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康植：高丽和宋朝海上航线的形成和利用

前 言

朝鲜和中国之间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早在古代国家崛起之前便已存在。在统一新罗时代（Unified Silla period）的张保皋时期（Jang Bogo），东亚贸易区开始出现，并最终于宋代完全确立起来。学界已从对外关系、海上航线以及贸易等方面，展开过对高丽和宋朝关系的研究。

横渡黄海海上航线在高丽和宋朝时期使用十分频繁。航线受自然条件如风向和洋流等的影响很大；在铁壳船尚未运行的时代，自然条件也考验着造船技术。古时候海上航线的开辟和持续使用，必须有一定基础。进入张保皋时期，航线被更加广泛地使用。 横渡黄海海上航线开辟和利用，与大规模的货物运输息息相关。

根据研究可知，高丽和宋朝之间的横渡黄海海上航线既是一条外交使节使用的航线，也是一条商业贸易航线。从功能来看，黄海航线作为贸易航线的作用远远大于外交功能。从时间上看，北宋大多数时间使用横渡黄海航线；从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开始到南宋，也利用南方海上航线，这主要受双方政治和外交气候影响。然而，学界对横渡黄海海上航线，特别在航线利用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争议。首先，老铁山海上航线相对安全，因此它的使用要早于其它航线；相反，东海航线由于距离较远，其使用则是在航海技术更为发达的时期。张保皋时期，人们多数使用横穿黄海的海上航线。有研究认为，自高丽文宗时期才开始转向使用东海的横渡航线。另有观点认为东海的横渡航线在张保皋时期一直被使用。最后，也有研究主张虽然东海的横渡航线自张保皋时期开始使用，但高丽王朝的使节和商人也利用这一航线横穿黄海。但1074年（北宋熙宁年间、高丽文宗时期）起，这些航线与“黑山岛-定海”航线逐渐汇合到一起。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延续性和使用性的角度探讨高丽和宋朝时期的海上航线。首先，统一新罗时代以来，横穿黄海的海上航线被开发和使用。其后，两宋时期，该航线作为主航线被利用，即使在南方海上航线开通之后，该航线依旧作为辅助航线延续使用。

自10世纪起，有三条不同的海上航线可供使用。它们是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南方海上航线，以及取道济州岛（古称耽罗）的南方海上航线。两宋时期，这些航线在用于横穿黄海之后，并没有统一变成南方海上航线。它们的使用深受当时的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尽管航线受政治环境影响，但是国家官方贸易依旧持续进行，私人贸易也无时不依赖于现有的航线。

到最后，取道济州岛的南路海上航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丽和宋朝时期，除了横穿黄海的海上航线和南方海上航线，经过济州岛的这一航线也被频繁利用。济州岛地处东亚海上航线的要塞。因此，经过济州岛的南方海上航线常常用于高丽和宋朝之间的人员往来。这条航线的重要性在那一时代不断加强。

横渡黄海海上航线的形成和利用

到宋代，朝鲜和中国之间海上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北方海上航线，一条是南方海上航线。一般来说，北方海上航线分为辽东半岛沿岸海上航线和横渡黄海海上航线；南方海上航线则主要经过北方地区和横渡东海海上航线。但是辽东半岛沿岸海上航线需要经过老铁山水道，此路线是从山东半岛北部区域到辽东半岛最远端的最短距离。在连接北方海上航线之前，从南方航线的北部地区沿中国南方区域的海岸线前行，直到抵达山东半岛。因此，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航线可归结为下述三条航线：经过老铁山水道的航线、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以及东海的横渡航线。或者可以把这几条航线简单地分为北方海上航线、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以及南方海上航线。

首先，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连接高丽和宋的相关区域。这条经山东半岛登州前往高丽的海上航线，在新罗和唐朝利用最为广泛。10～13世纪，由于北方地区辽和金的兴起，以及宋与辽、金关系的紧张，这一航路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同时，由于飓风和海浪，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上发生的海难较多。可以断定这一航线虽然是一条非官方的航线，却也很少用于贸易。

924年7月，高丽商船在山东半岛的登州开市贸易。934年，登州港驶入一艘高丽货船，从船上下来70人，到登州进行贸易。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起点是山东半岛的登州，终点是瓮津，也可佐证这一点。北宋时，高丽遣使皆从登州上岸。这从一位名为时赞的高丽使者的悼文中亦得到证实。该使者一行于936年从高丽前往宋，然而却在登州附近遭遇不测。如史载：

10～13世纪，这条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与东亚的国际形势相关。这条航线的高危险性迫使船只驶向更辽阔的海域去寻找新的航线。但是，因为该航线的距离只有200公里，因此早期它仍被广泛利用。

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

从上述史料可知，宋朝外交使节的路线起于登州，经东牟、八角海口、芝冈岛、瓮津郡、海州、阎州、白州至高丽。旅行者们利用登州和瓮津之间的海路，再辗转海州至高丽的陆路。相较于上述“海路－陆路”的路线，显然山东半岛和礼成江之间的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要方便的多。因此，登州作为横渡黄海海上航线的节点，在迎接外交使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史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二月（1015），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宋真宗天禧三年九月（1019），又令登州“凡使人物色，官给脚乘，津遣赴京”。

另一方面，高丽时期的外交使臣大多数都利用瓮津和登州之间的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来进行人员往来。但在文宗时期，他们也开始使用连接黑山岛和定海的南方海上航线。一般认为，前者为一条政治航线，后者则为经济航线。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作为一条非官方航线存在长达112年之久，即从962年（高丽光宗十三年）与宋交往开始，到1074年（文宗二十八年）该航路正式成为官方航线为止。由于契丹的强大和侵扰，这条航路曾一度中断。高丽使臣曾16次使用这一航线前往宋，而宋使臣9次使用该航线前往高丽。宋朝共有2850名商人经此航线前往高丽 58次。这些商人主要来自泉州、台州、福州和广南。

其次，除了登州，密州板桥镇也是横渡黄海海上航线上的主要港口。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密州似乎比登州显得更为重要。1088年（北宋元祐三年），密州设市舶司。自从第一座“高丽亭”于1014年（北宋大中祥符七年）设置于登州之后，宋代设立了许多高丽使馆。如史载：

元丰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尓。

早期，高丽使团主要选择山东北部的登州港登陆，后来他们也开始利用明州港。这条绕行的航线缘于高丽和宋之间关系之重建。宋朝也发现了这一条通往高丽的捷径，于是他们选择从明州港前往高丽传递文书。在正式设置市舶司之前，密州已经成为高丽和宋之间往来的一个港口。高丽也经密州向宋派遣使团或传递文书。尽管如此，高丽使团仍常常选择经密州进入明州。

概言之，来自密州的商人一般使用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而其他来自明州或泉州的商人则选择南方海上航线。但可能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沿海岸线航行到达北方，再横渡黄海抵达高丽。在山东半岛南部沿岸的密州，有很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活跃的商人。一些福建商人经山东半岛的港口过黄海而抵达高丽。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11月，京东路转运司通过询问泉州商人得知去往高丽的海道。1085年，高丽僧人大觉国师义天搭乘宋商林宁的商船前往中国北部的密州，切身体验了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

再者，研究高丽和宋朝对横渡黄海海路的利用时可发现，二者互相派遣使团次数共87次。这种交流伴随着官方贸易的开展而进行。北宋向高丽派遣使团30次，高丽向北宋派遣使团57次。高丽人和宋人之间的贸易是以朝贡和官方认可的形式进行的，对双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都意义非浅。

表1：高丽和宋朝官方使团来往次数

在两宋约320年间，高丽和宋朝之间的官方使团交往有5次中断，时间约计186年。其中的138年，交往被迫中断2次，由于蒙古族的原因，南宋被迫迁都杭州。另外48年则有3次中断之多。

在两国交往中断期间，海上航线却因宋商们的贸易活动继续发挥着作用，甚至更为活跃。私人贸易的扩大，也可从高丽和宋之间朝贡次数的变化看出。高丽早期，宋派往高丽的使者数量逐步增加，然而在高丽仁宗之后迅速下降。和朝贡贸易的衰落不同，自显宗起的260年间，宋商共前往高丽130次。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于11至12世纪。当时两国官方使节也证明私人贸易远比官方贸易活跃。私人贸易的繁荣也在宋商进入高丽后，对高丽政府的协议变化中得以体现。在266年间，宋商去往高丽达130次，共4948人。其中1012～1124年间有96次，共3058人。

南方海上航线的形成与利用

统一新罗时代的海路可以分成北方海上航线（老铁山航线）、横渡黄海海上航线，以及南方海上航线。南方海上航线自统一新罗时代的张保皋时期便开始用于连接朝鲜东南海域和南海。统一新罗时代后，它成为一条主要的海上航道。这主要是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安史之乱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扬州等南方诸多港口发展成为国际性港口。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商人开辟了横贯东南亚、中国南方以及扬州的市场，带来大量西方货物。

自统一新罗时代起，高丽和宋之间的南方海上航线进一步被频繁、广泛地使用。首先，在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罗人聚居区，类似于唐代的山东半岛和登州。但从五代时期（907～956）起，他们多搬往扬子江南部。1076年（北宋熙宁九年），黄岩县县令范世文将县内外商聚居区命名为清镇（清津）坊、钦贤坊、仁风坊和新罗坊。五代起，新罗商人们便于此建立起他们的固定居所，持续往来于朝鲜半岛。新罗坊之所以选择建于台州的黄岩县，原因诸多。一为晚唐时期，中心城区多处于政治和军事混乱之中。另一原因在于新罗最为需要的中国商品大多数在南方生产。中唐开始，一些新罗的佛教重要人物常常利用南方海上航线往来于新罗和唐朝。892年（新罗真圣王六年），元宗大师搭乘商船抵达舒州栋城县并做停留，921年经康州德安浦返回新罗。换句话说，自中唐时期起，新罗南方沿岸的茂朱、罗州、全州和康州成为南方海上航线的最终目的地。

其次，高丽朝建国者太祖王建乃海商世家之后裔，其家族长期盘踞于开城，自祖辈起就积极拓展海上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后三国时代和中国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和吴越国（907～978）进行。使节往来于百济的济物浦港和吴越地区，同时展开积极活跃的商业贸易，交易主要经由百济港口进行。然而，高丽也保持了和吴越的关系，海运贸易十分积极。宋一成立，高丽便与宋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高丽和宋之间的贸易却由吴越的海商主导。后来，私人贸易日渐兴起。这是因为，宋商尤其是驻扎在吴越地区的商人开始前往琉球。随后，到10世纪后半叶，高丽和宋之间的东南贸易区亦建立起来。

上述情况亦可获得证实。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一名高丽舶主王大世，以近千斤沉水香，叠塑成一座旖旎山。吴越王钱俶欲以黄金五百两购之，王氏不肯。上述高丽船主是一名与高丽通商之人，其具体国籍却不得而知。可见高丽早期，中国江南地区的贸易活动已十分频繁。《法华言句》的作者智顗（538～597）为天台宗四祖。该经本于唐安史之乱时丢失，吴越王得知教籍流于高丽，借商人之力重获经典，并在整个江南地区刊发。因此，该书在高丽早期得以重返中国。

闻永明延寿（904～975）之美名声誉，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呈之。永明延寿乃中国禅宗青原系第10代高僧，浙江杭州人，是五代时期法眼宗的代表人物。高丽王光宗（949～975）派36名僧侣，其中包括智宗（930～1018），前往永明延寿门下求学。此外，来自高丽的僧人们，如玄衲、元衲和道育等，都曾为求法而抵江南。

在高丽和宋朝时期南方海上航线取得进展的同时，自中、晚唐已经开始使用的宁波港（明州）逐渐得到重视，并在北宋以后成为一个国际港口，主要贸易伙伴是高丽和日本，而舟山群岛则作为备用港。与高丽和日本的海上航运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也是宁波港和舟山群岛的黄金时代。南宋时，使团出发时，先委福建和两浙监司招募客船，“令明州装饰，略如神舟”。

普陀山被视为一座矗立在东方和南方海潮汇合处的无尽山脉，它向东扩展到包括辽东、渤海、日本、毛人、高丽和扶桑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向南则延伸到福建省。普陀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新罗和高丽的商人到此祈求海上安全，这导致了普陀山信仰体系——观音信仰的形成。人们相信，舟山群岛之普陀山的不肯去观音院，是由海东的僧人或商人集资后修建的。

宋代早期，浙江、福建和广东均设有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其中两浙的市舶司最初设立在杭州，992年（北宋淳化三年）迁移至明州，此后，共有5个市舶机构分设于杭州、明州、秀洲、温州和江阴。在南宋宁宗（1195-1224）年间长江口开始泥沙淤积之前，明州一直是与高丽海洋运输的主要港口。

高丽与宋之间的南方海上航线开辟于张保皋时期，自1012年10月（高丽显宗三年）北宋商人据此航线第一次来到高丽开始，直到南宋灭亡前一年的1278年，这条航线持续了260年。南方海上航线的开辟，在于当高丽与北宋间的海运贸易十分活跃时，与两国交恶的契丹进入全盛时期，使得两国不得不放弃北方海上航线。在最初的100年，由于恶劣的航行条件及经常造成灾难性事故，横渡黄海的航线主要用于私人专用，而宋代商人从未使用过这条航线。1074年（高丽文宗二十八年），文宗派金良鉴前往宋朝，请求从明州直驶高丽，以避开契丹。经宋王朝同意，南方海上航线成为宋朝商船最常利用的航线。宋商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南方海上航线往来高丽，不仅仅是因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和宋朝促进贸易的政策，更是由于这条航线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这条航线很容易利用季风，使得运输大量的货物十分方便。与此同时，中国南方沿海的明州、泉州和广州成为这条南方海上航线上的国际贸易的中心。

初，高丽入使，明、越困于供给，朝廷馆遇燕赉锡予之费以巨万计，馈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三节官吏縻爵捐廪，皆仰县官。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

由海道奉使高丽，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嶕辄败，出急水门至羣山岛，始谓平达，非数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鸭绿江以为固，江广三百步。其东所临，海水清澈，下视十丈，东南望明州，水皆碧。

……

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激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

上述文献证明，高丽与宋朝的民间航海路线由登州、莱州改为明州。该文献同时简略提到明州到高丽开京的海上路线，即从明州出发，经过黄海、墨山、西海岸、礼成江、急水门、碧澜岛到达开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则对这条路线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招宝山—虎头山—沈家门—梅岑—海驴焦—蓬莱山—半洋焦—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夹界山—五屿—排岛—白山—黑山—月屿—阑山岛—白衣岛—跪苫—春草苫—槟榔焦—菩萨苫—竹岛—苦苫苫—群山岛—横屿—紫云苫—富用山—洪州山—鵶子苫—马岛—九头山—唐人岛—双女焦—大青屿—和尚岛—牛心屿—聶公屿—小青屿—紫燕岛—急水门—蛤窟—分水岭—礼成江。

同时，北宋政府加强对明州港的使用，根据1088年（北宋元祐三年）发布的“中书札子节文”，北宋商人前往南蕃必须经过广州市舶司，前往日本或高丽则必须经过明州市舶司，否则将遭受惩罚。根据这一规定，商人在前往高丽地区时必须从明州出发，这促使他们进入南方海上航线。

1089年（北宋元祐四年），苏轼乞令泉州商人徐戩私载来宋的几位高丽僧通过泉州归国，称杭州没有船只驶往高丽，而泉州则有大量船只入高丽。自999年（北宋咸平二年）北宋在两浙路杭州、明州设立两个市舶司后，泉州和密州也分别于1087和1088年设立市舶司。1078年北宋在镇海建航济亭以接待高丽使团，1117年在明州设立高丽使馆（高丽司）。

通过南方海上航线，宋商从明州出发，经过25-40天就能进入高丽境内，到达礼成江口的碧澜岛。他们航行的船是布帆船，不但能够经受住狂风巨浪，而且还能够利用季风来加快航速。由于到高丽必须利用西南季风，他们经常在六月或七月离开华南，并在八月左右到达高丽。宋商在高丽境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十月和十一月，据史料记载，他们的贸易旅行有11次在十月，9次在十一月，这应该与高丽十一月的八关会节庆有关。换言之，为了利用西北季风回宋，他们在十一月以后才离开高丽。

高丽与宋朝的私人贸易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宋商的活动也异常频繁，即使是在两国使团交流中断的期间也是如此（两国共发生过5次共计186年的使团交流中断）。商人往来高丽所走的路线主要正是这条南方海上航线。

首先，两国私人贸易是在高丽与契丹的战争结束之后的显宗统治期间（1010-1031）开始兴盛，从显宗三年到忠烈王统治的第四年即1278年共260年间，宋商前往高丽共135次，高丽派出使团到宋朝的次数大约为60次，宋朝尽管仅派出约30次使团到高丽，但宋商前往高丽却达135次之多。前往高丽的宋商，能够得到确认的数量是4976人，如果加上估计和未经确认的案例，则总数可能超过7000人。

尽管如此，前往高丽的宋商的实际数量，估计仍远远大于此数，这一估计具有很大的可靠性，因为在高丽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宋商在高丽境内活动的记载。例如，自高丽王朝建立以来，每年十一月份举行的八关会，除了宋商外，还有来自耽罗和女真的商人前来参与盛会，在此期间，设宴款待他们成为高丽的一个习俗。实际上，为了参加八关会，宋商有9次是在十一月来到高丽的，同时也有记录表明，在1113年2月，高丽朝廷花费许多金钱从宋商手中购置稀有花卉装点皇宫的花园。另外，1148年10月的一起叛国案件中涉及一个叫张喆的宋人，1230年另一件案件则是一个宋商送蔡武4头水牛。因此，必然有许多有关宋商的事情是官方记录所缺载的。

在135起宋商往来高丽的案例中，有70起往来的次数超过2次，然而却难以找到这些宋商诸如籍贯之类的详细信息，即使是曾多次往来高丽者也是如此。例如一个曾5次来到高丽，名叫郭满的人，仅模糊的知道他是一位宋商。在108位宋商中，仅有26位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籍贯，其余82位则未提及他们的具体籍贯，代之以“来自宋”“宋人”“来自江南”“宋商”“宋朝的商业游客”或者“宋都纲”的描述。细考26位已知籍贯的宋商，来自泉州的最多，有12人，其次是广南4人，台州3人，福州2人，明州等各1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包括浙江、福建、广南在内的华南沿海地区。此外，宋朝的文献记载，在开京的皇宫内有数百名闽人。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高丽商人在泉州经营商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108名商人中有许多人姓氏相同，对此进行统计，发现姓陈者14人，姓黄者13人，姓林者11人，姓徐者7人，姓王和姓李者各6人，姓杨者5人。多数情况下，同姓的商人均有两个或以上，而且在林姓的11人中有3人可以确定来自泉州，可以推测其余8人可能有部分甚至是全部也是来自泉州。

高丽和宋朝的贸易政策是进一步推动宋商贸易活动的主要因素，高丽王朝对宋商并不收取商业税，而是实行一种“朝贡贸易”的政策，政府以捐赠物或贡品的名义接受宋商的商品，计算这些商品的价值，并以远超其价值的礼物回赠给宋商以示感激。虽然政府并没有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或制定一些明确的条例来管理这些交易，但是却为那些受政府承认的准外交官商人提供慷慨的待遇，在他们逗留期间，为他们提供便利的住宿设施。

另一方面，宋朝很早就推行海上贸易政策，宋朝政府在沿海的明州、广州和杭州等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实行商品专卖以及商业税征收，这使得他们能够从这种贸易政策中获得收入，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认为宋朝进行海上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促进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贸易的人将受到惩罚。随着非法贸易量的增长，走私的大量产生，以及对契丹潜在威胁的担忧，宋朝也曾数次限制或禁止国际贸易，但是这并没有对经常出入高丽的商人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宋朝通过外交手段帮助商人更加方便地频繁出入高丽。

在高丽与宋朝时期，由于受到高度重视，两国的私人贸易十分繁荣，据《宋史》记载，在明州和登州经常发现有高丽的船只停泊，这表明私人贸易在当时的高丽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在1076-1174年间有10年里，有12起共140名漂流者被从宋朝境内送回高丽，在这些被送返的漂流者中，有90位是因为7种不同原因从明州送返的，这意味着明州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所有在宋朝境内失事的高丽船只，有17艘是在明州附近获救。自1012年（高丽显宗三年）密州商人陆世宁进献方物后，到高丽的宋商数量急速增加，访问次数达到88次，他们同样将当地的特产带到高丽。这些商人主要来自宋朝南方的泉州、福州和台州，他们熟练地进行居间贸易，通过与南方的大食和古暹贸易，获取他们的特产，然后将北方的特产供应到南方。

同时这也是两国禁止走私的时期，未经政府许可而前往高丽或契丹边境将被处以劳役。这项规定的颁布说明了在一些地区有许多人参与走私活动，苏轼呼吁政府要对那些在高丽人的帮助下进行走私的宋商发布禁令。由于所能获得的关于走私活动的记载十分不足，关于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尚无法得知。

在此期间，不少西域的阿拉伯商人也前来高丽，公元八、九世纪以来，西域人就通过南方海上航线频繁往来朝鲜半岛，带来了西域的文化和商品，这条海上航线的延伸正是新罗人与唐朝的谈判的基础。《高丽史》仅3次提到阿拉伯商人，这主要是宋商承担了中间贸易商的角色所致。这三次记录为：1024年，“大食国悦罗慈等一百人来献非方物”；第二年9月，“大食蛮夏诜、罗慈等百人来献方物”；1040年，“大食国客商保那盍等来献水银、龙齿、占城香、沒药、大苏木等物，命有司馆待优厚，及还，厚赐金帛”。出现在高丽民歌《双花店》中的回回人也是来自西域的商人，忠烈王二年，元朝派回回人林惟幹与阿室迷里儿到耽罗採珠，“林惟幹採珠耽罗不得，乃取民所藏百余枚还元”。

在高丽和宋朝时期，自高丽文宗以来，开京、明州间横穿黄海的航线就比开京、登州间的航线使用得更为频繁。由于携带大量行李，相较于陆路，高丽使团更喜欢走海路，因此他们总是走南方航线。南线在到达明州港后，通过运河到达开封，而东线则在密州经由陆路到达开封。1088年（北宋元祐三年），宋朝在山东半岛南岸的密州设立市舶司，在成为市舶港口之前，密州就是高丽和宋朝交涉的窗口，在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后，高丽使团便绕道明州港。之后，宋朝缩短了到高丽的路程，通过密州港输出文化，高丽也派使团到宋朝，通过密州传送重要事项。

10世纪国际形势的改变，虽然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比南方海上航线更多被利用，但横渡黄海海上航线依然只是第二选择。如下史料所示，南方海上航线是在1074年（高丽文宗二十八年）以后开始使用。

（神宗熙宁六年十月壬辰）明州言高丽入贡，上批：“本州遣谙识海道人接引，转运司委官用新式迎劳。”高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近岁常取道明州，盖远于辽故也。

熙宁二年……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

无论航线如何变化，横渡黄海航线和南方航线仍同时使用。上述记载也说明，在1074年高丽和宋决定“改途由明州”之前，宋的江南地区和朝鲜半岛已经展开积极的交易活动；南海上的航线已常常被利用。

（开成四年四月初二）风变西南。节下唤集诸船官人重议进发，令申意谋。第二船头长岑宿祢申云：“……案旧例，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

（天禧）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诏遣内臣抚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见，贡罽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鞍马、紵布、药物等，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以元信覆溺匮乏，别赐衣服、缯彩焉。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者，诏令存问，给度海粮遣还，仍为著例。

高丽商人也积极地跟宋人进行贸易。据载，1170年（南宋乾道六年），也是虞允文拜右仆射的第二年，有一份情报说，金朝“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以来，中外汹汹”；“一日，有报国门外海舶数百艘，将及岸者，中外恍骇”。对此，皇帝诏问虞允文，虞氏答“当是外夷贾舟风飘至此，果高丽贾胡也”。所谓“海舶数百艘”或许是夸张的描述，但也证明高丽商人经营商船，从事国际贸易的规模。

取道济州岛南方航线的形成与利用

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但中国与西方地区海上贸易大概开始于西汉时期。唐朝最受欢迎的外销商品是陶瓷器。因与唐代最主要的陶瓷生产窑口——越州窑临近，明州港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8世纪，泉州与波斯之间的路线已开通，到10世纪，从东到西到达罗马的海上航线也已成熟。在张保皋时期，新罗与唐之间海上航线最重要的节点是浙江宁波（明州）。因此有研究称，越州窑的工匠定居在康津地区，生产高丽青瓷。

往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延伸到了日本。不过，在高丽和宋朝时期，日本经朝鲜半岛驶向中国。济州岛故显得尤为重要。济州岛有与日本列岛和琉球国交流的历史。公元279年，西方人处容到了蔚州。那些到访新罗的西方商人，以中国为据点，通过海上航线从事东西方贸易。在早期高丽时代，有100名大食国商人到开京“献方物”。直到9世纪中叶，新罗商人支配着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不过之后，唐代商人崛起，接着到了宋代，商人依然活跃。宋代商人以私人贸易形式主导了东亚运输区，成为了强大的富裕阶层。

自从新罗张保皋时代以来，南方海上航线被积极使用。应该注意的是，高丽时期的南方航线与通往新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有关。此外，高丽和宋之间也通过这条航线不断进行文化交流，这两个国家对海洋的意图都很明显。高丽和宋之后，蒙古帝国在向日本的扩张过程中从宁波派出了江南的军队。遣唐使被废止之后，日本开始参与到与高丽商人的贸易中。这期间，宋朝商人到达博多，获得巨额利润。

对朝鲜半岛而言，济州岛扮演着必要的角色。新石器时代以来，济州岛就融入朝鲜半岛。虽然它处于一种半原始的状态，但逐渐成为交换和贸易的一个汇合点，且保持着和朝鲜半岛南部沿岸频繁的互动。济州岛位于由南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组成的三角区的核心位置，是连接黄海、南海和东海海洋网络的一个冲要。济州初附百济，但由于独特的海洋环境，一直到高丽王朝早期，济州岛还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

在朝鲜半岛三国统一的过程中，济州岛成为朝鲜半岛正式成员之一。679年（新罗文武王十九年），新罗派使臣去管治耽罗（济州岛古称）。801年（哀庄王二年），又有使臣被派往耽罗。从耽罗到新罗，利用南海近海海域，可到达南部沿岸的泗州和金州，或者庆州的外港如蔚山或浦项。

接着，耽罗又服属于高丽。耽罗当地物产供应稳定。925年（高丽太祖八年），耽罗（济州）第一次“贡方物”，后“岁贡橘子改定一百包子，永为定制”。在高丽设置耽罗郡直接统治之后，朝贡变得更加频繁和稳定。

表2 高丽王朝时期济州岛进贡情况表

高丽王朝授予耽罗很多爵位。太祖二十一年，耽罗国太子末老前来谒见，高丽王赐予星主王子爵位。显宗十五年，耽罗酋长周物和他的儿子高没，被封“云麾大将军”“上护军”等。显宗二十年，耽罗世子孤鸟弩前来谒见，被封“游击将军”，并“赐袍一袭”。靖宗九年，毛罗国星主游击将军加利奏：“王子豆罗近因卒，一日不可无嗣，请以号，仍为王子”。

文宗曾试图任命济州岛主担任中央政府重要职位。二年，拟任命耽罗高维为右拾遗，中书省提出反对，认为高维不足以成为谏官，“如惜其人，请授他官”。仁宗统治时期，耽罗人高兆基（原名唐愈）纳谏直率；毅宗四年，高兆基迁至左仆射。文宗七年，耽罗王子殊云那派他儿子——陪戎校尉古物等朝见，献上牛黄、牛角、牛皮、螺肉、榧子、海藻以及龟甲。王子被封“中虎将军”及赐予公服、银带、彩段和药物。文宗十七年，耽罗新星主豆良来朝，特授“明威将军”。

宣宗九年，耽罗主懿仁“来献土物”，加“定远将军”，赐公服、银带。肃宗六年，具代——济州首领陪戎副尉，被封“游击将军”。神宗五年，耽罗谋反，“遣小府少监张允文、中郎将李唐绩安抚之”。元宗二年，元朝在耽罗设立达鲁哈赤总管府。

耽罗改称高丽地方行政区“耽罗郡”后，高丽对济州的统治变得正式。显宗二年，耽罗请求依郡例赐朱记，被批准。文宗三十三年，耽罗勾当使献上一颗大珍珠。神宗元年，国内名山大川以及耽罗神袛都获得封号。高宗四十年，国内全部大山、河流以及耽罗神袛都加“济民”之号。仁宗统治时期，政府决定对地方官员进行补偿，耽罗官员获“26石10斗”。忠烈王统治元年，耽罗主前去谒见时，被允许在廷上站在四品官的旁边。

统一之后，耽罗这样一个典型的海洋力量，成为高丽的地方省。济州岛被命名为耽罗国，向新罗朝贡。938年（太祖八年），耽罗服属于高丽。但1105年（肃宗十年），高丽重新命名这个岛为耽罗郡。毅宗时，中央派出县令官。在这些过程中，济州岛并入高丽。济州被当作“海外巨镇”，宋朝商人和日本倭寇常年往来，元宗朝，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

济州岛海上航线，不只是简单地连接诸港口，它是在许多海上航线的汇合之处。取道济州岛的南方海上航线，可从宁波或舟山群岛（外港）出发，从东向北地穿过东海。在去往朝鲜半岛许多地方之前，通常需要停靠或者途经济州。济州岛具备优良的航船条件。如果充分利用在菲律宾北部区域生成之后朝东北方向移动的黑潮，以及在春夏季节吹向南方的季风，船只能够从东南亚、冲绳和中国浙江南部地区去往济州岛，或者朝鲜半岛的南端。连接济州岛和朝鲜半岛之间最近的国际航线是康津航线，那儿也有可供南方海上航线登陆的庆尚道的泗川、金州和蔚山。

更重要的是，在高丽王朝时期，金州位于南路航线的重要位置上。文宗十年，日本国使正上位权隶腾原、朝臣赖忠等30人来，“馆于金州”。高宗三十年，金州防御官报告日本前来朝贡，并送回高丽的漂流者。元宗二年，一艘倭船驶至金州，庆尚道安抚使曹子一担心被元朝怀疑其与日本交通，遭受处罚，“密令还国”。但洪茶丘听闻后，“严鞫子一”，并报告元朝皇帝“高丽与倭相通”。

每年春夏，利用浙江和济州岛之间的季风和洋流，船只能够从中国江南地区到达济州岛。当船只漂在浙江或福建省附近，它通常最终会到达济州岛。

正因如此，在高丽王朝时期，许多人被发现从耽罗漂到了宋地。宣宗五年，耽罗人用叶等10人，在遭遇狂风暴雨之后漂到了宋明州附近，最后被送回。肃宗二年，宋朝送回包括子信在内的3名漂流者。起初20个耽罗民众漂入裸国，除3人逃到宋朝寻求庇护并最终回国之外，其余人全被杀。肃宗四年，宋朝送回赵暹等6名耽罗人。

《宋史•高丽传》也记载了济州岛民的漂流行动。1088年，杨福等23人从新罗漂流至明州。1089年，李勤甫等24人也漂至明州。1113年，崔举从济州岛漂流至泉州附近，但从明州被送回。睿宗统治时期，一些在从珍岛去济州岛的人，最终漂流到宋的明州。高宗十六年，宋朝商人都纲、金仁美以及同行的梁用才等28人，由于济州岛附近的海浪漂流到高丽。

高丽和宋朝时期，济州岛是人们积极用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南路航线的重要节点。他们也直接参与造船业。

珍岛县民汉白等八人，因买卖往罗岛，被风漂到宋明州，奉圣旨各赐绢二十匹、米三石发还。

王欲于耽罗和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内史门下省上言：“……耽罗地脊民贫，惟以海产乘木道经纪谋生，往年秋伐材过海，新创佛寺，劳弊已多，今又重困，恐生他变。”

济州岛位于从浙江或福建地区去往日本列岛的海上航线的重要节点上。这条航线要么经过济州岛继续航行，要么把济州当作观察海况的一块独立区域。12世纪，日本商人也航行于博多与浙江明州港之间。对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交通而言，耽罗岛处于一个战略性位置上。耽罗人也直接参与国际贸易，因为必须补充当地没有的许多商品。因此，耽罗人经常漂流到宋朝或南部地区，他们中间很多人也漂流到了日本。

当时，很多耽罗人漂到日本后被遣返回国。显宗二十年，贞一在内的耽罗民“还自日本”。在此之前，贞一在内的21名耽罗人，“泛海漂风到东南极远岛”受风向影响驶向了东南一个遥远的岛上。这个岛上的人身形大，毛发多，语言殊异。被扣留了七个月之后，贞一等七人偷了一艘小船逃到日本那沙府，活着从日本回来。同样的，文宗三十二年，日本归还耽罗飘风人高砺等十八人。

大约在张保皋活跃的新罗王朝晚期，居住在唐朝的新罗人在唐与日本之间的航行中，已经穿过耽罗。在济州岛南部地区，有一座法华寺。根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记载，张保皋时期有一名来自浙江的、名叫张支信的水手航行至日本，他也利用济州航线。高丽时代，宋朝的日本官员、和尚和民众欲入宋求法，有265人漂到群山、楸子二岛。这些发现都与去往南中国的济州南部航线相关。

在高丽和宋朝时期，济州岛在日本与宋朝的航线中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若从日本九州出发，路过济州岛南端，便可直接航行往宋。如11世纪日本僧人成寻所作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便可证实。1226年，日本对马岛的侵犯者入侵高丽，日本歌人藤原定家在其日记中也记载了九州松浦党“恶徒”犯金州一事。从日本往西去往中国的船只，由于风向的原因，在返回日本的途中势必会到达高丽，而且经常漂向高丽。九州“恶党”攻击邻国高丽之事后，日本与高丽的关系转为敌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航行也变得更加困难。

1227年，管辖对马、松浦等地的九州大宰少贰武藤资赖，当着高丽使节的面，处斩了90名“恶徒”谢罪，并“仍请修好互市”。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是因为武藤仍需巩固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以取得稳定安全的海上航线进行中日之间的贸易。

高丽与宋朝时期，济州岛处于海上航线的中心，日本水手往返于宋朝时，经常会登陆或者取道济州岛。济州岛对航海至宋的日本人是有帮助的，这不仅是因为受风向或者潮汐的影响，也因为贸易和安全性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是饮用水的获取。曾出使高丽徐兢所写《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载：“海水味剧咸，苦不可口。凡舟船将过洋，必设水柜，广蓄甘泉，以备食饮。盖洋中不甚忧风而以水之有无为生死耳。华人自西绝洋而来，既已累日，丽人料其甘泉必尽，故以大瓮载水皷舟来迎，各以茶米酬之。”

往返于宋朝的日本船只，受风向或潮汐的影响，经常漂流至济州岛上岸，但济州岛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是饮用水的源头。所以高丽和宋朝时期，取道济州的海上航线成为常规的海上航线。通过它也可从朝鲜半岛南端去往南中国。

结 语

在古代国家出现之前，韩国与中国之间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已经在使用。高丽和宋朝时期，东亚贸易区正在形成，宋朝商人是充满活力的。高丽与宋朝之间横渡黄海的海上航线，受到季风和洋流的强烈影响，但这条航线是稳定的。这条航线的重要性体现在直接跟货物大批量的运输相关。因此，它不仅仅是两国使节的外交路线，更主要的是作为商业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高丽与宋朝之间海上航线的稳定性和功能经得起多方面的检验。其中，取道济州岛的南部海上航线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济州岛服属于高丽。它位于东亚海上航线的汇合之处，不仅是高丽与宋朝之间，也是日本与宋朝之间交流的据点。这个岛提供饮用水，也是航行中的停靠点。对于高丽而言，穿过济州岛往南可到达宋朝。这条航线尤其因为走私，私人贸易以及紧急状况下的替代路线而引起注意。

两宋时期，高丽与宋朝的海上航线经常根据政治和外交气候而有所改变。不过，当海上航线依据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国家层面的官方贸易变得稳定，利用这些海上线路进行私人贸易也被视为必须的。新罗张保皋活跃时期，南部海上航线也是积极利用的路线之一。同时，这条路线也与往新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延展相关。此外，高丽与宋朝之间也通过这条航线进行文化交流，两个国家都有向海洋行动的意图。蒙古向日本扩张时期，江南军队离开宁波，也是利用途经济州的南部航线。

在东亚贸易区形成过程中，在高丽和宋朝使用的诸多海上航线当中，南部海上航线比横穿黄海的航线更加使用频繁。宋和高丽的商人主要使用南部航线进行私人贸易。与此同时，南宋时期在江南地区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也需要发展和高丽、日本商人的直接贸易。自始至终，取道济州岛的南部海上航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也被高丽商人广泛使用。

作者金康植（Kim Kang-sik ）系韩国海洋大学教授，译者吴婉惠、江伟涛、杨芹均系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人员。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