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清 ‖ 晚清中国接纳新名词、新概念遭遇的三重屏障

新词语的浮现，是寻求对“他者”恰当的表述，与理解另一种文化息息相关。1913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就直接传递出这样的认知——“新名词”产生于对“新观念”的引介。不过，此一过程却并非在语言之间寻求“对等”关系那样单纯，往往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最明显的是，对异域的理解首先受制于“知识”的屏障，以“音译词”表述陌生的“知识”就展现了这一特质。例如，佛经的翻译就广为采用音译的方式，甚至通过造字、造词配合拟音；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普遍以“音译”方式介绍西学分科知识。

到晚清时期，以“音译”表述外来事物的方式仍旧延续。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 Fryer, 1839—1928）在总结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活动时，对于“设立新名”难以避免“音译”作了如下说明：

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鉮、𥑢、硅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

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

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所已设之新名，不过暂为试用，若后能察得中国已有古名，或见所设者不妥，则可更易。

当时不仅是西人，作为清政府派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郭嵩焘（1818—1891），由于不通西文，全凭翻译传递信息，也多按“音译”标注汉字。例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

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

这里的“色维来意斯得”与“巴尔比瑞安”，即分别对应于西文“civilized”与“barbarian”。在见到正在制作中的“自由女神”铜像后，他还评价道：“此神名类百尔底，言自在无拘束也。”此处的“类百尔底”，则是针对“liberty”的音译。仅此而言，倒用不着特别关注，关键在于，他在《日记》中还曾用到“自由”一词，事涉前往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途中一同行者患病被隔离，遇到诸多麻烦，“并茶水一切亦不得自由矣”。这明显是中国古代的用法，由此也显示出在“liberty”与“自由”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关联。

当然，使用“音译词”不仅与掌握语言的能力有关，更与对“外来词”的“理解”有关——能否找到恰当的对应词或创出合适的“新词”，端赖于知识上的“理解”。

以翻译享誉的严复（1854—1921，字几道）曾深得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的称赞：“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吴汝纶将译书之关键归诸于“文”，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对严复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在谈到《天演论》一书的翻译时，严复就表示：“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即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他不仅强调“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更阐明“定名”建立在对“义”的理解上；同时，对于读者批评其翻译的书籍过于“艰深”，严坚称此源于“理”本身：“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在读到《昌言报》第1册刊登的斯宾塞（H. Spencer,1820—1903）《进说》时，他有感而发：“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正是基于此，严复使用过不少“音译词”。例如，在翻译孟德斯鸠（B. d. Montesquieu,1689—1755）《法意》时就有：

又必有为之咨谋、参预机密者，故枢府出政之官，不独君主有此制也，而民主亦有之。然欲其可恃，而无至于私国之权也，其选立又必由国民而后可。故雅典之考温斯尔，皆其民之所举者，而罗马之沁涅特，则县官之所举，而国民举县官焉。

这里的“考温斯尔”“沁涅特”，分别是英文“council”“senate”的音译。如此处理，是因为两个英文单词可对应众多释义，但“诸译无一吻合者”。选择“音译”，还因为严复清楚感受到中西社会的差异：欧西社会“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而且，“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这与中国所谓的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换言之，严复面对的是“社会”如何构成的问题，原书呈现的是西方架构下的社会分层（体现在与国家分权的社会组织），但中国之帮、会却与之大异其趣。

无论是否熟悉西文，郭嵩焘与严复对西方世界进行描绘时均用到“音译词”，表明寻求对“他者”的恰当描绘并非一件容易事。而对此持赞同立场的也大有人在。孙诒让（1848—1908）1907年提出“译教科书宜统一名词”的问题，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学大兴，译述外国教科书，繁如烟海。凡中国文所有之名词，自宜概用中文；惟外国人名、地名，则宜用西文译音”，“各科学中国向未发明者，亦多用译音”。在其看来，“应请大部审正音纽，垂为定名，而附注异同于下方，勒成一书，颁行天下，俾各校悉用定名教授，庶可斠若划一，以省纷互”。更具影响力的论辩，则来自章士钊（1881—1973）1910年在《国风报》发表的《论翻译名义》。文章为“音译”可能存在的弊害进行辩护说：

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且此不过苦人以取不习，终不得谓之为害。此种苦处，习之既久，将遂安之。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盘”、“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

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定名”，可以明确的是，新的名词、概念的形成，首先攸关于“知识”上的理解。正是各种新知的涌入，才催生了各种“新名词”“新概念”。

梁启超（1873—1929）将社会接受“新名词”“新概念”视作难以阻挡的“进步”：“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关键在于，“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因此，他不仅坦然接受新名词，还成为新名词流行的推动者。黄遵宪（1848—1905）评论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发行后，“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并表示：“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事实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基于对“新知识”的接纳引入新名词，对于“趋新”者来说不成问题，但原本就对“新知”表示质疑者则不免难以接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知识”上缺乏认知。例如，叶德辉（1864—1927）在《正界篇》中就批评“全体”这种见解在知识上的全然“不通”：

西人言全体，学者喜格致脑气筋之理，彼言脑气筋之灵之细，惟黄、白二种相同，其余棕、黑、红种皆所不及。其论性之善恶，又有本于父母之性之说。彼言种之善者、灵者，不可与恶者、蠢者合，译者衍为进种改良，已失其本旨，康、梁乃倡为合种、保种之说，几若数千百万中国之赤子无一可以保种者，岂非疯犬狂吠乎？

从知识立场来看，叶德辉也是秉承“西学中源”之见解，认为所谓“西学”其实没有什么新玩意：

其传于中土最早者，如《天学初函》中之西学，凡《天主实义》、《七克》、《畸人十篇》等书，皆经中人润色，而其旨总不逾于释氏。《西学凡》及南怀仁《坤舆图说》，后皆附景教碑，是彼族亦自知其学之所自来，亟思借以自重。

在此可以稍加总结的是，基于“知识”的理由抗拒“新名词”“新概念”有着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纳却是难以阻挡的。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一书，列出这样一些类目：释政、释法、释计、释教育、释群、释名、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释化、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明确透露出“新名词”“新概念”往往集中于新的知识领域。王国维（1877—1927）1905年撰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就阐明这一现象的发生是由接受新知所带来的变化：“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对于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他的意见是“两者皆非也”，原因在于：“夫普通文字之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对此，高凤谦（1869—1936）也持较为开通之立场，在其看来，“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不能因噎废食，弃之不用，“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来之事物苟有益于我国者，即不能拒绝之”。这些都揭示出，接纳新知，构成新的词语概念流行的基础。

二  政治因素：“国家意识”主导下的“新概念”

外来语译成“新名词”而成为现代汉语新词，乃自然的语言现象；之所以会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在于并非单纯的“知识”问题，“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视。因为汉语新词的出现有特定的“语境”，紧扣着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了“天下观”的瓦解，而摈弃“天下”观念对外来说是基于“天下万国”的认知并接受近代“世界”的构成乃“以国家对国家”，对内来说则需重新安排国家的政治秩序，涉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是否接受“新名词”“新概念”势必会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政治因素”同样构成接受“新概念”的屏障。

对于政治性词语概念在晚清的浮现，以往的研究较为重视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一书，因为由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所译此书已出现“民主”“权利”“自主”等重要观念。但透过各种英华词典来看，这一过程当更早一些。以“自由”概念的出现为例，包括马礼逊（R. Morrison,1782—1834）的《五车韵府》（1822年）、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6）的《英汉字典》（1847年）等即有针对“liberty”（有时也针对“freedom”或“independence”）的迻译。“自由”之所以成为政治性“话语”，引发激烈争辩，在于这一词语概念日渐成为晚清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基本观念，并映射着“民权”意识的提升。

随着“民权”“自主”等诸多政治性词语概念的涌现，一些捍卫旧有“政治秩序”的人士开始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中就接连用了几个“误”字，阐明“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

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

张之洞难于接受“民权”与“自主之权”的表达，所恪守的仍是“舆情上达”的信条，认为所谓“民权”不过是“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甚至从翻译角度指出，“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表达全然误解了此语的意思。按照张对西方各国的认识：“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故此，“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基于同样的理由，张之洞还指出，“liberty”一词只是表示“事事公道，于众有益”，因此，“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自主”之说的提倡，直接触动中国的即是“君臣”之界。王仁俊（1866—1913）对此评论说：

西人之言曰，彼国行民主法，则人人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者，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守其所应有之义，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则君权不为过重。噫！此言其利也，然不敌其弊之多也。即如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乃选举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治得乎？

在他看来，当今“习西法，羡民主，思以其术易天下”，然而，“彼不见拿破仑之身幽荒岛乎！不见法国各树党援互相仇杀乎！不见西班牙法律刑章不能划一乎！不见巴西改为民主，迫君退位，同于篡窃乎！”

包括“民权”“自由”等政治性概念在晚清遭到排斥，突出反应是在兴学过程中采取的各种举措。以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来说，如何坚守“中体西用”之原则，使办学“端正趋向”，严拒一切“邪说诐词”，即成为内中之“学务纲要”关注的要点。在“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条下即阐述了理解“权利”“自由”的正确方式：“权利必本于义务，能尽应尽之义务者，即能享应得之权利。自由必本乎法律，能守分内之法律，即受分内之自由。”针对“学堂设政法一科，恐启自由民权之渐”的看法，专门作出解释：“此乃不睹西书之言，实为大谬。夫西国政法之书，固绝无破坏纲纪，教人犯上作乱之事……学堂内讲习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话虽如此，却又明确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理由是：“近来年少躁狂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未并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因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

当政者不仅对“权利”、“自由”等词语概念引入教育环节高度警觉，在教科书审查方面也有体现。科举废除后成立的“学部”，直接介入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1906年8月创办的《学部官报》，作为学部的机关刊物，体现的即是官方对“学务”的管理，强调此举乃“刊发公告以辅行政之机关”，并要求“发交各省提学使转发各学堂一律阅看”，以使“在学之人有所遵循，不至自为风气”。《学部官报》自第3期起专设“审定书目”栏，说明“本部因学堂急需，故拟审定暂用之本，凡有自着教科书者，准其呈请审定。如属合用，自当揭登本部官报，或汇齐刊列书目，通行各省”。后来的一篇文字还阐明了学部对教科书审查工作的定位：

各省呈请审定教科书籍，良楛错出，纯驳不齐，皆经派员悉心钩校，取其胚胎经史与阐发各种科学而不背畔道德者，准予锓板鬻行，以裨教授。其有蔑礼斁教，稍涉奇衺，如平权之瞀说，种族之讆言，自由结婚之歌辞，惑世诬民之报纸，凡若此类，业已节次通饬严禁发行各在案，断不任其混乱人心，贻误来学。

1908年浙江出版的何琪编《初等女子小学国文教科书》，即因为“取材有平等字样，学部认为不合，下令查禁”。此外，《学部官报》第57期公布了《本部审定中学所用书目表》，第61期又登有《万国历史教授细目》和《万国历史校勘表》，删除了不少“敏感”性的词语。例如，“以固人民之自由及平等之权利”，注明“二句删”；与“革命”相关者，要么删除，要么改“大革命”为“大乱”、改“革命党”为“新党”、改“革命时代”为“旧学改革时代”，有的改动还加上“评语”予以说明。

由于晚清频频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所呈现的是整个“话语”的转向，因而与“政治”相关的不少词语概念既是推动“革命”潮流蔓延的“话语”，也成为抗拒之缘由所在。实际上，对“新名词”所引发的争辩，往往也与所谓“新党”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政治色彩。1904年创刊不久的《东方杂志》在“时评”栏刊登《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的文章就注意到：“自庚子以后，译事日兴，于是吾国青年，各拾数种之新名词，以为营私文奸之具，虑事不固，率意轻举，逞其一时之兴会，弃信用而不顾。”文章甚至将此与士大夫的“道德”与“学风”联系在一起：“吾国未有新学以前，国中士夫，虽黑暗，虽腐败，然旧道德犹存也。即有败类，要其举动，犹有顾忌。自此种新名词出，于是前此之顾忌讳饰而为之者，今则堂然皇然，有恃无恐，是则未有新学，犹有旧之可守；既有新学，并此几微之旧而荡亡之矣。孰谓近年风气之有进步耶。”1906年《申报》刊发的一篇文字，单从标题《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就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中国民德之堕落，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是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文章分析了新名词输入之种种表现，说明“守旧维新之名词，为报章中之惯语，今之自命新党者，空疏不学，不欲施征实之功，而又欲自文其陋，于是以灭古为趋时，以读书为无用，而中国之国粹日以亡”。

三  文化因素︰针对“东瀛文体”的抗拒 

基于“知识”与“政治”抗拒新的词语概念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将问题诉诸“文化”是更为突出的一环。由于新的词语概念有不少是来自日本“和制汉语”，因此便演化出抗拒“东瀛文体”的一幕。

柴萼（1893—1936）在一篇文字中，提到这一幕是如何拉开的：

数十年来，吾国文章，承受倭风最甚。向者侯官严复译书，务为高古，图腾、宗法、拓都、么匿，其词雅驯，几如读周、秦古书。新会梁启超主上海《时务报》，着《变法通义》，初尚有意为文，其后遂昌言以太、脑筋、中心、起点。《湘报》继起，浏阳唐才常、谭嗣同和之。古文家相顾惶恐，观长沙王先谦与陈宝箴书可见矣（见《虚受堂书札》中）。及留日学生兴，《游学译编》依文而译，而梁氏《新民丛报》，考生奉为秘册，务为新语，以动主司。

这里之所以指明“新名词”的主要征象是伴随报章流行所出现的“报章文字”，缘于这一时期的报章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已构成传播“西学”的主要媒介，大量“新名词” 因借助于报章而引人注目，影响着文风之丕变。朱峙三（1886—1967）在1903年的日记中就记述了包括《新民丛报》、《中国魂》之类的文体被士子视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体者。”柴萼所提及的王先谦（1842—1917）1898年夏秋之际致信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也是将问题置于这样的背景，甚而要求停止刊行《湘报》：

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如脑筋、起点、压、爱、热、涨、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人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学，当不谓然。今奉旨改试策论，适当厘正文体，讲求义法之时，若报馆刊载之文，仍复泥沙眯目，人将以为我公好尚在兹，观听淆乱，于立教劝学之道，未免相妨。

王先谦在这方面的担忧，也确实有不少同道。《翼教丛编》之刊行，就显示出对此的批驳有不少知音。叶德辉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在与他人的通信中，叶德辉更是对此表达了其愤懑之情：“有桐城、湘乡文派之格律谨严，而后有今日《时务报》文之藩篱溃裂。”他尤其批评“支那”“起点”等用语的“可笑”：“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为此，他所参与制订的《湘省学约》集中抨击了新名词。而伴随“东瀛文体”的流行，严复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状也。

之所以引出“文化”上的抗拒，还不只是文字问题。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曾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1898至1910这十二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正是因为“日本因素”的影响颇为广泛，引起高度重视也不足为怪。仅以教育环节来看，对此的抗拒即颇为突出。

张之洞在办学实践中，即对“国文”之传承作为基本的目标。开办存古学堂时，他就挑明：“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心存而传之，断不肯听而澌灭。”1898年7月4日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中，张之洞力主在科举考试策论中将“报馆之琐语”，“严加屏黜，不准阑入”，并强调“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在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致力于制订各学堂章程之际，张之洞也表达了对此的看法：“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尔后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学务纲要”中就明确阐明：其一，“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其二，“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内中描绘了令人忧虑的现象，为此指出：“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并且强调：“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

实际上，学部对“教科书”的审定，“日本名词”“东文语气”等环节也成为重点所在。《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针对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学校管理法》指出：“书中沿日本名词，我国有不通行者，如出席、迟参之类。讹字尤多，重印时当校改。”由《学部官报》“审定书目”栏更可以了解到，因此一原因遭受“批驳”的教科书所在多有。在第13期所审定的书目中，两种都因为“日本因素”而遭批驳，或者指为“夹杂东文语气”，或者以其“俱系日本人说法”。第17期针对江楚编译官书局呈送《日本历史》等书，又有这样的批复：“查《日本历史》，叙述尚少误谬，惟各学堂不能以日本史为独立科目，且该书纯沿日人语气，碍难审定。”第31期对于浙江巡抚咨送高等学堂讲义及乡土教科书，学部则有这样的回复：“《教育原理心理学》浅显便于教授，惟征引间有未确，纂言间有鄙俚之处，且多沿日本人语气，似是抄译东籍而未及改正者。《西洋历史讲义》译辑东籍而成，其取材不外元良氏《万国史纲》与长泽氏《万国历史》，而空语太多，译名亦有前后违异处，自系随教，未定之本。”而对于商务印书馆呈送的《和文汉译读本》，更直接说明“毋庸审定”：

该书系日本寻常小学国语读本，译者以为便吾国人学和文之用，故每卷附有译文，然以所译汉文与和文对勘，闲字尚多，且有不成语处。

不可否认，“新名词”频频出现于报章，引起“语言文字”有所用心之辈的忧虑是自然的，但“新名词”的出现的确有着深刻的日本因素。此一时期留学日本的钱玄同（1887—1939）就提供了值得检讨的例证。

钱玄同1905年底赴日留学，甫到日本就接触了《民报》、《新民丛报》等报章，对于此时频频出现的“新名词”有不少接触，一开始也并非全是负面的评价。1906年2月20日的日记就写道：“阅任公《太平洋歌》，直可当历史歌读，以记事之笔，作瑰奇之文，而又以种种新名词填入其中，而仍浑存自然，毫无堆砌之痕，真才子笔也。”不过，很快地，他就对新名词失去了好感。在5月4日的日记中谈到曾鲲化（1882—1925）所著《中国历史》时，就留下这样的评价：“曾氏之《中国历史》，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恨矣。”之所以如此，即在于此时的钱玄同对历史文化的看法受到了章太炎（1869—1936）的影响。他在1909年的一则日记中表示：“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旌，我国古来已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者。”正是基于肯定“祖宗所创造之丰功伟烈”，保证“种性、民族赖以不坠”的认知，1910年3月，他与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鲜明阐述了这样的主张：“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历山为黄人，令己不得不变于夷语有之。”

四 回归“知识”后的持续论辩

“新名词”“新概念”的出现和定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此的争辩并非局限于晚清，到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发酵。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先声，自也涉及对“新文体”与“新名词”的看法。换言之，围绕“新名词”的争辩由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而且稍后对新文化的看法往往也集中于此。

1921年，《东方杂志》登载了《新文化前途之消极的乐观》一文，认为“所谓新文化，非仅摭拾一二新名，即已蒇事，其要尤在于探新文化之精蕴，以应用之于吾人之实际生活，而欲探新文化之精蕴，非有极深研几之精神，决难收最后之效果”。杨荫杭（1878—1945）对此则不无讥讽：“观此知今世风俗，最重新名辞，识时务者，类能运用一二。”他不仅指出在文化上的表现，还道出在政治上也广为借用，“由此观之，中华民国虽不能革其旧染之污而自新，然其所用名辞，固未尝不日日新，又日新也”。而梁启超1923年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再版自记”中，对于“新名词”的广泛流行也有所总结：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可以说，浮现于晚清时期的“新名词”“新概念”，延伸到民国时期才凸显出其问题所在。由于过度关注这些新词的“政治意味”，或贴上“东瀛文体”的标签，清季对此的反省显然是不够的，到民国时期才堪称有所检讨。重要的是，超越“政治”与“文化”的因素，基于“知识”的立场似乎又有所回归，影响所及，那些似乎早已完成“定名”的“新概念”仍然引起较大的争议，问题主要集中于这些外来“新词”用以描绘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是否恰当。

由于贯穿清季民国的总体基调是“变革”，影响所及，导致“新名词”“新术语”层出不穷；学界热衷编纂各种辞书、词典，就揭示出这一特质。1923年出版的《新文化辞书》，特别说明该书在这样一个“分科的时代”所采集范围：“关于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文艺、美术、心理、伦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关系而为我人所必需的知识，和对于各方面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底传记及其学说，兼收并采，分条叙述。”1929年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一书也持相似的看法：“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不断地介绍欧美的学术进来，因此，读者阅读书报时，就常常碰到许多的‘新术语’。”因此选择范围是：“一般的读者所最常见的属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哲学、文学、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的‘新术语’以及我国自己所有的流行的新术语。”但围绕这些学科的种种“术语”，也有过诸多争论。

以引发了持续近十年的争论话题“意译、音译之得失”为例，直到1923年，钱玄同针对西语之中译，仍有改“意译”为“音译”的主张，原因在于，“照原字的意义译成中国字，译得不确当固然不对，即使译得极确当，也还是不对，因为无论如何总是隔膜了一层”。相应地，钱玄同更愿意接受“不能算做翻译”的“音译”，还以此阐述其所持“用罗马字母作国语字母”的主张：

中国人要希望与世界文化融合而不再受隔膜的苦痛，除了用罗马字母作国语字母，实在没有更适宜的办法。国语用了罗马字母拼音，则西洋字的输入，真如“水之就下”，顺便无比：“论理学”自然写Logic……“伦理学”也自然写Ethics。

如果说“音译”的出现是基于“意译”难以准确传递西语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围绕诸多“新概念”的论辩，更说明对此的反省又回归到“知识”本身。

1926年，傅斯年（1896—1950）在与顾颉刚（1893—1980）讨论古史的信函中，提出了用“新名词”指称“旧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信中亦提及：“‘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进而声明：“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在给胡适（1891—1962）的信中，傅斯年仍坚持古代中国严格说来“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的主张，所以他舍弃“哲学”一词而只用历史性的“方术”一词，“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乃“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反之，如“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他，不是割离，便是添加”。

仅由此便不难看出，如果基于新事物、新观念而接纳“新名词”，阻力相对较小，即便有“知识”“政治”“文化”的屏障，也可以逐渐消除；然而，当根据中国历史的认知来审视所接纳为现代汉语的“新名词”“新概念”，并以此“重塑”中国历史与社会时，则不免会产生较大的分歧，甚至会不断泛起种种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所谓的“新概念”仍有“不确定性”，围绕此的争辩也不免长期持续下去。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59—6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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