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早期多为纪实性作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无论是人员、机构、资料或出版物都有很大进展。《中国季刊》至今仍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刊物。英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近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至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人物、华工、香港史、中国科技文化史等方面。
【英文摘要】In its early stages (prior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England existedmainly in the form of records of actual events. After theSecond World War, the study entered a different stage ofdevelopment-via the involvement of persons and institutions,and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s and other literature. “TheChina Quarterly” is one su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English scholars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he study of the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OpiumWar to 1911,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from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hina’sLiberation in 1949,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bor movement,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China’s scientific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istory.
【关 键 词】英国/中国革命史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England/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new and olddemocratic revolution
【原文出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34～42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
——英国部分
【英文标题】Historical Observation on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Series on England）
【文章日期】1997—03—14
【 作 者】梁怡
【作者简介】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3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BUU,Beijing 100083
【 正 文】
［分类号］ D609.9
1 研究的历史回顾和考察综述
1.1 早期阶段（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重视了解中国并实地考察可远溯至1793年马戛尔尼特使使华。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随行的外交官斯当东于1796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著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是英国第一部有关中国的大部头著作。自鸦片战争始，一些曾经来华的英国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把他们的观感撰写成纪实性作品，其中一部分人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在这一阶段，英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状况和成果有两个特点：其一，随着英国在华侵略的深入程度以及英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变化而忽强忽弱，所撰著述也以纪实性作品为主。特别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在华利益角逐的激化，英国加强了对中国内政、外交、贸易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伦敦大学开办了东方学院，1938年改称东方与非洲学院。到30年代，几部有份量的、资料性较强的著作相继问世，有约瑟夫的《列强在华外交（1894～1900）》，季南的《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等。在这一百年间，英国的研究队伍大于美国，专门从事近代中国研究的人员有176位。其二， 论著的作者一般是侵华活动的参与者，或目睹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写作时有些人又参考了官方的档案资料，因此，这些论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著作往往为殖民侵略辩护或歪曲史实。
1.2 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主宰世界，英国相对落后了，历史研究方面也有反映， 突出表现在研究队伍的日渐缩小。 据统计1940～1941年在英各大学读汉语的学生仅26人〔1〕， 这种状况在战后变化也并不大。直到80年代末，全部中国史研究人员还不超过50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就更少了。从整体上看，英国作为研究中国问题最早的国家之一，其研究状况和研究队伍已与美、俄、日拉大了距离。但此阶段，英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仍有一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英国政府对战时问题进行反省，认识到由于战争期间对亚洲各国的文化、历史缺乏应有的了解（包括中国），使处理对外政策时遇到许多困难，便采纳了斯卡布勒报告（1946年）和海特报告（1961年）的意见，加强了对各大学东方问题研究机构资金和师资的投入。由此，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围从中国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边疆史、中英关系、中外关系及华侨史研究等诸多领域，中共党史的研究也由此起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史学家们的研究热点逐渐向当代问题集中。
1.2.1 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学会
1）学院。 名列前茅的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现代研究所。它成立于1986年，是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的中心之一，1949年以来的中共党史是其研究的重点。位居其后的利兹大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19世纪到当代的中国史和蒙古史。特别是已故的拉铁摩尔教授为首进行的中俄、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一度成绩显著。1963年该校又成立了中国研究部和中国研究联合中心，并开设四年制的中国研究课程。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政治系设有“中国政府”课。中国近代史是牛津大学主要研究的领域之一，1966年曾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以加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之用。达勒姆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以研究中国文明和现代中国问题为主。爱丁堡大学、苏塞克大学、伯明翰大学也都设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所。
2）学会。英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有些是由学会进行的。 这些学会有皇家亚洲学会、英国中国学研究会、英国东方联合会、中国学会等。英国学术院作为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机构，曾资助过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出版。
1.2.2 资料的搜集整理情况
在众多的学院和研究机构中，东印度公司1801年在伦敦建立的图书馆是较早保存中国资料的地方，其中包括马礼逊从中国带回的大批书籍。不列颠博物馆、东方书籍抄本部也藏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从中国劫走的各种珍本，其中以太平天国史料的收藏为最多。近年来，在英国学术院倡导资助下，英国国家档案局整理了大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出版了《英国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机密文书（1840～1914）》等文件。《英国蓝皮书》也有一批档案已被整理出版。1982年利兹大学的霍克教授主编了《剑桥中国百科全书》，共1860个条目，其中历史部分占1／3。此外，应提到的是有关鸦片战争前的一套资料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记事（1635 ～1834）》。这套资料共五卷（1926～1927年陆续出版），全部根据该公司的档案整理，是研究鸦片战争起因的重要背景资料。目前，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料汇编出版情况尚不够理想，研究者多需去伦敦的国家档案馆索寻。
1.2.3 刊物的出版情况
剑桥大学出版的《近代亚洲研究》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terly）是较突出的两个刊物。其中《中国季刊》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刊物，也是欧美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主要刊物， 1960 年创刊时曾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份刊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期刊。编辑部聘请了英国和各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第一任主编马若德与费正清合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第三任主编D ·威尔逊著有《四分之一人类的长征》一书。第四任主编B·G·霍克是《剑桥中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第六任主编沈大伟也是国际知名学者，著有《美帝：中国心目中的帝国（1872～1900）》和《邓小平回顾》等书。该刊曾出过台湾问题、中国工业、中国军事、毛泽东哲学著作、中共在东南亚等专刊；发表过论述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公社、长征、遵义会议、陕甘宁边区等专题论文；有时整期译载中共文件。60年代，多有攻击中国的文章。70年代态度转变，刊登了若干客观记述中国情况的文章。此外，现代中国研究所的另一份刊物《现代中国研究国际通讯》年刊，利兹大学的《太平洋季刊》，伦敦大学的《东方非洲研究学院通报》，也都是刊登中国革命史研究论著或有关信息的主要期刊。
2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专题研究
2.1 辛亥革命前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纪实性和论著两大类。
2.1.1 纪实性的著作
这类著作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游记、报导、来华观感等。这类著作主要有：
奥奇朗尼的《中国战争：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条约〉订立止的英军历史战役记述》。作者曾参与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这本书是根据官方资料整理写成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德庇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他在《从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一书中，记述了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的经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呤利1859年来华，次年参加了太平军。他称赞太平天国革命是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事业，谴责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罪行。1864年回国后，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两卷本，是关于太平军习俗和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期的另外两本著作，威尔逊的《“常胜军”：在戈登将军领导下镇压太平叛军的历史》（1868年）和布尔杰的《戈登生平》（1896年），虽在西方备受赞誉，却有极强的殖民主义观点。关于太平天国的专著还有密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作者是英国领事，1852年随英使文翰赴天京访问。布赖恩的著作《太平军起义》于1862年问世。
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陆军中校吴士礼在1861年出版了他的著作《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1860年爱丁堡出版了两卷本《1857，1858，1859各年额尔金出使中国及日本纪实》，作者是俄理范，当年任英军随军记者、额尔金的私人秘书，这两部书有很强的资料性。此外，曾任记者的柯克写有《中国：〈泰晤士报〉中国特别通讯（1857～1859）》，记述了当年《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报导情况。
寇松曾任职英国驻印度总督，1894年著《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一书，提出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应承担“拯救”中国的责任的殖民主义观点。1898年，贝思福勋爵应英国商务协会的要求访问中国，次年出版了《中国的瓜分》一书，疯狂叫嚷中国即将被瓜分，成为与寇松相呼应、轰动一时的书。这两本书突出反映了甲午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英国蓝皮书》是值得重视的文献资料集，其中有16册反映义和团运动的资料，包括清政府的上谕、照会、官吏的奏折、告示以及义和团的揭贴、乩语等中方档案，也有大量英国驻华外交官、海陆军将领给英政府的报告等第一手资料。这些报告较详细地反映了各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及其矛盾与争夺，以及清政府与各列强的关系。1901年，索瓦格—兰德出版了反映义和团运动的两卷本著作《中国与联军》，对义和团的组织状况、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都有记述。
庄士敦是1919～1924年期间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他写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溥仪在宫中、张勋复辟和在天津租界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和生活情况。
2.1.2 论著
出于侵略的需要，英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研究相当重视，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季南的《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杨国伦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和科斯廷的《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这些书都是引用了相当丰富的官方史料的外交史著作。季南的著作参考了英国外交部1800～1885年间的对华外交公文及其他档案、期刊、著作近200种， 揭示了英国对腐败的清政府实行又压又拉以保全自己在华优越权益和地位的卑劣外交策略，以及英国与各侵华国家间争夺在华利益、尔虞我诈的复杂的多边外交关系。此外，还有分析中国的海军、陆军、政体、英国在华投资等章节，也有对奕ｘīｎ＠①、李鸿章、曾纪泽等洋务派的分析评价，是一本受到广泛重视的专著。书中有些史料，还可以与中国的史书互为参照补充。杨国伦的书大量引用了英国外交部、殖民部、海军部、陆军部、内阁及英国驻华领事馆的档案，也引用了索尔兹伯里、张伯伦、兰斯多思等的许多私人文书和英国议会的文书，查阅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文献，分析了自甲午战争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迫于国际形势及英国与各国在华利益间的矛盾和争夺而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于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的历史过程。其中反映出英国从独自打开中国大门到成为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的衰变过程。书后附有大量的官方资料目录和参考书目。[1]
此外，韦利利用大量中文资料，特别是林则徐日记、自传等写了《中国人心中的鸦片战争》一书。这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研究的成果。诺利斯利用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克灵顿将军的日记，写了《1860年对华战争纪略》。密斯和拉姆比合著了《第二次对华战争1856～1860》一书，引用的是英国官方文件。艾历维在《黑旗军在越南，中国干涉的经过》一书中，着重分析了黑旗军在越南抗战的原因。 A·L·罗森鲍姆著有《满洲的桥头堡：1897～1902 年英俄抗衡与京奉铁路》，书中分析了这四年间英俄双方争夺京奉路和英方失利的原因。
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的狂潮对英国传统的在华利益产生了冲击，促使英国加强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研究范围由政治方面扩展到中英贸易和国际关系。除前面提到的几部外交史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还有萨金特的《英中商业和外交（以19世纪为主）》。该书引用了蓝皮书、英国议会文书和领事报告、海关报告等丰富的材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把持了半个世纪，任海关总税务司时间最长的是英国人赫德。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书中大量利用中国海关档案和赫德的私人信札，详细记录了赫德控制、管理中国海关的情况，以及此间他参与中国政治活动的情况，反映出英国侵略者是如何通过经济领域干涉中国政治的。如书中有关于赫德参与中法战争和谈判经过的详细叙述。美国人马士也曾在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任职30多年，他发表过一系列分析英国侵华活动的著作。
反映英国对华经济侵略和中英经贸关系的论著有：凯瑟克编的《纪念怡和洋行150周年》（1982年版），收入论文9篇。学者们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该行档案，包括往来函件约17.5万封和大量账册、单据等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800～1842）》是研究怡和洋行在中英贸易中的作用的另一本书。此外，柯立斯的《汇丰银行百年史》（1965年版）、爱德华的《英国政府与在华金融资本（1895～1914）》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有：赖特的《采煤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1895～1937）》，书中通过分析中国采煤业的发展，研究了外资在资金、技术和特权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缓慢造成的影响。肯特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财政部的顾问，著有《中国铁路发展史》。
2.2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2.2.1 关于辛亥革命的档案资料
主要有藏于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辛亥、民国时期的档案；《英国蓝皮书》中的辛亥革命资料有四册，收录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至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止的函电，包括英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如朱尔典、葛福、法磊等人和驻华海军将领们给英国政府的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反映出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到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临时政府北迁、民初政治形势等各阶段各方面的情况，也反映当时英国外交官扶植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英国殖民部也收有关于辛亥革命的档案，如乙末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的史料等。有些英国官方档案起到了补充考证中文史料的作用。丁格尔的《中国革命：1911～1912年》搜集了大量的史料，记述了武昌起义时武汉三镇的情况和孙中山回国前后的经过，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2.2 孙中山研究
对孙中山的研究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有价值的记述性著作有：康生黎的《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康生黎曾营救过蒙难于伦敦的孙中山。理查德·路易斯·埃德蒙兹在他的《孙逸仙的铁路计划遗产》（见《中国季刊》，1989年，总第111 号）一文中指出，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设想对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后共产党的铁路发展规划都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中华民国、满人问题，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权、军阀势力等专题研究。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专题研究
3.1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1899年4月， 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上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题目为《大同学》的文章，其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这是中国人最早知晓马克思。米歇尔·卢克著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一书。他指出，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和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论题上：1 ）考察为什么“五四”运动提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生根的适宜土壤。2）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3）关于“毛主义”概念的讨论。作者认为， 中国共产党虽然带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印迹，但其理论的最终形成却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在这方面的论著还有L·莱, 达尼的《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HUNG-YOK IP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种新的解释》（见：《中国季刊》，1994年总137号）。
贝利的研究重点是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他在《中国人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一文中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阐述了这一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对中国学生旅法的动机、赴法后的思想变化、逐渐参与政治活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从事建党活动等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指出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外，珍妮·德格拉斯是英国的共产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她编纂了《中国的国际关系文献（1919～1943）》、和《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5）》。
3.2 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2.1 第一次国共合作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施拉姆教授对这时期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农民问题，但真正把注意力转到农村革命问题上是在1925年。经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和在广州培训农民干部，到是年底“已具有中国革命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以后，又成功地“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2〕
3.2.2 南京国民党政权
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的Kew档案馆（P.R.O.at Kew ）收藏有大量国民党政权时期的档案史料。主要分藏于首相办公室档案、外交部档案和F.O.371类档案中，数量颇大。仅F. O. 371 （外交类）档案中1911～1949年间有关中国的一般通信就有几千卷。此外，英国殖民部、关税委员会、海军部、空军部等具体职能部门也都收藏较丰富的民国史料，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中共活动等多方面。〔3〕
研究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冯兆基著有《南京政府与上海财阀（1927～1937）》。另一学者P·M·科布尔着力分析了1931～1934年间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情况。此外，别具一格的是关于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研究。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参阅了英国和日本所藏的大量的中国报刊和有关书籍资料，不仅被西方学者誉为“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专著”，而且是目前为止西方学者撰写这一课题的论著中较完备和较有份量的一部。作者除了对土匪独特的组织机构、形成原因、与社会各种势力的关系进行研究之外，特别重点分析了土匪与军阀、土匪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民国时期各派军阀相继登台、频繁混战是土匪得以孳生的最好温床，军阀混战和政权分裂又使兵匪之间的相互转换成为不可避免。而土匪又常为侵华的帝国主义所操纵，为他们的扩张政策服务。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土匪与革命力量的关系、土匪的代表人物张作霖、陆荣廷等。本书的不足之处是作者缺乏对中国的实地考察。
3.2.3 土地革命
主要研究方面涉及三大起义、苏区、上海地下党、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瞿秋白、鲁迅和左联等。较突出的有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称“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是，作者也错误地把红军长征途中几次转危为安归为运气好，认为如果日本不发动“九一八”事变，北方军阀自然会支持蒋介石讨伐毛泽东，而不会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居间调停。此外，关于红军的书还有大卫逊·豪斯顿的《劫掠南京》、奥巴兰斯的《中国红军》、格尔德的《向自由长征》等。
3.2.4 “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W·G·比斯利在《论日本帝国主义（1894～1945）》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和国内形势发生逆转等五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军方认为，对付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张学良的满洲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斯托里是英国著名的日本史专家，他依东京战犯审判档案写成《九一八事变》一书。其他主要著作有贝特兰的著作《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乔丹的著作《1931年中国的分裂在日军战略中的地位》。
3.2.5 中英关系
卫奕信的《英国与国民党（1924～1928）》一文，分析了英国对国民党从兵戎相见到承认南京政权的变化过程。
3.3 抗日战争
3.3.1 纪实性著作
与其他国家一样，抗日战争史研究是英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热点之一，其中纪实性作品占很大比重，现首推田伯烈的《外国人目睹日军暴行》一书。H·J·田伯烈曾是声望极高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新闻记者和驻华特派员。他目睹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及上海经济结构被破坏的暴行，当即拍电报给报社，却被日方扣留了电稿。之后，他收集了各种文件、报告、物证、照片、对当事人实地采访记录及个人书信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编纂成书。郭沫若为此书写了慷慨激愤的序言，又由日本的高岛淳良先生译成了日文。1938年3月该书的日版出版，同年6月又发行了中文版。全书共七章，附录七件，其中南京暴行报告三件，“国际委员会的书函文件（1～34号）”、“攻占各城市的日军部队”、 南京的“杀人竞赛”、“请看日方的报道”各一份，都是研究日本侵华暴行的珍贵资料。作者义愤地写道：“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么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
詹姆斯·贝特兰是当时英国的著名记者，1936～1938年间先后访问过日本和中国，1941年在重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代理新闻参赞。《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记录了他访问日、中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密访延安，会晤毛泽东、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采访八路军敌工部日军战俘的情况，对国共两党在战争中的作用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弗雷特·厄特利的《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记述了作者1938年从香港到汉口诸多城市和地区的采访见闻，他会见过蒋介石、史迪威等中美要人，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他认为“在我看来，共产党人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思想上最为进步的有识之士”。此类著作还有林迈可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1987年中文版）。
3.3.2 专题论著
1）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嘉韦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沈奎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强大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5）》。作者论述了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外，他还撰文赞扬中共的统战方针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林迈可的《1937 ～1945年晋察冀边区的税务制度》，戈尔茨坦的《中国革命和殖民地：1937～1941，来自延安的观点》，和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
3）中英关系。除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大量外交文件可利用， 《英国外交文件》、丘吉尔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都对研究这时期英国对华政策有丰富的参考和利用价值。英国学者分析这时期的中英关系时较为注意围绕英、日、俄、美等国与中国的多边关系进行研究。洛彼得在《英国在远东，从1819年至今天的一个考察》中分析了从清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百多年间的中英关系，英、日、俄在中国问题上相互角逐，以及时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英国在远东所充当的角色。菲利普·理查森分析了1937年“七七”事变至珍珠港事变的中、美、英三角关系。他认为，在这四年多时间里，英美都认识到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因此，他们既要“不惹怒日本，以防其把武装冲突扩大到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又要保住蒋介石，使“中国继续充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堡垒，防止她倒向苏联”。〔4〕为此，提供的经济援助， 主要是财政援助和专门顾问，被认为是最好的两种方法。1940年英国派金融和经济学家奥托·尼迈耶来华，以帮助中国“整顿财政”为名，推行这一外交方针，但由于多种原因成效甚微。1984年伦敦出版了谢阿伦的《英国和中国，1941～1947》一书，探讨了太平洋战争及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者依据大量档案进行剖析，指出在此期间英国第一次认识到，想重建昔日在华殖民统治地位的企图是徒劳的。
研究抗日战争的其他著作还有：威尔逊的《两虎相斗：中日战争，1937～1945》，柯比尔的五卷本《抗日战争》（1957～1969年分期发行），林迈克的《未知战争：中国北方（1937～1945）》等。
3.4 解放战争
对解放战争的研究较薄弱，涉及面和研究成果都比较少。值得提到的论著有波特的《英国和共产党的兴起，1945～1954年间英国态度的研究》。梅尔比的《天命：中国内战录（1945～1949）》，休布纳的《解放台湾的失败》等。
3.5 其他研究
主要有人物、华工、香港史、中国科技史等几方面。人物研究较集中在对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研究，其中以研究毛泽东为最多。韩素因女士写的40万字的《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93～1953）》一书被认为是一部较优秀的作品。1993年第135期《中国季刊》是邓小平研究专辑。 英国是研究华工和华侨问题的主要国家之一，这方面的档案资料也较多。随着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有关香港史的论著近年不断有所问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总之，英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不但年代久远，而且形成了规模，研究领域也较全面。
注释：
〔1〕李瑞华：《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发展概论》。 见：《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48页。
〔2〕参见：文献[2]（下卷），第931页。
〔3〕这部分档案尚未译成中文，所藏内容也十分丰富。 详细介绍可参见《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陈谦平同志的文章《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史料概述》。
〔4〕《拯救危险中的中国——1940～1942 英国对华经济援助和奥托·尼迈耶爵士的使命》。参见：文献[3]，1991年总第125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七五”历史科研课题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1 ［英］杨国伦.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刘存宽，张俊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杨品泉， 刘敬绅，曾景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辑）.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
4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讠右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