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速递 ‖ 全球史视野下日本学界的明清东亚海域史研究 ——中岛乐章先生访谈录

        中岛乐章副教授是明清社会史、明清东亚海域史领域的著名学者。2002年，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以徽州文书为主要史料》一书，在日本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伊藤正彦、加藤雄三、松原健太郎曾先后发表书评。日本学界认为该书对老人制和乡村范围纠纷处理的实态和变迁进行论述，对民间诸主体开展的自发处理纠纷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多角度的深刻分析，具有极高的实证价值，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力作。2012年，该书由浙江工商大学郭万平、高飞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在国内徽学及明清史学界产生较大反响。2002年之后，中岛先生开始转向东亚海域史的研究，发表多篇海域史文章。其中，他主编的《南蛮·红毛・唐人 : 一六・一七世纪的东亚海域》及与伊藤幸司共同主编的《宁波与博多》二本论著引发日本学界的广泛关注，《南蛮·红毛・唐人 : 一六・一七世纪的东亚海域》一书并不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描绘了16-17世纪东亚海域的历史图景，为日本颇为流行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岛副教授对日本学界东亚海域史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及研究方法、路径的反思，可为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本次访谈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探寻中岛先生本身的治学历程；其二，他对日本学界东亚海域史研究状况的梳理及反思。由此访谈，我们可以了解日本学界在东亚海域史领域的主流研究路径与方法。

       问：中岛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首先，可否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历程？您是如何对中国史产生兴趣，开始明清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答：我于1983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那个时候还没决定学习中国历史。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我的导师近藤一成先生开设的课程，觉得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细致。大二，近藤老师为两三位本科生开设了阅读北宋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的研究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没有标点，并不容易阅读。虽然现在看来这个史料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并不是那么深入，但这个研究会在帮助我们理解、体会中国古代原始史料方面颇有助益。尽管我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学习、阅读中国历史方面的资料，但从那时起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值20世纪80年代前期，那时的中日关系正是70年代末中日恢复邦交关系后的“蜜月期”，日本比较流行“丝绸之路”的研究，电视上还播放“丝绸之路”的特别节目，但是我对内陆丝绸之路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的导师近藤一成先生从事宋代史的研究，而我本人则对明清史更有兴趣。宋代史的资料主要以官方和士大夫书写的史料为主，但是明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则可以通过民间史料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及社会现实情况，民间文书、契约、家谱等诸多资料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能。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角度出发，明清时代比宋代存在更多的研究可能性。所以，我从大学时代就想要从事明清史的研究。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明末清初的浙江绍兴社会，主要关注明末清初绍兴府出身的幕友书吏及其在官僚机构中的作用。我第一次发表的论文也与此有关。我读硕士期间，当时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的山根幸夫老师在东京开设了一个阅读明史史料的研究会，每两周召开一次，我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96年，我32岁，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留学半年，开始研究徽学。自1993年起，我开始着手徽州文书的研究，并在日本发表《明代中期徽州府下的“值亭老人”》《明代前期里甲制下的纷争处理》等文章。1995年，我参加了在黄山召开的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绍泉、栾成显两位老师。返回日本后不久，又在东洋文库再次与栾成显老师会面。和他交谈期间，我表示希望到社科院访学。此后在两位老师的介绍下，我得到赴社科院跟随周、栾两位老师从事徽学研究的机会，为我徽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问：您是什么时间第一次去的中国？对您的研究是否有所影响？

        答：汉语是东洋史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外语。我从大二（1984）开始学习汉语。大三的时候，我去北京语言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了为期五周的汉语短期研修课程，为日后的汉语学习打下基础。硕士期间，我还曾作为第一届日中青年学生会议访中团成员赴北京访问。但这次访问并不是学术性的访问，是日本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一起访问中国的大学院校，和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交流。此后，硕士、博士期间，我并没有机会到中国留学。这两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使我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立体、直观，也促使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问：听闻您精通中、英、葡萄牙语，目前也正在学习韩语。您可否谈一下您是在何种情况下去学习这些语言的？这种多种外语能力的背景对您所从事的研究有何助益？

        答：早稻田大学历史学科历来就有重视培养外语能力的传统，它的内陆亚洲史非常有名，研究水平也很高。内陆亚洲史如蒙古史、西藏史的研究生们通常都会学习多门外语。比如我的一个师兄柳泽明，他现在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是清代中俄外交关系史，曾分别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俄罗斯留学，会说汉语、俄语、满洲语、蒙古语和德语。本科时期，我在早大的师兄师姐们就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学习多种语言，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早稻田大学的俄语专业非常有名，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1983），学习的是英语和俄语。1984年，我进入东方历史系后，基本上就不怎么学习俄语了，开始学习中文。日本学者在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时，通常使用训读的方法，即用日语的发音标注中文汉字。一般情况下，日本学生在高中时代就要初步学习这种训读方法，所以即便他们不会说中文，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阅读古代中国的史料。日本著名明史研究专家山根幸夫先生，他就不会说汉语，但他对明史史料非常熟悉，因为他可以通过这种训读的方法阅读资料。一般日本年纪稍大的学者、老师们都是采用训读的方法来阅读汉语史料，我也是如此。相比日本老一辈的学者，现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们大多有机会到中国留学，因此他们的汉语水平和能力都很不错。我学习葡萄牙语的时间很晚，直到2010年，差不多快50岁时才开始学习葡萄牙语。我目前仅能阅读葡萄牙文史料，说和听的能力还很不够。葡萄牙文中有大量丰富的有关东洋史的史料，尤其是16世纪以后的葡萄牙文史料记载了很多关于东亚海域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情报。遗憾的是，我不能阅读荷兰文史料。如果我能够阅读荷兰文，就能够对17世纪以后东亚海域的相关情况有更全面、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问：我从您《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一书的后记中，可以知道您研究徽州文书的过程、梗概，可否请您谈一下您从事徽州文书研究的心得体会？

        答：1980年代后期，日本学界社会史研究领域，以特定地域社会秩序的形成及社会性统合特质为关注焦点的“地域社会论”成为主流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成为显学。20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在中国被大量发现，徽学的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1990年代初期，《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出版后，日本学术界才开始利用这部史料从事徽州文书研究，关注徽学。徽州文书对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有着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此外，民间社会的家谱、地方志、文集也构成研究地域社会史的丰富史料来源。我主要利用徽州文书研究乡村社会矛盾处理的问题。徽州文书中明清时期各种各样的审判文书、诉讼案卷、和解合同，为研究明初以来地方审判实态和变迁提供了可能性，且此前很少有人使用此类资料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此前，中国学者主要利用徽州文书研究土地制度、地主制、租佃关系、佃仆、奴仆制及赋役制度等阶级、土地关系问题，并未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纷争的处理研究，而日本学界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也很少使用过民间文书等资料，所以我得以使用徽州文书，结合官方文献，从法制史的角度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

        问：您的博士论文对老人制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为何注意到这一问题？

        答：我在还未从事徽学研究之前就开始关注老人制。日本学界对老人制的看法，一般认为在农村社会并未发生太大的实际作用。但是我通过考察老人制的形成过程，及其宋元以来在徽州地域史中的发展脉络后，认为明政权建立后，采纳元末浙东等地士人的乡治理念，整合老人制的范畴；洪武三十一年（1398），老人制随《教民榜文》的颁布最终得以确立。洪武年间的老人制在纠纷处理、地方教化、维护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以往有观点认为老人制实行不久之后即告废弛，但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依据《明实录》等官方资料，而实际上在徽州地方社会中，明代中期的老人制依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徽州文书以外的资料也可以了解这一点。1994年，我根据《皇明条法事类纂》所收录的一系列题奏，尝试探讨明代中期乡村社会老人制的实态。此外，我又使用徽州文书的资料撰写了一篇关于“值亭老人”的文章，此后我发现徽州文书对老人制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001年，我又在《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上发表《元代社制的成立与发展》一文。明代的老人制与元代的社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为了了解明代老人制的形成过程，于是对其追根溯源，开始考察元代社制的情况，明代的老人制实际上脱胎于元代的社制。

        问：您为何又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转向东亚海域史的研究？

        答：2000年，我开始到九州大学任教。实际上，刚到九州大学之后，我仍在继续从事徽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宗族社会、山林经营等问题。但在九州大学研究徽学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因为徽学研究需要阅读大量徽州文书、家谱、地方志等史料，我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时候，可以在东京东洋文库、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处翻阅大量的此类史料。而且在东京，许多学者都比较关注中国地域社会史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我在东京读博士及博士后的时候，每个月也都会参加东京文化研究所开设的中国契约文书研究会。此研究会由岸本美绪老师以及在徽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的臼井佐知子老师共同主持。但是到九州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此外，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方面出版了许多关于徽州的大型资料汇编，但九州大学都未能购入，九州其他地区也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需要到东京、京都查阅此类资料，这样一来，继续从事徽学研究就十分不便。

        九州大学历来有从事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传统，日本史、朝鲜史研究室也都有这样的研究传统，校内所藏的相关文献又比较丰富。不仅如此，历史上，九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日韩交流的一个窗口，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我到九大以后，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会及交流活动，开始对海洋交流史产生很大的兴趣。自2002年左右，开始发表明代海洋史方面的文章。

        问：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对海域史研究尤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极大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历史文化在亚洲历史舞台上的贡献为重。而您的研究似乎更强调特定历史时期，东亚舞台上各种物资、情报、人员、技术等交流、传播的全面、立体呈现，不仅仅关注“唐人”，也关注东亚海域中“南蛮”（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与“红毛”（荷兰人、英国人）的影响。请问您这种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答：历史上，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家，所以，中国学者以中国为中心展开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台湾学界的研究视角与大陆也比较接近，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海洋史系列《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这一题名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多是中国人在南海、东海海域社会中的作用、影响及开发、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最近“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中国人的航海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人从东亚海域到东南亚海域、南亚海域，乃至到达西亚和非洲，他们的活动是中国政府进行海上发展的历史先驱。所以，中国政府愈发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往的日本学者在研究东亚海域史时，也是一样，比较重视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海洋发展的历史，主要关注日本和宋元、明清中国以及朝鲜、琉球、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外交、文化交流问题。但是从1980年代以后，这种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日本学者村井章介、荒野泰典提出“亚洲之中的日本史”这一观点，认为日本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而应该将日本视作亚洲的一部分，将日本史作为亚洲历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我比较赞同这一观点，也深受此观点的影响，比较重视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与周边国家、地区关系史的研究方法。这种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自1990年代以后在日本东亚海域史研究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以往日本学界，日本史、中国史、朝鲜史、东南亚史学科分别独立开展研究，但东亚海域史的研究则强调突破国家、区域之间的界限，比较重视日本、中国、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之间互相交流的历史。遗憾的是，在九州大学，日本史和东洋史学科之间的交流并不充分。就整个日本学界而言，1990年代以后，比较强调地域之间的互相交流。在中国，中国史的研究仍然是历史学研究的中心，日本史、东南亚史的研究较之中国史，影响力相对薄弱。所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框架，主要以中国为中心，侧重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海上交流、以及中国人的海外发展。当然，中国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关注欧洲在海域交流史中的影响，比如金国平老师利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的资料所进行的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南京大学非常著名的刘迎胜老师，他利用波斯文及其他欧洲语言从事东西交流的研究，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我相信以后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史料从事海洋史研究的中国年轻学者应该会越来越多。此外，阿拉伯文、波斯文中也有大量的海域史资料。日本学界很早就有使用各种语言史料研究东西交流史的传统，比如大概100年前，日本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他在这篇文章中除使用汉文资料外，还利用德文、英文、法文等文献。很多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英文，他利用各种语言的资料研究元代东西交流史，在中国研究方面占据重要学术地位，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问：九州地区可谓中、朝文化流入日本的窗口。16、17世纪，有部分华人东渡至日本九州地区，请问当时华人在九州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答：16、17世纪，有非常多的华人曾到达九州地区，最主要的据点和最大的华人居留地就是长崎。此外，大分县的府内(现大分市)、臼杵，熊本县的熊本、伊仓，宫崎县的都城、飫肥等各处城镇也有华人居留地的遗址——唐人町；九州南部的萨摩、大隅(现鹿儿岛县)的不少港口也有小规模的华人居留地。许多华人曾到长崎县的平户进行贸易，比如王直，他除了到达南九州以外，也曾到达过平户、博多，进行贸易走私。17世纪30年代，江户幕府实行闭关锁国以后，一部分华人回国，一部分华人迁到长崎，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九州地区，他们在南九州落脚，逐渐被日本文化同化，但仍保留了自己祖先是华人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从一些日本华裔的姓氏就能体现出来，比如原来姓陈的人，其日本姓氏为江夏，原来姓郭的人，其日本姓氏为汾阳。这些来自中国沿海各个省份的华人，以福建闽南人居多，尤其是漳州、泉州人。15、16世纪，福建人与琉球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16世纪以后，许多闽南海商常常到九州的各个港口从事走私贸易。17世纪以后，江户时代初期，闽南海商常到长崎进行贸易。江户幕府实行锁国以后，仍然有很多中国海商到日本进行贸易。长崎的唐人屋敷就是日本江户幕府在锁国时代专门为华人开辟的从事贸易的官方场所，其中就有福建的土地公庙、观音堂等。16、17世纪，中日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密切，比如曾到达南九州的华人中有医生、文人。我也曾就此问题写过一篇文章《16、17世纪东亚海域华人知识层的流动》，其中一些具有初步医学知识的读书人在日本可以作为专职医生从事医疗活动。不仅如此，他们精通汉语的语言优势也使得他们可以从事与中国交流活动有关的职业。宗教方面，华人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沿海僧人尤其福建僧人东渡日本后，成为日本寺庙的开山住持。总而言之，九州地区，尤其南九州的华人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海洋贸易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日本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日本学术界对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以及您近期关注的学术课题？

        答：以往的日本学者主要从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视角进行海洋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19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开始从海洋史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其作为亚洲史的一部分来理解日本历史，这种观点在日本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村井章介、荒野泰典开始倡导这种观点之后，此后的年轻学者也深受其影响。其做法是，对前近代日本与亚洲诸国家、诸地域及其关系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检讨。所说的“亚洲”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其内核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提出“时期区分论”，认为，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国家集合体，倒不如说它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有其多样性。近代历史学中日本与亚洲关系的认识，仅限于日本与亚洲关系图景的认识，这种观点受到国民国家（民族国家）历史认识的限制，而我们可以通过亚洲诸国家、诸民族社会与日本的比较研究方法来代替以往更加重视日本单方面与亚洲关系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据此，了解亚洲诸国家、诸民族社会与日本的这种共通性、差异性，这是把握历史的第一步。根据这一视角，可以将亚洲之中的日本史分为10个阶段，即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中原统一与周边地域的觉醒）、3-6世纪末（中原的分裂与周边国家的形成）、6世纪末-8世纪中期（律令制国家群的登场）、8世纪中叶-10世纪中叶（大动乱与交易体系的生成）、10世纪后半期-13世纪初（日、宋、高丽贸易时代）、13世纪中叶-14世纪末（元寇与倭寇）、15世纪初-16世纪前半期（册封体制的完成与勘合贸易体系）、16世纪前半期-17世纪末（倭寇的状况与新秩序的摸索）、17世纪末-19世纪前半期（近世秩序的安定与矛盾的深化）、19世纪前半期-19世纪末（亚洲近代化与民族主义）。和我同辈的许多日本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们，希望超越日本史、中国史的研究界限，把东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东亚整体发展史的研究视角出发，进行海洋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被我的同辈学者们所接受，并成为1990年代、2000年代的主流研究视角和方法。比如，日本史领域非常著名的榎本涉先生，他是村井章介先生的学生，其研究方向是日元关系史。他原来的专业是日本史，但他对中国汉文文献也十分熟悉，甚至比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有更高的中国史研究造诣。他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学术界，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另外，最近以村井先生的学生为中心的一批比较年轻的学者们致力于日明关系史的研究，与明朝史的专家合作，使用日、中双方的文献资料，就日明贸易、外交、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广泛研究。

        近来，日本学界研究日明关系史的学者越来越多，而这种超越日本史、中国史、朝鲜史研究领域界限的研究方法继续得到发展。但是现在日本更年轻一辈的学者当中，以亚洲整体史的研究视角从事海洋史研究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另外，和中国一样，最近在日本史学界，全球史研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年轻学者中间更是如此，不过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并未渗透到东亚海域史的研究中，这可能是因为从事东亚海域史的学者主要关注所谓“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的海洋交流，通常只用东亚文献(日文和汉文)进行研究，而对东南亚、印度洋海面的海域史研究不够充分，从更宏观的视角和研究框架开展的东亚海域史的研究成果不多。10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宁波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事东亚海域的研究——日本、朝鲜、中国、琉球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史，而从事东南亚、南亚海域的研究人员非常少。在东南亚史、印度史、阿拉伯史、波斯史等研究领域，全球史的影响较大，比如当时和我们一起参与宁波项目的东京大学羽田正先生，原来研究波斯史，后来以印度洋为中心进行海洋史研究，最近致力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从事研究。而东亚海域史与这种全球史研究方法影响下的海洋史研究，两者之间的交流不多，原因在于，东亚海域史使用英文、欧文文献从事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而研究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则非常熟悉欧文史料，因此他们积极推动从全球史的视野开展相关研究。

        此外，日本学界研究东亚地区以外、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也非常熟悉欧文、英文的研究史料。比如大阪大学的桃木至朗老师，以他为中心曾主持过一个研究项目。他在大阪召集了海域亚洲研究会，坚持了十几年。他曾主编过《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一书，我同桃木至朗先生共同发表一篇文章。桃木先生原先学习越南史，在海域亚洲研究领域从事东南亚史的研究，同时对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十分关注，经常与海外的全球史研究者进行交流。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东亚海域史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东亚海域，也应该关注东亚以外的亚洲海域、以及全球海域史的研究情况。在东亚海域史领域，汉文、日文、朝鲜语的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使用东亚本身的资料从事研究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能结合东亚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使用全球史的文献资料进行海域史，尤其是16世纪以后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可以使我们了解更多从东亚史料中不能了解的情报。例如，15-17世纪，很多中国海商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但从中国史料中很少能够了解他们在贸易活动中的细节情况，因为汉文官方史料一般只记录他们的走私贸易和海寇活动，而葡萄牙文、荷兰文史料有关中国海商贸易活动细节的记载则非常具体、详细。如果能将东、西方史料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东亚海域的华人、日本人的海上活动等情况。这种研究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我目前主要关注琉球的海洋活动情况，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Gores再考》、《从葡萄牙文史料看马六甲的琉球人》。第一篇文章使用葡萄牙文资料对Gores（当时葡萄牙人对琉球人的别称）进行考证，第二篇文章同样使用葡萄牙文史料考察琉球人在马六甲海域从事贸易的活动情况。目前有关琉球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中国福建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对琉球史方面的研究关切也越来越多，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也非常密切，还定期召开中琉关系史的研讨会。汉文、日文史料当然是琉球史研究的基础，但16世纪以后，关于琉球人的活动情况，欧文中的记载也比较丰富。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东南亚、东亚海域，西班牙人紧随其后，他们非常关注在东亚海域贸易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琉球。尽管以前也有不少日本学者介绍过这种葡萄牙文史料，但是最近研究琉球的中日学者对16世纪葡萄牙文史料中琉球的贸易情况并未予以太多关注。葡萄牙文当中有关琉球情报、活动的记载非常有趣，如果能将葡萄牙文史料和汉文、日文史料结合起来参考，可以推动我们对琉球的贸易、海洋交流等活动情况的深入了解，同时也赋予我们关于16世纪古琉球历史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问：请问您今后想要从事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答：我已经发表不少海洋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还未出版过海洋史方面的研究专著。所以我打算将已经发表的文章进行修订整理后，出版一部海洋史研究专著。比如我刚谈到的琉球问题以及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航日本等情况的问题。有关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航日本的问题，我与村井章介老师之间曾就来航时间有过一次论争。村井老师认为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航日本是1542年，而我则认为是1543年。村井老师对此问题已经出版了一本书——《日本中世境界史论》，我对此问题有过一篇文章。未来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对此问题出版一部专著。此外，最近日本学界对明清时期的朝贡贸易问题关注较多，我此前也就此问题写过《永乐年间的日明朝贡贸易》、《14-16世纪，东亚贸易秩序的变容和重组》的文章，我打算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继续此方面的研究。我也在继续关注福建与九州之间的贸易问题，除中、日文资料外，通过欧文的资料也可以了解福建与九州之间的海洋贸易、交流活动情况。如果可能，我希望能够继续拓展、深化在此领域的研究。

※　《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　《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图文编辑：张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