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种史学范式。随着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历史人所接受，众多优秀作品不断面世。2019年中国社会史相关学术成果数量众多，成就斐然。2019年社会史领域在史学理论方面成果为数不多。其中宋学勤、李晋珩认为当代社会史应该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同时也要清晰二者的区别。社会学侧重于共时性研究，注重概念和理论，甚至想象。社会史更强调历时性研究，更专注于历史事实的考据和阐释。[1]罗检秋认为社会史研究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要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历史学者可以尝试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精英史和学术史的研究。[2]具体到社会史某一领域的史学方法有：张澜、彭志军指出：区域史研究应该拥有整体历史意识，甚至全球视野，在研究中应以问题为核心，打破行政区隔和地理界限，从而达到从区域到整体的结合。[3]陈爽尝试利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对中古士族进行血缘、规模、结构、演进等方面的研究探索。[4]方秋梅提出要重视对辛亥革命微观层面的探索，要关注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城市社会史、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要更加深入地挖掘革命史观之外的史料。[5]张瑜、张俊峰指出社会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应对解放后的集体化研究进行系统分类，为形成新的宏观认知奠定坚实基础。在史料方面，尽管民间史料重要，但仍要以历史档案为史料主体。[6]在文献整理方面，近年来数量庞大且零散的史料与蓬勃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构建相关领域的大数据，进而推动学术发展，这成为社会史重要的突破方向。周荣提出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将众多且分散的明清佛教碑刻加工成数据库，让这些历史碎片成为推进整体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7]刘京臣以CBDB、中华寻根网为例，尝试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明清进士家族建立社会谱系网络，进行全面深刻的系统研究。[8]陈必佳对香港科技大学刚刚研发的清代缙绅数据库，进行介绍和评论。[9]在其他方面，郝平、白豆提供了收集、使用碑刻、日记、地契等民间文献的方法，并提出在具体研究中尤其要注重对隐形史料的利用，如何用不同类型史料相互印证和补充。[10]长久以来，区域社会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19年区域史研究既有拓展，又有细化，呈现为更加立体丰富的研究局面。随着新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历史学者践行了诸多研究范例。下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城市四个方面对区域社会史进行阐述。此前学界对中国古代沿海区域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对此杨培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她论述了明清两朝对沿海渔民管理体制的流变。中央政府最初只是机械套用内地管理农民的经验，后来逐渐积累经验，最终形成通过港口控制渔船，渔船管理渔民的新管控体系。随着社会的安定，政府管理的着力点也由维持治安转移到增加税收。[11]郑榕以闽南卫为典型，论述了明代军事卫所由军事区域逐步变为地方行政区域的过程。当地卫所军户与民户不断融合，最终产生新的乡贯意识。[12]黄志繁、宋瑞森指出：从宋至明初赣南山区神庙由地方大族控制的局面，在明代中期发生根本变化。神庙在获得官方认可后，从地方大族神庙转变为地方公共神庙，体现了中央对赣南地方统治力量的增强。[13]李铭建利用了家谱、墓志铭等大量民间资料，论述了选择性遗忘的历史——广东横岗村发生的大规模土客械斗。对于解决今天由大量流动人口引发的问题，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14]长久以来水乡平原成为江南代表性文化符号，而这只是太湖周边的局部现象，并不能全面反映江南乃至浙江的全貌。孙杰、徐枫以浙西山区为研究对象，提出与印象江南完全不同的另类江南的特性，丰富了江南区域的多样性。[15]清末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绅群体的崛起，逐渐侵蚀了传统的士绅基础管理权力，然而相关研究并不充分。陈岭以吴江盛泽镇为研究对象，考证了商人王家取代传统士绅仲家在当地获得管理权的过程，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急遽变动。[16]李先明论述了民国初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的一系列纠纷，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旧势力衍圣公府日益衰微。[17]张丽萍、张显成利用西北屯戍汉简，解释了汉朝当地的雇佣关系。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庸”“葆”“就”及“作者”这四类人的定义重新进行探讨，分析其相互关系。[18]何志文根据敦煌出土汉、藏文支出账，着重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地方财政支出进行研究，进而发现陷藩后的财务管理方式对陷藩前的财务管理方式有一定的继承。又因吐蕃王室信仰宗教，地方寺庙财产的管理与控制更加细致，同时保证了地方寺庙的开支，会计制度在这一时期处于演变阶段。[19]史红帅认为，相较于清前期的公帑修城，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与区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城市建设对促进经济增长、文教进步都有重要作用，在鼓励民间力量参与修城工程、扩大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都发挥正面效应。[20]近两年清代刑科题本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常建华以它为主体史料，探讨了清中叶江西土地债务的复杂关系，构建起江西人民在生活中的财务关系网。[21]李真真、潘晟以清代华北三成号存单为史料基础,考察了该地区小型商业的经营状况,并探究了当地特有的财务知识的具体情况,以及具体商品的等次价格。他们以此为切入点,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为探索近代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创造了条件。[22]谢开键认为清至民国时期，存在“出典回佃”现象。这种借贷方式利率整体低于传统借贷，在交易成本、地理、合伙(股份)制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其产生体现了民国中国农村金融信贷方式多样化发展。[23]张丽、李坤以“甘泉账本”为史料基础，通过对无锡、保定农村的考察，在微观领域分析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农村赋税征收的特点，并定量地估算出当年农民的具体负担比全面抗战爆发前高出近8倍。重压之下，大部分家庭生存艰难，只能以青壮年出外打工谋生加以解决。[24]赵世瑜利用人类学“逆推顺述式”对晋祠和附近的寺庙，进行了超长时期的历史探索，厘清其演变过程，分析其礼仪标识的层累轨迹，同时对华南学派提出了新的回应。[25]丁修真论述了安徽祁门县明代科举的兴衰。明初祁门专攻《春秋》获得空前的科举成就。然而在经历了数次学变和士人内部思想争论的混乱后，祁门科举一蹶不振。其背后仍是地方偶然因素可以获得科举的一时发展，可是如果综合实力不足，难以持久维持其科举的繁荣。[26]近年来关于山西洪洞县移民传说成为一个热点，周祥森提出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新观点值得注意。此前学界大多认为明初山西移民的原因是人口众多，他却认为元末山西遭受8级大地震造成生产生活设施大量破坏，灾民生存艰难是洪洞移民的主要原因。[27]不同于此前学界将山西移民研究重点放在明朝和民国，王婧将视角放在清朝，论述相关传说在清朝的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复杂背景。[28]于秀萍和童广俊通过分析《明渤海孙氏积善堂手卷》，阐释沧州孙氏家族的世代行善积德的传统家风，揭露家族美德与政府教化人民在稳固政权统治之间的微妙关系。[29]张小也认为明清时期，湖北麻城的帝主庙为代表的建筑是宗族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空间证明，并且在地方志的修撰过程中，宗族将文化作为其土地权利的依据，这都与当地的土地纷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共时性建筑思考历史进程的方法，值得进一步探讨。[30]胡瑞认为清末民初的教育，尤其是西方新式教育，重新塑造了上海法华镇与周边农村的关系，为最终形成新城乡共同体的法华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性。该文对日本“町村共同体”理论方法的巧妙借用值得关注。[31]2019年城市社会史方面发表了众多有特点的专著、论文。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冯兵、黄俊棚认为隋至唐前期的城市管理中，实行以政治利益为主导管控严格的坊市制。唐后期至五代，随着国力衰弱，坊市制的管理逐渐放松，最终形成新的管理体系。[32]来亚文借用城市形态学方法，以民国江阴县城图和残存的宋《江阴志》为主体史料，在重现宋代江阴城市历史形态的前提下，对其城市空间格局流变进行分析研究，为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陈立长通过分析明代开封城中体现的儒家信仰的建筑，跳出儒学宗教性的争论，探索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功用及特点。[33]何一民认为清前期，清廷对各地城市进行建筑和教育的文化重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生活，进而获得人民对清廷统治的认同，巩固了其统治秩序。[34]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清代长江流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拓展，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历史事实。[35]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叶舟论述了清末民初常州市政建设依然存在浓厚的传统色彩，与传统地方乡绅仍然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近代化过程中艰难转型。[36]郭世强探究了近现代西安人力车业的发展变化，分析了人力车在不同时代的西安交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力车夫的生活境况。[37]任云兰厘清了近代天津开埠后，旅居天津的外国人建立各类俱乐部的情况。外侨俱乐部对天津市民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带来深刻影响。[38]谢湜、欧阳琳浩借助GIS技术，结合相关经济地理信息，重构20世纪上半叶汕头侨批业的发展变化，并以此探索汕头经济与海外华侨的紧密联系。[39]该文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新尝试，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成都城市史专家王笛，在2019年有一本专著和两篇论文问世。他的专著更接近文集，将清末民初成都市民的生活饶有兴趣地表现出来。[40]而在论文中，王笛发现竹枝词中保留了19世纪成都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资料，且在竹枝词中体现了精英阶层对普通人的阶层态度和认知。[41]在另一篇论文中，王迪分析了抗战时期成都茶馆工人的生存状态，其中女茶房的特殊处境，及工会与茶馆工人的复杂关系，值得深入玩味。[42]且该文巧妙地将文学作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史料，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做出有益的示范。风俗信仰和日常生活是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年来，广大历史人发现利用众多民间史料，采用各种史学理论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创造了大量优质作品，下文按照风俗、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阐释。1.风俗习惯。涉及风俗习惯的社会史论文，在中国古代史范畴有：董莉莉认为先秦时期，“披发左衽”是夷狄服饰的重要特征。而两汉时期，随着武将的影响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左衽服装被汉人大量接受。左衽也由识别民族属性的服装样式转变为民族差别的文化代指。[43]刘礼堂、万美辰提出唐代饮茶已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风俗，长江不同流域种植不同的茶叶品种，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习惯，共同构建了丰富多彩的唐代茶文化。[44]何恬指出元朝初年，政府曾强制将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的风俗推广到广大中原地区，遭到了主流汉人的强烈抵制，最终元政府和中原传统文化达成妥协，按照民族差别实行各自的婚配习惯。这体现了元朝政府从草原游牧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政策转变。[45]吴才茂在清代清水江文书的婚书材料中发现，在苗疆清廷移风易俗、教化边民。苗人结婚、改嫁、休妻等活动，在政府的干预下，逐渐和内地做法靠拢。这体现了政府权力对普通人生活的管控。[46]张永钦、陈支平发现，此前学界认为封建社会买卖妻子是女性身份低微的论断存在问题。根据闽台民间的赎妻文书可以看出实际情况的复杂。根据民间习俗的逻辑，赎买妻子有延续家族、抚养老幼的需要，还有离婚另嫁的需要等，女性在卖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47]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侯杰、马晓驰指出，1945年从上海开始发起的“父亲节”是西方文化、中国传统忠孝文化、拥护领袖，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为庆祝“父亲节”安排救助孤儿活动，商家也借此进行推销。同时“父亲节”对父亲的责任和形象进行了特定的规训。[48]张小波认为植树节本是孙中山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植树节得以实行，然其仪式感太强，承载的政治寓意太浓，导致植树节到民国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既浪费资源，又没有多少实际效果。[49]李成生论述了民国时期新桂系军阀对广西少数民族进行破除迷信、不落夫家、黄赌毒等陋习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革除了当地一些陋俗，另一方面增强了新桂系的权威，同一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整合了广西的社会力量。[50]2.信仰和祭祀。张文、卢渝宁通过考订辩伪史料，认为江南地区驱蝗神的原型是南宋的刘宰。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上层士人与普通人对驱蝗神产生不同的信仰阐释，反映了政府与民间文化信仰的张力。[51]宋代巴蜀地区信仰巫觋，祭祀淫祠之风盛行，这些民间信仰一方面与中央倡导的正统信仰体系不合，另一方面聚敛钱财成为当地人民的沉重负担。政府打压各种巫觋，推广政府的正统信仰体系，取得一定的成效。[52]刘丹认为金国对医巫闾山的祭祀，既传承了本民族的信仰传统，又充分借鉴了中原汉文化礼仪，最终形成混同一体的祭祀体系。这为确立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性和统一性创造了条件。金国这一成功做法，也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53]明代河湟地区存在多种信仰体系，包括：国家强势嵌入的全国统一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还有其他民间信仰。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在多族群多信仰的复杂环境下，各种信仰体系开始产生一定的融合，成为维持当地各族人民向心力、凝聚力，增强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软实力。[54]谢贵文认为清代高雄凤山县旧城内的各种祭祀神庙，与当地经济繁荣密切相关，这些神庙基本都是官祀，然其来源既有政府主导设立，也有政府改造的民间祭祀场所。而官祀的发展趋势仍是与民间信仰相妥协、融合，最终产生官民之间协调的交点。[55]唐霞通过分析碑刻和相关史料，对清朝和民国怀庆府的真武大帝信仰进行探索，考证了具体仪式过程，以及怀庆府作为信仰中心的背景原因。[56]张翠霞以大理地区绕三灵传说为研究对象，认为该传说起初为本土民间信仰，后来被佛教改造附会便于自身信仰传播，而南诏政权将三灵传纳入政府信仰体系，阐释政府的合法性，最终形成大理地区特有的文化特征。[57]黄忠鑫认为福州南台不同的商帮建立、祭祀五帝庙、尚书庙、天后宫等神庙，在祭祀神庙的过程中，各个商帮逐渐拓展了神庙的功能，凝集人心、互帮互助，增强行业规范的作用越来越强。这就形成同业会馆雏形。该研究补充了学界忽视的神庙与商帮会馆的渊源关系[58]。1.物质生活。中国古代史的相关论文有：王子今考证了汉代专门照顾产妇的乳舍,反映了汉代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情况。[59]闫爱民、赵璐综合史籍和考古资料，考察汉代坐便习惯，并考订汉武帝与卫青和卫子夫的相关史实。[60]杭侃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详细考证了椅子早在汉代开始多次传入中原地区，由于传统礼俗的影响，一直没能被社会普遍接受，直至唐代中叶，受较少礼法牵绊的河北武将群体大量使用椅子，随着该群体在五代和北宋时期权力的日益强大，最终椅子被中原地区普遍接受。[61]杜倩萍指出元代蒙古族从草原移居内地后，其居住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既传承了蒙古族传统的居住特点，又逐渐适应中原自然和文化环境，还借鉴海外居住经验，最终发展出一套新的居住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62]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徐俊嵩根据《临县书启教读馆出入使费账》，论述了清末一名山西塾师收入和支出情况，展现了当时塾师的实际生活。[63]牛力考察了抗战期间国立大学薪津的具体情况，厘清薪津的复杂变化、组成成分，并与当时物价相比较，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学教员的生活状况。[64]李自典提出民国时期租房出现数量众多、阶层分明、纠纷众多的现象。在中国社会近代化步伐加快、战争爆发、局势动荡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租房呈现更加复杂的格局。[65]尹斯洋着眼于民国餐饮行业中女性的角色。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一些现代女性突破中国传统限制，开始在西餐厅、咖啡店中消费，彰显自身权力；另一方面一些餐饮店雇佣女招待吸引男顾客，从而形成女性在餐饮业中消费与被消费的微妙空间。[66]陈娜娜认为民国时期女性烫发是女性对美的欲望，而政府禁止烫发，是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压，维护有限自主权的体现。然而，女性欲望和商业利润的刺激最终导致烫发禁令名存实亡。[67]邓丽兰认为抗战胜利后，上海酒菜业在遭受工会运动、税收增长、节约运动三次重大影响后，导致了整个行业结构性的崩塌，劳资双方、政府都受到了严重损失[68]。2.精神生活。陈志勇选取明清两朝特有的宗族管理方式——罚戏，进行研究。罚戏一方面可以让被罚者承受经济损失，得到宗族的公共监督，取得相对理想的训诫效果；另一方面娱乐宗族的欢快氛围可以降低因为惩罚造成的人际感情损失。此外，罚戏也是突破官方禁令，活跃普通人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途径。[69]卞利着眼于明清两朝的各种民间规约。在不影响政府统治稳定的前提下，这些规约获得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在政府基层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下，规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政府统治。[70]王强关注了明清地方志烈女传中，为生女立传的特殊现象。王强解释是明清理学大盛，各地方志通过这种扭曲的治史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女性封建礼教的约束。[71]徐世辉选取清末徽州赌博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赌博之风盛行的原因是经济衰落和闲杂人等太多，而政府管理体系的缺陷也导致赌博难以查禁。[72]徐雅宁指出清末民初，上海女性开始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出入戏院影院，女观众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女观众群体的形成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是女性自身新权力的彰显。[73]魏坡使用日常生活史理论方法，以董毅《北平日记》为主体史料，对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普通人的精神生活进行阐释。[74]不同于定性研究，该文反映了更为丰富的个体体验。3.整体生活。游彪利用墓志铭论述了北宋平民出身的将领田子茂曲折的一生，补充了正史未载的一些历史史实，展现了在北宋政权各派政治势力斗争过程中，下级官员的政治生活状态，更全面地揭示了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75]封磊利用清中叶刑科题本中，案发当事人交代的描述性资料，做统计性分析，对清代陕西人民的婚姻、家庭、寿命、生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尝试，揭示了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状态。[76]常建华提出清中期政府逐渐放松了东北地区移民的禁令，大量内地人口开始移民奉天。这些移民在东北从事各种行业谋生，也存在各种矛盾。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衣着、住房等特殊的生活习惯，反映了清代中叶东北移民丰富生动的生活画面。[77]赵妍杰着眼于学界研究较少的五四前后胡适提出的“家庭革命”。20世纪初，西方文化日益在中国取得显赫地位，西方家庭观也成为中国知识青年追求的目标。在现实政治体制难以改变的背景下，中国青年希望通过打破旧的大家庭、建立新的小家庭，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革新。在建立新家庭的过程中，也存在太过理想化的情况。[78]张志永、戴建兵从辽宁省一名普通工人的档案入手，分析他从参军时充满理想，到转业后不时进行小偷小摸，补贴艰难家庭生活，后来生活逐渐好转的过程，描绘了时代背景下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企业在调动工人积极性、自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79]宗族指的是同宗同族的人，通常由几个核心家庭松散地组成，其主要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自身生存和财产安全。传统宗族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天然的增殖特性。士绅大多出身于乡村，又在社会上颇有威望，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重要地位。士绅阶层活跃于官民之间，在社会上倡导“劝善”话语体系。宗族和士绅在稳定地方秩序和缓和社会矛盾方面拥有重要的作用。对宗族士绅问题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将相关科研成果梳理如下：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周鼎以魏碑主人任城魏氏为例，探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士族在乡村的生存境况。魏氏宗族以信仰与婚姻为媒介，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互为依存的家族网络，掌控了基层社会的管理权。[80]马秋菊着眼于宋代义庄的研究，她认为范仲淹及其支系宗族以敬宗为目标，以恤宗的方式团结教化族人。通过有效的管理体制，义庄成为凝聚宗族的有效工具，基层社会救助的起点。[81]马秋菊还整理分析了宋代义庄存在的数量、空间分布和创建者身份，同时结合宋代宗族伦理复兴的时代背景，翔实叙述了平民化宗族的发展过程。此时专为宗族服务的义庄突破了宗族本身的限制，开始渗透到基层社会治理，为社会的安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82]卞利提到徽州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通过反复编修自身宗族族谱，长期致力于建构和强化先祖血缘身份和宗族谱系认同，不仅提升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向心凝聚力，还稳定了徽州地区社会的经济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83]祝虻将独特的地方社会文化对宗族认同产生的影响列入考察范围，从历史记忆和宗族边界两方面出发，以明清徽州宗族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系统地呈现了徽州宗族认同的动态变化。[84]卞利还提到，随着徽商的发展和壮大，程朱理学对于徽州社会的影响日渐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的心学则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得到广泛传播。[85]吴琦认为地方宗族的发展对明清商帮的兴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地方宗族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推动着明清商帮的兴起。[86]冯贤亮分析了明末清初以钱氏家族为首的士家大族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87]朱春阳展示了康乾南巡后江南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揭示了江南士家望族的家族内部衍变原因。[88]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王广义通过总结清末民初东北乡村家族的发展趋势，揭示了家族关系、家族观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影响。[89]徐斌探讨了由宗族管理水域引发的一系列产权纠纷问题。[90]蒋宏达指出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水利祭祀向沙涂控产转化，但清末新政后沙涂控产也受到冲击，接着农民战争的爆发冲击了乡村旧有的传统支配势力，最终通过水利祭祀联盟和宗族控产等手段，形成了新的权力平衡。[91]胡端介绍了上海百年名校南洋中学的创立和发展，探讨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应运而生的家族办学和人文传承的复杂关系，对华人办学乃至中国早期新式教育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92]曹刚华以仰山地区为例，从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角度进行分析，由宗族主导、佛教建设到文化植入，阐释了宗族里社对于仰山佛教文化形成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明代基层社会，宗族里社的参与管理、行使权力，有助于协助地方政府的统治。[93]杨洋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士绅阶层主导着社会“劝善”的公共话语，这对民间社会的功利性现象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明清时期医世宗思想的革新重塑民间劝善话语，沿袭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复归”逻辑，缓解士绅阶层的焦虑心态。[94]王国梁从公益事业角度研究了士绅阶层。清代贵州士绅协助地方官员开设慈善机构，资助贫苦人民，因此其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到清中后期，贵州士绅权力壮大，既利于贵州的地方安定，又确保了贵州部分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体现了士绅阶层作为地方公益性事业的主要参与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95]郝红暖以家谱为史料基础，论述了清代桐城对地方科举的资助模式，也反映了桐城地方政府与士绅、宗族对争夺地方事务管理权的博弈。[96]尤育号指出清末时期，地方商会已成为重要社团组织，除了“在商言商”之外，还逐步拓展到与商务相关的其他社会领域中去。温州商会由士绅领导，借助传统的功名、社会的名望，甚至可与政府平起平坐，在很多方面已具备近代社团的自治特征。[97]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中，温州士绅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染指谘议局选举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置。甚至治安、司法等地方性事务，都有士绅的参与。温州士绅还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地方利益，维护地方秩序。[98]李发根以浙南乡绅张为例，论述了废除科举、清末新政后，尤其是进入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持续扩张，使得乡绅陆续“退场”。1927年，国民政府在浙江建立有效统治后，乡绅丧失公共事务话语权和旧式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逐渐走向消亡。[99]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日益重视，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医疗社会史逐渐兴起，相关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借助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直面当下社会的现实关怀，中国医疗社会史仍有广阔的开拓空间。2019年医疗社会史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疫疾，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魏小丽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医疗卫生思想落后，再加之自然灾害和战争影响，两汉时期的中国数次暴发了伤寒和瘴疫为主的疫疾。因为缺乏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当时的广大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损失。[100]蒋波关注汉代设置的官吏病免制度，如果官员患疾严重即可免官，病免的官员日后再想走仕途大部分可直接征召，体现汉代官僚体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101]王星光认为发生在蒙金战争期间的汴京瘟疫，诱因为战争以及战乱造成的难民迁移、自然环境的变化和金政权并未组织官方的救济等，这次瘟疫破坏了社会经济，损失了大量人口，加速了金王朝的覆灭。[102]刘兰花认为，在明代发生疫疾时缺乏医德的正确管理，大量医者唯利是图，在疫疾发生时，选择性救治，王公贵族优于平民百姓，小病小灾优于顽瘴痼疾。以至患重病的普通人民很难得到救治，转而寄托于江湖巫术。[103]王立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疫疾的发生和解决措施。民间人们相信有“瘟神”存在，“瘟神”会力图让积德行善者免遭病痛折磨，所以民间流传烧香拜佛、积德行善就可驱灾避疫，免遭厄运的理念。[104]向俊丞发现清代出现了湖湘医者，采取因地制宜，吸收民俗治疗方法，推动了清代湖湘医学的发展。[105]李孜沫认为现代意义上卫生防疫机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伴随着西方的侵略而传入中国，由于疫疾的发生，西方在殖民地创建医疗机构，倒逼清政府粗创医疗机构，制定医疗体制，呼吁各界参与，虽然效果有限，但却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106]黄庆林从治理方式的角度对比了1894年席卷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疫疾的处理方式，支持澳门治理疫疾的正确经验。相比于广东政府寄托于牛鬼蛇神、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澳门采取了科学有效的防疫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平息疫疾，既保证政策执行的严格有力，又拥有人文关怀。[107]中国古代已建立起一系列医疗组织和管理措施。刘岳超论述了元代创立的“诸色户计”制度，也由此分析医户与医学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当时的医户制度是北方游牧制度与汉地制度的融合。[108]王静以雍正、嘉庆两朝两起走方医案件为范例，利用档案还原走方医迫于生计挟技逐利的日常医疗活动，显现了清代民间医学界的多元镜像。[109]狄鸿旭以地方志为主体史料,探索了清代华北儒医这一特殊人群。他们既是士人又是医生，治病救人且道德高尚，从而获得非正式的权力，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10]如何管理和引导儒医这一群体，对今天提高基层医疗水平、缓解医患矛盾、增强社会保障等方面，仍有借鉴意义。对于中国近现代地方卫生行政形成发展的研究，张洪彬认为晚清输入的卫生学、细菌学说等科学知识对疾疫的发生做出新解释，极大挑战了传统的鬼神致疫说和邪气致疫说，更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疾疫理解和身体观念。一定程度折射了世界的祛魅，也反映了中国思想与信仰传统遭遇现代性挑战而发生危机。[111]朱凤林表明由于清末日式“卫生”观念、制度引入中国，广西首次设置了“卫生”职官。从近代广西卫生建设的起伏过程来看，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用心尽责的政府。[112]杜丽红以营口为中心考察了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论述了营口卫生行政的局限性。[113]而严娜认为上海公共租界80年其间不断扩张，使得卫生处从无到有，各职能部门增设、职责细化，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卫生的需求及其作为市政建设的必要性。[114]彭海雄分析了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表明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制度变迁可以凸显国家管理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的卫生治理。[115]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医疗卫生情况，温金童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反巫神运动表明，通过巫医改造既教育了群众，又挽救了巫医，对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且在无神论与有神信仰之间找到了适当平衡[116]。而宋弘认为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情况，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管理提供例证。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推行士兵日常卫生工作，一定程度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117]2019年医学史料方面的历史研究较少。其中王家龙分析整理了元代疾疫诗，在这些诗歌中，疫病的发生时间、环境、症状及治疗方法，都有所涉及，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为今天医学事业提供历史经验。[118]对清人笔记中与医学相关的史料价值，研究者尤为稀少。江略对此进行了学术尝试，他分析这些史料中在发病环境、治疗方法、药房药材，以及医患关系等方面的宝贵价值。[119]赵士第、罗冬阳在释心禅《一得集》中，总结了释心禅的医学道德理论、临床案例、治疗方案、医生生活状态等方面的经验价值。[120]徐克伟论述了19世纪初，日本翻译西方医书编订《厚生新编》，同时用《本草纲目》作为参考和评论。在中西医之间尝试进行沟通，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关于《本草纲目》的不足也有所修正。[121]总体而言，2019年社会史质量上乘的作品层出不穷，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长久以来备受诟病的社会史研究内容太过琐碎，其代表性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史如何体现对整体国家的历史镜鉴，如何反映全面的现实关怀，仍需要继续摸索。二是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怎样更好地与历史学科结合，既能开阔视野、丰富理论方法，又避免二者之间的生搬硬套，仍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三是在新的史学流派不断产生、社会史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怎样厘清社会史的内涵外延，也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2019年社会史论著繁多，无论从哪个角度收集整理，优秀作品都难免挂一漏万，加之笔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肯定良多，还望方家多多指正。[1]宋学勤，李晋珩.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03).[2]罗检秋.山重水复：2018年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和反思[J].晋阳学刊,2019(6).[3]张澜，彭志军.迈向整体史的区域史研究——关于区域史研究的一些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9(3).[4]陈爽.垒壁与交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借鉴[J].史学月刊,2019（3）.[5]方秋梅.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社会史研究的一点认识[J].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8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1）.[6]张瑜，张俊峰.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基于当前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思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03）.[7]周荣.明清佛教碑刻大数据与佛教社会史研究论纲[J].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8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刘京臣.大数据视阈中的明清进士家族研究——以CBDB、中华寻根网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9]陈必佳.再论《缙绅录》记载的准确性及其史料价值[J].清史研究,2019(04).[10]郝平,白豆.也谈灾荒史研究中的山西民间文献利用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9).[11]杨培娜.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J].历史研究，2019(03).[12]郑榕.从乡贯意识转变看明代卫所的地方化——基于闽南卫所的考察[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02).[13]黄志繁，宋瑞森.神明的“公共化”:宋明南方基层社会的演变——以赣南山区为中心[J].史林,2019(01).[14]李铭建.冲突、记录与记忆——清代广东土客械斗横冈战役的民间叙事[J].文化遗产，2019(06).[15]孙杰,徐枫.水乡平原之外的“江南”：明清方志所见浙西“山区州县”的自我认知[J].史林,2019(05).[16]陈岭.咸同之际江南政治变动与市镇权力的格局转换——以吴江盛泽镇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9(01).[17]李先明.孔庙“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1928—1932年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J].近代史研究,2019(02).[18]张丽萍,张显成.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庸”“葆”“就”及相互关系考辨——兼论“作者”的含义[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03).[19]何志文.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地方财政支出的一个考察——以敦煌出土汉、藏文支出账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02).[20]史红帅.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研究——基于档案的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03).[21]常建华.清中叶江西的土地债务与日常生活——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9(02).[22]李真真,潘晟.晚清华北乡村商业经营及相关问题——以东安县小惠庄三成号材铺盘存单为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03).[23]谢开键.“出典回佃”式交易研究——以清中后期贵州锦屏县为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01).[24]冯小红.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以1938年涉县甘泉村为中心的考察[J].近代史研究，2019(03).[25]赵世瑜.多元的标识，层累的结构——以太原晋祠及周边地区的寺庙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26]丁修真.“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J].史学集刊，2019(05).[27]周祥森.创伤经验的符号化与假设性历史的多重建构——关于华北移民社会祖根传说研究的思考[J].史学月刊，2019(12).[28]王婧.真实与建构：清代洪洞移民传说的历史叙事衍变[D].2019年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9]于秀萍，童广俊.善与报——区域社会史视野下《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传承[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03).[30]张小也.明清时期湖北麻城的帝主庙与土地纠纷[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31]胡端.江南市镇与乡村关系变迁中的教育形塑与文化权势——以清至民国上海法华地区为例[J].史林,2019(06).[32]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33]陈立长.古代城市中的儒家空间性质略论——以明中晚期开封为例[J].世界宗教文化,2019(01).[34]何一民.清代前期城市文化的重建[J].社会科学,2019(9).[35]何一民,胡中华.清代长江水系沿江城市的数量、规模及空间分布[J].史林,2019(03).[36]叶舟.艰难过渡:常州地方自治与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尝试(1909—1927)[J].史林,2019(05).[37]郭世强.底层民众与城市近代化——以民国西安人力车夫为中心的考察[J].兰州学刊,2019(02).[38]任云兰.近代天津外侨俱乐部与城市风尚[J].国际汉学,2019(03).[39]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19(03).[40]王笛.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1]王笛.城市之韵：19世纪竹枝词里的成都日常生活[J].社会科学战线,2019(5).[42]王笛.“茶博士”：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别冲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43]董莉莉.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J].民俗研究,2019(03).[44]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J].江汉论坛,2019(11).[45]何恬.蒙元时期汉人收继婚问题再研究[J].珞珈史苑,2018(00).[46]吴才茂.“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47]张永钦,陈支平.从民俗学的视野考察清代民国时期闽台地区的赎妻文书[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04).[48]侯杰，马晓驰.从日常到节日：上海“八八”父亲节活动研究（1945—1948）[J].妇女论丛，2019（01）.[49]湛晓白.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改造礼俗思想——以国民政府时期陈果夫的相关论述为中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50]李成生.新桂系时期广西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良述论[J].贵州民族研究,2019(03).[51]张文,卢渝宁.刘宰贩饥与蝗神信仰[J].史学集刊，2019(06).[52]唐春生，孙雪华.宋代巴蜀地区的巫觋信仰与崇祀祠庙[J].三峡大学学报，2019（05）.[53]刘丹.金代北镇医巫间山信仰与祭祀探析[J].渤海大学学报，2019（03）.[54]何威.明代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建构与演化[J].中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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