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云 | 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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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关系是元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中国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统一王朝，元代的族群政策、族群生态及族际关系皆不同于传统汉族王朝时代。可以说，族际关系影响到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既贯彻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决策过程，亦渗透到官方文书的话语表述中。元初开通的漕粮海运打通草原游牧社会、江南南人社会、海上穆斯林社会的联系，它绝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漕粮供应方式的转变，更是连接起大都与江南，草原与海洋，从蒙古人、诸色目人、北方汉人到南人，复杂交织的族际关系既存在于漕粮海运的行政、司法、后勤保障、军事护卫等各系统中，也贯穿于漕粮海运的开通、维系、终结等各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元代海运体制中族际关系的内涵与演变，对于探讨帝国多族群势力在政治权力间互动交流就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目前，学界已然注意到元代漕粮海运中存在的族际关系。陈高华梳理澉浦杨氏从杨发、杨枢、杨梓到杨元坦的兴衰过程，也对泉州蒲氏、沙不丁家族和朱、张家族做精到的分析，指出元代漕粮海运管理上回回人起到一定作用。日本学者植松正对漕粮海运开通、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海运南人家族等存在的族群关系进行说明。陈波考察元代南人海运家族的婚姻、仕宦等情况，亦对大德七年张瑄、朱清案后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进行分析，厘清不同阶段海运官员群体的族群构成。学者对海运体制中族际关系的研究，或是留意于某些南人海运家族的个案研究，或将其置于元代漕粮海运的宏观叙述，对于海运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及族际关系尚未充分展开系统性论述。鉴于元代漕粮海运体制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主要讨论集中在大德七年到至正十六年间，即元廷掌控海运期间，着重分析各族群在海运体制中的政治、婚姻、社会关系及文化、信仰层面的互动交流，揭示元代海运体制中族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实态及其影响。

元朝政权肇建之初，为适应帝国多族共治的政治格局，确保蒙古“国人”的特权地位，对官员选任有就着较严格的族属身份限制，如至元二年二月，元廷下令对路总管府官员选任做出制度性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皇庆元年十二月，元廷对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进行机构及人员调整，“罢省海道运粮万户一员，增副万户为四员。”其官员选任亦有一定的族属身份限制。

1.作为监临官的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为元朝政治体制中监领地方的最高长官，一般只有“国人”及其信任的色目人有资格出任。至元二十年十二月，元廷鉴于张瑄、朱清两人开通漕粮海运有功，伯颜曾联合中书平章扎散、右丞麦术丁为其奏请职名，两人的“南人”族属身份是廷争的焦点问题。朝议后授朱清中万户，由金牌换虎符，张瑄之子张文虎为千户，赐金符，由两人承担帝国漕粮海运任务，又委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忙兀歹为海运府达鲁花赤，对两人加以监管。可见，事关元帝国命脉的漕运事务，就算是为帝国宣力海上近十年的张、朱两人亦未能得到完全之信任，以忙兀歹监视两人的意图极为明显。张瑄、朱清因开通漕粮海运，权势和地位逐步提升，野心膨胀，在族群政治斗争中终至抄家籍没乃至身死的下场。朱、张两人败亡后，元廷就改任政治忠诚度高的蒙古、色目人接管海运机构。大德七年十二月，“以前孛可孙扎剌儿䚟沙的为之长，建康路达鲁花赤阿里伯之子曰忽都鲁撒剌儿次之，余万户四员，以先所委色目、汉人、南人内谨慎。”孛可孙在蒙元官职系统的职责为关支衣粮和马驼草料。扎剌儿是蒙古“五投下”的姓氏，源自其祖先剌真八都五个儿子兀鲁兀台、忙兀、扎剌儿、弘吉剌和亦乞列思的名字，由于他们协助铁木真征战创业，功劳显赫，太祖即位后就“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䚟沙的”当是“教化的”，在至元二十八年起就担任达鲁花赤。至大三年，一度混乱的海运府人事安排才逐步稳定，“交马合麻丹的提调，哈散忽都鲁做达鲁花赤。王柔、澉浦杨宣慰等做万户委付来。”马合麻丹是回回人沙不丁之弟，哈散忽都鲁从名字来看可能是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回回集团又得以全面介入帝国漕粮海运事务，而承运者则是澉浦杨氏、福山曹氏等南人滨海豪强，杭州路总管王柔则是北人。

仁宗延祐年间，回回人怯来公出任达鲁花赤，肃清政弊以减轻海运船户的负担，吏民颂绩。漕粮海运系朝廷命脉，事务繁剧，对于长官素质要求极高，时人称“漕臣之长，必天下重望，其使才足以任事，明智足以烛理，广隅足以厉俗，徳量足以服人，乃始克胜其任耳”，高昌人华善公在后至元元年，由江南浙西道肃政亷访司使转任海运府达鲁花赤，至正元年，改任大都路达鲁花赤。出身不花剌氏的买述丁“治剧而理，明恕而惠”，至正七年由中政院使转任海运府达鲁花赤，至正九年，改任江西茶运使。高昌章公“出入乎凤阁鸾台，职任乎方伯连帅”，至正年间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至正十二年，海运遭遇方国珍等海寇袭击，危难之时，时任枢密院断事官的脱因（蒙古人）转任海运府达鲁花赤，以军事才能整顿海运防护体系，努力维持漕粮海运正常运作。从现有案例来看，无论是在初通、维系或遭遇危机之时，海运府达鲁花赤非蒙古、色目人不得任。

2.海运机构正官的万户、副万户

在大德七年任命的蒙古人忽都鲁撤剌儿之后，至大元年之前，勃罗帖木儿任海运万户，后转任中书省右丞，佩三珠虎符，继续提调海运。至大元年前后，东平阳谷人赵璧因与皇室的亲密关系，任海运万户，负责为皇室供应江南香莎糯米，赴任月余即卒。至大三年阿散忽都鲁为海运万户。至大三年前，任海运万户尚有山东沂州人王君佐。至大四年整顿海运事务的背景下，“有舟且深知漕事”的澉浦人杨梓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一同出任尚有杭州路总管王柔，厚重有谋，命“其拯治，条具上陈”。仁宗延祐年间，唐兀氏黄头公从嘉兴、温台运粮千户之职，逐步升任海运副万户、万户，前后九次渡海运粮。

元中期后，海运府的万户多为北人，从履历来看，多有在地方与中央重要部门任职的经历。延祐六年，邓州南阳人智受益由岳州路总管调任海运万户，三年任满，转两浙盐运使。渔阳人于九思以蒙古必阇赤任职尚书、中书两省，至治二年由杭州路总管迁海运万户。大宁人王克敬于天历元年由湖南道廉访使调海运万户，后转中书省参议。卫辉路汲县人周仲由扬州路总管调任海运万户，于任内去世。蓟州玉田的傅公，在至正六年之前，由饶州路总管调任海运万户。滑州白马县人张德昭由河间运使调海道万户，至正九年秋，擢吏部尚书。河南修武人逯鲁曾，至正十一年时以海道都漕运万户督运海运。李世安，燕山人，在至正十二年时，任海运万户，因海寇袭扰，建议暂停本年夏运，朝廷从之。刘贞，山东益都人，累官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嘉兴路总管，张士诚攻陷平江路后，时任海运万户的刘贞“匿银章，赴告行省”，行省遂令迁海运府官署于庆元，任浙东廉访使，后流落福建建宁、延平等地，卒于闽县。

海运副万户的族属分布相对多元。武宗即位后，为稳定漕粮海运，重新启用南人回归海运体制中任职。常熟福山人曹南金重新出任海运副万户，与阿散忽都鲁万户共同管理海运事务。不过作为政治根基低下南人，曹南金很快受到打压，被迫离职，居家赋闲，直到至治二年，有旨以平江等处海运香糯所千户职衔，督运至京师。湖州长兴人费㮤，宋末权提举上海市舶，入元后，任管军总管兼镇守上海总管府事，后迁管领海船万户，遥授浙东宣慰使。其子费拱辰为元廷宣力海上，海运兴起时任平江等处运粮万户。拱辰之子费雄以荫授海盐等处海运千户，四迁至海运副万户。为朱、张旧部的徐兴祖，泰定三年以海运副万户身份督运赴北，积劳成疾，卒于京师。天历二年，色目人八十公任副万户，曾于海上遇风涛，求祷于天妃而获救。至顺三年，出自蒙古阿鲁威部的咬童由江淮财赋都府同知改任海道都漕运副万户。誉为“国家族属之贤”的蒙古人“燕只哥”，官至海运副万户，吏民颂绩。衢州人郑用和在至正三年，由韶州路总管府改授海道漕运副万户。从副万户的族属分布来看，在北人已多出任海运万户的情况下，副职多由蒙古、色目、南人担任。

3.海运府下属的千户、副千户

在海运初通之时，海运千户大多为张瑄、朱清的旧部，两人被诛杀后，朝廷随即展开对其僚属党羽的政治清算，两人旧部多被罢免。然鉴于海上航运的高度专业性、危险性，元廷也不可能彻底将南人排挤出海运体制，故千户所官员选任则注重南、北人互用。如河北人卢廷信，在至大二年至延祐年间，由江浙行省掾调任为温台海运千户。皇庆元年前后，京兆蓝田人范忠由湖州路推官选任为庆绍等处海运千户。保定武遂人朱彦文，至元二年升任为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张光祖，晋宁路霍邑县人，由京畿庆丰仓调任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在官五年，四次涉海运粮至京师，后转杭州路海宁州知州。栾克敬，胶州人，其父栾彬曾任密州知州，至正年间曾任温台海运千户，多次涉海运粮。

南人担任海运千户多由世袭荫叙。至大年间作为朱、张旧部的费雄重新回归海运系统，任千户之职。海运万户杨梓之子杨枢早在大德八年任海运副万户，后因瘴毒、丁母忧，居家十八年，泰定四年，杨梓去年后，被重起用为常熟江阴等处海运副千户，在天历二年后升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不久卒。长江口的太仓州为元漕粮海运起锚地，聚居着南人海运家族。叶良辅，世居崇明，官至松江等处运粮千户，岁押纲运赴北。朱、张旧部的崇明人杨茂春曾任松江嘉定所副千户，至治二年致仕。徐起贤，兴祖子，泰定三年后袭其父职，任松江嘉定所海运千户。刘居仁，其父刘必显为朱、张旧部，曾任海运副万户，居仁以父荫后袭庆绍所海运千户，至正年间在职。叶世坚为叶良辅之子，材质兼茂，子承父业，至正元年袭任松江嘉定所海运千户。朱子铨，字可章，其祖父朱明达，后袭任温台等处海运千户。

与正职千户相似，副千户亦是讲究南、北人参用。徽州人陈大年，延祐三年，任常熟等处海运副千户，后迁昆山崇明等处海运副千户。褚不华，隰州石楼人，泰定初补中瑞司译史，授海道副千户，转嘉兴路治中。吴汉杰，嘉兴人，其父吴森在宋末任职于水军，后投于范文虎部，任管军千户，后隐退。泰定二年，吴汉杰时任温台等处海运副千户。周贞，河北保定人，壮游京师，学国语，数月尽能之，擢翰林院译掾，后任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副千户，在官四年，迁东胜州知州。曹珪，海虞人，海运副万户曹南金之侄孙，以荫叙袭海道香糯所千户，佩金符，在官二十年，部饷航海者凡八上，至正十五年，以漕事进京，适罹兵乱，遇冦北通州，不屈而死。整体来看，北人任海运千户为流官，根据资历才干升任迁转至其它部门任职，仕途相对多元。而南人海运千户、副千户多世袭荫叙，长期任职，鲜有外调。

4.海运机构幕僚官

海运府正官多为蒙古、色目人，因语言、文化等障碍，难以胜任繁剧的案牍文书工作，故幕僚官则多由北人或南人担任。机构幕僚官包括经历、知事、照磨等职，其任命、迁转有吏部考核，在海运府中的地位亦不低。“此吏部选其幕宾僚，不减选于其府长贰也，幕之长于经历，次曰知事、照磨，又夹辅幕元寮者也。三人者，各职其所当为，以相其府。”经历是海运府的幕僚长，属从七品，知事为经历的副职，协助幕僚长处理案牍文书事务，从八品，照磨初名为提控案牍，由行省授官，后兼照磨承发架阁，为首领官之末，负责文书分拣、判断、初署等工作，从九品。松江人祝峋，字秀岩，大德间为海运府经历，后升任平江路总管，与一时名俊赵孟頫、朱德润多有交往，卒于官，子孙遂家吴中，然祝峋之后子孙皆未出仕，可能是朱、张案发后被元廷弃用。苏州人浦椿在元初以“知漕事”荐于朝，历任照磨、知事、经历，皇庆元年调任黄州录事府判官。诸暨人王艮，约在元统年间由两浙盐运司经历转任海道万户府经历，革除海运弊政，卓有政声。金华人王肖翁是宋孝宗时宰相王淮之玄孙，泰定四年，由江西行中书省掾史转海运府知事，任满三年，转嘉兴录事。金陵人孙震在至正八年重修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经历司时，任职经历，此前在江南行御史台、江浙行省等任首领官，其时，金台人邓绘任知事，洛阳人卫权任照磨。余杭人徐泰亨在元中期时，在平阳州提控案牍任上丁忧离职，服除，转任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提控案牍，对海运弊政多有进言。杭州人杨载在元初由户部尚书贾国英荐举，任翰林编修官，后转任海运府府照磨兼提控案牍，后于仁宗延祐二年中进士。从现有案例来看，海运幕僚官多为南人，亦有少量北人。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及利益诉求的各族群官员同在海运体制中为官，如何协调共事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与技巧。海运体制的特点就是族群力量的分化与制衡，基层海运船户、水手由南人海运官员统辖，负责日常管理，而南人海运官又得听命于受到朝廷任命的蒙古、色目及北人官员，接受其领导，二元的管理体制使得各族官员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大德七年，朱、张氏被诛杀，家产籍没，极大震撼南人海运集团，海运事务一顿混乱。其后，朝廷与江浙行省整顿海运事务，至大四年，朝廷向南人海运群体作出一定的妥协，允许朱张旧运粮头目重新回归海运体制：“（至大）四年，中书奏，委行省张闾平章，高参政昉提调，与本府官，并朱张旧运粮头目讲究远规。”该年朝廷就批准江浙行省上奏的海运整顿方案，南人海运万户、千户官经朝廷批准可以在家族内承袭，且同意增加漕运脚价银，改善南人海运船户的待遇。“乞以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顾直，庶有成效。”元廷允许南人海运官在一定条件下世袭职役，藉此稳定海运体制。

南人海运集团得以回归的筹码就是掌控东南沿海数量庞大的水手、艄公等海船户，数量达数十万人，这些人大多原是宋末啸聚东南海滨与岛屿的海寇，惯于风涛航行，彪悍难驯，“盖傍海之民，习俗惟忮难制，岛扰少不直之则锥，重法不能第，况有征而扰之耶。”至大年间整顿海运案中，朝廷颁布圣旨要求保护南人海运船户的利益，“从今以后，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官人每，运粮的时分，诸衙门官吏等，不拣是谁，他每的勾当其间休入去者，休沮坏者。船户、水手每根底，里正、主首、杂泛差役，休交当者。他每的船只里，除官粮外，木植、铜钱诸杂物件，休交装载者。官人每将梯已物件，使气力，休交载运者。”要求禁止各衙门差发运粮的船户以里正、主首等杂泛差役，禁止各官员以权谋私，强迫船户装载私物牟利等。

元廷允许南人在海运体制中世袭职役，在江南形成血缘与利益盘根错节的滨海海运豪族，学者已多有论及。而南人海运官却藉由政治特权与胥吏勾结，欺压船户、水手，克扣朝廷下发的脚价银，导致底层船户生活贫困。“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海运官员还联合船户、水手、艄公等，谎称遭风，盗卖官粮，以次充好的情事。有些海运官还凭借权势，欺压贫苦船户，海途有远近之分，一些贪婪官员收受贿赂，致使漕运船户所承担劳役苦乐不均，政以贿成。“或将贫远小户，拨于上江，重难远处，路分船多，附近上户拨于浙西，便易去处支装，情弊多端，伦序颠错，致使贫乏远小户计，多受其害。”而海运港口地处偏远峡湾、海岛，机构相对独立，地方州县的行政、司法、监察等难以管辖。

受朝命而来的蒙古、色目或北人官员为确保漕粮海运稳定运行，及时、足额完成运粮任务，反倒多有革新海运弊、政体恤民情之举。唐兀人黄头公禀告朝廷，预支脚价银于贫苦船户修理船只，以备出海急需，还为庆元、温台等地船户争取合理的脚价银，改善船户的生活条件。高昌人和尚公担任海运府达鲁花赤，针对脚价银发放“奸民射利，伪滥百端”的情形，要求“有司躬为检阅，船户受顾募之实。”边佐担任海运万户期间，着力解决胥吏操控使得船户苦乐不均的问题，改用抓阄分配的办法予以解决，“仍令探筹自取，而吏不容其奸”。蒙古人咬童任海运副万户时朝廷命令运粟菽八万石至辽东，船户争相承揽，争执不下之际，“公闻即取姓名，悉附于籍，立阄使自拈之，众乃帖息。”与利益盘根错节的南人官员相比，任满即迁的外地官员在江南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较能做到秉公执法。

对于来到江南海滨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来说，最难处置的是当地复杂交织的社会关系网。因僚属、同乡、同年、师生、姻亲等各种社会关系攀援勾连，固结称成难以打破的利益联盟，以致政事惟艰。至正七年，西夏人买术丁担任达鲁花赤时，“以诸千户所吏胥岁久为弊，悉更调之，下至皂隶亦然，余宂员，皆汰去”，撤换吏胥得到漕民的拥戴。高昌和尚公担任海运府达鲁花赤时，僚属胥吏“往往辟诸司、县，然多以赂进”，甚至是府中的佣书、佐吏，与夫、舆皂、卒伍等，也是“父子兄弟根株蟠结，蚕食漕民”。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地处平江路，当地人凭借地缘便利多攀援求进，“吴人侥幸求进者，贿属上下，预籍姓名更牍中。”华善公到任后力图革新吏治，打破利益关系网，将原有的胥吏悉数斥退，宣布“非苟漕府所当设，而冒焉趋入者，悉捕之。”同时高昌公亲自从外地郡县考核选拔儒吏，“诸郡必其人有儒之实而后取之……召郡博士试而用之。”通过此番整顿，达到“漕府为之一清”的治理效果，清理措施导致与府中的“权贵人”不睦，其“望而逡巡，卒引去”，反映出不同官员在具体行政事务和治理理念间的冲突。

漕粮海运体制中的蒙古、色目、北人与南人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分工，因族群身份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政治权力，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歧视，加之语言与文化差异，社会隔阂较深。

1.海运官员的族际居住

由于回避本籍，任满迁转的人事制度，外地官员需要安顿在官邸，由当地负责饮食起居。礼部郎中赵璧升任平江等处都运万户，然赴任月余即卒于官所。府衙原为朱、张氏的故居，两人败亡后，被元廷籍没，地点在平江府城内闻德坊，各千户所在万户府后乔司空巷。至正四年，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督察海运事务，为保证督察的公平公正，特意拒绝当地的饮食供应，“至吴，有司馆谷一皆弗受，及抵昆山次舍……却之弗顾，所属化之，悉从简约。”官衙的壮丽与舒适关乎官员的体面与切身利益，故外来官员多有发起维修之举。至正七年，西夏人买术丁为海运府达鲁花赤，见到“府治痹陋，土木弗之，无以副朝廷设司授职之重。”捐出俸金，倡议重修，次年九月完工，“始获彻弊而新，规制视昔益宏而壮。”整修一新的府衙改善全体海运官员的办公、住宿条件，得到各族群官员的配合支持，“各出俸金”，除发起者买术丁外，还有万户衢州人郑用和、河南浚仪人定僧，经历孙震，知事邓绘，照磨卫权，董役者包括千户杨元正，府吏汤文修，冯谦，章复。买术丁离任之际，当地官员刻德政碑以荣之，“旧治在吴郡文德坊，庳陋阸僻……台宇宏敞，足以耸观听而宣恩威，漕人伟之。”次年，买术丁又重修漕府“弊不可支”的经历司署，改善幕僚官员的办公、住宿条件，各族群官员共同出席新的经历府竣工仪式，“府长贰将其幕宾寮，各正位卜亭，相与举酒，落其成。”

外地官员任满迁转，短暂任职于海运府，时常还需出差督察海运情况，一般并不将家安置在此地。如曾任海运万户的唐兀人黄头公籍贯为濮州甄城县，离家千里，长期宦游于南方淮、越、闽诸地，后长年任职于海运府，然其去世后，选择归葬埋骨于家乡甄城县李康保柳行村族人墓地，子孙亦多居甄城。与外地官员居于平江路城内不同，世袭海运的南人大多聚居于滨海漕运起发地太仓等地。如朱清家族在太仓有居所、花园等，宅院位于太仓州内武陵桥北，其子朱显祖侵占城内河道盐铁塘建宅，万户李八撒儿为建鼓楼。朱清被杀于京师，家产同样被籍没，鼓楼被毁。武宗至大三年，有中书省奏雪其冤，发还所籍宅一区，田百顷，子孙亦放还太仓守墓。追随张瑄、朱清等人迁居太仓，属下如徐兴祖、杨茂春、叶良辅、黄成等均迁居太仓，漕民聚居于太仓及附属浏家港等地，从落后封闭的滨海小港一跃成为繁华之区。“盖自元氏海运以来，太仓最为富庶，税家漕户，各以豪多相高，习染成俗”。外地官员居平江府城内官衙中，春夏海运发运时，外出检查仓库、钱粮、司法审判等事务，而南人海运官多居太仓，为公事则至府城商议，退居赋闲亦回归家乡居住，由于外地官员多不久任，与南人官员居住相隔较远，各族群官员的社会交往难说密切。

2.各族群官员间的婚姻关系

各族群官员在海运体制中的政治地位悬殊，壁垒森严，亦影响族际婚姻关系的连通。由于蒙古、色目官员、北人官员，多为流职，三年迁转，与南人家族难以形成密切的联系，加之政治纷争不断，和睦相处都困难，更难结两姓之好。如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的霍州人张光祖，原配程氏是河东山西道都元帅授急战之孙女，后因病去世，继娶狄氏是平江路总管之女，均为北人。至治二年（1322）担任海道都漕运万户的于九思，长女嫁于粘合泰安，次女适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宜孙，均为色目人。色目海运官员亦有同南人通婚的个案，西域康里人火鲁忽达为武宗朝时尚书省右丞保八之子，保八在仁宗即位后，同前朝旧臣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王羆等一并被诛杀。火鲁忽达幼时避乱于江南，安贫好学，因家道中落，为上海青浦小镇曹氏之女婿，后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举家迁归大都，由于从学于江南，教育水平颇高，中元统三年大都乡试，由父荫授晋宁路治中，长兴州达鲁花赤，历官海运万户、浙东元帅等职。从火鲁忽达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来看，他的婚姻是比较特殊的。

蒙古、色目、北方官员来到江南海滨任职，不可避免与南人官员接触，虽有矛盾与冲突，也有文化及精神信仰的交流和融合。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来的海运官员，他们在“天下之至险”的浩渺海洋上从事漕粮海运，难以避免遇到海上风暴，往往感到无助而恐惧，在人事已尽的情况下，就需要求助于海洋神灵的帮助。

1.多族互动中的天妃信仰

在海上恶劣环境中押运漕粮，直接影响海运官员的身体状况与精神面貌。为确保漕粮海运的绝对安全，元廷要求漕运官亲自押运，“亲履波涛险艰，与载夫同舟楫。”对于蒙古、色目、北人来说，海上运粮实在是巨大挑战。至顺三年，蒙古人咬童从江淮财赋都府同知，改任海道都漕运副万户，在任期间革新海运弊政，“省台官以公廉能实绩文章荐之于朝”，然他“以涉海忧怖成疾”，入京不久即卒，年仅三十九岁。对于外地官员来说，不仅需要适应江南海滨的潮湿气候，更需要克服海上航行带来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对于定居于沿海的南人海运官员来说，押运漕粮也难言轻松，长期海上生活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澉浦杨枢因海上感染瘴毒，归乡养疾七年寒暑，泰定四年，重新起用为常熟江阴等处海运副千户，天历二年，运粮至京师，疾病发作，就医杭州之私第，至顺二年卒，年仅四十九岁。叶良辅于至元二十八年起，担任海运百户，大德四年升任千户，每岁押运漕粮赴大都，至大三年遽罹末疾，终于家，年仅四十岁。一些海运官员带病押运，甚至亡故他乡。徐兴祖自海运兴起后为元廷宣力海上，“岁涉风涛，不惮劳苦”，泰定三年，督运赴北，卒于京师。

元初开通的漕粮海运是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海洋事业，为克服对海洋航行的恐惧，来自草原的蒙古人积极吸收汉地神道设教的传统，寻求神灵世界的帮助。“以数百万斛委之惊涛骇浪，冥雾飓风，帆樯失利，舟人隳守，危在瞬息，匪赖明神有祷。”鉴于漕粮海运对于元帝国的重要意义，天妃祭祀不仅列入国家祀典，还与一般神灵由地方官员主持祭祀不同，天妃得到元朝皇帝遣臣祭祀的待遇，最主要的祭祀活动有每年春夏漕运开始前的遣使致祭以及为答谢漕运顺利而派官遍祭沿途各庙之祭祀。如天历二年敕命翰林直学士本雅实理、艺文监太监宋本前往沿海地区赍香遍祭天妃，“有神曰天妃，庙食海上，舟师委输，吏必祷焉，有奇应，将祀事有弗虔者欤，宜往祠。”皇帝遣使致祭天妃祭祀是江南海滨极为隆重的场合，意图展现出皇帝受命于神灵的政治理念。

在平江路海运府天妃庙祭祀时，各级官员出席参与致祭。“九月八日昧爽，率漕运臣萨迪密实等行礼竣事，僚佐请遵故常，石刻祝辞及与祭诸臣姓名祠下。”海运官员按照礼制行礼，而且刻石于天妃庙中纪念。至正十三年，皇帝遣周伯琦至苏州天妃庙祭祀时，当地军政长官多数出席：有“浙西肃政使者臣李帖木儿不华，都水庸田使臣文书讷，海道漕府都万户臣脱因，副万户臣赛甫丁，平江郡监臣六十，郡守臣高履等率漕府经历臣刘拜住，知事臣卞思义，照磨臣廉塔不台，暨庶司宾佐僚属陪位，齐朗序列，罔有弗虔”。与祭官员就有蒙古、西夏、回回、北方大名人，江南山阴人等，凸显帝国多族共治的政治特色。

与宋代的天妃祭祀场面明显不同，元代主持天妃祀典的最高长官是蒙古人，成为初献官、主祭官，其他族群官员配合辅祭。尽管主祭官员变成蒙古人，然祭祀礼制仍尊本地传统，郑元祐在其《重建天妃宫碑》中描写了在刘家港的天妃宫前举行的隆重的祭祀活动：

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酹甕斛，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泠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鏦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

从这则记述中，可知当时的祭祀仪式：首先是“刑马椎牛，致大享礼”。又将“饩腯牲肥，醇酹甕斛”，按祭祀规则一—陈列置放。祭祀开始是丝竹乐奏，同时钟磬伴和，根据不同祭祀次序演奏不同曲目，之后，祭祀众臣，致行大礼，虔诚膜拜。仪式结束后。泊于港口的漕船上，则“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鼓鏦金”。这之后，漕运粮船启锚开航。主祭官员和随众，目送粮船出港远去。参与祭官包括当地军政各大长官，包括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僚佐，身穿隆重祭服，献上少牢祀，演奏雅乐，似同神灵降临，次序井然。蒙古、色目、北人官员按照传统的祭祀典仪虔诚向天妃祈祷，祈求海道平安，使得滨海民众感受到帝国族群和谐的政治秩序。

无论是外地官员，还是南人官员，运粮于凶险的海洋之上，都需要祈求天妃海神的护佑，故各族官员均积极支持修建天妃庙表达崇敬之情，以期获得神灵的眷顾。皇庆元年，庆绍海运千户所达鲁花赤纳臣图谋重修天妃庙，海运千户范忠、漕户倪天泽等捐资复建后殿廊庑、斋宿所、造祭器。太仓州的刘家港是元代海运的主要港口，当地天妃庙规模颇为壮丽宏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路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路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而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图噜受命管理海运，祭祀天妃时看到宫庙颓压，不合礼制，修建宫庙提上议事日程，漕府以购地建庙经费短缺为告，常熟千户所海运官刘文明以累受天妃庇护，愿出己资资助建庙，第二年落成，“殿寝言言，门庑崇崇，梁拱森齐，丹雘朗润，凡兹视旧加。”尽管各族群官员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但毕竟同在海上运粮，都渴望天妃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

文化背景相异的各族官员尽管存在政治矛盾、社会隔阂，然毕竟同处于江南海滨，共事在帝国漕粮海运体制之中，亦有活跃的文化互动。如北人、南人官员为求政治境遇的改善，多主动学习蒙古“国语”，刻意效仿其服装、装扮等以求仕进。如张瑄之子张文虎自小随父为元廷宣力海上，至元二十一年，督运漕粮至京师，由丞相引见得以觐见天颜，忽必烈见其外貌不同于南人，像蒙古国人模样，去帽抚颅，称其“真我国臣”。概张文虎意图模仿蒙古人的外貌以亲近天子。朱清养子朱日新未冠即就效力海上漕运，三授海运千户。后入宫担任舍里八赤，或称舍儿八赤，是宫廷怯薛的职事人员，司责为皇帝制作甜酸味的果汁饮料，为天子近臣。朱日新因海运功劳，还特赐予全副只孙。只孙或称质孙，是元宫廷参加燕飨之礼服，“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朱日新得皇帝赐只孙服，展示于乡里社会，并作为家族的荣耀，隆重记载在元代当地方志中。福山曹南金之子曹文华担任平江路昆山州税课大使，文华之次子取名“也仙”，入仕担任里哈温必阇赤。里哈温或称为亦里哈温，属怯薛系统的职员，任务是在给怯薛人员分发钞定、怯薛服、马匹草料等物时辨别区分真假怯薛。必阇赤为蒙古怯薛系统中负责文书事务官，亦有翻译之责。曹也仙能够担任里哈温必阇赤既说明元廷对福山曹氏的褒奖与信任，也说明曹也仙具备相当的“国语”水平，他后官至宣政院崇教所知事，跻身一般南人根本无法企及的政权核心部门。在多族共治的政治环境中，积极学习“国语”显然有利于在海运体制中任职。衢州人郑用和在调任海运副万户前，一度曾为徽猷院蒙古必阇赤，可见其蒙古语及文字能力之高。担任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的朱彦文，蒙古名为额森巴哈，以膳珍司克埒穆尔齐入仕。克埒穆尔齐又称怯里马赤，即口译的通事。河北保定人周贞，游历京城，用数月时间学习“国语”，后升为翰林院译掾，调任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副千户。

南人海运官在多族共处的海运体制中，常有机会有外来族群接触，受到其文化的影响。澉浦杨梓亦以“善音律”著称，创作有《豫让香炭》《霍光鬼谏》《敬德不服老》等杂剧，与长年寓居杭州的畏兀儿散曲家贯云石交好，杨梓杂剧深受贯云石的影响，“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髙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杨梓之长子杨楧、字国材，次子杨枢，与北方戏曲家鲜于枢之子鲜于必仁交好，鲜于家与西域音乐亦有渊源，家学也是“乐府擅场”，澉浦杨氏父子两代人与畏兀儿音乐家交好，“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南人海运官学习的乐府歌曲受到当朝权贵的赞赏，海运千户宋祐之子宋尹文，“幼知向学，去海道故习”，从大儒许衡学，善操琴，大德年间，向世祖之女鲁国大长公主献名曲“胡笳十八拍”，称赞其“其音凄婉有放，妻离子之悲，何其感人之深也。”反映出宋尹文对北方乐府的精熟。

文化的交流是互相的，外地官员来到帝国的江南海滨，不免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一些北方汉人官僚与当地南人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相对容易。汴梁人于九思就任海运官期间，缉捕海盗，祭祀天妃、厘清海运钱粮发放规章，其后沾染瘴疾，于杭州私宅修养，广泛交往南人人士，“日与寓公、遗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间，以觞咏相娱乐。”他去世之后，其子于溱敦请江南名儒黄溍为父撰写行状，“勒铭乐石，愿有述，以备考择”。久居江南的色目官员亦受到当地文化影响，研习儒学、文学、艺术等。海运府达鲁花赤高昌章公“尤勤于问学，凡圣贤之所垂训，百家之所论载，既委己以讲求之”，在公务之暇，将其“藏修遊息”之地命名为极具文化气息的“懒斋”，并请江南名儒郑元祐书写《懒斋记》以纪事。

综上所述，从元帝国的角度来说，经历大德七年清算朱清、张瑄案中剧烈的族群冲突后，吸收以往过于倚重南人海运集团的教训，意识到族群制衡的重要性，建立以蒙古人为监督，色目、北人、南人互相参用的海运体制。就其制度设计而言，意图利用南人进行漕粮海运的同时，对各族群势力进行分化与互相制衡，以维持漕粮海运的稳定运行。元代漕粮海运虽弊端丛生，多遭批评，然却为元人视作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处于海运起发地的四明人程端学就宣称：“我朝疆宇极天所覆，地大人众，仰东南之粟以给京师，视汉、唐、宋为尤重，神谋睿算，肇创海运，较循贡赋古道，功相万也。”元代海运之所以能运行数十年，运粮达到三百万石之巨，供应着军事帝国的庞大开支，维系草原内陆的向心力，族群协作的政治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元代海运体制中存在严重的待遇不公和族群藩篱，高级官吏大多为蒙古、色目、北人多垄断，付出血泪乃至生命代价的南人却多沉居下僚，缺乏政治话语权，政治与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元帝国对海运漕粮需求是无穷的，江南民众的承担能力是有限的，毫无节制的海运劳役征发，钱钞贬值导致脚价银不敷成本，海运船户纷纷破产，逃亡海上从事非法走私贸易、私盐贩卖的海盗，使漕粮海运体制在元末终至崩溃。而梳理元帝国漕粮海运中的族际关系，可谓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活跃的文化交流兼具并存，亦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思考元明之际族群关系剧变与中国海洋时代转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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