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杰 | 郑舜功生平大要与《日本一鉴》的撰著

童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摘要：倭寇现象贯穿整个明代，与之相伴，明代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御倭著述，《日本一鉴》是其中很特出的一部。该书作者郑舜功曾两赴日本考察，书中众多的内容皆融合了作者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其关于日本的记载与倭寇的考述，极具研究价值。《日本一鉴》撰著的原由同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嘉靖时期倭寇肆虐东南沿海，为了应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郑舜功以布衣的身份进京建言，由此获得兵部的举荐，为浙、直、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授命出使日本。郑舜功回国后却受到了续任总督胡宗宪的迫害，被执下狱，后来虽得平反，但有慨于抱负未展，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著《日本一鉴》以记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以待知者。

关键词：郑舜功；《日本一鉴》；倭寇；胡宗宪；迫害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是研究明代倭寇及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全书凡十六卷，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穷河话海》九卷，为全书的重心，内容涉及明嘉靖以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语言、地理、气候乃至民俗宗教等；《绝岛新编》四卷，记叙日本的地理情况，并附有多种日本地图；《桴海图经》三卷，主要记录郑舜功当年出使日本的随行见闻。由于此书还涉及到古代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问题，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内外的重视。历史上《日本一鉴》的流传十分有限，明清各类书目文献对之皆无著录。民国时期，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与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录筹海御倭类文献不下 150 种，却都没有著录《日本一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迄今尚无学者对全书予以点校整理，仅有台湾学者郑樑生依据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本，点校了和倭寇问题相关的《穷河话海》卷六至卷九共四卷的内容，当前相关的研究文论亦寥寥可数，学界对于《日本一鉴》成书由来、编撰体例、思想等内容的发掘尚十分薄弱。据郑舜功自叙：

日本之区悬绝沧海，自汉以来常通中国，魏晋隋唐亦常遣使，未究其□。北胡闰位虽屡使人，遭夷中沮，不得要领，辄恃兵卒致海患。逮今圣朝入贡出使，乃得要领，海患寝息百数十年矣。自岁庚戌以来，奸宄祸乱，荼毒东南。功思旧章，冒干天听，荷蒙圣明，遣使海外，奉宣文德，化道裔夷，得其要领，期致治安。归罹媢嫉，卒致偾事。愤思张骞出自草茅，非奉使命终老无闻。功亦草茅，时际圣明，奉使化外，功将垂成，不罹媢嫉，然东海荡平矣，而功岂下张骞耶！蠢尔海寇十有余年，汛动风生，徒报燋烂，奚为长治久安之道哉！孤愤不已，遂以见闻类编成集，目约《穷 河话海》，及凡古今驭夷之事，知则悉载。上陈天览，下匡时政，庶见草茅奉□□□□……。

由此可见，郑氏的使日与受害下狱，是成书的两大缘由。笔者将以此二事的考订为基础，进而论述《日本一鉴》的成书。

倭寇现象贯穿明代，在嘉靖以前，倭寇的行动均系海盗式的劫掠。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的海盗与倭寇合流，此前的“倭患”演变成了“倭乱”，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条载：

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寨，杀虏居民无数。

结合《明史·日本传》所记：

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竞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1552)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

由上述史料可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规模的倭寇首先在浙东沿海府县劫掠，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为此，明朝廷相继委派张经、周珫、杨宜三任总督，全权负责剿倭，但倭乱没有得到控制。面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允许朝野各界人士建言献策。明朝兵部还就此发出了告示：“一应人等，但有御侮平倭长策者，俱许具开揭帖，不时赴部，以备采择”。

明代理学繁盛，广开言路的政策推行后，士人用世热情高涨，倭寇相关的奏议、策论乃至布衣言论充斥朝野，这些言论之外，更有谈兵入幕之士或赴阙陈言之士。《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就曾以布衣身份进京建言，据其自称：

于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赴阙陈言，荷蒙圣明不以愚昧罪功，特下兵部咨送总督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国，采访夷情，随机开谕，归报施行等因。

由于获得兵部的举荐，郑舜功为直隶、浙、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并受遣出使宣谕日本。其后郑舜功招募从事沈孟纲、胡富宁等，歃血为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从广东出港，经由钓鱼岛附近，顺琉球沿岸海域北上。本打算直抵京都，可是遭遇暴风雨袭击，最后于当年七月漂至日本九州丰后。随后，郑舜功与丰后大名大友义镇取得了联系，其交涉的结果如下：

丙辰(1555)汛月，舟至日本丰后国，自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夫源义镇，禁戢所部六国地方，其余列国，止可移书，由其禁否。功按：大体必先晓谕日本国王，乃得编行通国，协一禁止……渐次晓谕修理大夫源义镇与国臣鉴、续长、生鉴、增鉴、治亲、守鉴、速鉴、直国、僧清梁等，议欲遣人附舟报使，请奉国典，还国一体遵照施行，以顺天朝之意，此其先知向化之心也。功以白手空谈，仰伏圣德，用竭愚忠，获其听信，自谓一奇。遂不顾非时之险，与报使清授俱来，遴流溯风，延廻大小琉球国，凡四十昼夜，万死一生，乃克至广，归报军门，奏闻区处，庶使东南之夷早定，边鄙之民早安，南顾之怀早舒。

郑舜功具体何时为总督杨宜所辟用，现已不可考。但杨宜的任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至三十五年 (1556)二月间，可见，郑舜功受命宣谕日本至迟为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可郑舜功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方才从广东出发，原因如其自序“功前奉使日本时，浙、直、福皆有贼，故取道广”，因为途中遭遇暴风雨，所以延至该年七月漂流到日本九州丰后。据《日本一鉴·绝岛新编》载“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书”。可知郑舜功在日本呆了半年，而郑舜功与日僧清授回国旅程亦颇不顺畅，途中经过琉球，前后花去四十天，待到达广东最早也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以后了。

早在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杨宜的军务总督之职已由胡宗宪接任，而胡氏在嘉靖三十四年任浙江巡抚期间，也曾派遣蒋洲与陈可愿二人赴日宣谕，个中原委如《蒋陈二生传》载：

蒋生名洲，字信之，陈生名可愿，字敬修，皆鄞人也……今天子二十九年(1550)，倭寇，东南骚动，军连摧败，创罢日甚，公私益累岁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掳萨摩州三十六岛夷属之……中国视王直者，居然敌国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请悬立赏格，曰：有能生获王直者，获万金封伯；又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袭 指挥佥事。于时，都御史胡宗宪，又请得上命。命有日，人难之，莫敢行者。则蒋生请行，又荐陈生行也。

另据黄宗羲《南雷文定》载：

胡梅林开府浙直，历访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万鹿园表，留心人物，谓梅林曰：里有蒋生者，纵横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园置之幕府。宗信曰……自王直航海，遂有东南之祸……直之母妻与子，尽在我地，彼虽作贼，骨肉刺心。公如开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计也，请于朝，授宗信提举，以陈可愿为副，复赦海上亡命十余人，使之向导。直之子澄，亦啮血致书于父……乙卯九月，开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岛……直至，殊作意气。宗信谕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坟墓，独不为老母妻子计乎？国家方急东方，诚以此时罢遣冲鲸，网络波臣，此万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绂，舍君谁适……直感其至言苦意，遂与同食递衣，言无不尽，偕返松浦。

胡宗宪在杭州开设幕府，招揽人才，都督万表推荐乡人蒋洲，为其所用。蒋洲入幕后，分析时局，认为东南倭寇之患的关键人物是王直，其家人尚留在国内，可以此作饵，胡宗宪采纳其建议，并获得朝廷批准，派遣蒋、陈二人前往日本劝说王直归降。蒋、陈二人至五岛，起初王直姿态倨傲，蒋陈展开游说，强调总督胡宗宪与其为同乡，且已将其母亲、妻子从狱 中救出，优待照顾，劝其归降立功，胡宗宪允诺予以照应，让明朝廷赦免其过往罪行，并开市通贡。在亲情的触动下，王直态度大为缓和。谨慎起见，王直以倭寇归属于各名主需要逐个宣谕为理由，留下了蒋洲。遣其养子毛海峰、叶宗满、王汝贤等，随陈可愿回宁波，以探明朝廷之真意。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国，胡宗宪知悉后，即上疏云：

州等奉命出疆，法当径抵日本，宣谕其王为正。今偶遇海峰等于五岛地方，即为所说阻而旋，就中隐情，未可逆睹。以臣臆度，大约有二：或惧传谕国王，于若辈不便，设难邀阻；或有怀恋故土，拟乘此机会，立功自归。乞令本兵议其制驭所宜，俾臣等奉以从事。

胡宗宪这份奏疏，读来令人费解，蒋洲与陈可愿系由其本人批准出使日本的，这时陈可愿带来毛海峰等人，回告王直有归降之意，蒋洲继续留日宣谕各藩倭寇。应当说，宣谕工作颇有斩获，同时下一步行动也有了眉目。可胡宗宪在奏疏中奏称蒋洲等人宣谕工作不利，并强调应当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重。事实上，明朝方面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时已经认识到 王直为“东南祸本”，扑灭倭寇的关键在于剿平王直。而蒋洲出使前亦已作过类似的分析，胡宗宪也是采纳了蒋洲的意见才派遣他们的。那么胡宗宪何以如此奏对呢？

笔者以为，当时胡宗宪对于陈可愿回报王直有归降意图这件事相当疑虑。第一，王直是否真心归降不好把握；第二，即便王直真心归降，那么其答应王直多为关照，赦免过往罪行，开市通贡，这些事情又如何措置。在胡宗宪接任之前的三年中明朝廷已连续更换了三任总督，稍有不慎，非但权爵不保，亦有丢命之虞。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精于权术的胡宗宪绕开问题的关键，以退为进，奏称蒋洲、陈可愿宣谕工作不力，夹杂私心，强调宣谕日本国王是平息倭寇的关键，最后希望朝廷给予指示。这样就把问题完全抛给了明朝廷，结果礼部回复：

东南自有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有言彼国荒，米贵，各岛小夷迫于饥窘，乃纠众掠食，国王不知者。用兵数岁，捕获亦多，招报参差，茫无可据。故昨岁礼部从抚臣之请，遣使侦之。今使者未及见王，乃为王直等所说而还。其云禁谕各夷不来入犯，似乎难保。且直本我编民，既称效顺立功，自当释兵归正。乃绝不言及，而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夷酋然，此其奸未易量也。宜令宗宪等，振扬威武，严加堤备，仍移文晓谕直等，俾剿除舟山等处賊巢，以明诚信。果海壖清荡，朝廷自有非常恩赉。其互市通贡，故俟蒋洲回日，夷情保无他变，然后议之。

这份回复，直抵问题核心，篇首就指出“东南自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另外，指示胡宗宪与王直交涉，探明其诚意。后续事宜，等蒋洲返回再做定夺。嘉靖三十六年七月，蒋洲回国，其在日本宣谕的经过及返回后的遭遇颇为曲折：

直与宗信同行宣谕……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长门等一十二岛，遍行禁约……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发松浦，海舶数十只，贡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锭定海关。七月，宗信及贡使僧德阳先入，而直舰为飓风飘堕朝鲜，不得偕来。宗信在日本三年，诸帅疑其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从之索贿，不应。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货，宗信无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 谓其空言无实事。巡按周斯顺劾奏，遂下宗信于狱。九月，直始叩阙，先遣王滶入见曰：吾等奉命而来，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严，公得无诳我乎？梅林曰：国法宜尔，毋我虞也，与之设誓甚苦，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复以指挥夏正为质。直于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见，顿首言死罪，且陈与宗信驰驱出百死……梅林多方慰劳，权寄狱中。梅林与直同乡，宗信出使，本许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赂数十万，为之贷死，朝议哄然。科臣徐浦复劾宗宪滥课军需，阴纵蒋洲勾引东倭。梅林大惧，因尽易曲贷王直之疏，谓以诱直为秘计，直罪在不赦，且谓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攘，酬君谓俟他日。遂疏云：蒋洲宣谕日本，已历三年，所宣谕者，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贡方物，而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无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计其擒直，合应功罪相准。有诏诛直，王滶、毛烈遂杀夏正，据舟山，征之逾年方解。宗信出狱，茫然自伤。

蒋洲与大友义镇的使者德阳，七月先期到达，王直一行因为遭遇飓风，漂流至朝鲜，至九月才抵达。在此期间，相关官员认为蒋洲从海外归来，应当赚取颇丰，因此向其索贿，蒋洲无以自通，索贿官员以王直未至为把柄，咬定蒋洲诳骗，经言官弹劾，蒋洲被执下狱。其后，王直抵达，同胡宗宪见面后陈诉其与蒋洲宣谕日本诸蕃的经过。胡宗宪将王直扣押后，本打算为其说情宽宥，但当时舆论认为王直罪大恶极，法不容贷。胡宗宪犹豫不定，迟迟没有措施，结果就有流言传说他从王直那里收受金银数十万。为了自保，胡宗宪将原来准备上呈奏疏中为王直说情部分内容全部删去，同时强调之前他与王直过从甚密是为了诱其入毂，其罪行不容宽贷。蒋洲出使前，胡宗宪曾授权他，只要王直归降，就允许开市通贡，并授予王直官爵。若这时候胡宗宪为蒋洲辩护，就等于承认其确有招降王直的想法，这样难以洗清受贿的流言。因此，胡宗宪在之后的奏疏中讲：

洲等奉使宣谕日本，已历二年，乃所宣谕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义。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令其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国王，将昌乱各倭，立法钤制，勾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

胡宗宪奏折中略去蒋洲等曾经招降王直的经过，再次强调出使工作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由于蒋洲等人未曾见到日本国王，即可认定出使工作毫无成效，并以“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为说辞，罗织罪名。

如前文推断，郑舜功回到广东的时间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之后，胡宗宪的督署在浙江，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自然在数月之后。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八月辛已朔甲辰条记载：“前总督扬直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丰后。丰后岛僧清授附舟前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小岛夷众，义镇等初不知也。”可见，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还在蒋洲回国之后，而郑舜功同样没有见到日本国王，宣谕的地方也是丰后。胡宗宪既然以此罗织罪名将蒋洲下狱，郑舜功自难幸免。

郑舜功本是抱着舒张才志、建功立业的理想往赴浙江的，但其后的经历远非所料。

郑舜功愤慨于“军门(胡宗宪)非惟不用功谋，而更陷功于狱”，殊不知自己只因“连坐”的缘故而成为无辜受害者，为此郑舜功下狱长达七年。历经艰险，罹遭困厄，郑舜功心意惨淡，惟夙愿难伸，孤愤不已：

念昔效忠，痛罹媢嫉，弥缝岁久，难得要领，忠不能摅，乱不得已，故忧世者有悬断遥度之差，故贼寇也有东灭西生之患。患今不息，良由中国流逋之隐诱……夫驭东夷，奠安中国，而功自谓尽一之说也。草莽僭议，万罪何辞，抑仰皇上，勿究媢嫉匪人，既往之欺，庶不复乱，孤忠经国之大谟，如蒙明良察，功之言行，功之议，如夷狄不诚服，东南不太平者， 甘受误国之诛矣。

最终，在赵文华、胡宗宪相继倒台后，郑舜功方得平反，个中详情如其所述：

前此事情，功于丁已、己末岁三次奏闻，痛遭弥缝，今数年矣，而忠勇智谋之人，虽历抱火积薪之忧，盖以功与沈孟纲等为戒，无敢复言者，自匪人去位之后，诉蒙宪司哀怜释狱，赤心未灰，步走京师，上言兵部，以心迹蒙哀，朴忠津咨浙江军门收录之……盖忧世者不得其情，得其情者不得其位，得其位者不得其信。世人皆醉，何忍独醒？故将宣谕之旨，节略微情，俾救世者宣昭文德忠信，以明赏罚劝惩。不惟孤愤得伸，奇冤得白，荒夷得所，堂堂天朝奠安矣。大抵奉使而难任人，若非成仁取义之怀，视死如归之志者，不能绥远，必致误国。故《易》有云：开国承家， 小人勿用。甘难国家之难者，非怀忠信，不亦难乎！

郑舜功对于治平倭乱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与自信，无奈身陷媢嫉，志业难酬，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日本一鉴》著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抒发胸怀，等待知者，以求公议。由《日本一鉴》撰著的原委来看，对于作者郑舜功而言，真是非常不幸的人生遭遇。但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日本一鉴》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亦未尝不是因郑舜功之“意有所郁结”而产生。郑舜功以布衣身份完成《日本一鉴》后，似乎未曾寻求官方的支持，交付刊刻，或为该书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