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亚洲：海洋文明的21世纪书写记忆 ——上海大学海洋亚洲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9年03月14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戴勇斌
出席海洋亚洲国际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合影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供图
2019年3月1—2日，海洋亚洲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大学特聘海外高水平专家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发起，上海大学高等研究院协同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全球治理与话语权研究中心共同组织。来自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香港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地理知识，海路和地图”“中国和东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中国和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沿海防御和海盗”以及“中国和太平洋”议题，专家学者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讨。
上海大学萧婷教授主持会议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供图
在海洋研究文献中发现中国
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林珂（Elke Papelitzky）博士做了主题为“明末清初地图上的航线：传统概念和欧洲影响”演讲，探讨了在明清地图制作史的背景下，中国地图展示航海路线的不同方式。她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绘图师以简短的文字在海图上提示航海路线，其中最著名的地图是“鄭和航海圖”，保存在茅元仪1621年编纂的《武備志》一书中。与此同时，欧洲的地图制作者们在其地图上则以线条描绘航线。他们并不给出文字指示，而是展示麦哲伦或哥伦布等著名航海家的路线。当中国绘图师借用欧洲地图时，倾向于采用自己的提示方法，并导致中国和欧洲地图制作技术的结合。例如，施世驃在大约1717—1721年间绘制的东南亚地图，清晰地从欧洲模本中复制海岸线，同时增加了中国式的路线指示。另一方面，庄廷甫在其1794年绘制的欧洲式地图中从欧洲的原本中复制航线，但删除了有关航行者的信息，尽管这些路线清楚地显示了阿贝尔·塔斯曼等人的航海活动。
上海纽约大学的沈丹森教授做了“关于南亚的中文材料”的演讲。他指出，五世纪初期，中国僧人法显将斯里兰卡描述为一个岛屿和独立的政体。几乎所有的中国记录都突出了斯里兰卡在海上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而且是一个拥有重要佛教机构和圣物的地方。沈丹森教授考察了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古代中国对斯里兰卡不断发展的看法，专门分析了在印度次大陆和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里，中国僧侣、商人、宫廷代表和文士对斯里兰卡的定位。
美国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的贾志扬（John Chaffee）教授做了“向西远望：西亚的中文海事记录”的演讲，他对关于前近代西亚特别是伊朗和伊拉克的中文史料进行了调查，同样也提及来自于陆路的材料，例如汉代张骞的报道，但是焦点却是和海路相关的资料，包括航线描绘，地理书写以及行记。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徐喆新做了“浅论五代时期沿海诸国间的货币流通与跨区域贸易”的演讲。他从货币循环这一经济现象入手，分析了货币生产、货币流通，以及货币政策制订等环节，以探究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间跨区域贸易的发展情况。在他看来，这一时期不同区域和割据政权之间的贸易依旧进行，政治上的割据甚至促进了某些新商路的开辟。而在实际流通领域，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受到市场规律的客观影响，完成度各有不同。地方割据政权采用的货币政策，既反映了地方政权的主观政治意愿，也部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跨区域贸易的客观发展情况。货币流通与跨区域贸易行为相伴而生，互为因果。针对割据政权间不同的货币、财政政策，本文总结了若干范式，并认为这些不同范式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同时，割据王国间不同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导致了不同的地方性货币、财政政策。
美国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的贾志扬（John Chaffee）教授在发言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供图
通过海洋，中国与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福建师范大学的谢必震教授做了有关中国和琉球王国之间航线开辟的演讲。他指出，现存最早记载中琉航路的文献资料当属《顺风相送》，这是一本关于航海的指南，记载了“福建往琉球”的路线。据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明代抄本记载，福建往琉球的航路是中国人开辟的。《顺风相送》抄本的成书时间就是中国开辟中琉航路的时间。现藏于鲍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的编成时间应在明朝万历年间。谢必震指出，虽然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顺风相送》抄本是十六世纪成书的，但它是基于明永乐年间就有的古本编成，而明永乐年间传抄的本子，又是依据之前“年深破坏”的古本而来，这在现存《顺风相送》抄本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可见，《顺风相送》最早的抄本应该早于明朝初年，极有可能是元朝时就流传并应用于福建籍航海船员手中。因此，中琉航路开辟的时间，应该在明代以前。
香港大学的钱江教授做了“昆仑奴和海洋中国”的演讲，他指出，宋代以前，“昆仑奴”在中国南海和沿海水域相当活跃，之后几个世纪中逐渐消失。在早期的记录中，“昆仑奴”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拥有什么特殊专长？他们在海洋中国的早期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钱江教授试图根据中国的正史、私家著述和近几十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回答上述问题，尤其是他们在海洋中国的活动。
来自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匈牙利汉学家欧阳超（Csaba Olah）博士做了“非法贸易的节奏加快和变化的朝贡体系——16世纪20—40年代前后的浙江沿海”的演讲。他指出，从15世纪末开始，明代的官方贸易逐渐转向合法的私人贸易。和私人贸易相比，官方贸易的利润比较单薄，外国朝贡使团的兴趣有所减少。正德年间之后，私人贸易范围扩大，逐渐包括非法交易，并被当地官员默许。在合法和非法私人贸易，走私和海盗行为中发生的事件迫使朝廷和地方官员讨论朝贡制度改革的可能。欧阳超博士根据日本朝贡使团的相关记录，调查明代浙江合法与非法私人贸易的情况，分析地方官员对朝贡制度的争论及其对非法贸易日益上升的反应。他认为，对15世纪晚期之后的对外贸易、朝贡制度以及地方背景下合法与非法贸易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朝贡制度在16世纪六十年代的衰落。
上海纽约大学沈丹森教授在发言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供图
中国的海洋文明建构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雏形
来自广东社会科学院的李庆新研究员做了“东亚海域古沉船发现货币及相关问题”的演讲。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海域发现公元7世纪以后的古代沉船超过四十艘，大多来自濒海国家或擅长航海贸易的岛国，例如阿拉伯、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欧洲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沉船出水大量珍贵的贸易商货，不同质材的各国货币也时有发现，有些沉船出水货币数量巨大。这些货币来自不同国家，承载着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成为见证东亚海域交流、海洋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索思考。随着日本、北美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逐渐取代铜钱成为合法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东南沿海地租形态出现货币化现象。白银在明朝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引起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迁，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之为16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在古代东亚海域交往中，作为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兼具储藏功能的各国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媒介，并在相关国家的某些地区流通起来，东亚海陆交通沿线出现大大小小杂用国际货币的“特殊通货区”，发展出以中国钱制为代表的、有别于西方的“东方货币文化圈”。这些交通线路被称为“白银之路”或“货币之路”。在海洋“货币之路”上，沉船考古发现为探索东亚海洋贸易与货币流通提供了独特的视域和难得的史料，有助于拓展深化古代中国钱制和“东方货币文化圈”、唐宋以降中国社会变迁、东亚海域交流与互动、近代全球化进程与区域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山东大学的马光博士做了“明代朝鲜赴华使臣私人贸易”的报告。他指出，明朝自立国伊始，便厉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只允许朝贡贸易。然而，由于明朝与朝鲜有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为显示大国威仪，笼络朝鲜，明廷特意格外开恩，允许朝鲜使臣在朝贡贸易之外，从事私人贸易活动。朝鲜使臣借赴明朝朝贡之机，往往会携带大量的私人物品，如布、马、金银、海产品及本国所产工艺品等，以此换取明朝的中药材、纱罗绫缎、书籍、弓角、铅、铁、绿矾等，获利颇丰。这些购求的明朝物品，大部分都是朝鲜王公贵族的必需品，还有一些则是普通百姓的日常所需。朝鲜政府虽厉行禁止使臣的私人贸易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萨尔茨堡大学的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做了“关于近代早期中国和太平洋贸易的一些评论”的演讲。她指出，中华帝国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充分展现了突出的陆权，但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也有悠久而有趣的航海历史，这一点是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从历史上看，中国在海洋事务中的参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中国商人、外交官甚至士兵在东亚和东南亚水域以及东印度洋空间都有大量的活动，但他们通常没有进入菲律宾群岛以外的太平洋。
来自北京大学的曹大龙（Alexander Jost）博士做了“中国汞流动：一种有毒的财富的全球史（1550-1900）”的报告。他指出，在通过气化方法提取金银的过程中，汞成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主要商品之一。虽然已有研究对欧洲和美洲的汞开采史有较好的梳理，但对于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汞生产国却涉及甚少。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汞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许多航线上都是重要的货物。萨尔茨堡大学新研究项目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这个研究不仅试图估算汞在不同时期的生产范围，还要研究其价格变动、贸易路线和市场、生产技术和参与者等问题，并特别关注地方和区域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和全球海上贸易的网络，以及在环境史背景下汞对人类和自然的毒害。
总体来看，海洋亚洲的主题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传统汉学研究领域。我们期盼汉学、古印度、古波斯、古阿拉伯等研究专家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南印度地区和东南亚出土以及传世文献，结合中国史料进行比勘，将历史学和语言学等方法有机结合，从而清晰地描绘出一幅关于海洋亚洲的画卷。例如，法显等中国求法高僧关于斯里兰卡的记载就需要和巴利文《岛史》《大史》等史料进行比较。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的梵文、古马来文和古爪哇文碑铭提示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和爪哇——中国东南沿海这条交通线，特别应该关注室利佛逝等位于海上要冲的东南亚古国在海洋亚洲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海洋亚洲这个主题也已经突破历史学研究范畴的藩篱，横跨人文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我们必须将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统计资料，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海洋亚洲卷入十六世纪以来跨太平洋贸易后的全新变化。通过海洋亚洲这一视角，透视人类海洋文明的别样风情，从而为人类文明史的进步与发展书写出21世纪海洋亚洲的新篇章。
（作者：戴勇斌，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
附：会议日程
Maritime Asia 海洋亚洲
March 1, 2019
9:15-10:00
Introductory Remarks
Angela Schottenhammer, Tansen Sen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2:00
Panel I: Geographical knowledge, sea routes, and maps
Elke Papelitzky, “Sailing routes on map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European influences”
Tansen Sen, “Chinese Sources on South Asia”
John Chaffee, “Glimpses of the Far West: Chinese Maritime Accounts of Western Asia”
12:00-14:00 Lunch
14:00-16:00
Panel II: China and it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neighbours
Mathieu Torck, “Water supply and water storage in East Asian seafaring history”
Li Qingxin, 16-18世纪南海西北部海域人群流动与沿岸港口变迁
Xu Zhexin, Monetary Circulation and Interregional Trade on Coastal China around the Wudai Period
Xie Bizhen: 《使琉球录》与中琉航海
16:00-16:30 Coffee break
16:30-18:00
Panel III: China and the wider Indian Ocean World
Kimura Jun, “Maritime Expansion on the twelfth century”
Qian Jiang, “Kunlun-nu (Black Slaves) 昆仑奴, Danjia 疍家, and Their Activities on Coastal China”
Kenneth Dean: The Value of Inscrip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Maritim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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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 2019
8:45-11:00
Panel IV: China and the Pacific
Angela Schottenhammer, “Some 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Pacific Trade in Early Modern Times”
Ubaldo Iaccarino, “The trans-Pacific Route and Commerce of the Philippines”
Alexander Jost, “Chinese Mercury Flows: Global History of a Toxic Treasure (1550-1900)”
11:00-11.30 Coffee break
11.30-13.00:
Panel V: Coastal defence and piracy
Paola Calanca, “Military treaties and /or military handbooks related to coastal defence: between novelty and redundancy (mid-16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Csaba Olah, “The rising tempo of illegal trade and the changing tribute system – Coastal Zhejiang around the 1520s-40s”
Ma Guang, “Korean Tributary Missions and Their Smuggling Trade in Ming China”
Concluding remarks
Angela Schottenh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