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速递 ‖ 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40年回顾（1979-2019）

        广州位于祖国南端，濒临南海，背靠广阔的腹地，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海外贸易的历史延续至今两千多年没有中断。尤其在清中叶海禁时期，广州口岸以对欧美航海国家“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总揽中国对外海上贸易85年，是名副其实的“两千年永不关闭的门户”。

        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梁嘉彬先生1937年出版巨著《广东十三行考》，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40年来，考古材料、传世文物愈加丰富，中外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日益频繁，文献共享率不断提高，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总结、回顾近40年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点、关注点、主要成果及趋势，有助于了解学术传统及研究材料，梳理研究思路及存在问题。因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相关成果汗牛充栋，本人学识所限，或未能抓住重点、要点，亦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学术研究率先打开新局面，在继承前辈学术传统的同时，逐渐开辟专题研究新园地。

    （一）唐宋市舶贸易制度研究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海上贸易历史长河中，广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枢纽作用，并且成为中古时期市舶贸易制度的起源地，如唐朝政府最早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并为在贸易季节暂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划出专门的居住区域——蕃坊；宋朝政府最早在广州成立市舶司，广州的市舶宴为泉州等地市舶机构沿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泰率先在《海交史研究》发表《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汉唐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历史如此论述：“番禺（广州）从西汉前期起，就成了从事珠玑、犀等海外宝货贸易的都会，中外商人汇聚。东汉时备受王朝统治者和上层阶层注目，至南北朝时期未受国内政治局势动荡而中断，不断持续发展，唐代达到顶峰，外国商船和商旅聚集，舶来品令人惊叹”。此后，林萌、王冠倬、陆韧、宁志新、李庆新等学者陆续在《海交史研究》发表相关文章，涉及唐宋时期市舶使的设立与市舶司等市舶机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的变化、并论及唐宋时期广州与南海国家、阿拉伯航海国家的交往历史。吕思勉、邓端本、王杰等历史学家也就市舶贸易历史、市舶司及其管理、市舶使人选等问题发表专文。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主编的《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陶瓷与中外贸易》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4年学者们发表的有关广州城市遗址、文物遗迹、市舶制度等专题文章85篇，大多是从海外贸易的角度论述广州蕃坊、阿拉伯商人及外来事物，2000年以前对广州港的研究多集中在唐宋时期市舶贸易与市舶文化。

        上述论著、文章对唐宋市舶贸易制度多角度的研究，加深了学界对唐代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市舶司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变化的认识，有助于客观评价广州在唐宋海外贸易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与南海、印度洋海域航海国家的交往和关系。

    （二）广州港通史研究

        1930年，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重要创建人之一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汇聚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各国和地区往来关系的42种中外文史籍，成为其后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必读专著。该书出版逾40年后，随着中西史料收集、运用的加强，中国海上交通长时段历史研究也开始兴盛，港口通史研究初见成效。

        1985年，广州海交史研究专家邓端本发表《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次年融合其对唐宋广州市舶贸易历史的研究成果，正式出版《广州港史（古代部分）》,1996年其又与章深合著出版《广州外贸史》（上册）。1995年，陈柏坚、黄启臣合著的《广州外贸史》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册15章，逾130万字，费时八年撰成，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广州海外贸易史书。时间跨度从秦汉至1994年，详述广州两千多年外贸机构设置、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外贸易经营方式、国际贸易往来、外贸政策演变、外贸社会功能等等。书中运用了古籍、方志、海关志、关册、档案、报刊等丰富史料，并且将进出口商品数据制成统计表或曲线示意图进行定量分析。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外贸史、经济史、商业史、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中的一项可喜可贺的成果”。

        此外，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沈福伟教授在《论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一文中，基于唐代对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海外贸易背景，充分利用中西历史文献记载和中外学人研究成果，分述交州、广州、扬州、明州四大海港在唐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广州是其中历史最长、商业最盛的，并且引述丰富的史料说明广州市舶使的设立及海外贸易盛况。广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在《广东文化地理》一书中利用历史地理知识分析广东特有的地域特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广州港的历史发展脉络及港口文化形成的原因。

    （三）十三行贸易与口岸史研究

        如前所述，广东十三行的研究，由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发其端，其后50年间学者虽多有关注，但都难以超越。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蔡鸿生教授陆续发表多篇探讨中西贸易专文。1990年，为纪念广东历史学会40年，蔡教授在《学术研究》发表题为《广州口岸史的研究应当加强》的文章，指出当前研究薄弱、门类不齐、课题陈旧、空白点多的突出问题，提出加强广州口岸史研究的迫切性。蔡教授强调“口岸史不等于外贸史”，口岸史的研究应当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既不能见物不见人，更不能见“器”（物质文化）不见“道”（精神文化），为广州口岸史研究者指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时隔七年，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一书正式出版，收录蔡教授本人及其指导的8位硕士、博士研究生撰写的从唐宋至明清广州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研究专文，涉及唐宋时代蕃客礼俗、蕃姓海商、市舶太监以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西洋火器、“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荷兰与广州口岸贸易交往、广州荷兰馆、巴斯商人等专题，均是遵循蔡教授的研究思路“见物又见人，见器又见道” 所做出的新尝试。以此书为基础，中山大学历史系逐渐开辟出广州口岸史研究的新园地。

        1995－1997年，黄启臣教授连续出版《广东商邦》《货殖华洋的粤商》两本专著，引发了学界对广东行商群体的关注。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将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再次出版，蔡鸿生先生在序中将该书比喻为1930年代学术上的“岭南佳果”，同时提及该书出版60年后，学界陆续展开行商家庭个案研究、夷馆史考察、巴斯商人、商欠问题、广州行商西洋观、十三行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等专题研究，广东行商史将与广州口岸史一样，从经济、社会、文化多角度去审视，道出了世纪之交十三行历史研究的新气象。

    （四）重大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广州城市考古事业开始起步，1950年代以来，在城区各处不断发现历朝历代墓葬，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墓葬数量多、种类齐全、出土文物丰富。经过2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1981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博物馆编辑出版两册《广州汉墓》，由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黎金伉俪共同执笔，既是建国30年广州城市考古的开山之作，也是广州汉代考古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该书收集了在广州市及郊区发现的秦末至东汉600多座墓葬考古资料，以墓葬为单元，涉及出土情况描述、器物登记卡、线图、照片和拓片等，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著，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分期研究树立了标尺。其中涉及海外舶来品的考古材料极为丰富，成为近40年研究汉代广州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3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市解放北路旁象岗山发现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这座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彩绘石室墓保存完好，墓中出土文物万余件，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金花泡、四联体熏炉、波斯银盒、铜提筒等重要文物的出土，证明了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集中在两汉及南越国时期，唐以后的考古材料较少。1964年,广州东山发现的明代市舶太监韦眷墓引起学界持续讨论，1979年第6期《考古》刊登了两篇与之相关的论文。其一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韦眷墓出土威尼斯银币的研究，另一文作者为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斯卡尔帕里，他将该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与意大利现存的同时期铸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广州明代市舶太监韦眷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格罗索铸造年代为1457－1462年，而韦眷墓断代为1495年，说明该枚银币在铸造后30余年就经中西贸易，由阿拉伯商人或中国旅行者带到广州，比第一批葡萄牙船抵达中国的年代（1516）早了半个世纪。

        除了学术界对广州有关海外贸易遗迹、遗物进行研究，考古及博物馆界也开始将历代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发表专题论文、举办专题展览及出版研究图录。1989年，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发表《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一文，详细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考古发现的两处造船遗址、汉墓出土的各种船模以及一批与海外交通有关的出土器物，以丰富的遗迹、遗物说明汉代番禺（广州）经海路与南亚诸国的通商往来。另麦英豪、林业强、杨少祥、邱立诚等本地考古学家和文博专家也发表了多篇与广东陶瓷外销相关的研究论著，多关注宋代广州外销窑口西村窑及其产品装饰风格以及广州陶瓷对外贸易的历史。

        1991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著的《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汇聚广东省内考古发现的历代重要的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文物。广州博物馆在多年举办城市古代史展览的基础上，于1996年出版《广州历史文化图册》，该书利用广州地区留存的文物、文献和遗址，以年代为序，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秦汉至明清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市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交流的成果。著名作家岑桑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归纳广州的历史地位：它是南越、南汉、南明三朝古都，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1996年，粤港澳三地博物馆首次联手，策划举办“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文物大展，汇聚三地博物馆从先秦至清代重要文物，以编年体的顺序论述岭南地区海上交通二千年发展历程与特征，又突出广州、澳门、香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作用。同时出版展览同名图录，除三地文物精品外，附四篇专业论文，分别为邓柄权撰《源远流长的南海交通贸易》、杨式挺撰《略论南海早期交通贸易二题》、陈坚红撰《略论广州在陶瓷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李穗梅撰《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南海海交史研究的综述》。因书中所载文物资料丰富，对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历史梳理得清晰、简明扼要，该书成为其后研究广州港及珠三角地区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同年，香港艺术馆与美国皮博迪埃克塞斯博物馆联合举办“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和香港”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该展由美国皮博迪埃克塞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威廉•沙进为策展人，选取美国及香港两地博物馆所藏17－19世纪重要历史画作、漆器、银器、瓷器、象牙制品及家具，按珠江河道分布的城市顺序，以物说史，讲述了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西方航海家和贸易商人的到来，澳门、广州和香港的历史变迁，当中所列展品既是当时中国最高质量的外销艺术品也是留存至今珍贵的历史文物，真实见证了清代中西贸易黄金时期外销市场的需求和顾客品味，也反映了其时珠三角地区东西方文化汇聚的景象。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的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既有长时段的港口史、贸易史探索，也聚焦于分时段断代史研究，一为唐宋时期市舶贸易制度研究,涉及市舶使、市舶司、市舶太监、唐宋时期广州与南海国家、阿拉伯航海国家的交往；二为清代十三行贸易历史研究，除传统的十三行制度研究，还逐渐形成行商群体、广州与欧洲各航海国家往来关系等专题。此外，这一时期随着广州城市考古的发展，有关海外贸易的考古资料日益丰富，考古界、文博界及时开展对考古遗址、实物的分析研究，推动了学术界对广州港口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对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的研究延续了此前二十年的学术传统，在新世纪之初即涌现一系列研究成果。2002年《广州史志丛书》（全9册）出版，包括《广州海洋文明遗迹与文物》《广州外洋行商人》《黄埔村与古黄埔港》《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东南亚华侨与广州》《南海神庙》《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古代广州的外国商人》一共9本广州口岸历史研究专著，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指导周湘、江滢河、郭德焱等专家撰写，紧紧围绕广州与海洋文明这一主题，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选取两千多年间不同时期的重要机构、群体、遗迹、遗物进行研究，颇有新意。

        2003年，黄启臣教授出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以中外历史文献资料阐述自西汉由徐闻、合浦港出海和魏晋南北朝从广州港起航，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2000年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容包括广东对外贸易的国际航线、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地域、管理体制，及随之而来的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和广东社会经济的变迁等。2006年，李庆新教授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分“早期东西方海上航线的对接”“从珠江口到波斯湾：广州通海夷道”“宋元帝国对海洋贸易的经营”“世界海洋贸易的新时代”四章，详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拓展，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其中引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汉代至明清时期广州港口历史及其对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地位有较多论述。2009年，李庆新教授又出版《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关于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新作，对秦汉至六朝时期岭南与东南亚海上交通、唐代市舶贸易制度、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考古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庆新教授将中外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陆地及水下考古发现相结合，对一些以往悬而未决或尚未被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入论述，如通过印尼印坦沉船考古资料，探讨南汉贸易与外交问题；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荷兰巴达维亚日记、热兰遮城日志复原早期东西方接触与中荷关系等。上述三部专著，既有通史研究的宏观视角，也从广东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长时段、跨地域整体研究脉络中，梳理和提炼了广州港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作用。

        此外，新世纪的最初20年，有关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的研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海丝”申遗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考古研究成果及专题展览不断涌现

        200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收录了秦造船遗址三次发掘简报及国内多位考古学家有关遗址性质论证的专文。同年，广州市文化局主编的《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由广州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此前五年广州城市考古、文物建筑保护与文物征集的最新成果，其中涉及广州古代海外贸易的材料有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材料及其中出土的具有域外元素的文物，如唐代胡人头像印章，城市考古发现的海外贸易文物等。

        随着2001年底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全面发掘，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其与南越王墓、南越国水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制定保护规划，这一工作有力推动了对南越国三处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也加大了对相关历史的系统研究与资源整合。

        2005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995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广州城市考古发现的历代重要文物，其中有不少涉及广州对外贸易、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物。

        在上述南越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也逐渐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提上议事日程，全面调查海交史遗迹、系统收集文物、文献资料并开展研究工作，是申遗工作的重要基石。2005－2006年，广州市文化局组织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专业人员，编辑《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丛书，分考古发现、地上史迹、文献辑要三大卷。该丛书编撰思路正如总序所言，凡属重要的史迹，要有实体可寻、有遗物可证、有文献档籍可查，全书以丰富的考古实物、史迹遗存和历代文献，展现了两千年广州港口的发展历史与重要地位，对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同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埔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的《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由广州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整理了2005年以来在南海神庙周边区域的重要考古发掘成果，包括南越国时期遗址及其出土陶器；宋代大型建筑物遗址的基础及方形石池，是目前与南海神庙有直接关系年代最早的遗迹；明代石基码头遗址及明清码头和道路遗迹；宋、元、清代多方碑刻。这些遗迹、遗物及碑刻的发现，对于研究唐代以来南海神庙作为历代王朝祭祀海神的场所及广州港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该书还收集了秦汉以来广州考古发现的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出土文物及重要的地上史迹。

        2005年9月30日，在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的推动下，由香港、澳门、广东三地文物主管部门牵头策划，三地五家文博单位具体承办的“东西汇流——粤港澳文物大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开幕，汇聚三地考古出土和传世珍贵文物逾百件，生动再现了广州、香港、澳门在南海海上贸易的不同时期扮演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该展随后到广州、澳门巡回展出，引起文博界、学术界普遍关注。配套出版的展览图录中，收录了蔡鸿生教授的专文《南海之滨的舶影文光》，蔡教授从清代诗人魏源的七律古诗《楚粤归舟纪游》提炼出“岭南文化与海”的论题，结合汉代以来海外贸易历史相关文献和是次展览展品，总结出如下观点：南海之滨的“珠三角”，既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和东西文明交汇的口岸，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展览及图录对三地相关历史文献和文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系统整理，代表了新世纪之初三地文博界对南海海上贸易历史、东西文化交流的最新认识，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广州、香港、澳门外外贸易的历史及其独特作用。

        与此同时，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博物馆自2000年以来加大对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尤其是清代外销艺术品的征集力度，相关藏品日渐丰富，为研究、展示广州港口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以广州博物馆为例，自2001年接受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捐赠19世纪外销通草水彩画并举办专题展览，经过近20年的积累，已成为国内收藏、研究、展示清代外销通草水彩画最重要的基地，与英国相关收藏家、博物馆以及中山大学合作举办多个专题展览并组织出版多部研究专著，其中“广府旧事——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中的城市生活”展览以图像释史、图像证史的策展思路，将通草画研究与城市史、港口史结合，展现了清代口岸生活的多个细节，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广州博物馆近15年来还重点征集清代外销瓷尤其是纹章瓷，目前馆藏的近千件纹章瓷年代跨度从18-20世纪初每个重要时期，国别涵盖荷兰、英国、瑞典、美国等纹章瓷主要订购国家，见证了18、19世纪中西陶瓷贸易的盛况，以及以广州口岸为枢纽的中西商贸、文化交流。作为广州的城市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数十年来以广州城市历史为展示重点，以2018年春节最新推出的“城标•城史——广州历史陈列”为例，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外文献生动讲述古代广州城市发展历程与对外贸易故事，此外还设有“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展”（2006年对外开放），重点展示“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与西方航海国家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推动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以及国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展览合作。具体与广州港口历史相关的、并有广东省内主要博物馆策划或参与的重点展览包括：“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联展”（2012－2016）、“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2013－2019）、“苏州样 广州匠——明清苏广工艺精品联展”（2016）、“广州：扬帆通海两千年”（2017）、“东西汇流——13至17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2017年德国汉堡展出）、“海丝映粤文物精品展”（2017年葡萄牙埃武拉展出）、“银饰人生——19－20世纪中国洋装银器展”（2019）、“匠心神巧——广作特展”（2019－2020）等。此外，近五年广东省博物馆利用馆藏文物组织策划了一系列与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史及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原创展览，如“异趣•同辉——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2013）、“重彩华章——广彩瓷器300年精华展览”（2014－2015）、“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2015－2016）、“风•尚——18至20世纪中国外销扇”（2018－2019）、“大海道——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2019）、“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2019）等，为研究宋代以来广州海事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上述展览汇聚了近十年广东文博界对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也在与其他城市、港口的比较研究中加深了对广州港历史地位、作用的认识。

        综上所述，近20年考古材料和博物馆藏品的不断丰富，中外研究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思路的碰撞，推动了文博界对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入，涉及港口历史、贸易路线、外销商品、中外商人、东西艺术、多元文化等众多领域，并且以展览、研究出版物的形式不断推出新成果。不足之处在于展览主题、展品多有重复；研究思路多置于“海丝”大背景下进行通史或断代陈述，或按文物类型、港口办展；对历史人物、史事细节研究不足；多集中在清代，中古时期因文物遗存少文献记载不足，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浮于表面，深度不够。

        （二）三大研究基地相继成立，有效推动了系统化、可持续研究及团队培养

        2009年9月，中山大学历史系组织成立广州口岸史重点研究基地，由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担任基地主任，蔡鸿生教授任特别顾问，学术委员会由历史系主任吴义雄教授任主任，成员包括陈春声、林悟殊、范岱克、耿升、江滢河等多位国内外专家。研究方向包括广东十三行研究、清代广州与中西文化交流、广州口岸与世界贸易体系三个方向。研究成果主要有广东行商个案研究、广东十三行区夷馆研究、广东十三行与中西政治关系研究、广东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广东十三行与中西贸易研究以及与广东十三行相关的西文文献翻译和整理。自2006年以来几乎每年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如“19世纪中俄关系与华南社会”（2006）、“1530－1780广州·长崎比较研究——中日荷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中西交通与文明网络”（2008）、“全球与区域之间——近代早期广州口岸史研究”（2010）、“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2011）、“跨文化视野下的物质及文本研究：中国史及其超越”（2014）、“文献与阐释：广州口岸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2017）等，汇聚中外及不同学科学术力量、中外档案文献资料，有力推动了清代广州口岸史研究。2014年前，吴义雄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广州口岸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4ZDB043），系统购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大英图书馆广东十三行中文书信、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等，以及美国庇博地·埃塞克斯博物馆等机构珍贵档案，包括纸质、电子档案、缩微胶卷及复制重要的外销画藏品，使该基地成为世界重要的广州口岸史和广东十三行研究资料中心和图片收集中心。在已有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广州 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航向珠江——荷兰人在华南（1600-2000年）》基础上，就广州口岸的茶叶贸易、广州口岸外销艺术品图像研究、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美关系、广东十三行行商与士人的关系等专题设立研究课题与出版计划，至今编著或翻译出版《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广州与海洋文明Ⅱ》等重要成果。目前该课题已进入结项阶段，相关成果将陆续推出。

        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也于2009年成立，为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国内外唯一以十三行为专门研究领域的科研平台。现任中心主任王元林教授，10年来在赵春晨、章文钦、冷东、安乐博等知名十三行研究专家的带领下，形成了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十三行商馆区与中外关系、十三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三大研究方向。近年来陆续出版《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等论文集及论著。王元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广州十三行中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8ZDA195）刚于2019年3月开题，课题组成员将围绕清宫十三行档案、行商及商馆区文献、十三行中外贸易史文献、中外商船及航海交通史文献、广州十三行图像资料等专题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

        第三个基地是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同样于2009年成立，挂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海洋史专门研究机构，聘请20余位国内外海洋史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和客座研究员。中心主任由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兼任。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华南与亚太海域经济社会史、南海诸岛史、中国海洋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海外华侨史、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文化遗产等。自2010年起，定期出版《海洋史研究》学术集刊，刊登国内外著名海交史及古代广州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研究学者论文，2017年该刊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三大研究基地的建立与不断发展，使对广州港的研究尤其是清代以来广州与外部世界的海上往来与文化交流研究改变了个人研究、短期研究的局面，实现了系统性、全面性，一方面整合中外科研力量与研究资源，逐步培养专业研究梯队；又在政府及高校的全力支持下，确保经费投入和不断拓展的课题成果。

        （三）相关专题博物馆陆续建成，合力传播广州古代海洋文明

        除上述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综合类博物馆有关于古代广州海外贸易的丰富藏品，不断策划、推出相关主题的基本陈列与专题展览外，近10年来，在各级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的直接指导下，粤海关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等海事类专题博物馆相继筹建并陆续开放。

        2016年1月1日，粤海关博物馆经广东省文化厅批准成立并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是全国直属海关第一家国有博物馆，现有8 000余件藏品，设有“中国海关发展历史”基本陈列与“粤海关与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览。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粤海关旧址（又称 “大钟楼”），展览面积约2 000平方米。大钟楼在广州近代建筑史上拥有许多之最：最早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物之一；最早采用垂直电梯的办公大楼之一；最早采用进口瓷片、马赛克进行室内装饰的建筑物之一；最早设立走火梯及逃生通道的办公建筑之一。通过旧址内的沉浸式参观体验，让观众了解粤海关从1685年设立至1950年改为广州海关的发展历程及海关制度的变迁。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清代十三行商馆区遗址之上，2016年8月31日开始试运行，9月30日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该馆占地约3 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 000平方米，馆藏文物约2 000件。常设展览“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分“开海设关”“十三行风貌”“十三行行商”“十三行贸易”“中西汇流”“走向近代”六部分，以丰富的文献史料、文物，集中展示了十三行从辉煌到终结的历史。另有“王恒、冯杰伉俪捐赠的十三行时期文物专室陈列展”，展示了中外热心人士捐赠的十三行历史时期相关文物，包括瓷器、外销画、象牙、五常酸枝家具、通草画等，涵盖了清代广州主要的外销工艺品。

        广州海事博物馆位于南海神庙南广场西面、浴日亭以南，总投资额为9 600万元，占地面积18 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 620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3 84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 780平方米（古码头遗址保护光棚）。将系统地收藏和陈列广州2 000年来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文物和史料。日前主体建筑正式封顶。

        上述海事类专题博物馆的筹建与对外开放，将成为综合类博物馆的有力补充，使对广州古代海洋文明有关的文物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更加立体化、多元化。

        近20年，有关明清时期广州的西方文献资料，如传教士日记、信札、使团记录、海关档案、地图、外销画等，逐渐被国内学者系统地整理、翻译、刊印、出版。1556年冬天，葡萄牙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到达广州并停留了几周。其1569年在葡萄牙恩渥拉出版的名著《中国志》，被誉为“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书”，分29章介绍了中国的疆域、省份的划分、城市建筑、船舰、行业、饮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官员及机构等，其中“广州的工匠和商人”一节记载了16世纪中叶广州城内汇聚各类能工巧匠和中外商人。

        克里斯托旺·维埃拉是1534年葡萄牙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的随行人员之一，他较早记录了广东当地的行政管理情况，如称中国官员为“曼达林”（Mandarin），“首先是广州府（Canchefu），它是该城的官府；这有十二或十三名曼达林和一百名书记。所有曼达林都住在属于曼达林的府宅”。此外他记载了每年都有四、五千工匠在广州城内工作，世上没有的东西是他们不能创造出来的，各式工匠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普通民众和海外市场，也满足各种类型顾客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宫廷王室和贵族富商的特殊定制商品。维埃拉对16世纪中期广州的描述都被收入《广州来信》一书，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

        此外还有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伊凡所著《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2008年也经张小贵、杨向艳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作者按照旅途参观的顺序，分12章记载了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对广州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素描。

        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成员途经广州，留下了相关记载，可参见使团成员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及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所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2011年，中山大学外语学院伍宇星教授编译的《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19世纪各个时期访问广州的俄国人留下的航海记、见闻录和旅行记，包括19世纪初俄国首次环球航行船只希望号和涅瓦号与广州十三行商人直接交往的记录；19世纪中叶俄国特使普提雅廷随行人员对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始柬的记述，增援船只停留黄埔的所见所闻以及对黄埔船坞的详细介绍；19世纪末俄国皇储（即位后为尼古拉二世）专程访问广州，官方游记对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雅书局设宴款待，俄储化名游览海幢寺并拜访伍浩官府邸以及参观黄埔水师学堂等情形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联合编著，是大英图书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全书共8卷，收入748幅外销画，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6、刑罚组画；7、园林宅第组画；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9、劝戒鸦片烟组画；10、室内陈设组画；11、海幢寺组画；12、戏剧组画；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该书是研究清代广州贸易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的珍贵材料，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其中最受瞩目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长卷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由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整理，2014年和201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两次出版，共计283册，包括统计、特种、杂项、关务、官署、总署、邮政等七大系列，以及七大系列之外、由海关编辑或出版的书刊数十本。例如统计系列分日报、月报、季报、年报，粤海关还有旬报；1882－1931年，海关总税务司署下令编撰《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全面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各方面的社会文化社会变迁。旧海关出版物中的地图，绝大部分用西方的科学绘图方法绘制，这些地图不仅反映各关区的空间范围和山河面貌，也反映商品产地、交通路线、城市分布乃至城市内部街区，有关海洋方面则侧重于灯塔分布、港湾情况、岸滩、码头乃至水域的水深、底质、浅滩，并都附有比例尺。该丛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海关档案，是研究近代广州海关史、贸易史可靠而又系统的资料。

        最后，特别介绍以下四本专著，笔者认为在一代表了未来广州港口史研究的方向和思路。其一为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胡巧利主编的《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分市舶司海关十三行、朝贡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税课、管制、水道海防、对外关系、捐建、人物、杂录十类，分录广东方志相关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为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全五卷），马士曾于清末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熟知中外贸易以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退休后利用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的对华贸易档案编纂成书，此书详尽记载了1635—1834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被视为研究早期中西关系尤其是贸易史的基础性史著，对研究广州十三行时期中英贸易史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区宗华教授克服众多困难，耗费心血完成了百余万字译稿。之后十余年，章文钦教授为该书校注倾尽全力，增补许多珍贵的材料，并为新版编译词汇索引，进一步提高了此书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上述两本专著提示我们，对清代广州对外贸易以及广州口岸史的研究，仍有相当多的中外文资料需要爬梳、整理、分析、考证，要有坐冷板凳的态度，沉下心来钻研。

        其三为美籍著名历史学家范岱克著，江滢河、黄超译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该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为读者清晰再现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范教授在序言中对19世纪中叶以来150年间中外学术界有关广州贸易的专著和论文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可分为四类：第一，聚焦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第二，聚焦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漆器或外销画的研究；第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学、文化等方面贡献的研究；第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广州的研究，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论著尤其是2005年以来的代表性论著进行了介绍。该书译者江滢河教授和黄超博士结合中外文献资料，对英文版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汉译，有利于国内研究人员参考。范岱克教授的著作代表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多语种文献、档案、文物资料，以“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口岸史，以及全球化贸易背景下广州贸易体制的运作模式及重要意义。

        其四为蔡鸿生教授所著《广州海事录》。全书分三部分，收录与广州古代海事直接相关的论文22篇，时间跨度从唐宋至明清，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考察；由点及面，见路见人，揭示了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广州海事发展历史的诸多细节和规律；尤其是对古代海舶生活形态、昆仑奴、波斯僧、市舶宴、“舶牙”源流、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海幢寺与清代“夷务”的关系等问题，此前鲜有学者研究。该书可谓蔡鸿生教授数十年稳坐冷板凳，潜心钻研广州海事历史的心血之作，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古代广州贸易史及广州海洋文明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蔡教授以通识的眼光。深入剖析市舶时代主要制度与广府特色，阐发中古时期中外贸易的规律与特性；同时他重点关注广州是如何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季节性的“互市”被形形色色的“夷务”所代替。洋行、教会、买办、西医院、新闻纸等等，以双管齐下之势，使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并向内地扩散，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全书不仅贯穿着“见路见人”的研究取向，更处处呈现蔡教授广州海事研究的通识观，如陆路与海路的关联与比较研究，东西方交通网络中的物种交流与人员来往，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等。尤其是剖析广州风水观念“会城状如大舶”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海事活动的频繁、海洋意识的觉醒，以及海贸对城市格局发展的直接影响等等，提醒我们在钻研具体课题的同时，要不断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不断增强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整体观和历史感，才不至于以偏概全、错误解读。《广州海事录》还指出了许多新思路、新课题，供研究者继续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近20年对于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的研究，因中外文献、考古材料、传世文物的日益丰富、不断整合，以及相关研究基地、专题博物馆的设立，已形成多材料、多学科、多语种、多国别合作的研究趋势。从研究课题而言，既有对长时段历史的关注，研究重点也逐渐集中在明清时期，制度、商品、人员以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文化交流成为热门论题。研究人员则从高校教师扩展到文博、档案、图书馆各类专业人员，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合作愈加紧密，使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成果更加系统化、立体化、多元化。

※　《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　《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图文编辑：张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