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明太祖实录》稿部份抄本，不少学者认定其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此说有误。建文时期，朱棣很早就被废为“燕庶人”，抄本称其为“燕王”，恰恰证明其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对应，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二者承袭关系明显，据此可以推断，抄本是现存唯一的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关键词：《明实录》; 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 《明太祖实录》底草;
作者简介： 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原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122-127
收稿日期：2019-05-04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nuscript of Ming Taizu’s Records Compiled for the Third Time during the Time of Yongle
Yang Yongkang
Abstract：
The Archive of Liaoning Province has kept parts of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nuscript of Ming Taizu’s Records. It is erroneously identified as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nuscript of Ming Taizu’s Records compiled for the first time.At the time of Jianwen, Zhu Di had already been deposed, however, he was still called“King Yan”. This accurately prov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transcript to be Ming Taizu’s Records. The dates, items and contents of the recordings in the transcript were in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with those in Ming Taizu’s Records compiled for the third time during the time of Yongle and were just slightly different in the style of their languages. Therefore, it could be speculated that the transcript were parts of the manuscript of Ming Taizu’s Records compiled for the third time during the time of Yongle.
Keyword：
Records of Ming Dynasty; Ming Taizu’s Records Compiled for the Third Time during the Time of Yongle; Manuscript of Ming Taizu’s Records;
Received： 2019-05-04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明太祖实录》稿部份抄本(以下简称《辽宁稿本》)，关于《辽宁稿本》的性质，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认为“当属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稿之抄本”，丁亮、张会会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抄录‘稿本’所使用的底本应为建文帝时期编修的《明太祖实录》，极有可能是该《明太祖实录》初稿的抄本”，他们都判定《辽宁稿本》是建文帝初修《明太祖实录》的抄本。笔者认为刘、潘和丁、张二文对《辽宁稿本》性质的考订存在着重大失误之处，《辽宁稿本》与《明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推敲。
一、《辽宁稿本》基本情况介绍
《辽宁稿本》原件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笔者未曾亲眼目睹原件，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对其纸墨装帧有过简单的描述：“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一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十二日）至六月癸酉（二十三日）实录稿抄本。此本书写材料为生宣纸和墨。据有关行家眼鉴，此纸为手工制造，主要原料是树皮，纸面不平，比毛边纸略厚；墨的主要原料是碳素、胶和香料，因经过裱糊，估计各种配料已发生化学变化。毛笔行书，间有行楷和行草。抄本页长二十五厘米、宽十三厘米，共九十九页，已裱糊装订成册；按日记事，共八十八日条（正月含十二条、二月含二十一日条、三月含十六日条、四月含十三日条、五月含十七日条、六月含九日条）。”1对其流传情况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部明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至六月的太祖实录稿抄本，原系清宫内阁大库所藏。后随大库档案散失而为罗振玉收藏，嗣经罗氏献与伪满奉天图书馆。解放后，经东北图书馆接收，现藏于我馆。”2
比较《辽宁稿本》与今存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江苏本”“红格本”）的相关文本，可以发现《辽宁稿本》有以下三个特点：3
首先，《辽宁稿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另外两本完全一致（仅江苏本缺二月丙子日，该日的内容错记在癸酉日内，癸酉日与丙子日记事前后相承，应该是江苏本漏抄所致），记事日期、条目、内容可以一一对应。只是语言、词汇略有差别，语义、内容则基本相同。
其次，《辽宁稿本》语言质朴，浅显易懂，另外两本文字更正式，更书面化一些。《辽宁稿本》文本更接近起居注、钦录簿一些，成书时间早于三修《明太祖实录》。4
最后，《辽宁稿本》讹误之处极多，涉及大量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丁亮、张会会对比相关文本后，“认为‘稿本’是一份由不熟悉明初情况的抄手‘听写’而成，这才产生了许多‘同音异字’的讹误”。5言之有理。《辽宁稿本》讹误多的主要原因是抄手“听写”造成的，也反映出抄手明史素养极低，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以上是《辽宁稿本》版本原貌、流传过程、文本内容及特点的大致情况。就目前为止，笔者没有见到《辽宁稿本》的影印本，整理点校本可以参考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第四部分“《明实录》稿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
二、《辽宁稿本》祖本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年间
《辽宁稿本》祖本成书时间对认识其文本性质极为关键。刘、潘及丁、张二文认定《辽宁稿本》祖本形成于建文时期，据此他们认为《辽宁稿本》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辽宁稿本》不避讳朱棣的名字。刘、潘二人文章说：
《辽宁本》和《江苏本》、《红格本》的成文时间究竟谁先？从三个本子对明成祖朱棣的称谓上可得到正确的答案。封建社会对当朝皇帝和先朝皇帝不能直呼其名，而呼尊称。《辽宁本》对朱棣直书其名，称之为燕王，《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今上”。如正月壬寅日,《辽宁本》记：“晋王朱刚、燕王朱褆……觐见。”《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晋王、今上……来朝。”二月庚申日,《辽宁本》记：“晋王朱刚、燕王朱褆……均往回封地。”《江苏本》和《红格本》则书为“晋王、今上……俱还国。”诸如此类，载者皆是。可见,《辽宁本》对朱棣直书燕王，不避讳；而《江苏本》和《红格本》为避其讳，尊书为“今上”。这就证明，《辽宁本》是于朱棣位居燕王时纂修；朱棣登基前，独有建文朝修过一次实录，并于建文三年完稿，《辽宁本》很可能为此时所修实录稿本之抄本。而《江苏本》和《红格本》则是朱棣称帝后纂修的。据此，《辽宁本》的成文比《江苏本》、《红格本》都早。
“江苏本”和“红格本”的祖本即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与“江苏本”和“红格本”不同，《辽宁稿本》不避讳朱棣的名字，这个现象无疑值得进一步细究，但是刘、潘二人的解释却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他们认为《辽宁稿本》不避燕王朱棣的名讳即证明其必为建文帝所修，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建文帝时期的政治背景——“靖难之役”。根据一些史料来看，早在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就已下诏削夺燕王朱棣的王位，称其为“燕庶人”，成书于建文三年的《明太祖实录》怎么会继续称呼朱棣为“燕王”呢？谈迁《国榷》有云：
（建文元年七月）壬辰，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北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三十六万讨燕……书谕诸王，削燕属籍，诏曰：“朕奉先皇遗诏，纂承大统，宵衣旰食，思图善政，以安兆民。岂意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词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馀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知罪自焚，榑已废庶人。朕以燕于亲最近，未穷其事，今乃忘祖逆天，称兵构祸，意欲犯阙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骇闻。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印造伪钞，阴结人主，朝廷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内闻知，莫不痛忿。今不悔过，又造滔天之恶，虽欲赦之，而获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庙，废为庶人，遣长兴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万，往讨其罪。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宜怀忠守义，奉职平燕，与国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6
永乐三年官修《奉天靖难记》所载建文元年十一月乙亥《朱棣上建文帝书》有云：
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耶？可为哀痛！7
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成书于建文三年，此时燕王已被建文帝削夺号位，《辽宁稿本》果为建文朝所修实录，应该称其为“燕庶人”才对。《明太祖实录》初修时期，正值“靖难之役”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双方经历了郑村坝之战、白沟河之战、东昌之战、夹河之战、藁城之战，战事惨烈，早已你死我活，撕破脸皮。根据笔者的考证，建文二年，燕王朱棣开始不使用建文年号，用干支庚辰来纪年；建文三年，朱棣去除建文年号，用洪武三十四年纪年，并追改建文年号。这种“去除”建文年号的行为意味着朱棣与朱允炆彻底翻脸，不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不臣之意表露无遗。8建文帝在削爵诏中一方面指责朱棣忘祖逆天、称兵构祸的谋反罪行，另一方面并指出，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朱棣就已经有包藏祸心、印造伪钞、阴结人主、隐匿人犯等罪行，《明太祖实录》的纂修是朝廷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朱允炆一定会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将“燕庶人”朱棣的累累罪行大书特书。在这种惨烈的政治斗争局面下，《明太祖实录》怎么可能还会给朱棣留面子继续称其为“燕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性。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9《明太祖实录》纂修者叶仲惠（《明史》本传为叶惠仲）因在实录中指斥朱棣君臣为逆党被杀。永乐初，朱棣敕修《奉天靖难记》反过来丑诋建文君臣，革除建文年号，用洪武代替建文纪年，通篇直呼建文帝名讳允炆，可以视作朱棣对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的报复。种种迹象表明，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在涉及朱棣史事记载时使用“燕庶人”称谓的可能性较大。《辽宁稿本》称朱棣为“燕王”反而证明其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帝之手，其祖本也就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
丁亮、张会会进一步认为，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关于朱元璋在朱标死后欲立朱棣为太子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可能是事实，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但是这种质疑是有问题的。他们的主要证据即来自于《辽宁稿本》“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日”的记载：“帝坐东便门，诏内大臣晓谕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聪明、仁厚、勇武，与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晋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
二人认定《辽宁稿本》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这条记载又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基本相同，因而认为永乐三修本的说法并非朱棣后来捏造。且不论《辽宁稿本》非建文时期所修《明太祖实录》，其所引史料不足为凭，就当时“靖难之役”惨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情形来分析，这样的记载决不可能在建文时期出现。如前所述，建文帝一定会利用纂修《明太祖实录》的机会打击朱棣，对“燕庶人”进行贬低，揭露朱棣的罪状，也一定会记载朱棣“庶出”的事实，他怎么会如此美化犯了谋逆大罪的“燕庶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会允许史官们用“聪明、仁厚、勇武”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燕庶人”吗？更遑论这样的话出自朱元璋之口，且意在立朱棣为太子。如此记载将置在位的建文帝于何种境地，叶仲惠这样的史官们能不考虑吗？《辽宁稿本》这条记载明目张胆地站在朱棣一边，由此即可判断，其成书必然在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之后。
三、《辽宁稿本》为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辽宁稿本》的祖本既然不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其成书时间又早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官修史书呢？众所周知，有明一代《明太祖实录》经过三次纂修，建文朝初修，永乐初重修，永乐中三修。《辽宁稿本》可能是永乐初重修的《明太祖实录》吗？笔者认为，《辽宁稿本》不可能是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它跟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辽宁稿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一致，《江苏本》、《红格本》的祖本即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总计183卷165册，永乐三修总计257卷、205册，从卷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内容至少扩充了三分之一，从册数上来看，三修本比重修本扩充了近四分之一，永乐三修比重修内容丰富了许多。按照常理推测，三修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应该较重修为多，各条内容也更为详细，《辽宁稿本》记事跨度长达六个月，却与三修实录一一对应，不见丝毫缺略差异，显然跟三修实录关系更为紧密，成书时间较重修本为晚。由此亦可推断，《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初修本的卷、册史无所载，但就《明太祖实录》三次纂修的情况来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一定与重修本、三修本有所不同。换而言之，初修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不可能与三修本一一对应，因而《辽宁稿本》不可能是初修本。
其二，从“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这条史料来看，《辽宁稿本》与三修本更为一致。以下分别是《奉天靖难记》、《辽宁稿本》、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一事的记载：
《奉天靖难记》：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讬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命于天尔。”1
《辽宁稿本》：帝坐东便门，诏内大臣晓谕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聪明、仁厚、勇武，与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晋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10
《明太祖实录》：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11
根据王崇武先生的考证，《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早于三修《明太祖实录》，笔者曾进一步考证其成书于永乐三年左右，12距离重修《明太祖实录》成书的永乐元年很近，以上《奉天靖难记》的记载应该来源于重修《明太祖实录》，《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较早，采取“革除”立场，极端丑化朱标、朱允炆，其立场应该与重修《明太祖实录》很接近。比较以上三条材料，可知《辽宁稿本》与重修《明太祖实录》的差别较大，《辽宁稿本》省略了对朱标、朱允炆的贬损之辞，如“太祖愈属意于上”、“诸孙少不更事”，朱元璋夜祷于天的情节也被省略，朱元璋的态度则由“默然”被修改为“大哭”。从整体上来看，《辽宁稿本》对“朱元璋欲立朱棣为太子”的历史书写采取了更为缓和、婉转的立场，也更具欺骗性，距离重修本尖锐对立的立场较远，与三修本则基本完全一致，充分说明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文本关系密切。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关系呢？两者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完全相同，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后者对前者的承袭很明显。如果我们了解《明实录》的纂修过程，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根据一些材料的记载，《明实录》成书之前先有底草，成书之后会将底草按照章程予以销毁。吴晗先生曾比较系统地搜集了“焚草”的相关材料：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
郑晓《今言》卷三四三：“实录成，焚其草禁中。”又卷一零三：“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万历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条：“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今上史学”条：“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有坊二，一曰金鳌，一曰玉蝀，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实录成，焚草于此。”又卷一三：“凡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又卷三二：“史成焚草，中贵传旨，犹传大学士为翰林学士。”13
此外，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亦云：“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14
笔者认为《辽宁稿本》的祖本应该就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底草（或称底稿、草稿）。《明太祖实录》主要取材于洪武朝的《起居注》《钦录簿》《奏事簿》《大明日历》，但是在这些前期官修史书、官方档案与《明太祖实录》正、副定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底草”阶段。之所以称之“草”或“稿”，顾名思义虽然是定本形成的依据或基础，但毕竟不同于定本，一定会与定本略有差异。将《辽宁稿本》与三修《明太祖实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辽宁稿本》符合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的所有特性。首先，从记事条目及内容上来看，基本相同，二者关系密切。其次，前者文字质朴、浅显易懂，保留了《钦录簿》口语化风格，以及《起居注》的行文格式，15后者则更为正式、更为书面化，二者文本略有差异，但前后承接关系明显，显然,《辽宁稿本》的文本处于《起居注》《钦录簿》与三修《明太祖实录》之间，是它们之间的过渡环节。最后，从一些细节上来看，《辽宁稿本》草稿属性意味浓厚。从卷帙形式上来看，《辽宁稿本》不分卷，史料长编的性质较明显，而相对应《明太祖实录》分为四卷，215卷（正月）、216卷（二月）、217卷（三、四、五月）、218卷（六月）。16从称谓上看，《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明太祖实录》称“上”，应该是保留了《起居注》《大明日历》等洪武官修史书原来的称谓。17《辽宁稿本》称朱元璋为“帝”，若称朱棣为“今帝”，没有先例，若称“今上”，则称谓不统一，索性不如遵循洪武官书惯例，称其爵位姓名。总之，“底草”本来就不是正式的官修史书，它只是《实录》的过渡产品，留有一些旧有史料痕迹，不避讳朱棣的名字也属惯例。
按照《明实录》纂修仪制，实录底草最终是要被焚烧掉，那么《辽宁稿本》何以流传后世？不外乎有两种可能：其一，参加焚草的史官或宦官找机会保存了一部分,即焚草之余。其二，焚草之前参加实录纂修的史官私自抄录了一部分。不管哪一种可能，实录底草大规模泄漏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综上所述，《辽宁稿本》是现存唯一的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它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是实录底草，对学界重新认识《明实录》的纂修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注释
1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80-82页。
2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3-16页。
3(1)刘玉岐、潘国华二位先生的文章对《辽宁稿本》的文本特点也进行过总结，参见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初考》，第80-82页。
4(2)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76-84页。
5(3)丁亮、张会会：《从〈明太祖实录〉稿本谈明初立储问题》，第76-84页。
6(1)谈迁：《国榷》卷一一，惠宗建文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05页。
7(2)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6页。
8(3)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139-152页。
9(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页。
10(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1页。
11(2)刘玉岐、潘国华：《〈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第3-16页。
12(1)《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13(2)参见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第139-152页。
14(3)以上诸条均转引自吴晗：《记〈明实录〉》，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页。吴晗先生并未对这些资料进一步展开论述。
15(4)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1)丁亮、张会会利用《万历起居注》《明太祖钦录》，与《辽宁稿本》的书写格式和语言风格进行对比，认为《辽宁稿本》还保留着起居注的书写格式和钦录簿的语言风格，笔者认同这一判断，但不认同他们将《辽宁稿本》定性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
17(2)需要指出的是，《辽宁稿本》首尾正月、六月记事并不完整。
18(3)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称朱元璋为“帝”，此本《皇明宝训》直接取材于洪武时期的“记注”，据此推测，当时的《起居注》《时政记》，包括与《皇明宝训》同时成书的《大明日历》，亦称朱元璋为“帝”。参见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