶狡情形日甚一日，自应赶紧剿灭，以除巨憝。”于是清廷急调各路大军围剿宋景诗部：卫河西岸有直隶官军；运河北岸有直隶提臣恒龄、翼长苏克金马队严防；山东总兵保德、臬司丁宝桢进扎堂邑；阎敬铭亲自督军至清平、博平一带运河河口要隘，择要驻防，“以遏该匪北窜之路”。
此后各路清军在山东反复围捕，但宋景诗所部飘忽不定。据《抚东奏稿》载：二年八月，“宋逆马步贼千余人，于二十六日由直隶东光窜入陵县关厢，即于是日窜入平原县境，又于二十七日由平原窜至高唐州境，二十八日窜至清平县境之新集，又分零股由戴家湾偷过河西各等情。”
“贼过河后，又窜向西南贾镇一路，僧格林沁已派马队紧为追剿，丁宝桢亦亲带各营跟踪剿办。”
“该匪豕突狼奔，行走迅疾，数日之间已驰骤一千余里，竟回窜清平肆扰，又分零股偷过河西，实属剽悍。”
“该逆实由开州地面抢船，由濮、范水套直达东河境内子山下，凫水翻山，向平阴、东平一带窜去。”
同治二年十月初九日奉到寄谕：“据山东所获贼目供称：宋景诗改装易姓，乘马逃逸。著阎敬铭督饬属员实力查拿，倘乘间脱逃，惟阎敬铭是问。”
“经严督续行搜获余匪一千余名，亦经讯取确供，按名正法。其著名凶悍贼目，如刘厚德、于得成、程敬书、张逢海、薛法起、孙幅田等，均已先后设法拿获，凌迟枭示，是该逆匪党歼除殆尽。惟首逆久未弋获，臣已迭次严谕各州县，悬赏购线，并分派弁兵逐处挨查，务获首恶。”
据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附片中报告：“前拿获宋逆之母宋张氏、妻宋霍氏、妾宋马氏，宋景礼之妻宋高氏，及张广德之母张郭氏、妻张范氏，均经臣派员讯明，交聊城县暂行收禁。”起初阎敬铭还想以此为饵，透捕宋景诗，后见宋“逃亡日久，恐已远飏”，又残忍地决定将其家属“即行骈诛，以快人心”，“饬东昌府会督营县将弁，将诸逆属等妇女六口正法”。后又于同治三年正月十六日，“在东阿拿获宋逆之弟宋景书、贼目郭均辉及余匪四名，均分别凌迟”。
关于僧格林沁同治四年在山东曹州被击毙经过，《清史稿》只有“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三十二字。《抚东奏稿》中，保留有阎敬铭讯问僧格林沁三名随身护卫额卜图（年三十九岁，道光二十七年进王爷府当差，充当护卫）、诺尔布（年37岁，道光二十六年进王府当差，充当护卫）和松阿哩（年28岁，咸丰七年进王府当差，咸丰十年，随王爷营内当差）时三人的供述，是最早记录僧格林沁之死具体经过的史料。其中额卜图、诺尔布突围之初即与僧王冲散，只有松阿哩突围后一直跟随，所供僧王战死经过最为直接：
二十四日，我军与贼鏖战，贼势众多，阻住马步不能前进，王爷谕令在西边小庄扎营。贼将我军四面包裹，营寨内粮草食水全无。三更时候，家丁随王爷同成保的队闯出营寨，被贼冲散，只剩下王爷与家丁们十数个人，黑暗之中，不辨面目。正走之间，忽有贼马二三十匹赶来。家丁们回头堵御，贼马稍退。听闻后边有人喊说，王爷落马，家丁应声寻至，见王爷马匹已失，跌坐地下，请王爷上家丁马匹。王爷说腿不好受，不能骑坐。忽然贼又过来，家丁弃马扶著王爷，贼人只顾追马，将王爷与家丁撇下。家丁见贼人来往不断，将王爷扶入麦地里边暂避，因麦科不深，王爷谕著离开躺倒。家丁躺卧之处，适又有贼走至混戮，家丁起用空枪向贼抵挡，随抵随退。黑暗之中，不防身后有个濠坑，贼人持械向家丁头上打了一下，家丁晕倒，跌入坑内，不省人事。迨至醒苏，不辨东西，也记不清王爷躺卧处所。知道有火光处有贼，遂往黑处寻找王爷。黎明时候遇见讷大人们也来寻找，家丁随即跟同，将王爷忠躯抬回曹州的是实。
额卜图供中则补充记载了寻尸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护卫跟讷大人去找王爷，寻至曹州西北十八里之五里店迤东南道旁，找著王爷忠躯，红旗队用床抬至堤边。一时贼又拥来，人不能抬，经护卫将王爷忠躯请在马上，走至曹州城东北，贼又赶来。护卫将王爷请放在庄东边麦地里边，记明暗号，单身站立不住，跟同红白旗马队败下去了。俟贼队稍退，护卫同讷大人回进曹州去的是实。
至于后被丁保桢暗中访获并处死的张皮绠，自言亲手杀死僧格林沁之说，远不及这件记录更有史料价值。
关于同治五年捻军任柱（化邦）、赖文光在山东运河沿岸与清军激战经过情形，《抚东奏稿》也有许多具体记录。以往捻军研究，对捻军在山东活动涉及不及，对阎敬铭在镇压捻军中的角色涉及更少。就《抚东奏稿》所见，同治五年山东剿捻作战相当激烈。阎敬铭采取沿运河筑墙堵御的办法，使捻军多次扑河抢渡均未能成功。直到阎敬铭离东后，捻军方东渡运河，深入山东腹地。
在离开山东之前数月，阎敬铭还办了一件至今评价不一的“大案”——血洗黄崖山，即五年十月初七日奏折所言，因“肥城县属黄崖山匪徒聚众焚掠，据寨抗兵，经臣亲督兵勇围山剿办，登时全行歼灭”。
黄崖山位于肥城县西北，接连泰安各山，周遭百余里，山径丛杂，地势险峻。山坳有三庄，山顶有石寨，素为百姓避乱聚居之所。江苏扬州仪征人张积中，字子琴，人称张七先生，自咸丰十一年起即在此居处，“素以授徒教书为事，相安已久，并无不法踪迹”。据调查，张积中“于咸丰年间，曾为前湖广督臣周天爵明保，并在两江各处戎幕，现年逾六十，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各情”。其兄系前任临清州知州张积功，其子张绍陵是“世袭云骑尉，现在山东候补知县”，“系忠荩之家，宗族亲戚，科第簪缨”。
同治五年九月，正当“发捻逆股扑运防紧急之际”，阎敬铭忽接青州知府阎廷佩、益都知县何毓福禀称：“拿获匪犯冀宗华、冀北栋，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即张积中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带勾匪，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各情。”
随后又于二十六日接到藩司丁宝桢报告：派守备唐文箴会同肥城县知县邓馨、长清县知县陈恩寿于二十四日赴山，拿张积中到案。但是，张积中等“深藏山寨，闭匿不出”。二十五日，“将各处山路堵塞，禁绝人行，并逼胁附山各居民入寨”。二十六日，“山上遍立旗帜，击鼓聚人，并派匪党下山焚掠”。二十七日更“头裹红巾，分路焚掠，在东张庄杀死民人数名，杀死驲递马夫二名”。面对“捻匪近在河西盘旋”的局势，又闻张积中“勾结东府匪徒及北路盐枭甚多”，阎敬铭深恐“内外勾结，大肆蔓延”，决心予以“迅速及早除灭”。当即“派参将姚绍修带千人为头队，游击王正起带二千人为二队，臣亲督知府王成谦带四千人为三队，又调副将王心安带一千五百人为四队，均于二十八九日，星夜向平阴进发”。
十月初一日，姚绍修率队抵水里铺，即时督队入山，黄崖山“恃隘列队，扼守抗拒”，官军几不能入。官军开炮轰击，夺获抬炮、鸟枪、竹枪多件，旗帜十面，更重要的是在庄中起出写有“太平天国”字样号衣四十余件。初二日，知府王成谦带队赶到，遂即分登各处山顶，四面布围。初三日，阎敬铭督带各营俱到，计马步兵勇一万二千余人。阎敬铭令各军“将该山四面大小远近各山口概行堵截，分营分哨据险扼扎”，山内山外各路毫无泄漏，并切断山上大小泉眼汲道，使该山寨“无勺水可得”。初六日黎明，阎敬铭督率官军分路总攻，“知府王成谦督四营由西面上山进攻，游击王正起督四营由东面上山进攻”。“该匪众犹在寨中持械拒战，官军且战且杀，将悍党七八百人，尽数歼除”；又经各隘分扎各军“分路剿杀，搜洗净尽”，“共歼除匪党一千六七百名，坠崖落沟死者无算”。“张积中及其子张绍陵均自焚”。
对于黄崖山中张积中究竟有否与太平军联络，定期起事，还仅是避乱聚居，授徒传教，当时即各说不一。四十年后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仍有御史乔树枏上疏为张积中鸣冤，清廷虽曾派山东巡抚杨士骧复查，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太谷学派弟子刘鹗在《老残游记》中，也曾以影射方式为张积中鸣冤。至今也仍有研究者认为，张积中不过是兼采杂糅儒释道各说，创立太谷学派“黄崖教”，并聚众传教，于兵荒马乱之际，在黄崖山寨建立乌托邦式的氏族公社，并非要起事犯上；阎敬铭诬为匪教，举兵进剿，实属草木皆兵，处置过当，查获“太平天国”字样号衣，不过是栽赃、“抹红”的手段。无论观点如何，《抚东奏稿》所保留当时阎敬铭处理案件过程中的文献，还是极有史料价值，可与其他资料互参，对于黄崖山案研究或有别开生面的效果。
在残酷围剿镇压各地反抗清廷斗争的同时，大力整顿地方吏治、财政，增加收入，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是阎敬铭在鲁四年最主要工作。以往对阎敬铭财政思想的研究更多关注他在湖北，特别是在户部尚书任上整顿财政的事迹、思想。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郡。”事实上，阎敬铭在鲁四年，巡抚一方，举凡地方农事、地丁钱粮、关税厘金、黄患漕运，乃至地方官员贪黩侵吞，都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和亲身的体验。以后他能主持户部，整顿财政，进而出任军机大臣、大学士，与此四年山东巡抚经历密不可分。
阎敬铭主张：“安民必先察吏，欲恤民之疾苦，先戒官之贪欺。”接任巡抚一年，东省治安稍定之后的同治三年四月至五月间，他周历泰、沂、兖、济、曹各属地方，微服查访，实地调研，对山东吏治民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思考设计了切实的解决之道。他认为：“东省群吏狃于积习陷溺已深，以诈伪轻捷为有才，以期饰弥缝为得计，以谣诼诽谤为逞能。究其心志，无非谋利争财，专图私便，国计民生，罔知念及。若钱粮则侵挪捏冒，交代则多年不结，盗贼则讳疾忌医，任其狂肆，上下习为宽驰。”“东省宦途，遇事多支吾敷衍，不求实际，即有事所难行，亦惟以案牍了事，情不相通。”同时，他也发现很多制度性问题，“东省官方不饬，与财赋不清，其弊实相表里”。如：前后军需报销以及各项公用，均各县公摊，大缺者年摊至五六千金，中小缺分亦有千数百金不等，“养廉既已提扣无余，年来兵马纷出，差务络绎，又不免格外需求，时奉核减章程，每多事后折赔，州县非能取之于家，无非上窃公款，下勒民财”。阎敬铭提出解决之道：一方面要多用正人，同时稍宽文法，使公私不混，出入有经，官有以养其廉，必使为廉者不至赔累，政事方得修明。官惩其贪，尤宜养其廉，否则虽峻法严刑，亦有难施。
阎敬铭经过调查发现，因为山东州县向无差徭，各州县养廉银、办公费、拘提缉捕的差役工食、接递驿报的夫马工料，全赖征收地丁项下留支一款。道光二十九年办理清查亏空，查出无着亏款一百三十余万两，于是决定每年在州县坐支项下酌提十万两，用于弥补亏空，计划用十二三年补完。当时银贵物贱，州县坐支项下犹可支持。随着咸丰八年接济京饷、九年停给钞票等案不断扣减，所余养廉、坐支等项已多有不敷，再加上银价贱物价增，以及各地迭被灾扰，州县日累一日，致使“疲玩成风，问捕盗之不力，则以丁役无糊口之资；诘驿递之迟延，则以夫马无给养之费”。他主张因实变通，力求实际，“下累州县而暗妨国计的酌提州县坐支一案，不可不亟筹变通”。因此奏请将山东省酌提坐支一款概免酌提，将州县养廉银内停钞二成免减。与此同时，阎敬铭严查积年亏空，要求各州县钱粮务须实征实解，严其交代，杜其侵挪。同治三年山东全省实解钱粮达到银二百三十余万两，除道光三十年的二百五十余万两外，为历年最多。
与严查亏空相联系的是清算交代。阎敬铭发现，“东省交代积疲太甚”，官员离到任均审计不严，制度形同虚设，未完钱粮久拖不完，官员一旦调任、亡故，更是一风吹。于是，他以清算交代、追查亏空为抓手，采取严格核算，逐案清厘，勒限饬追，甚至将原籍财产查抄备抵。凡限满不还官员一律罢官免职，经手书吏也降革监追。
为改善吏治，阎敬铭还严格官吏升迁，唯才是举，使操守刚正不阿的官吏得到重用，对贪黩侵吞的贪官污吏从重定罪。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决不姑息，引起山东官场一次次地震。阎敬铭严查亏空、打击贪黩的严厉举措，也招来颇多怨言和反对力量，乃至严苛的参劾，但是却得到奉命调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维护和赞扬。
《抚东奏稿》内另一件值得关注的内容是，保存了40余份雨（雪）泽粮价折。自同治二年四月开始，阎敬铭每月一折，按月报告上月山东全省气候与粮价。如同治二年四月莅任后，即于二十八日折中报告：全省各府属之一百州县，“于月之初一、初二、初八、初九、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各得雨一、二、三、四寸不等。麦禾正当扬花结穗，得此时雨滋培，益臻芃茂，秋苗亦藉以播种”。同时，将同治二年三月份山东省各府、直隶州的米、谷、麦、豆价值，缮具清单，恭呈御览。据报，当月“济南府属：稻米每仓石价银二两四钱五分至四两二钱，较上月贱二钱。粟米每仓石价银八钱八分至二两六钱，较上月贱二分。粟谷每仓石价银六钱至一两六钱，较上月贱一钱。高粱每仓石价银八钱三分至二两二钱，较上月贵三钱一分。小麦每仓石价银一两四钱五分至二两五钱二分，较上月贵六分。黄豆每仓石价银一两一钱九分至二两三钱九分，较上月贵九分。黑豆每仓石价银一两一钱四分至三两二钱四分，较上月贵二钱。”
虽然雨雪天气记录比较模糊，具体各县几日有雨、雨量多少太过笼统，仅可知其大概，但米、谷、麦、豆的价格记录相对而言则比较具体，对于经济史研究无疑是极富参考价值的数据。
三
阎敬铭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大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中《抚东奏稿》系《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抄件。此次整理共约161万余字，收录奏折、附片及批牍等近千件，其中奏折近600件，附片近400件，另有通饬及批牍近40件。《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原奏稿抄本，系按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事，包括典制事例、吏治民生；第二部分为人事，涉及保奖、参劾；第三部分为词讼及各类案件的处理；第四部分为经济事务，涉及夏秋收成、雨泽粮价、灾赈蠲缓、地丁钱粮之征解，以及漕务、盐务、关税、厘金等；第五部分为军事及地方治安，主要为镇压白莲教、捻军、宋景诗起义等各地反清活动。另外，还附录部分阎敬铭的公牍批文。此次点校，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抄本与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另存抄本核校，修订错误，增缺补漏。二是重新编排次序，取消原有分类，改为按时间次序编排，将同治二至五年的奏稿文件，每年一卷，卷下各件亦完全按时间次序编排。
虽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各有利弊，很难说孰胜孰优，而完全按时间次序编排的方法，或许可以使读者更方便地“还原历史”，建构起同一时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形之间的联系，更清晰地了解阎敬铭思想及各项行为举措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保留历史的“原汁原味”。
尽管点校整理工作已经尽其所能，由于水平所限，仍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该文为《抚东奏稿》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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