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辽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指的是从辽上京通往当时的高丽、新罗、日本、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等地的道路,其中,辽朝通渤海国的路线主要有六条,即日本道、新罗道、营州道、朝贡道、契丹道和黑水靺鞨道;辽朝至日本的交通有三条,分别为北线、筑紫线和南海府线;辽上京通往生女真、五国部的道路则主要为“贡鹰道”,辽朝和今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等地的交通线则是辽代鹰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朝通过上述路线,与东北亚各国展开朝贡、榷场及互市贸易,获利丰厚,其中,辽朝和高丽之间的来往最为频繁,这些贸易活动促进了辽朝与东北亚诸地经济文化联系。
关键词：辽朝; 五国部; 东北亚; 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程嘉静(1980-),女,内蒙古赤峰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后,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 杨富学(1965—),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敦煌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9-01-11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064);
原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6(05),99-106
古代的“东北亚”一词是以历史考古学为基础的地域划分,并不是如现在作为经济地理学名词。本文探讨的辽代的“东北亚”也是基于这一基础。徐苹芳先生早就指出,草原丝绸之路“从新疆伊犁、吉尔萨尔、哈密,经额尔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赤峰、朝阳、义县、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1。辽朝曾控制草原丝绸之路,西与回鹘2、大食3关系密切,学界已多有研究。其东北亚的丝绸之路,则是从辽上京通往当时的高丽、新罗、日本、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等地,对此学界少有探讨,故试作考论。
一、辽与东北亚各地的交通路线
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随着渤海国被纳入辽朝的版图,渤海国从唐以来开辟的交通线便为辽朝继承,因而可以通过探索渤海国的交通线探讨辽代东部沿海的交通线;而有关辽朝和今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等地的交通线则是辽代鹰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看辽朝与其东部各国的交通路线。 渤海国时期有六条交通路线,即日本道、新罗道、营州道、朝贡道、契丹道4以及黑水靺鞨道。其中日本道和新罗道则是渤海通往高丽、日本的道路。李孝聪先生认为,辽朝与高丽的交通路线为:“在高丽境内,是自开京(今朝鲜开城市)经西京(今朝鲜平壤),北至龙州(今朝鲜龙川),由此进入辽境内的保州来远城(今鸭绿江南岸的朝鲜义州);在辽朝境内,是从来远城经开远城(今辽宁凤城)至东京辽阳府;在东京至中京之间辽朝设有专门的驿道,高丽朝贡使团可以凭借这条驿道从辽朝东京而进入中京;再分途去上京或南京。”5从东京至上京及南京、中京的道路,学界多有论述,在此不赘述。而关于前半段的路线,需要说明一下。据《耶律仁先墓志》记载:“时朝廷以高丽女直等五国6入寇闻,上曰:‘仁先可往。’命驰驿安定之。因奏保定二州联于北鄙,宜置关铺,以为备守。有诏报,自是五国绝不敢窥扰。”7当时耶律仁先任东京留守,其“驰驿安定”鸭绿江女真和高丽,说明从东京辽阳府至高丽有驿道可行,而保州和定州是两个重要的交通点,都在鸭绿江东南岸,即今朝鲜平安道西北部,是控制高丽的要地,因而要设置关铺。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辽又在鸭绿江东岸设置邮亭,方便了辽和高丽的驿传。又据《东国通鉴》载:高丽成宗文懿王十三年(994年)春二月萧逊宁致书高丽国王“若不设于预备,虑中阻于使人,遂与彼国商议,使于要冲路陌,创筑城池者,寻准宣命,自便斟酌,拟于鸭江西创筑五城,取三月初拟到筑城处下手修筑。伏请大王预先指挥,从安北府至鸭江东,计二百八十里,踏行稳便田地,酌量地里远近,并令筑城,发遣夫役,同时下手,其合筑城数,早与回报。所贵交通车马,长开贡觐之途,永奉朝廷,自协安康之计,始行契丹年号”8。其中安北府治所大致在今朝鲜平安南道位于清川江附近的安州,从此地280里至鸭绿江东之地,辽朝要求创五城,即后来高丽所设之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龙州(朝鲜龙川)、铁州(朝鲜铁山)、郭州(朝鲜郭山)、龟州(朝鲜龟城)五城。而这些城的设立是为了“交通车马,开贡觐之途”,说明在辽和高丽的交通线上这五城是重要的地点。而辽朝为了防御高丽、女直等国,东京至鸭绿西北峰设置军堡凡七十9,则辽代从东京辽阳府至高丽有军事防御措施,这些防御措施有保障这条交通线的功能。从此五城再往南走,据《新唐书·渤海传》中的“南海—新罗道”,有这条交通道的记载。南海,即渤海“南京南海府”,对于其位置,学界普遍认同为今朝鲜北青古城。《三国史记》卷37引贾耽《古今郡国志》“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10。其中新罗泉井郡,为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德源,而魏存成先生查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朝鲜·韩国地图册》,在咸镜南道没查到德源郡,而江原道元山市北侧有德源里,其应为泉井郡11。而栅城为今天珲春市萨其城。渤海被辽灭后,此三十九驿,即是从辽至新罗、高丽的交通道线。而从高丽南部的耽罗(今韩国济州岛)可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北九州等地。
从辽朝至日本的交通。据载在渤海国时有三条航线可达日本:一、北线。从龙原(渤海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县八连城)东南行至盐州(即毛口崴,今俄罗斯哈桑地区波谢特湾克拉斯基诺港口)出海到日本;二、筑紫线。从龙原出发,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到达日本的筑紫(今日本北九州);三、南海府线。从渤海南海府(今朝鲜北青古城)“吐号浦”出发,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行,到达筑紫。这些线路在日本筑紫、能登、加贺、隐岐、但马、长门、出云、伯耆、若侠等地登陆12。唐代著名的日本高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从日本到唐朝,是从筑紫(今日本九州福冈)的“博多港”出发,经朝鲜半岛而到达唐朝的。在盐州曾出土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见证了其作为交通线的重要位置。辽朝在灭渤海之后,东京龙原府归辽朝版图,因而此地也应是辽朝通往日本的道路。
其次看辽上京通往生女真、五国部的道路。该道路被称为“贡鹰道”,指从辽代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波罗城)至黑龙江下游乃至库页岛的道路13。这条路上既是五代后晋皇帝石重贵及其母李太后被辽太宗耶律德光流放之路,也是宋徽宗、钦宗流放之路。这条路从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向东可达千岛群岛、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直至北美洲14。“贡鹰道”一词首次出现于辽代。早在唐朝时,贡鹰道就已延伸至流鬼国15,根据《通典》记载:流鬼国国君长孟蜯遣其子可也余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三译而来朝贡”16,关于流鬼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今天的堪察加半岛上,而可也余志应为阿留申先世,居美洲17。则唐代已经通过鹰路与美洲地区有所交往。
史书明确记载这条道路的首航者为北魏时期的乙力支。《魏书》云:“延兴(471～476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477～499年)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汎达其国。”18难河即今松花江及其上游嫩江,太沵河即嫩江支流洮儿河,洛孤水即今西拉木伦河19。《魏书·勿吉传》记载太和十年(486年)勿吉人侯尼支入贡,据其描述,其地临近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20。其中覆钟国即为奴儿干地区。《奴儿干碑记》记载:“东北曰哈州,曰奴儿干城。皆渤海、辽、金所建,元并废,城址犹存。”明代在奴儿干设立奴儿干都司。
此条交通路线上从上京到五国部的道路分有东北路和东南路两条。东北路是从辽上京北经长春州(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21,东行到宁江州(今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西部的伯都讷古城),沿第一松花江直到黑龙江下游的五国部;东南路是从辽上京到信州(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再从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北行,沿第一松花江到达生女真和五国部。其中东南路据渤海国时期的“扶余契丹道”记载,从上京龙泉府至上京临潢府的道路如下:从渤海的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出发,至“吉林龙潭山或南城子(古扶余城)—西南桦甸苏密城(长岭府)—柳河罗通山城—东丰山城镇—开原东(八棵树古城)—老开原(咸州)—康平小塔子(祺州)—法库四家子古城(熊山县)—彰武苇子沟(洪州)—阜新塔营子(懿州)—阜新红帽子(成州)—兴中府(营州),然后出大青山关隘,至今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之地”22,进而至上京临潢府。《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925-926年亲征渤海,先拔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然后南下,攻打忽汗城(渤海中京显德府),行军路线和此路有重合之处。则辽代时期应该是沿用了这条道路。这条路是从辽上京通往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干道。辽代通往五国部的道路,被后世的金元明清所继承和沿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鹰路上发现了许多辽金时代的遗迹和城址。一些是渤海国时修建,辽时沿用;一些则是辽代新建。牡丹江流域,沿用渤海时期的古城有8座,如横道河子古城、孙船口古城、黑石古城、通沟岭山城、南湖头古城、城子后山城、城墙砬子山城、龙头山古城、菱角崴子遗址23。建于辽金时期古城有22座,即背荫砬子城址、帽儿山山城、西北岔山城、西营城子古城、营城子古城、东营城子古城、杏花古城、长路山古城、萨尔浒古城、满城古城、沙虎古城、乌斯浑河古城、古城子古城、新城古城、三道通古城、白虎哨古城、建堂乡古城、大山头古城、湖水古城、土城子古城、依兰县城古城、五国头城24。这22座辽金古城多为建于水陆交通便利的江河沿岸的台地上的平原城。除此之外,牡丹江流域的鹰嘴峰c遗址也有辽代的遗迹。村落外边有河卵石垒砌的石墙,既有防御性质又有防水性质。房址中有典型的辽代火炕25。
黑龙江中游南岸墓葬共有98座,辽代中期墓葬35座,包括绥滨县三号墓葬群14座、黑河市卡伦山古墓葬18座、绥滨县新城辽墓2座、汤原县新城辽墓1座。辽末金初的墓葬共计22座,包括绥滨县永生墓群12座、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5座、嘉荫农场双桥三号墓葬1座。绥滨县奥里米墓群4座。出土典型器类有重唇口罐、鼓腹罐、扁腹罐、瓜棱罐、瓜棱壶26。辽代五国部文化特征27则以其中的绥滨地区永生、中兴28、奥里米3个墓群为代表。出土的短颈弦纹瓜棱罐、葫芦口长颈瓜棱罐、席纹和小菱形块组成的横条纹带最有代表性29。其中绥滨永生墓出土侈口深腹平底周身排印方格纹的夹砂粗陶罐、细泥灰陶罐、瓜棱罐、铁削、铁带卡、扁凿式箭头、矽化木等,都是五国部文化的典型特征,属于辽代五国部文化即三号类型文化30。黑龙江中游黑河卡伦山墓葬,出土的陶器更接近黑龙江绥滨辽代三号古墓31。汤原新城墓葬出土的瓜棱壶,与绥滨三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仿,马镫与赤峰大营子辽墓所出的马镫相似,为辽代时期五国部文化32。
临近绥缤县的今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区、纳杰日金斯科耶、哈巴罗夫斯克以及黑龙江下游博朗湖地区十至十一世纪墓葬中发现了与绥滨县永生文化十分相似的出土器物。出土的瓜棱壶、瓜棱罐及素面夹砂罐为代表33,是辽代五国部的分布区。而在科尔萨科沃墓葬中,表现出了明显的阶层分化。有随葬品的墓仅集中在1～2个中,且陪葬品很多。出土的器物以喇叭口瓜棱壶为多34。说明辽代的势力已达到这些地方。据胡峤《陷虏记》载“西北至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35胡峤所记的妪厥律,应为羽厥里的不同音译。而狗国即奴儿干地方,位于黑龙江下游地区,根据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今俄罗斯特林)为纪念修建永宁寺所刻石《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载:“惟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皆闻风慕化,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野人养狗驾舟,运器用诸物。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永乐九年春……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畴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36永宁寺附近还发现辽代的钱币和瓷器。奴儿干永宁寺前有砖塔,其形制具有明显的辽代特点。鸟居龙藏认为:“确为辽金时代之砖塔形式。”37则黑龙江下游地区曾为辽代所统,应为辽代五国部管辖区。辽代兀惹人居地在黑龙江和松花江合流处至黑龙江口,库页岛一带,即今同江市秦得利古城38。也应在这一范围之内。
二、辽朝和女真的贸易往来
辽朝与东北亚诸部的经贸往来主要是辽和女真、五国部之间的经贸往来,而辽与东北亚诸国的贸易主要是辽朝与高丽、日本间的贸易往来。
辽朝和女真的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和榷场贸易。女真朝贡辽朝的记录从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至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都有记载。“即使道宗、天祚帝两朝大部分女真不再朝贡,但反映了辽朝对女真的统治形式已由羁縻朝贡统辖体制转向一般行政建置管理体制”39。耶律阿保机时,为控制女真各族,将较为强大、汉化较深的一部分女真人迁至辽阳以南,入辽籍,对其直接控制,史称“熟女真”;而未被迁徙者,仍留居“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宁江州(吉林省扶余县境)之东北者,地方千余里”40。他们不入辽籍,社会发展较缓慢,史称“生女真”。而这部分生女真一直都和辽朝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41。
辽朝于生女真交界地带设置了宁江州(今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伯都讷古城)榷场。据《契丹国志》载:“先是,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42此处的“州”即为宁江州,辽道宗“清宁中置,初防御、后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43洪皓《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44熟女真也从辽阳附近到宁江州榷场进行贸易。据《契丹国志》载:“居民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或只于边上买卖,讫,却归本国。”45所谓的“于边上买卖”即是指到宁江州榷场进行贸易。辽朝曾在宁江州附近的拉林河两岸设置边防城数座,作为防守女真的前沿阵地。考古发现在今黑龙江市双城区境内共发现古城九座,距拉林河较近的有六座,分别为:石家崴子古城、车家子古城、花园古城、唐家崴子古城、万斛古城、杏山古城46。这些古城间距大致相等,形制基本相同,周长大都在1000～1800米,城四角有角楼,城垣上有马面,城外有一道护城河,每城又皆有一门,且都开于北墙,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为辽末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初所建47。这些军事防御城归东北路统军司统管48。这种戍边防御措施,在辽代晚期阻碍了辽和女真及五国部的贸易49。但同时也说明这条线路是女真到辽代榷场交易的主要交通要道。辽末女真人来榷场易物时,辽人肆意压价,“低其直(值),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50。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才导致了辽朝末年完颜阿骨打首先以宁江州作为首战的地点,掀起了反抗辽朝的斗争,也说明宁江州的经济和军事的重要作用。
三、辽和五国部的往来贸易
五国部是指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组成的部落群体。而学界一般认为越里吉为五国头城51,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境内。奥里米古城为绥滨县城西九公里的古城。剖阿里城在今俄罗斯境内哈巴罗夫斯克城;越里笃城为桦川境内的万里霍通古城;盆奴里城为汤原境内的桃温城(明代称托温城,清代称固木讷城)52。五国部是从黑龙江依兰县东到大海间许多部落的总称,并不限于五部,这一范围也不仅五个城。
这条路之所以被称为鹰路,因五国部以海东青朝贡辽朝而得名53。其中五国部分布在从松花江中游到黑龙江下游的水路交通线上。他们不定期向辽朝朝贡54。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55而明代的文献记载:“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56《宋史》云:徽宗时,梁子美为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57。则契丹为了在商贸中获利,需要用海东青捕天鹅,以取得蚌中珍珠。辽朝统治者为了获得海东青,“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58。辽朝为此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早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就设立了鹰坊,置鹰坊使、鹰人等职官,负责管理驯养海东青。辽代鹰路经常不通,因而辽代设防南北二千里,后期主要是依赖完颜部女真控制鹰路。
据载,五国部于辽圣宗时来附,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59。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夏四月戊辰,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部遣使来贡60。开泰七年(1018)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61。《辽史·食货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疋。”而《契丹国志》更详细记载了五国部除海东青之外所贡之物。据《契丹国志》卷22载,混同江(今松花江)中游流域的屋惹(兀惹)、阿里眉(奥里米)、破骨鲁(剖阿里)等,“每年惟贡进大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胶鱼皮、蜜蜡之物,以与北番人任便往来买卖”;阿里眉(奥里米)以北的铁离(骊),“以大马、蛤珠、鹰鹘、青鼠等皮、胶鱼皮等物与契丹交易”;铁离(骊)西南的靺鞨族,“以细鹰鹘、鹿、细白布、青鼠皮、大马、胶鱼皮等与契丹交易”;靺鞨以北的喜失牵族,“以、羊、马、牛、驼、皮、毛之物与契丹交易”。这些部族一般都到宁江州榷场进行贸易,而交易物品主要有鹰鹘、各种鼠皮、大马、蛤珠、胶鱼皮等。辽设立东北路统军司之后,对五国部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改变,即辽中央重新加封了五国部各酋长为节度使,五国部节度使逐步撤销62。并且将打通鹰路和保证海东青贡御的任务交给了由完颜部首领担任的生女真部落节度使63。
四、辽朝和东部诸国的经贸往来
(一)辽朝和新罗的经贸往来。
辽朝和新罗的贸易往来不是很多,辽太祖九年(915)冬十月“新罗遣使贡方物”64,辽太祖天赞四年(925)十一月己酉“新罗国来贡”65。辽中京还专门设置“朝天馆待新罗使”66。而据《契丹国志》记载,新罗按八节入贡辽的物品有:“金器二百两、金抱肚一条五十两、金钞锣五十两、金鞍辔马一匹五十两、紫花绵绸一百匹、白绵绸五百匹、细布一千匹、粗布五千匹、铜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瓶、脑元茶十斤、藤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参不定数、无灰木刀把十个、细纸墨不定数目。”67而契丹回赐的物品包括:“犀玉腰带二条、细衣二袭、金涂鞍辔马二匹、素鞍辔马五匹、散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细绵绮罗绫二百匹、衣着绢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数。”68此外还有辽朝对新罗使节的回赐,这些其实都是官方的一种经贸往来。
(二)辽朝和高丽的丝路贸易。
辽朝在926年灭渤海国,和高丽相邻,二者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和平交往为二者关系的主流69。辽太祖天赞元年(922年),契丹遣使至高丽,“赠送骆驼及毡”。这是契丹与高丽正式交往的最早记载70。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遣使册封高丽成王王治,意味高丽正式成为辽朝的藩属国71。后因二者战争,双方关系破裂。到辽圣宗开泰十年(1021年)十一月,上尊号,大赦天下,改元“太平”,高丽派出使者聘问,第二年(1022年)高丽复用辽的年号,双方重新确立起藩属关系,一直持续到辽末。今天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一枚篆书“海东通宝”,乃高丽钱币,为高丽肃宗时期所铸,见证了辽丽之间经贸往来。
辽朝和高丽之间的友好交往,使得二者间的交流频繁。主要表现在朝贡贸易、榷场贸易、互市贸易等。据统计,从922年辽朝第一次遣使高丽至1120年最后一次遣使高丽,辽朝出使高丽约242次72。高丽从924年至1123年,共遣使辽朝250次73。均为一年1.2次的频率,但实际会随二者关系的好坏有所不同。《宋史》载:“自王徽(高丽文宗)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岁贡契丹至于六,而诛求不已……尝诘其西向修贡事,高丽表谢,其略云:‘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契丹悟,乃得免。”74则宋朝记载高丽对契丹的朝贡每年6次;而《高丽史》高丽显宗十三年(1022年)记载:“契丹东京持礼使李克方来,言自今春夏季问候使并差一次,与贺千龄、正旦使同行;秋冬季问候使并差一次,与贺太后生辰使同行。”75则自辽圣宗开泰十一年(1022年)后,基本一年4次的朝贡频率。
至于高丽朝贡之物和辽朝的回赐物品,参考上述新罗国贡进物件可见一斑。而高丽的特殊贡物一般是:“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织成五彩御衣金不定数”。辽朝回赐高丽贡使的物品为:“金涂银带二条,衣二袭,锦绮三十匹,色绢一百匹,鞍辔马二匹,散马五匹,弓箭器一副,酒果不定数”76。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高丽朝贡的物品还有更多种类。如伎乐、地里图、鹰等。辽圣宗二十六年(1008年)高丽进龙须草席,贺中京城落成。以作为中京的文化殿、武功殿铺地之用77。《高丽史》载:靖宗四年(辽兴宗重熙七年,1039)夏四月,遣尚书左丞金元冲赴辽“并进捧金吸瓶、银药瓶、幞紵头、纱紵布、贡平布、脑原茶、大纸、细墨、龙须簦席”等78。一些中原书籍也由于贡使贸易从高丽流入契丹。如《高丽史》载睿宗八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二月“庚寅,耶律固等将还,请《春秋释例》《金华灜洲集》,王各赐一本。”79北宋名臣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指出此为宋朝的一大流弊。据载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80。高丽天文知识,也得以传入辽域。辽圣宗时,翰林学士耶律纯精通星象占卜之学,其于辽圣宗统和二年(高丽成宗三年,984年)使高丽,得到高丽国禅师所赐之星躔之学81。辽朝赐予高丽的物品除《契丹国志》所记外还有羊、车、书籍等。辽朝曾三次向高丽赠送《大藏经》,分别为辽道宗清宁九年(高丽文宗十年,1063年)三月、辽道宗寿昌五年(高丽肃宗四年,1099年)、辽天祚帝乾统七年(高丽睿宗二年,1107年)。契丹语也被高丽学习,《高丽史》载,成宗十四年(辽统和十三年,995年)遣派“童子十人于契丹,习其语”82。
榷场贸易。辽丽间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主要有榆州(今辽宁凌源西十八里堡)榷场和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及新义州之间)榷场。保州榷场设置时间当在开泰四年(1015)以后83。但不知何时废置。辽大安二年(1086年),辽准备在鸭绿江东保州等地再置榷场,高丽宣宗派遣尚书右丞韩莹等出使辽朝,“请罢之”。大安四年(1088年)九月,高丽宣宗再次派遣“太仆少卿金先锡如辽,乞罢榷场”。辽道宗回诏曰:“屡抗封章,请停榷易,谅惟细故,讵假繁辞。迩然议于便宜,况未期于创置,务从安帖,以尽倾输。释乃深疑,体予至意。”84说明道宗对高丽的请求表示谅解,遂取消了在保州设榷场的计划。
同时辽和高丽之间还有互市贸易存在。因为辽朝曾在渤海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85,而《高丽史》载邵台辅上奏云:“北路边城将士,多自山南州县充入,故丁田在远,赀产贫乏,脱有兵事,并为先锋。请自今令入辽使臣,拣壮健者为兼从,因使侦察疆域事势,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竟劝。从之。”86也证明了互市贸易的存在。高丽很重视和辽朝的贸易。辽文宗九年(1055),设置娱宾、清河和朝宗等客馆,为使臣和商人寄宿提供便利。文宗十六年(1062年),更特设“辽国买卖院于宣义南”,以为贸易的固定场所。高丽名僧义天曾于1085年五月入宋求法,第二年返回。他曾从宋、辽、日本朝购得佛教典籍,并奏请在高丽兴王寺编刻,共计四千七百四十余卷,刻为《续藏经》,亦称《义天续藏经》。现存《大觉国师文集外集》第八卷,收录有辽朝御史中丞耶律思齐给义天的三封信及辽僧智佶诗一首。此外,义天所编《圆宗文类》卷22,收录辽道宗所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辽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一书也在高丽得以传播。
(三)辽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
辽朝时期,正值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这时的日本采取的是锁国政策87。加之其他因素,史籍所载二者交往甚少88。但《辽史》中却有“日本国王府”之设。因而有学者认为这是辽朝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日本根本就不是他的属国89。史书所记最早的辽朝和日本之间的往来是在天赞四年(日本醍醐天皇延长三年,925年)90学界公认这并非官方的往来91。其后直到辽道宗年间才有二者交往的记载,即大安七年(1091年)九月“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92。次年九月,“日本国遣使来贡”93。又据《百练抄》卷5记载,宽治七年(1093年)二月十九日,日本官府有审查道言、能算等渡契丹之商客之举。《中右记》记载:“宽治七年(1093年)十月十五日……是彼契丹事,可被问对马守敦辅等者,伴敦辅依召近日上洛也。”对事件进行追究是在朝贡之后的一、两年,应该追究的是1091年和1092年朝贡之事,实际上这两次朝贡均是堀河天皇时任大宰帅的藤原伊房的私人行为,均不是官方行为,郑元、郑心可能是从对马海峡带去的翻译94,而明范等28人赴辽是从对马出发的95。藤原伊房失势后被追责,应范受处分,藤原伊房被降职。
辽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的交流,最突出的是宗教方面,其次为历法。就宗教而言,辽代许多佛学经典传入日本。辽僧人行钧的《龙龛手鉴》、觉范《大日经义释演密抄》、志福《释论抄》、法悟《释论赞玄疏》、鲜演《华严经谈玄抉择》以及道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都在日本流传很广。可能是日本僧人应范(明范)带回或是从高丽间接传入96。日本宽治八年(1094年)兴福寺僧永超献于青莲院的《东域传灯目录》卷上《随函音疏》99卷可能是以契丹藏为基础的后晋可洪撰《新集藏经随函录》30卷97。而日本尾州真福寺所藏《释摩诃衍论通玄抄》系义天法师于续一切经雕刻之际编入者,也正是辽代佛典传入日本的实物例证98。历法方面,据《辽史·历象志下》载:“宋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辽己未岁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气有不同。戊午,辽大康四年(1078);己未,五年也。当辽、宋之世,二国司天固相参考矣。”99这里的日本戊午岁和辽戊午岁年份相同,均为1078年。则二者之间在历法方面相互影响。
辽朝的东北亚地区,不仅连接了辽朝和五国部、新罗、高丽、日本,辽朝甚至和当时的美洲已经有联系。辽朝继承并发展渤海国时期的水路交通,与东北亚各国展开朝贡、榷场及互市贸易,鹰路使得辽朝获利丰厚。辽朝和高丽之间的来往最为频繁,和日本之间的交往则相对较少。辽朝通过这些交通路线加强了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注释
1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的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第322页。
2杨富学:《回鹘与辽上京》,《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28～139页;松井太:《契丹とウイグルの関系》,《アジア游学》第160号,2013年,第56～69页。
3杨富学、陈爱峰:《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4《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2页。
5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6孙昊认为此五国应指当时参与侵边的鸭绿江女真,而非居于黑龙江下游的“五国部”(《辽代的辽东边疆经略——以鸭绿江女真为中心的动态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7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耶律仁先墓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2—353页。
8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辽史拾遗》卷7,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4页。
9《辽史》卷36《兵卫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34页。
10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7《杂志六·地理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52页。
11魏存成:《渤海政权的对外交通及其遗迹发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12王侠:《渤海使者访日起航时间考》,《东北亚考古信息》,1993年第1期。
13景爱认为鹰路起点在黄龙府(《辽代的鹰路与五国部》,《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吴树国认为鹰路起点在宁江州(《辽代鹰路起点考辨》,《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4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15傅朗云:《关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探索》,《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
16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200《流鬼传》,中华书局,1988年,第5491页。
17傅朗云:《东北亚土著民族源流考》,《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1期。
18《魏书》卷100《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0页。
1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5,史语所专刊之83,1986年,1758～1760页。
20《魏书》卷100《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1页。
21宋德辉:《白城历史文化之旅》,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22王绵厚、朴文英:《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9—260页。
23王禹浪、王俊铮:《牡丹江、延边地区渤海历史遗迹考察》,《黑河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24王禹浪、于彭:《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女真筑城分布研究》,《满族研究》,2014年第3期。
25张泰湘:《牡丹江莲花水库淹没区考古发掘》,《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
26李则宇:《10—12世纪黑龙江中游南北两岸墓葬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7辽代五国部物质文化首先由干志耿提出,他认为黑龙江绥滨新城三号墓是辽代五国部的墓葬,并得出辽代五国部的物质文化特征(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第101—102页)。
28胡秀杰、田华认为中兴墓群很可能含有辽代文化的遗物(《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29胡秀杰:《黑龙江省绥滨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墓群出土文物》,《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30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第101—102页。
31郝思德、李陈奇:《黑河卡伦山古墓葬发掘的主要收获》,《黑河学刊》,1986年第1期。
32李可鑫:《汤原县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
33B.E.Mcдведев,Kультуρа aмурских Ижуражэней,Новосирск,1977,стр.2.
34赵虹光、谭英杰:《再论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存的分期——科尔萨科沃墓地试析》,《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35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胡峤陷虏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页。
36钟民岩、那森柏、金启孮:《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附录载:“昔辽、金俦民安故业,皆为尧舜之风,今日复见而服矣。”
37鸟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第52页。
38张泰湘:《兀惹丛考》,《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0—271页。
39程妮娜:《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4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41《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929页。
42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中华书局,2014年,第115页。
43《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477页。
44洪皓:《松漠纪闻》,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4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237页。
46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47庞志国、夏若英:《拉林河沿岸的辽金遗迹》,《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
48关于东北路统军司设置的时间,李锡厚认为:“当生女真完颜部最初发动叛乱时,辽朝主持战事始有东北路统军司”(见《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王曾瑜认为:其最初的名称可能是东北路女直兵马司,辽兴宗时“方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军区机构”(《辽金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王雪萍、吴树国认为:东北路统军司有别于原来的东北路详稳司,确立时间应在道宗咸雍七年(1071)至大康三年(1077)期间(《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49林荣贵:《辽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50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中华书局,2014年,第115页。
51张博泉五国的盆奴里为辽之五国头城,在今依兰附近;苏金源也持此说(《辽代东北女真和汉人的分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陈继礼则认为五国头城位于宁安县(《五国城故址刍议》,《学术论坛》1980年第3期)。
52李英魁:《辽金五国城丛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53苏联学者麦德维杰夫认为:一种是南部女真人为契丹所役使去捕获海东青,另一种是契丹人亲自赴北方捕获海东青(见姚凤《苏联学者对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部落的研究》,《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54克恰诺夫认为,这种臣服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所有五部并非依附于契丹政权。E.И.Кычанова,Чжурчжэни в XI в.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Древняя Сибирь.Вып 2.Сибир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Сиб.отд-ние,1966,стр.269-281.
5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56叶子奇:《草木子》卷4,中华书局,l959版,第85页。
57《宋史》卷285《梁适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625页。
5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中华书局,2014年,第115页。
59《辽史》卷33《营卫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392页。
60《辽史》卷14《圣宗纪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页。
61《辽史》卷16《圣宗纪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页。
62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63王雪萍、吴树国:《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64《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10页。
65《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0页。
66《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482页。
67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中华书局2014年,第228—229页。
68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中华书局,2014年,第229页。
69武玉环:《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吉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0《辽史》卷1《太祖纪上》载,辽朝阿保机第九年(915),“高丽遣使贡宝剑”,神册三年(918)二月高丽“遣使来贡”。但王建建立高丽政权是在918年,因而这不算正式的官方往来。
71《高丽史》系年于996年,不取。
72陈俊达:《辽朝遣使高丽补考》,《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张亮采《补辽使交聘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所列为231次;姜卫东《辽史“儒化”现象研究》(《辽金史论集》第12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认为是231次正式使团;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统计,辽朝向高丽派遣212次,高丽先后派遣173次。
73陈俊达:《高丽遣使辽朝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3页。
74《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49～14050页。
75郑麟趾:《高丽史第一》卷4《显宗世家一》,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1977年,第66页。
76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中华书局,2014年,第229页。
77《辽史》卷79《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0页。
78郑麟趾:《高丽史第一》卷6《靖宗世家》,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1977年,第85页。
79郑麟趾:《高丽史第一》卷13《睿宗世家》,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1977年,第197页。
80苏轼:《苏轼文集》卷30,中华书局,1986年,第847页。
81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7,转引自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第73页。
82郑麟趾:《高丽史第一》卷3《文宗世家》,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1977年,第46页。
83嘉静:《辽代榷场设置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84参见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第169、170、172页。
85《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929页。
86郑麟趾:《高丽史第三》卷95《邵台辅传》,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1977年,第102页。
87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4页。
88覃旭、任爱君:《浅析辽朝与日本交往甚少之原因》,《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1期。
89《辽史》卷46《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758页。田久川认为“辽朝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日本根本就不是他的属国”(《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
90《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1页。
91冯继钦:《辽与日本的关系琐谈》,《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
92《辽史》卷25《道宗纪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页。
93《辽史》卷25《道宗纪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页。
94常盘大定:《平安朝时代日本僧人之入辽》,《东方学报》,第11—1,1940年3月。
95冯继钦:《辽与日本的关系琐谈》,《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
96常盘大定:《平安朝时代日本僧人之入辽》,《东方学报》,第11—1,1940年3月。
97常盘大定:《平安朝时代日本僧人之入辽》,《东方学报》,第11—1,1940年3月。
98陈述:《辽代宗教史论证》,《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
99《辽史》卷44《历象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