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超 | 筚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一书，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轫之作。此后直至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日渐成长，共出版著作约524种。中国近代经济史中“近代”的时限，在此遵从学术界的一般界定，特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见，20世纪前半期，本身就包含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时限中。因此，探讨1949年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概貌，可从历史“在场者”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学术思想变迁的轨迹，亦可为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寻根问源。

一、经济史研究的萌芽期

（1904—1926）

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即“食货之学”。“食”与“货”大致对应的是农业与工商业，包括社会生产和流通。所谓的“食货学”，体现在正史《食货志》和《十通》“食货典”、“食货考”、“食货门”等文献中。这些史籍的内容，涉及历朝历代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政策主张与重大事件，留给后人大量的经济史原始资料。当然，以现代学术发展的眼光视之，中国古代“食货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以经济现象的描述为主，缺少系统研究，也较少涉及社会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清末民初，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的传入，进化史观的流行，为包括经济史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提供了契机，也为“食货学”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提供了可能性。

一代学术、舆论骄子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具有开拓之功。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长文《新史学》，发起“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新史学之新，在于改变中国以往为帝王将相立家谱的传统，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君史转向国史与民史；新史学之新，还在于用进化论观点，代替传统史学体现的王朝循环观念。当人们用进化史观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时，必然会探索和寻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各种重要因素。经济因素，无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未曾予以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从君史转向国史与民史，也为研究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变迁史和人民经济生活史提供了条件。

不过，经济史学科的萌生，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在列强侵逼下，正经历着政治、经济上的剧烈变革。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被颁布并逐步实行。发展工商业，走上富强之路，成为举国上下的强烈吁求。政府成立农工商部，筹设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民营企业日渐活跃。在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下，一些新鲜的经济事物出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如中国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应运而生。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经济学代表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严复译介到中国的。

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由广智书局出版，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等知识，学术取向明显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学人在甲午战后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出版了《中国工艺商业考》《中国商务志》等书籍，给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学人以深深刺激。梁启超写作《中国国债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概述中国清末以来20多年向外借债的历史，告诉睡梦中的国人面临着何其深重的外债负担，正所谓“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在书中，梁启超制作了1878年至1902年间政府所借11笔外债的明细表、戊戌维新之前所借外债在1899年至1943年间逐年摊还的本息表、庚子赔款后新旧债分年偿还表等表格，详细解释了清政府如何向各省摊派外债、各省如何应对、国民应如何监督外债运用等。梁启超研究外债史，显然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方面要展现清廷财政的困窘状况和中国的弱国地位，另一方面希望借鉴日本和欧美的内外债政策，化解中国的财政困局。这是梁著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当然，梁启超并非财经专家，该书篇幅仅有几十页，局限性在所难免。如在1878—1902年外债统计的完整性与精确性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各国外债所用的币值单位也需统一计算，他提出的借内债以偿外债的建议也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尝试用西方财政学知识，研究中国近代面临的严重“外债”问题，具有开创意义。

从《中国国债史》出版到清朝落幕的7年时间里，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有少量著作面世。

1906年，供职于上海江浙渔业公司的沈同芳，出版《中国渔业历史》（上海江浙渔业公司铅印版）。沈同芳重点描述了清末渔业概貌，提倡发展新式渔业。如主张广泛设立渔业公司，界定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的渔业权界，以国家为后盾发展远洋渔业等。可以说，这是一本顺应时代潮流的趋新之作，与当时的有识之士张謇呼吁的成立新式渔业人才培训机构等主张吻合，反映了渔业在新时期面临的中国国家主权的保障及产业现代化的要求。

1906年，魏声和出版《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8年和1909年，陈家锟先后出版《中国商业史》和《中国工业史》，涉及大量近代史内容。这些著作篇幅较短、叙述简略。《中国商业史》的扉页写着“中等教科用”，即是用以教学的一般性部门经济史概述，而非专门研究性质，自然缺少深入分析和精辟论点。

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业绩，载入史册。1910年，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了《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1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也由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出版。这些论著对地方经济史与厂史写作具有开创意义。

晚清时期政治与经济上的剧烈变动，促使人们关注外债、工业等经济变化中的新问题与新领域。由于作者多是对经济变化感兴趣的非专业学者，这些论著基本停留于对经济现象的一般性描述，还谈不上经济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后人提供了对当时经济现象和事件的描述，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宝贵素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了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潮，一系列经济法规、则例出台。从1912年至1926年，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以新式银行为代表的民族金融业逐渐兴起。同时，由于政局不安、军阀混战，国家财政一直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中。相应地，近代财政金融领域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1915年，《大清银行始末记》出版。大清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业务趋于停顿。民国政府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中国银行，同时对大清银行进行整顿清理，形成了这册《大清银行始末记》。全书286页，对大清银行的成立和经营情况有详细说明，对研究中国银行史、金融史有重要意义。1919年，留学日本的周葆銮出版《中华银行史》，这是中国第一本正式的银行史著作。将当时的银行分为中央银行、特种银行、实业银行、地方银行、储蓄银行、一般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别加以叙述。这本书的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只记事实，不加论断。”这也是《大清银行始末记》的特点。当时的银行史著作，尚处于描述银行一般状况的草创阶段，缺乏对银行与其他相关部门、事物的探索，也未对整个银行业做总结性的分析与研究。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重心。1926年，上海著名银行家徐寄庼推出《最近上海金融史》。这是一部长达1000多页、50万字的巨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内容涉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般商业银行、外籍银行的发展史略，包括创设年月、资本额、组织条例、营业报告等。下册论及金融辅助机关的基本情形、货币改良和公债发行状况等。由于徐寄庼在上海金融界摸爬滚打多年，对银行人员更替、金融事件的发生与处置等了如指掌，他为读者提供的“内部视角”值得重视。不过，该书与其说是一部论著，毋宁说是一部资料集。各银行的组织条例、营业报告占去大半篇幅，对这些条例和报告的分析和阐释却极为稀少。读者很难通过这本书了解上海金融的整个发展历程和变化趋势，更遑论理清上海金融业与工商业、国家财政的关系了。

在财政方面，有多部著作出版。其中较出色的著作是贾士毅1917年推出的《民国财政史》。贾士毅1911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政科，回国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会计司任职，掌握了丰富的官方资料。这本书长达1800多页，分为上、下两册，论述了从民国成立至1916年间的国家财政状况，包括总论、岁入、岁出、公债、会计、泉币等六部分。1932年他又推出《民国续财政史》。这是一部3100多页的巨著，时间跨度为1917年至1931年。两部书资料详实，条理清晰。作者利用现代财政、会计学理，对国家基本财政状况，财政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财政制度的利弊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两书问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是研究民国财政史不可不读的著作。贾士毅不仅拥有丰富的财政经验，又勤于研究，除了这两部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和《关税与国权》《国债与金融》等著作，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财政专家。

北洋政府财政困窘，除举借外债外，更多地依靠内债。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徐沧水的《内国公债史》。在序言中，徐沧水指出国内公债面临的危机：“吾国财政，紊乱无序，连年国家岁入不足，均赖募集公债。公债之本息既累年递增，而还本付息之财源，并无确实之抵款。”即政府滥发公债，因偿债基金不敷，导致政府债信丧失。这本书叙述了公债的会计、公债的债票与票息、公债的利息、公债管理机关与内国公债局的设立、历年各项公债发行情况等，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公债留下了珍贵史料。不过，本书以材料的罗列为主，极少分析和判断，甚至缺少相应的结论。

近代中国关税主权的丧失，一直是国人的心头之痛。1926年，陈向元推出《中国关税史》。这本书又名《中国关税痛史》，饱含民族压迫感与危机感。本书各章内容为：武力压迫下之海关新制度，列国侵略锐进与海关变迁，民国肇立与参战前后之关税，关税特别会议与列国态度，强调列强与中国海关、关税征收的特别关系。该书实际讲述的是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历史，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过程中高涨的爱国热情。

在财政金融领域研究之外，1924年，曾鲲化所著《中国铁路史》是较具水准的作品。这部著作分成3册，共有50万字。曾鲲化年轻时怀抱“铁路兴国”的信念，于1903年进入日本著名的私立岩仓铁道学院，学习铁路管理专业。1906年毕业回国后任职于邮传部，他历时10月、行程900多公里，考察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中国铁路史》的资料多来自晚清和北洋政府交通部的资料，内容十分翔实，颇具参考价值。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传入中国。1925年，漆树芬出版《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漆树芬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教授攻读经济学。这是国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详细分析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专著，出版时正逢五卅运动发生，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子。漆树芬对帝国主义的阐述与批判，与国民革命中反帝口号的流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因应。他在“读者注意”中指出：“在我国经济政治界，侵略我最厉害的就是一资本帝国主义，而从来的经济学者，只有对之讴歌的、赞美的。如我们要与此种制度取敌抗态度，他们的学说，当然为我们不采的。应为我们采用的，就是一马克思派。”所谓“从来的经济学者，只有对之讴歌和赞美的”，恐怕并不确实。不过漆树芬所批评的这些经济学者，是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学者，当是明确的。由此约略可见，民国时期西方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后东渐中国后的对垒之势。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研究与批判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成为后来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学理基础，影响到1949年后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认识。

纵观1912—1926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较之清末的著作，篇幅大大增加。多部经济史论著被收入后来大陆出版的《民国丛书》和台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显示其已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二是研究者的专业学术背景有了较大提升。贾士毅、曾鲲化等人曾留学日本，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回国后任职于相应的政府部门，学以致用，并具有接触官方一手资料的便利条件。他们在积累丰富实践经验的同时能潜心研究，其著作不仅收集了经济史研究的宝贵材料，而且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三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现实目标更加明确，即在认识与抵制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同时，寻求民族经济发展之路。

不过，这一时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仍存在较大缺憾：从研究内容上看，以部门史、行业史为主，往往揭示较为单一的经济现象，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缺少综合考察，更未将经济史的变迁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中研究。从撰述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著述普遍以事实的铺陈为主，缺少对材料与经济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解读，对经济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更是少见。虽然梁启超在世纪初就提倡新史学，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也有所引介，但新方法和新理论尚未在经济史学界广泛运用。由此可见，学术成长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纵有先进者竭力提倡在先，影从云集者并不一定能随之而来。

二、经济史研究重镇的形成

（1927—1949）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学术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繁荣和期刊的蓬勃发展，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亦获得较快发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近代经济史领域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专业期刊的创办、一批高质量专业著作的出版，以及近代经济史研究方法、理论的规范等，标志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的正式诞生。

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是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935年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一小节将专门予以探讨。

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正式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汤象龙担任组长，组员有罗玉东、刘隽、梁方仲等人。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当然，当时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所谓的“近代”界定较为模糊，研究时段并不严格局限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研究组的重要成员梁方仲，研究方向为明代财政史。汤象龙、罗玉东和刘隽等人主要研究晚清至民国经济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研究组成员正在集中整理清宫档案资料有关。

1932年，在陶孟和的支持下，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这是一份半年刊，自193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按时出版5卷共10期，此后因战乱陆续出版3卷共6期，至1949年共计出版8卷共16期。近代经济史组成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即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是一份学术水平很高的杂志，论文篇幅较长，以扎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学术规范著称。它的定位是：“本刊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宗旨；而以根据充分的正确事实，原始资料兼用严格的方法为讨论的基础。此种刊物的发行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寥寥数语，指出了这份刊物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发刊词强调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

“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这句话道出了经济史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史研究的任重而道远。“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可见，《集刊》推崇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法，强调原始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根据经济史的特点，特别注重原始材料中数据部分的计量运用。

在陶孟和的大力支持下，经济史组同仁当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清宫档历时7年的大规模整理，这也是他们重视资料搜集的切实践行。从1930年至1937年，共抄录清宫档中的财政经济史料12万件，其中一半以上形成了可以直接利用的表格，同时搜集专业书籍1000多种，形成了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的宝贵资料库。这批资料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镇所之宝。在抄录整理资料的同时，经济史组成员的实证研究逐步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源源不断地产生。

汤象龙的重要论文，有《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咸丰朝的货币》《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等。其中，《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是汤象龙发表的学术处女作。他认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后导致中国白银流出，是清政府禁止鸦片的根本原因。这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发生背景的专题论文。当时，汤象龙选定“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作为长期研究课题。他搜集军机处档案各海关监督报销册共六千件，大胆采用统计方法，将其中一些定期的、系统的、计量的政府报告和报销册进行摘录，制作表格。这些工作先后花费四年时间，四位经过一定训练的人员摘录和校对史料，两位统计员帮助制作表格，可见其繁难之程度。恰在表格制作完成之时，抗战爆发，进一步的分析撰述工作无法进行。1942年，汤象龙离开研究所。世事变迁，直至1978年，他才重新着手这一研究课题，以年老病弱之躯、惊人的毅力，于1992年84岁高龄时出版《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

经济史组的另一名成员罗玉东，当时主攻厘金史研究。厘金制度，是我国近代财政史上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制度，1853年创立，1930年废止。厘金虽然对国家财政多所补益，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罗玉东花费三年时间，遍阅清宫档军机处所藏各省厘金报告三千余件，并参阅各种史籍，写成《中国厘金史》。在书中，罗玉东对厘金制度的起源和推行经过、政府相关管理政策、厘金收入和支出状况，以及各省厘金的具体状况等，开展系统研究。这部书充分利用统计学方法，正文各种类型的表格达138个，是研究中国厘金史的优秀著作。

刘隽当时进行的是中国近代盐政史研究，论文有《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清代云南的盐务》《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等。他是1934年全国盐政研究会论文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罗玉东和刘隽都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均在抗战时期英年早逝，后辈学者已很少记得他们。梁方仲于1933年冬进入经济史组，从事明代田赋史研究。他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享誉海内外。因本文主要涉及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故对梁方仲的研究不予以详细评介。

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还有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夏鼐、罗玉东等近十位年轻人。这个研究会办了两个史学副刊，一个在天津《益世报》，一个在南京《中央日报》，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后来几乎都成为经济史领域和历史领域的著名学者。

汤象龙领衔的近代经济史组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意义：第一，组织收集、整理清宫档，为近代经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资料基础。第二，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重视原始资料，倡导科学方法，树立了近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规范。汤象龙本科阶段在清华国学院学习，研究生时主攻经济史，梁方仲本科就读于清华经济系，研究生在经济学部，两人均具有较强的文史功底和西方社会科学基础。他们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定的研究程序和学术规范：选定课题后，熟悉前人研究成果、掌握大量一手史料，然后细心整理，用统计学、经济学方法排比与分析史料，从历史现象中得出结论。这样，经济史研究不再止步于现象描述，而成长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影响下的新式学科。他们主导的史学研究会，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副刊》的“发刊词”中说：“中国史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就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就每一个问题做广博深湛的探究。”“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做广博深湛的研究”，若细细品味，这句话蕴含无限，不仅概括了近代经济史学的研究特色，也是其他学科的治学门径。将近80年过去，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之间游刃有余——我们今天的研究何尝不是在追寻这样的境界！第三，践行了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从君史转向国史、民史的目标。1935年，汤象龙在为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所作的序言中写到：“现在我们要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等等”，“以往的历史是以帝王朝代为联系，目的只在记载与帝王有关的言行，此后的历史应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本身与现实历史发展中清王朝的陨落、民国的开创有关，也与经济史研究内容和关怀的变化有关。

陶孟和领导研究所的风格，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一致。社会所是一个自由研究学术、探求真理的乐园。所内当时主要流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但也允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讨论。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即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也是抗战时期近代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著作，获得1942年第一届“杨铨纪念奖金”。严中平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随即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的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中国棉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特点、洋货入侵后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国内机器棉纺织先驱者的创业经验、民族棉纺织业畸形繁荣和萧条的原因与过程、英日等国瓜分中国棉货市场和确立对华投资霸权的过程。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之个案分析》，作者是要以棉业为样本，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近百年经济上的根本变迁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是外力造成的结果。中国民族工业，包括棉业的发展，处在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外国资本的压迫下，所以必然不能顺利前行。

严中平的著作出版后，陈振汉在《图书评论》上发表书评，后来又转载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上。陈振汉于1939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后，1940年回到国内，在何廉、方显廷领导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这篇书评以及严中平后来的回应文章，可以视为棉纺织史研究领域的强强对话，极具探讨意义。

陈振汉在书评中，肯定了严著的两个优点：一是取材丰富，论断精当。原始资料详征博引，发现了很多新史实。二是过去的棉业著作，只以罗列材料、铺陈事实为能事。严著从个别史实的始末中，发现一般性，或者说发现较之棉业的兴衰过程本身更广泛的意义、更重大的价值，实现了棉纺织研究史上的重要突破。他还指出，全书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这个问题为线索搜集和排比材料，自成体系。事实上，这一评价与汤象龙等倡导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一致的。也可理解为，当时研究经济史的优秀学者，已经注意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当然，陈振汉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商榷意见：在清季国内资金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外资或是外人来华设厂，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严中平对外人来华设厂或外资竞争的恐惧与危疑态度，令人不解。陈振汉认为，内资与外资之间是相辅而不相悖的，因为外资的利用增强了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增加本国人民之所得，也就增加了内资积聚的机会。外人来华设厂，增加的所得自然有一部分归诸他们享受，然而大部分是在中国雇佣或购买各项生产元素或劳务，作为税捐纳给中国政府，变成中国人民与政府的所得。另外，外资工厂的技术示范效应、先进管理经验和对国内商民的刺激作用，也颇为有益。陈振汉进而提出：“民族资本”的概念，除了可以激励民族感情外，并不值得重视。

严中平很快发表《论外资外厂问题并答陈振汉先生》，予以回应。他根据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史实，指出华籍纱厂的发展异常困难，而外籍纱厂却很顺利。其中的原因，即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外资企业在经济上、技术上的优势。所以他坚持认为内资与外资是冲突的，外资侵入与发展的结果，内资便绝无蓄积的机会。不过，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借助大量外资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严中平也予以肯定。当然他主张的是间接投资，而不是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外人在华设厂。

本文之所以较为细致地展示严中平与陈振汉之间的交锋，是想揭示当时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点。严中平与陈振汉都是训练有素的棉纺织史专家，都明了需要突破传统的孤立地描述历史现象的研究方式，引入一定的方法、理论来指导经济史研究，以小见大，提高研究水准。但两人在学术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严中平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振汉则是在西方经济学熏陶下成长的。他们对外资外厂的性质、民族资本的概念、华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等问题，存在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民国时期的对立；相对和缓的交锋方式，则显示了当时社会有着求同存异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两人在新中国的际遇，则反映出1949年后学术态势与格局的彻底改变。严中平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的领军人物。1955年，严著改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修订后再版发行。1961年，高教部把这本书列为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而陈振汉在1957年因与其他5位教授一起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剥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总体而言，1927—1937年是社会所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1937年至1949年的抗战与内战，对社会所的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仍有不少亮点。除了严中平的棉纺织史研究外，所内同仁巫宝三从事处于世界学术前沿的国民收入研究，1947年出版《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将该所研究经济史的学术路向予以延续、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是因为承继了如此深厚的学术资源与优秀的学术传统，它继续保持国内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地位。

三、经济史研究的百花齐放

（1927—1949）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有两份知名刊物，一是上文提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二是《食货》。1934年12月，陶希圣不满社会史论战中史论式的空疏倾向，创办《食货》半月刊，希望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入手，解答社会史论战涉及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在《食货》上的文章，在各个时代的研究中，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最多，涉及近代的最少。除了《国富论》的译介和全汉升对清末西医传入的介绍外，似只有王毓铨的《清末田赋与农民》，属于近代经济史范畴。《食货》虽然较少发表近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文章，不过它对历史上经济因素的强调、重视史料的研究风气，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有益于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展开。

陶希圣回应王瑛在《食货》上发表的《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一文时谈到：“《食货》所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有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汤象龙也在《食货》上发表文章，表示要有30年的积累，才能写出一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的不能急功近效，因为这种研究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手。我们目前的责任最重要的仍是蒐集资料。”可见，两份经济史刊物的主编，都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这与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主张是一致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傅斯年还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此处傅斯年虽然没有提到经济学，但对经济史而言，经济学、统计学等是供给经济史研究的工具与方法，当为傅氏所赞成。

除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外，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著作，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喜人态势。不仅出现了近代经济史总论性的著作，还在近代农业史、工业史、财政金融史、交通史、经济思想史等各个方面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著作。现详述如下。

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学系的侯厚培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侯厚培认为，“吾国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无论何种产业，均落人后，固无经济发展之可言。唯自清末以来，经济界亦不无相当之进步。”侯厚培在感叹我国受到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同时，以较为乐观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待清末以来的经济史，书名用“经济发展史”而非“经济史”，也是此意。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人口变迁、农业、机械工业进步、货币制度改良、银行发展、贸易和交通进步等各个方面，论述简洁扼要，观点平和，可惜由于篇幅所限，研究并不十分深入。侯厚培是一位多产的、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另外还著有《中国国际贸易小史》《中国货币沿革史》《战后欧洲之经济》等十多本书。

1939年，生活书店推出钱亦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钱亦石此时刚病逝不久，生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教于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这本书根据他的上课讲义编写而成，作为对他的纪念。全书共分五章：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鸟瞰、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国民经济的概况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钱亦石认为：“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无论轻工业、重工业、农业、对外贸易、银行、交通，都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之下。他们在中国经济侵略的形式，除勒索赔款外，大抵采用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形式，再不然，就是以商品向城市和农村进攻。”可见，这部书的主旨是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探讨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下的中国经济。钱亦石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有名的笔杆子，文笔生动有趣，此书写得通俗易懂。

有关近代经济史总论方面的第三本书，是1947年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朱斯煌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攻信托业研究，是复旦大学教授、《银行周报》主编。这本著作正是为纪念《银行周报》创刊三十年而编写。此时内战全面爆发，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不振。朱斯煌等人希望通过全面研究民国以来的经济史，总结经验、应对危局。该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论著，分成金融、财政币制、农工矿商、一般经济、战时经济等若干部分，延请各方面专家，如寿勉成、金国宝、张一凡、吴觉农、方显廷等，撰成几十篇论文，分列于各部分之下。第二编为统计，包括银行营业、外贸、物价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供研究者参考。第三四编分别为经济资料和经济大事记。这本书兼具专著和工具书的功能，学术价值较高，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外贸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何廉主持编写的《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指数》。从1928年开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何廉领导下，用三年时间收集海关贸易册，编写了1867—1927年的外贸指数，后来又予以修正并将终止时间延长至1936年。南开外贸指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不可回避的原始数据。南开经济研究所当时和后来编写的指数，还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13—1952）、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1926—1952），津沪外汇指数等，统称为南开指数。南开经济研究所拥有民国时期极富盛名的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他们开创了将西方经济理论、统计学方法大规模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和经济史研究的先河。

工农业方面的著作，强调近代以来出现的进步。1933年，曾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的唐启宇，出版《近百年来中国农业之进步》。他回顾近百年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以来农业方面的革新运动，涉及农业行政机关的变迁、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包括肥料与新式机器在内的农业推广等。他认为，“中国农业渐由沉滞不进自足自给状态之下，日进于机械化、科学化、商业化、组织化之途径。”写作这本书，是为了展现戊戌维新以来农业的“进化之迹”。以往研究者往往强调在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农村陷入崩溃与危机之中。唐启宇这本书出版于1933年，他从新式农业推广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较为乐观的研究结论，值得我们注意。

这一年，龚骏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所谓的“新工业”，指机械、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和现代能源工业。从鸦片战争写起，重点是从民国元年至成书前夕。该书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使用的资料极为丰富，行文简洁明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系统的总结。每章结束时附有注释，书末有参考书目，遵守了一定的学术规范。二是对每一时期新工业发展的时代背景有所介绍，对各行业的发展概况有宏观认识和恰如其分的总结。如作者认为新工业发展有三个障碍，一是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二为国内政局的障碍，三为工业界本身的缺陷，这些认识全面并有说服力。

财政金融史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贾士毅的《民国续财政史》已在第二部分提到。1941年，贾德怀出版《民国财政简史》。内容涉及国地收支划分、财政收入与支出、公债、预决算等，可发现其受到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影响至深。作者还谈到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财政制度的利弊予以评判，难能可贵。

由于中国关税主权受到外人钳制，关税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的重点。1926年陈向元推出《中国关税史》，5年后江恒源编辑出版《中国关税史料》。《中国关税史料》主要记录民国以后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关税的记载和论述，内容包括海关行政、海关税收、海关重要进出口货物价值历年比较、常关，关税与外债，关余、关税特别会议之经过等，确实是一部详尽的史料书。遗憾的是，江恒源是一位教育家，而非专业财政史家，未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开展进一步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银行业取得了较大发展，我们熟知的江浙财团正是活跃于这一时期。1934年王志莘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详细研讨了各种储蓄机关的开办与停闭、地域分配、经营等，是第一部专门讲述储蓄银行的历史。王志莘一生经历丰富，钱庄学徒出身，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学硕士学位，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他主持开设多种储蓄，以集聚零星资金，在繁荣银行自身业务的同时襄助实业。该书可视为王志莘大力提倡银行储蓄业务的学术副产品，由银行家亲自撰写学术著作，践行业务理念，是本书的特别之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进入民国后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山西票号史研究因有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的便利，可谓正逢其时。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对山西票号颇感兴趣，四处收集史料，到太原、祁县、平遥、太谷等地实地考察，还远赴日本搜寻资料，于1937年完成《山西票庄考略》。他考察了山西票庄的起源、沿革、派别和组织、营业概况等，分析了这种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作用与局限。书后附有《山西票庄调查表》《山西资产家一览表》《日升昌和大德通近年营业统计》等重要表格。作者认为，“我国旧式的经济制度，重信用，轻组织，资本虽小，营业甚大，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鲜有业务的保障。经济的活动建筑在家族主义的上头，山西票庄可说是这种旧式经济制度的典型。我们研究山西票庄，就可以看出旧式经济制度的弊端及其应该改进的地方。”这些对山西票号经营特点的总结和研究心得，令人称道。

同时开展山西票号研究的，还有史学家卫聚贤。卫聚贤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此时因山西同乡之谊，在孔祥熙领导下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1936年，卫聚贤奉孔祥熙之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收集到诸多资料，随后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的《经济月报》上发表。1944年出版《山西票号史》。卫聚贤对山西票号的历史、概况、组织、人事、业务等方面作了评述，并认为山西票号在晚清80多年中，对于汇兑通畅、调剂各地金融、协助政府财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这部书有资料堆砌之嫌，对票号的深入分析不够。

这一时期的交通史研究领域，与清末北洋时期仅有一部《中国铁路史》的寂寞情形不同，涌现了多部综合性重要著作。1931年，张心澄出版《中国现代交通史》。⑧张心澄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官至交通部会计长，是交通会计专家，笔耕不辍。该书内容广泛，包括铁路、公路、航路、航空、电报、电话、邮政等各方面，理清了晚清以来现代交通的涵盖面和发展脉络，具有开创性质。

抗日战争凸显了现代交通的重要性与国内交通事业存在的诸多弊端。1947年，龚学遂著《中国战时交通史》，以为总结。龚学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1937年抗战爆发时曾赴粤协办战时运输，后又担任过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对战时交通状况有切身体会。这本书分为三篇，上篇公路，中篇铁路、水运、驿运、空运，下篇是建议，包括友邦人士的建议和从业人员的建议。由全书的论述和下编的建议可知，龚书有强烈的鉴往知来的意味。他对于战时交通运输政策、交通运营中的缺陷有切肤之痛，希望今后海陆空交通能互相配合，发挥最大效用。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出版了《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论述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我国交通事业的推行演变情况，由当时的交通部长俞飞鹏作序。书中有很多珍贵资料，如运价与物价指数比较表、交通事业战时财产损失表。该书对于战争爆发后的运力变化、后撤工作人员的安置、西南西北交通网之建设等有详细论述。或许是交通部出面编撰的原因，这本书较之龚著，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论述战时交通事业的表现，对于战时交通的弊病有诸多回避。

除了以上三部专著外，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陆续编撰出版了大型丛书《交通史路政篇》《交通史航政篇》《交通史邮政篇》《交通史电政篇》《交通史总务篇》等。因是官方修订，资料丰富、气魄宏大，值得后人参阅。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近代经济思想史方面，有两部不俗的著作出现。一是燕京大学赵丰田撰写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该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晚清经济状况、国民经济改良诸说和国家经济改良诸说和附论。作者提到的思想家有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张之洞、张謇、康有为等人。这些人所处的时代为19世纪下半期，经济思想的落脚点都在“富强”二字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当时人所言“富强”的含义，往往兼经济、政治、教育而有之，可谓是符合时代实况的见解。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者的材料选择，如把一些非经济史领域的材料与专题纳入。另外，作者经常大段引用思想家的言论或撰述，略显冗长。总体而言，该书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典雅，是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二是夏炎德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夏炎德曾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史硕士研究生，时任复旦大学教授。他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世界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背景下，论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大转变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全书分为绪言、清代重臣的富强政策、驻外使节的洋务献议、维新志士的变法理想、官商巨子的实业方案、革命领袖的民生主义、结论，共计七章。附录有《中国经济思想之轮廓》《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之进步》和《中国抗战期间经济研究之成绩》三篇文章，都十分重要。作者对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的评论较为精辟，对此后经济理论的建设也提出了展望。其中，对民国经济学界只知接受外来经济思想而不能自我创造的批评，最为严肃恳切。此书的缺点是对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经济思想叙述较多，而对经济学者的经济思想较为忽略，仅在附录中有所提及。事实上，一部民国经济思想史，绝大部分当为经济学者所创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史大论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快速传播。当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侯外庐晚年忆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够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沫若、吕振羽、陈翰笙、薛暮桥等。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原名《中国经济原论》）。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状况。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入侵动摇了中国原来的封建体制，它又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实行间接统治，因此新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都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有封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质。王亚南是译介《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该书被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大著作之一。

总体而言，1927—1949年的近代经济史研究，较之1904—1926年有巨大进步。北平社会调查所近代经济史组是促使近代经济史学科形成的主要力量。他们以集体作战的方式，为近代经济史研究贡献了宝贵的资料库、专业期刊和一大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甚而为1949年后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人员储备与学术规范、学术方法等精神财富。其他单兵作战的各位学者，普遍受到了更为专业的学术训练，毕业于海外名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不乏其人。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使此时的研究呈现出经济史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虽然连绵十余年的抗战和内战阻遏了经济史研究的势头，但气象已成，学术向前推进的势头不可阻遏。

四、总结与反思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近代经济史研究则经历了从萌芽到学科正式形成的过程。这一时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较之传统的“食货”之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研究范式都有了极大改变，呈现出以下几个面向：

第一，研究对象的更新与拓展。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机器工业、银行业、现代交通业等新行业出现。从传统封建王朝向民国的改变，则使政府层面的财政税收方式、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变化。国债史、关税史、金融史、新兴工业史、现代交通史等，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也为经济史研究拓展了空间，并增强了对学者专业素养的要求。

第二，研究方法和范式的改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慷慨激昂地指出传统史学只知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现象，作为传统史学一环的“食货学”，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缺陷。但研究方法的改进并非易事。相对而言，研究对象的更新较为容易，只要有新领域、新行业的历史资料，研究即可展开。1904—1926年处在萌芽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大体就呈现出这样的特色，即用旧的历史方法描述新的研究对象。1927年后，随着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大规模地进入中国，随着一大批学人在国内或海外接受经济学、历史学专业训练，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在近代经济史领域得以运用，使经济史研究方法有了极大改变。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规范与路向也基本确立：学者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学科方法分析史料，得出相应的结论，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深研究中显示大关怀。以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为代表的研究力量，对收集与整理史料格外重视，他们不急于求成，怀有宁愿让近代经济史的写成在下一代人手中完成的胸襟。同时，他们大胆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用新数字、新视角呈现近代财政史与经济史的整体面貌，体现他们对社会经济体制与结构的深层关怀。这一时期，学者具有的国际化背景与视野也值得重视。上文谈到的何廉、严中平、巫宝三、陈振汉、夏炎德等人能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学者，恐怕与他们在国外的训练与陶冶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书籍介绍栏目，也经常译介欧美最新出版的著作。

第三，两条研究战线的分立。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列强的入侵有直接关系。如何认识列强的经济侵略，如何认识近代史上外资与民族资本的关系，如何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水平与基本状况，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焦点。无疑，从近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并未占据主流，本文论及的代表性论著仅有漆树芬、钱亦石、严中平、王亚南所著的四部书。但不容置疑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并日渐成长。他们将近代经济史写成一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史，将民族产业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困境完全归结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做法，直指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的痛处，反映了民族主义情感。而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认识到列强施加给中国的经济压迫，但一般从就事论事的角度出发，不予刻意强调。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关心经济困境中的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时也能看到近代经济演进中的积极因素与进步事物。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内两条战线的分立，是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后传播到中国后的直接反映。当然，这种分立，更与当时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不同政治倾向者的政治诉求、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与水平，我们需予以尽量客观的认识和审慎的评价。

首先，整个社会并未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经济史研究需要大量的史料，若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提供资料、场地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单靠个人之力很难长期从事深入研究。这也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贾士毅、张心澄等经济部门的官员能取得较大研究成绩的原因。可惜当时的大学、科研机构为经济史专业设置的岗位非常少。严中平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目前副教授以上的中国经济史教学人员全国不过三十人左右，而专攻近代经济史者又是这三十人中的少数。”可以想见，民国时期从事近代经济史教研的学者当更少。频繁的战乱使人们流离失所，大量经济史资料的搬迁更非易事。汤象龙离开社会所，罗玉东和刘隽的早逝，都与抗战有关。

其次，近代经济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都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境地。民国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学权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都不从事经济史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史大论战扭转了人们忽视经济史的局面，但以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学派”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则较多地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通史、思想史的研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以马寅初为首的中国经济学社集合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其中只有唐庆增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为主攻方向，大部分学者都致力于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的社刊为《经济学季刊》，遍览其发行8年期间刊发的三百多篇文章，难觅近代经济史论文的踪影。所以，整体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尚处在幼年期。整个学科的从业学者数量与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不可与1949年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相提并论。但是，近代经济史学科创立于国家内忧外患与西学冲击之下，成长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拥有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并能折射出近代学术史与政治经济环境的诸多面相。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几十位优秀学者的作品，更是学人关怀、学术争鸣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良性互动。

来源：《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