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明方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 世纪50 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空间越来越小的变动过程视为中国经济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过程，或可构建“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一、“江南奇迹”：中国经济史话语中 的“江南化”与“非江南化”
大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即使涉及的范围看起来在江南之外，与江南无涉，但在探索研究地域的经济演化道路时，其背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个江南的影子，以之作为比较的基准或参照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南，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史，江南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神圣空间。个中情由，李伯重在其被称为加州学派代表作之一的《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在过去的一千年来，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载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详细，特别是有关经济史的材料尤为丰富。同时，江南很早以来就已成为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在过去的千年当中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理所当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无论是日本学界较早的“唐宋变革”论与“明清停滞”论，或我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社会后期停滞”论，或西方学者对于“传统晚期的中国”及“近代早期的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经验为基础。
对国外学者而言，江南的确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学术试验场，是他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近代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起源最重要的比较对象之一。从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到黄宗智的“内卷化”，再到彭慕兰的“大分流”，他们每一次从这里重新开始的学术之旅，都会在美国中国学和国内中国史研究中引起巨大反响。作为区域史、地方史的江南研究，每每获得世界历史意义。不过，对李伯重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倒并不在于这个地方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的“典型”意义，而恰恰是它的“非典型性”，也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它长期以来总是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经济表现远比其他地区优秀”。而且江南不仅在过去一千年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总是“脱离常轨”，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它的经济至迟在宋代就已居于前列。尽管最后并没有导向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且在1850—1978年甚至一度被这种西方式的道路强行改造，但并不成功。其后的改革开放，看起来是江南的农业成功地采用了近代化技术，使其有别于清代，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今天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仍然还是清代的方法”，如果没有源于清前中期的因素，“很难想象会有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他的结论是，今日的江南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不仅仍存在于“现在”中，而且还是“现在”中富于生产性的部分。今日的实践并非远离过去的实践。历史仍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很显然，在李伯重看来，江南的农业，当然也包括江南的工业、城市及其他，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农业”“另一种农村经济”， 或者另一种经济成长方式。它形成于公元9世纪后期的唐代，崛起于11—13世纪的宋代，在17—19世纪中叶的清代臻于成熟，进而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跃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视其为“江南奇迹”或“中国奇迹”自不为过。李伯重对江南道路之性质所作的概括，或许无法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其对江南之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地位的判断，恐怕是所有学者都难以否认的。江南，这个唐宋以降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这个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国人心目中如诗如画的天堂般世界，这个在当今学界不断滋生出“江南模式”、“江南道路”、“江南轴心期”、“江南奇迹”以及“江南学”等一系列令国人振奋的学术概念的神奇之地，确然占据了当代中国经济史叙事的核心。可以这样说，在看起来汹涌澎湃、势不可当的欧美现代性话语的强力冲击下，不管这种话语是如何因应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所谓的后工业、后现代，身为寻找中国历史自主性，抵制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学者，似乎都可以从江南的土地上，找到学术或心灵上的寄托或慰藉。这一片曾经让历代帝王爱恨交加，让域外之民视为天堂，让无数文人雅士视为桃花源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成了现代中国学者在曾经令人窒息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现代性，乃至另一种生态文化或“另一个中国”的最完美的场域。相较于其他地域在中国经济史或区域史研究中的关注程度，江南的地位始终无可逾越。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至于刘志伟称之为“江南情结”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中心观”；即便是在8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省这种江南中心模式，逐渐走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囿于江南一隅的限制”，在江南之外如华南的福建、广东等地“开辟了新的空间，形成可以同江南研究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的区域研究范式”，但结果并没有动摇，反而有助于更深入地反思“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然而，就在这一“江南奇迹”得以清晰建构，进而广为流传时，对国内外的江南研究者来说，其所指地域范围反而愈显模糊，愈加不确定。每一位学者看起来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南，而每一位学者的江南又各有差异，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甚至怀疑“江南”一词是否有资格作为这一奇迹发生地的特定称谓，一个流传数千年的地域概念在当下似乎正面临被解构的命运。此情此景，多少有点让倡导构建“江南学”的学者始料未及。目下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傅衣凌是此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活跃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当中，直接以“江南”命名其研究地域的，似乎仅有傅氏等极少数学者，但他笔下的江南以及毗邻的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较早自觉而明确地对江南，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的空间范围专门作出系统论述的，先后有李伯重、周振鹤、徐茂明等学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7年第3期推出题为“江南到底在哪里”的专辑，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语言、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征稿，请他们给出各自心目中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此后学界对江南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渐入高潮，讨论的时段也不限于明清时期，而是迄至当代，远及宋元、隋唐、魏晋、秦汉、先秦，乃至史前。一个五彩缤纷的江南地域或江南意象因此纷至沓来。这里既有自然意义上的江南，也有经济意义上的江南；既有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也有语言文化或心理意义上的江南；有学者还打出“生态江南”的旗号，只是其内涵并未跳出自然地理的框架。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江南意象，也推动着江南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有趣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到不同的江南概念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也愈来愈关注它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不同的称谓，而且都会承认，历史时期的江南，无论是从经济、行政，还是从文化、心理意义上来说，其范围都比现在要大，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缩减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依然确定无疑，这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江南，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或“非典型”意义，都被框定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之内；他们在慨叹多变的江南之后，总是给读者来一个“但书”，把目光牢牢地投向以苏杭为中心的太湖平原。而且至少从李伯重开始，他们给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空间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含义，诸如地理上的完整性（或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经济上的一体性、地域认同的不变性、方言的相同或相似性（即吴语文化区）、民风习俗的相近性，以及在行政沿革上历史渊源的共同性，此外还有财政意义上的同一性，如“财赋江南”或“江南重赋”，简言之，即是一个在地理、经济、行政、语言、文化、心理和历史等方面都高度统一和整合的地域共同体。依徐茂明所见，“江南”一词，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它被赋予了远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与此相应，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则小心翼翼地圈定自己的关注空间，尽可能地把名义上称为江南或曾经被视为江南的地区排斥于江南之外。李伯重的江南是“八府一州”，认为它们“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而与其毗邻的江北、皖南、浙东、浙南各地，一则为江海山峦这些天然界限所隔开，二则其人文社会条件与“八府一州”差别明显，故此不列入江南的范围。I徐茂明的江南更小，他明确地把宁镇地区视为与太湖平原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域。有意思的是，其他学者为将这些被排斥出去的部分纳入江南的研究，也是从这一论证逻辑出发，强调其与江南核心的均质性或“正相关性”。王家范在为《江南史专题讲义》作序时如此解释：从我阅读的经验看来，“江南”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渐进而越来越趋向于缩小。一方面，曾经作为大区域的“江南”，其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逐渐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精力与兴趣也趋向于缩小范围，做细做深。区域越大，资料搜齐的难度越大，归纳判断更不容易。因此，今天江南史的研究者多数采取“小江南”作为目标，最多只是把宁绍与徽州包容进来，与当下“长三角经济区”的地域范围大体吻合。
不过，从众多学者的讨论来看，后一原因实乃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对江南“共相”的追求。而这种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某种整齐划一、卓尔不群的江南特性或“江南性”予以确认的“江南化”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地方差异”或“个性特点”的其他相关地域排斥而去的“非江南化”或“去江南化”过程。这既是江南话语的分裂过程，也是它的生成过程。这种界定无疑会给人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隐含着把近人对江南的认识作为剪裁历史之尺度的主观倾向。而为摆脱这种学术上的困扰，高逸凡、范金民提倡用“浙西”取代“江南”。他们认为，过往学者之所以把同处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等同于狭义的江南，大多出于对文献的误读；这些地区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江南腹心”或财赋重地，至多可以论证“明清时期的江南包含太湖流域”，却不能推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太湖流域或核心区域（或‘八府一州’）”这一结论。在他们看来，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其等同的“江南”不过是开始于近代文化心理上的概念；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其区划范围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且上承东汉吴郡，迄至明初分属南直隶和浙江，时逾1200余年，且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有其影响力，因此“从‘浙西’这一概念出发，应当比划定‘江南’更为合理”，更加“名正言顺”。顺此思路，陈志坚对历史时期关乎太湖流域的相关概念，如“吴越”、“吴会”、“江东”、“江西”、“三吴”、“浙西”等，进行系统的辨析和梳理，建议把今日称为江南的地区，依其历史称谓的语境分为几个阶段，即先秦秦汉时期的“吴越”或“吴会”，六朝隋唐时期的“江东”或“三吴”，唐后期及宋元时期的“浙西”，以及明清时期约定俗成的“江南”。这一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当然可以使我们对“江南”变动不居的特性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更加动态的把握，但是他们对江南地域空间之确定性的追求与先前的讨论并无二致，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坐实了通行地把环太湖地区作为“狭义的江南”或“小江南”这一最核心的定义。在阅读相关历史文献时，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将“江南”和“浙西”或其他称谓等而视之的诸多例子。何况“浙西”也好，“三吴”也罢，其本身和“江南”概念一样，所指空间范围也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变动过程，学界为此同样争论不休，因而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提出的与太湖流域范围相一致这一地域同一性的要求，姑且不论这个“太湖流域”也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和地域。至于陈志坚的建议，固然可以凸显不同时期江南地域的时代意蕴，却又忽视明清以前“江南”长期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消解了江南作为这一空间的地域称谓所隐含着的大小地域共同体之间内在的张力。江南固然是当地人的江南，有其自身的本土特色，凝聚着江南人自身的地域认同；但它同时又是他者眼中的江南，是更大或更高层级的区域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地域之外不同人群对它的某种感受或认知。作为一种方位，“江南”这一称谓，天然地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域乃至更大的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关联。这也正是下文所指“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这一并行不悖的现实历史过程赖以发生的更广大的空间基础。另一方面，不同的称谓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主体（共时性或历时性地）对于江南的不同认知，不仅反映了同一地域内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也反映了它与不同地域空间的人群及其栖居的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变化。对某一地域的命名，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似乎都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体系，一种身份认同，其实也是表明对这一地域空间及其民人、土地和资源进行控制、占有或配置的权力体系。行政沿革背后往往反映的是一地区经济开发与行政管理的变动关系，而任何经济开发行为，势必引起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它事实上可以看作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方式或其结果。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态位的构建。这些称谓在历史时期的生成、扩散、兴替或共存，体现了江南的内部以及外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害纠葛及其错动。仅仅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标准化追求而取此舍彼，同样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有学者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也就是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范围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转化为由“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和“小江南”等多层次空间构成的地域结构。研究明清江南社会人口史的吴建华即持此论，在他看来，“小江南”亦即明清江南的核心区，也是吴语吴文化的核心区，当然在太湖流域，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府、太仓州（清代），以及杭州、嘉兴、湖州府，而镇江、应天（清代为江宁）、宁波、绍兴府则为江南的中间层区，南通（包括海门）是外层区。由此扩大到明清的扬州、严州、金华、衢州、温州、台州、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府，属于“大江南”的范围。至于“泛江南”，一般包括今江苏、上海、浙江、江西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其最大范围则是长江以南。吴建华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江南”，这一概念“既含有江南的核心层，又有江南的边缘外层”，既包括地理上不必囿于长江—钱塘江之内的地方，触及宁波、绍兴、通州以及属于江南管辖却地处江中或江北的崇明、靖江、江浦、六合等地，又包括其核心层的边缘区，甚至是非吴语文化区，如江宁、镇江的部分府县，但其研究的重心仍然是作为核心区的“小江南”。而且对大多数研究明清中国的学者而言，类似的大小江南之表述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地理沿革的过程才被加以讨论，唯有对应于太湖流域的“小江南”，方可视为代表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演变的典型、道路、榜样或方向。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此种“内敛式”研究的局限性，建议“超越江南一隅”，突破区域史、地方史叙事的藩篱，把江南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之内，用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江南。这无疑会给江南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但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改变通常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他们笔下的江南，依然还是那一小片水域平原风光的江南。江之北，无论远近，几乎统统被排斥在外。就连这一地域赖以被界分、被命名的长江，也时或被切割而去，而江之南境与平原毗邻、接壤或者相互交错的山地、海滨或岛屿，往往也在无视之列，至多是作为一种边缘和外围之区被提起。最让学者纠结的大约要算前文提及的镇江归属问题了。对这样一个被明清之人称为“建业藩垣、三吴分户”的战略要地，有些学者会因其地处边缘山地而勉勉强强地把它置于江南的范围之中，有的学者则干脆将其剔除出去，也有学者采取折中的办法，截取该府的东南部分，与杭州府北部的余杭、海宁二县，连同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作为笔下的“江南地区”。一个毗邻太湖的镇江府都被人为肢解，遑论皖南、江西等地了。更有甚者，这样一种被高度压缩的“小江南”，还作为一种独立封闭的研究单位在时间上被无限延伸，贯穿明清，跨越唐宋，远迈秦汉，甚而直至史前时期，无形之中，它变成了一种似乎千古不变的地理空间和地域意象。李伯重研究的1550—1850年的江南，大体范围就是他自己确定的“八府一州”，而被其他学者当作江南进行研究的地区，比如唐力行研究的徽州，以及江西、湖南等，统统被划出去当作江南的外围，构成江南对外经济联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且一直回溯到南宋、北宋及五代。而其对唐代江南的研究，也是以此范围为标准。至于1850年后的江南，李氏并未给出明确界定，但在涉及改革开放后的同一片地域时，他终于将它的空间范围作了一定的延展，也就是由先前的“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变为“广义的长江三角洲”，除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南京、常州、嘉兴、镇江、湖州等，还包括台州、扬州、泰州和舟山等，理由是“今天的经济统计多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为单位”。但真正的原因大约还是这些地区已经整合到经济发达的核心区了。于是，在长期以来有关江南历史的主流学术话语中呈现出来的江南，说到底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孤芳自赏”的江南！大凡与繁华富庶的平原相辅相成的山地、丘陵、海滨和岛屿，因为它们的贫瘠而从江南的历史，乃至于从当地人的认同中被搜剔而去；与此同时，同处平原的江南乡村，在诸多历史叙述中大都只是苏、杭等大城市或唐宋以降繁荣发达之市镇崛起的某种背景。此种城市化导向，在江南文化史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代表性人物刘士林长期聚焦于发掘历史时期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认为这样的以追求个体自由和主体审美为特质的“诗性精神”或“诗性文化”，只存在于以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为代表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而非“江南乡镇诗性文化”，前者以独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最终形成完全不同于江南乡镇的都市生活方式，而后者更类似于固守传统政治伦理的僵化、保守和落后的北方意识形态。与此相应，长江之外的地域，包括历史时期曾经也是江南的地区，在这样一种“非江南化”、“去江南化”的学术话语演进过程中，无不被用来充当与逐渐缩小的江南进行对照和比较的鄙野之乡；就连同在江南内部生存的人群，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也因各自籍贯的南北之分而被打上了地域的标记，成为族群区分与重构的标准。至于江南在历史时期曾经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危机，在长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加州学派的研究中，也统统被遮蔽了。这样的事件，包括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以及和这种巨变相伴而来的重大战乱和天灾，也都不过是江南一千年持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某种偶发的局部性因素，对江南凯歌行进的历史主流无关痛痒。即便是对江南道路持怀疑态度的黄宗智，也并不否认江南（黄氏使用的是“长江三角洲”这一概念）之与华北（平原）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种生态稳定性。江南，梦一样的江南，已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成为一部千载不变的神话，一座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的小而安全的孤岛。有意思的是，如此狭小、封闭而又单一化、均质化的江南空间意象，很大程度上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史学界试图打破“江南中心史观”，进而“走出江南”的区域史研究中凝练而成的。开放之花结出闭锁之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现如今，江南历史自身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光彩夺目，而江南历史的研究却日趋“地方史化”（刘志伟语），有学者进而提出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建议“回到江南地区本身来，探讨其内部社会经济变动与政区、制度、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关联，注重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很显然，这里的“整体性”，只是江南的整体性，因为在他们看来，“江南不是中国”。客观说来，上述论者并非要把江南从历史中国的疆域中分割出去，而是意在强调，既不能像以往那样用江南经验来掩盖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也不应该用整个中国的宏大叙事来遮蔽江南区域的本来面貌。这当然无可非议，而且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今日乃至未来仍有必要继续为此努力；关键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脱江南化”之后，更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把江南带回到曾经被疏远的包括“国家”在内的更宏大的时空网络之中，在江南与国家和其他区域的关联和互动中探讨江南的特殊性，或者像刘志伟建议的那样，把最初“走出江南”之后学界在其他区域探索出来的多样化地方经验拿出来，与江南经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努力发现隐藏其中的种种关联和互动，进而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史研究中的“江南核心性”问题。这一思路极具洞见。毕竟江南的特性或“江南的本来面貌”，正是在国家与地方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它还会在新的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化，本身就是中国性的一部分。部分之超越整体的特性并非脱离了整体，而是整体之各部分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有了这些新的特性，整体自身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形成新的格局，所以江南道路的生成与演化，本身就是中国道路的生成与演化，两者之间并无冲突。这看起来与过去的“中国是江南”或“江南即中国”的判断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把此种理解放到复杂性思维的框架，而非多少年来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根深蒂固的教条化的线性思维之中，它的意义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们需要一种非线性逻辑。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江南”谈“江南”已然不够，还需要跳出“江南”看“江南”。套用唐力行在对他认为明清时期处在同一江南的徽州与苏州作比较研究时总结出来的心得，就是既要“守住疆界”，也要“超越疆界”；或者借用后殖民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断地进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简言之，即动态地处理江南的“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行文至此，必须要问，到底如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新的江南历史，即构建某种“新江南史”？通向罗马之路自有千条万条，而在笔者看来，其可能的路径之一就是“反弹琵琶”，亦即把被诸多江南学者抛弃出去的那些地区或要素重新捡回来。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江南地域之特殊性的追寻，放弃对“江南核心性”的阐释，也不是将这些被丢弃的地区或要素与先前的内容作简单的加法或拼贴，而是要反过来探索这些部分因何沦为“江南”之边缘，为什么被舍弃，它们与留下的“核心”曾经或后来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各自都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进而还要追寻，那些看起来与江南无涉的地区，它们在江南的生成、崛起和延续、转型的过程中，与江南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而且除了刘志伟揭示的潜藏在历史深处的不自觉的互动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有意识的勾连，正是因为这种勾连构成各区域互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力，甚至迄今仍在发挥它的影响？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不确定性带入江南，让这里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认同等各个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动起来。其中第一步就是打破江南内部的同一性、均质性神话，恢复江南固有的多样性面貌，如名实之别，核心、边缘之别，城市、乡村之别，高乡、低乡之别，以及语言、身份、阶层、族群之别，等等；第二步是对这些差异，不能只看到它们共时性的结构一面，还要看到其历时性的变化一面，更要看到这种种差异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构成其本身变化的动力，进而形成新的差异，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江南呈现出真正的不同面貌来。就江南之界而言，应采用动态的历史视野重新斟酌“江南地区”，而非追求静态的“统一性”；我们也需要把自己从对江南的界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样的解放，并不意味着放弃界定本身，而是放弃以今日之见替古人说话的潜意识惯性，是从“时空错置”的“现代主义情结”或“辉格史学”中解放出来，也就是采取历史化的态度，让不同时代的人对江南或其他地域的概念认知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不少学者在此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看起来不仅没有把水搅浑，恰恰让江南称谓及其对应地域的历史演变更加清晰了。事实就是如此。一旦放下确定性的执念，我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加确定性的概念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充分运用数字化工程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发挥历史学家的考证功夫，运用黄一农提倡的“e-考据”，对江南、江东等一应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廓清江南概念群的生成、扩散、流变以及各概念之间的歧异、对立或交叠等复杂关联；既要搞清楚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同一概念不同的意蕴与外延，以及与此相关之其他概念和它们所指范围的同和异，还有这些概念之间的层叠关系，也要搞清楚在不同时点上这些概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旧概念的消亡和新概念的生成。易言之，要把这些概念群当作一个动态演化的非平衡的结构体系或者某种“时空连续体”（谢湜用语）来看待，既要看到它们之间共时性的结构关系，也要发现其历时性的变化。当然，让这些概念及其所指之“界”流动起来，承认“界”之人为建构性特征，并不是同意部分学者的主张，否认有形无形之“界”的存在，而只是把它看成某种开放性的区域空间而已。任何建构都是为了创建，确认或维系各种新、旧之“界”，不管这种“界”是自然地理之界、经济区划之界，还是行政疆域之界、文化认同之界，抑或是把这些统合起来的生态区域之界；“界”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以及对它的话语表达，正是以特定时段的相对确定的有界为基础的，“界”在流变之中，而非消失或不存在。相应地，我们还要打破对千年以来江南道路所持之线性进化叙事逻辑，把研究的视点从对明清时期狭义江南的聚焦来一次偏转，转向唐宋、魏晋、秦汉、先秦，甚而史前时代；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古人的选择，把他们对江南的各种称谓所指之实际地域还给江南，也就是把被剔除出去的“中江南”、“大江南”或“泛江南”统统纳入对江南道路的探讨中，尽可能避免对江南的“时空错置”，也就是不要把今日的江南移植到过往的历史中，而是打破江南叙事的连续性教条，让江南的历史在多样化的地域转换中流动起来，力求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江南。第二，这样的研究，如若依然局限于太湖平原，则显然大成问题，还需要将其带回到地处同一经纬度的，包括山地、丘陵、岛屿、海洋等地貌和水体形态在内的更大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系统中，把平原、山地、河流和海洋勾连在一起，从其复杂的关联与互动之中动态地揭示江南的形成和演化。数十年来，已有学者从这一思路作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目前需要做的，是把它们整合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里面，把平面江南变成立体的江南。对这样一种体系，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山海生态系统”或“山海国”，我们需要以此唱出新时代的“山海经”。第三，聚焦于苏州、杭州及上海等大城市或曾盛极一时的江南市镇，固然非常重要，但也需要突破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江南话语格局，将其与那些被城市化进程所改造或建构于其中的乡村联系在一起，更细致地再现在当前现实中日趋消失的乡村景象，再现被这一进程所碾压的下层民众的艰难命运，重新反思江南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巨大的不可逆的景观变迁和环境效应。第四，则是突破狭隘的地方意识和虚幻的自主意识，把江南置放到它本来即隶属于其中的大一统国家的权力网络之中，把南北两地从平面的文野之分的“文江南”，变身为纵向的朝野之分的“野江南”，亦即从庙堂之上看江南，发掘国家在江南地域中的作用（刘昶、刘志伟），发现“江南”的政治含义（邹逸麟、杨念群）。同时也要从周边看江南，一纵一横，双向并进，探索其与国家政治中心、与北方及周边其他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关联，以及与这种关联本身密切相关的全国范围的信息交流、资源分配和能量流动。第五，我们当然同意赵世瑜等诸多学者的观点，也就是借鉴加州学派的做法，从全球史的角度探讨江南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南北比较或中西比较的层次，但是这样一种互动并不是“全球分叉”或“全球关联”等词所能完全概括的，而应该从“全球汇聚”的角度，进一步追索分布于此一星球的多元世界内不同力量碰撞交融的分分合合，同时把这一视野贯穿历史始终而非局限于明清以降的近世，进而对所谓的“江南道路”作批判性的反思。第六，我们更愿意把学界的已有思考，与灾害史、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角结合起来，看看能否从中涌现新的解释框架。十多年前笔者曾建议用环境史范式来取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范式或近代化范式，更不用说早先的资本主义萌芽模式或革命史范式。这一建议并不只是“强调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展，如从社会经济扩展到环境生态”，而是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察一切社会经济事象的视界，“通过探索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笔者看来，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就如同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格式塔式的结构转换过程，而非渐进性的积累过程，是凤凰涅槃，而非蛇蟒蜕变”。此前此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贡献突出者，至少有王建革、钱杭、余新忠、吴滔、李玉尚、冯贤亮、谢湜以及吴俊范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灾害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讨论，不能仅仅聚焦于水旱疾疫等天灾，还应包括大大小小的战祸或兵燹，而且对于这样的危机，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外部的、偶发的或次要的因素，而应把它看成江南历史不容遮蔽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不但不足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揭示江南道路之源与流，也不足以凸显江南道路真正的活力。一个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确定性的江南，正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种种危机、种种顿挫进行相对成功或不成功的人为响应的结果，而此种响应本身可能又孕育着新的危机。平衡来自不平衡，不平衡来自平衡，是之为富于韧性的动态平衡。总之，江南研究行至当今，确然需要更宏大的叙事来概括之、检讨之，而这样一种大叙事，不只是大一统的国家史，也不仅是全球史，更不是狭隘、抽象之人的历史，而是包括天、地、生、人在内的江南乃至中华生态系统的宏大变迁史。江南不过是这一变动的系统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旋涡而已。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本人所能一力完成的。作为一个外行，我能设想的进入江南史这一巨大学术旋涡的路径，就是把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话语，作为研究江南历史的问题意识，以此作为一个中介，尝试着窥探以江南为中心的“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以及“形神兼备”的网络式格局。窃以为，上述江南话语，并非相关学者在概念界定上玩弄文字游戏，它其实是学者对既存历史的提炼，尽管其中不免有误读之处，但总体而言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江南内外对江南的感觉和认知，透视了现实历史中切实上演的一出出极为精彩的宏大活剧。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特定地域之江南的形成，同时也是其他地域的“非江南化”过程，两者相伴而生，密不可分。将此与千百年来江南的经济成长之路相对照，则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一方面是江南经济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则是江南地域认同的日趋逼仄与相对固化，两种趋势看起来截然相反，长期以来却又并行不悖。对于这样一种日趋缩小的空间范围，身处其中的江南人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越发引以为傲。一部出自“江南水利局”的水利志，在其“叙例”中即曾直言“江南”就是“对江北而言”，至于“苏皖兼圻，称曰江南”，那是“清代则然，民国则否”。事实上，此类无形的江南意识或江南话语本身也是有形之江南构建的精神动力之源，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过往的研究过于注重江南经济的物质表现，相对忽略了江南内外有关江南的感知和思考对江南经济演化之路的影响以及演化中的江南经济对前者的反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地理》在2007年第3期的“江南专辑”中，就自古迄今“江南”概念从古代的普通名词逐步演化成特定的专有名词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对“江南”一词指称的地域范围自秦汉至明清由大到小、逐步萎缩的过程作了颇为生动的描述，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渗透其中的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笔者所概括的“江南化”与“非江南化”亦是依此而创生。只是该杂志依据的是早年周振鹤的研究成果，亦即把秦汉时期的江南依据行政区划局限于长江中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缩小了这一空间范围变化的幅度。如果采用司马迁的广义江南，也就是包括沂、泗、汉以北部分地区以及岭南的广大地区，则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江南地域范围的转变，对于华夏生态系统的意义将更加凸显。一旦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带入对于江南的考察与探索之中，另一重“江南意象”也就油然而现。只是这种意象是出于国人话语中真正的“小江南”，而非前文所说的狭义江南。易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片中华国土之上，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以来，实际上存有两种意义上的“小江南”。通常意义上的“小江南”，其地理位置统统在狭义江南之外，其中多数所占有的空间甚至远远大于后者，但由于它们无不是对狭义江南的效仿和模拟，自然也就让狭义的江南凸显它的伟岸，使其成为国人心目中地地道道的“大江南”。那些身处江南之外者，莫不心心念念地向往着江南。有的远赴江南，候鸟般地乞讨人生，或搜寻当地人腾出的生存缝隙做久留之计，他们在分享江南的余润之际，也在江南内部强化着南北之界限；更多的则是以江南为楷模，用自己的双手对脚下的土地进行非同寻常的改造，试图把它变成心中的江南，是谓“小江南”，江南之外的“江南”。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学江南”、“变江南”的运动，迄今未有已时；而且也不完全是江南之外的民间自发行为或地方性举措，至少在北宋时期、18 世纪的清朝，它在一定意义上还上升为一种运动，进而对中国的经济演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是江南向吴越、向江东、向浙西亦即向太湖平原的萎缩，一方面则是如此萎缩的江南以自身为核心向北方乃至四周的辐射和扩张，这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图景，又是一种怎样的江南情结！以笔者个人的经历而言，家乡所在固然是江北，却也是鱼米之乡，历史时期也曾归属于江南的行政范围，著名的“孔雀东南飞”说的就是发生在那一带的故事。我们自小也把自己当作南方人，把北方人叫作“侉子”，后者则反过来把我们叫作“蛮子”。然而作为一个江北之人，当你置身长江之南，你不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界限把你和当地人切分而开。更让笔者受“打击”的是2016年春节之前，有朋友告诉笔者，笔者在家乡过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送灶节），全然是北方的风俗，而在真正的江之南，“小年”是腊月二十四。笔者不清楚如何解开个中缘由，或许笔者的祖先确是从更远的北方迁移过来的，但是当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以“江南”或“准江南”自诩的时候，实际上又在江南之外制造着新的南北之别。或者说，曾经的江南被排斥出江南之后，仍执拗地把自己等同于江南，江南的范围貌似又在维持与延展之中。现代扬州的境遇同样尴尬，民国时期曾经因为自己的著作披露了扬州人生活中的某些不雅相而吃了一场官司的易君左，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还为扬州人的“江南”身份作辩解，认为扬州人虽在江北，却“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代以来代表整个儿的江南民族性，说扬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至于其他原非江南却又以江南自居的地域，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江南的这种被扩张过程，使前文提出的“江南化”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江南化”，并非只是一种类似于易君左眼中的文化上的攀附，在很多场合，紧随而至的是对各自所在地域经济发展之路的重新规划，进而也意味着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全新构建。对此一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当可更清晰地认识所谓的“江南道路”及其生态意蕴。由于此类“江南意象”已经跨越了江南之界，故此这样的梳理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中国道路”的过往、今生以及可能的未来。不过，要想使这样的论证得以展开，我们尚须解决如下几个前提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应今日江南如许之小的格局，我们必须反向提问：过去的江南究竟有多大？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一个地域称谓的“江南”，到底可以追溯到怎样的历史深处？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动的江南话语中，“江南化”与“非江南化”的展开，到底呈现出怎样的轮廓来？这本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此处只能暂且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和自己的有限理解来鸟瞰。大体而言，秦汉以来“江南”的空间变化，有这样几个阶段，这就是从秦汉之际司马迁眼中的“泛江南”，到魏晋南北朝（东晋六朝）的“中江南”以及隋唐北宋的“大江南”，之后才是南宋及元明清时期的“小江南”。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第一阶段的江南，是作为关中模式之外的边缘或落后地区，不妨称之为“原始江南”；魏晋南北朝，旧江南的消失和新江南的诞生，意味着古典江南的形成与崛起；隋唐北宋，为古典江南的成型期；南宋至元明清，为古典江南的成熟期；之后是古典江南的衰变期，亦即在衰败之中获得新的形态。因之，笔者所说的江南化，在不同时期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秦汉时期的“江南化”，实际上是关中或中原模式反向建构的结果，与今日江南意象截然相反；东汉以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江南化”，是古典江南独立成形的诞生期，它从最初对关中的模仿（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化”），逐渐演化为对江南本土的构建（李伯重称其为“江东文化”），而北周贺兰山下“塞北江南”的出现，恰好印证了江南的新生，也开启了“江南化”的新时代。隋唐时期的“江南化”，一方面体现出南北两种文化和制度复杂的互动关系（陈寅恪名之为“南朝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江南内部的互动与分化。这种分化在宋代更为明显，不仅相形见绌的北方以国家的名义开启了对南方的大规模仿造，原来混杂一处的“泛江南”，其边缘地带逐渐与核心地带分离，并被核心地带的光芒所辐射，如岭南，如西南，甚而最早获得江南之确切定义的湘鄂赣地区，也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中南，也从宋以降逐渐变成了江南的学习者，虽然相对于北方而言，这些地区仍可泛称为“江南”。至于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江南的地域空间更趋逼仄，同时也涌现出更新的意蕴。在这一时期，对江南的学习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仍在延续，但是这一江南化的过程逐渐依附于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潮流，这就是以西方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大潮，这一大潮最具优势的地区同样是在江南所处的空间，但是人们对它的称谓，已不是“小江南”，而是“小上海”了。这一时期的上海在空间上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包容于江南之中，亦即“江南的上海”，而是从中分离了出来，江南变成了“上海的江南”。故此，包伟民在研究近代江南市镇变迁时，对李伯重的江南作了新的界定。鉴于长江下游经济地理的中心已从传统太湖东侧的运河沿线转移到沿海平原一带，中心城市从原先的运河城市苏州转移到近代口岸城市，他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近代本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 虽然先前被排斥出去的宁绍平原也包括了进来，但江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与此同时，江南之外对“小江南”的歆慕和热情未曾稍减，它与“小上海”奇异地纠合在一起，共同谱写出华夏历史的新篇章，当然也从此逐渐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夏生态系统。所谓的“小江南”至此呈现出第三种不同的面貌来。江南之名仍在延续，但已经不是明清的江南了。江南自身也开启了“去江南化”之路。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江南”，不管是江南区域之内，抑或之外，又如何称之为“生态系统”，尤其是“山海生态系统”？学界对江南区域的界定有各种不同的取向，但至少在经济史学界，大体上还是采用美国中国学第二代杰出代表施坚雅对19世纪晚期中国九大宏观区系进行划分时提出的标准。这一标准不再从行政区划出发，而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主要是以分割大河流域的山脉即分水岭为界。但是与以往根据土壤、气候、农业或民族等共同性的标准来确定区域范围不同的是，施坚雅明确地把他的“地区”或“区域”定义为内部各自有别的系统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他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而不是追求均质化。施坚雅的目标当然是用微观、中观层面的地方史、区域史来对中观或宏观层面的局部中国、整体中国进行解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广州三角洲并非岭南，渭汾新月地带也不能代表西北，尤须指出的是江南并非中国”，但是他用以解构整体的手段，恰恰不是国内众多学者所强调的均质化区域。这种对于区域的简单化理解，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前行的重大理论陷阱。因此，在他的区域系统里，首先存在的是盆地、河流和山脉等地理差异，继而是由这些地理差异在交通运输方面导致的效率高下，因而产生的经济空间的差异，即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于是从中心到周边，可耕地的数量与质量、水利优势、人口密度、交通优势、市场发育及城市聚落等，均呈递减式梯级分布格局。他指出：“关于地形一概平坦、无特色的概念，必须由下述概念所代替：地形有系统变化，从靠近中心都会的丰饶平原，到处于地区边缘的人烟罕至的不毛之地都有（在中国多数地域，地区边缘的周围都有崎岖的山脉，华北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是盐渍沼泽，华北和西北的亚洲内地边缘大部分是沙漠）。”不过，他强调地理和经济差异，并非把它当成完全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生态过程”，其间的城市化并不能看作“地区结构中地文原始面貌的简单结果”，它本身因人口的集中居住对建筑材料和燃料的需求，导致边缘高地森林砍伐和土壤流失，而这些流失的土壤反有助于低地核心城郊农业提高土壤肥力。此种“肥力转移”的过程表明，“地区核心的城市化过程本身，是以牺牲周围边缘地带的潜在城市化为代价的”，它自身的发展“引起了边缘地带的城市不发展”。这一“动态”还体现于时间之轴上。正如柯文指出的，他的“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不同的空间亦有不同的时间逻辑。在施坚雅看来，贯穿中国历史的大灾大难，如造成惨重损失的水灾、旱灾，来自亚洲内陆的入侵，中国内部的历次动乱，以及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都会对相关区域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区域系统的波动，不过其影响范围，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均匀的，因此各区域系统的周期性波动并不一致。各区域体系都有着自己顽强的自组织性。他之关于由各级市场纵横交织的连锁网络构造的区域体系结构与自上而下分离式的国家行政结构之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行政权力之外“非正式副政治体系的力量”的分析，也与此大有关联。当然，正如批评者所言，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式并不完善，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把国家与区域系统，以及区域系统相互之间在总体上进行分离，淡化天灾战祸给区域系统的影响，从而突出区域系统的自主性、独立性；其所划分的九大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农业中国”，不包括西北、西南的“游牧中国”，而作为九大区域之一的东北地区又因为当时城市不发达而被置之不论；对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更是只字不提；等等。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严重削弱了其理论的解释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区域系统，说到底是一个流域之内地文区、经济区、市场区、社区、行政区、文化区等既相互作用又层层嵌套的综合性体系，且涉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仅仅抽取其与经济有关的部分作为研究指南，虽然从研究的目标来说无可非议，却肯定会使施坚雅的模式残缺不全了。李伯重的“江南经济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施坚雅模式”的一种纯粹经济学的偏转。他的体系之中有山，有平原，有江，也有海，但主要是作为抽象的“界”，而没有当作实在的生态系统，也没有当作江南区域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虽把宁、镇二府和杭、湖二府西部山区都划入江南，主要目的并不是从区域内部自然差异性出发，而是为了给核心区勉强凑一个边缘地带，作为“东部平原的附庸”。他认为，这些地方，与“土地平衍而多河湖”的核心区相比，“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自然条件大不同于东部平原”，理论上不应归入江南。李伯重后来虽然补上了对江南区域认定的另一个条件，即主体的认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认识到区域界定也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过程，但是这样的主体与其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及其变化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关联，他最初所论甚少；近年来则兴趣日浓，但也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从纯粹的自然界变化入手，着力强调江南人类生态系统的优越性，忽略或淡化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比较明确地用“生态系统”概念来分析和概括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的，是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他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探讨华北平原时以之作为比较对象，认为“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亦即“生态关系”， 但当时他的研究无意展示华北平原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也没有考虑由山地、高原、平原、水系等多样化生态单元所构成的复杂区域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使其所倡导的生态系统分析方法并不彻底；对江南也只是寥寥数语。之后撰写《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他对作为生态系统的长江三角洲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这种关联体现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个局部都是与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他还注意到由两种地理因素造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势的不同构造，即因长江干流和海潮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本地区外延的冈身地带或“碟缘高地”与8—12世纪盆地中心地带地势的下沉，也注意到太湖的生成及其周而复始的拓展和收缩过程，并利用当时陈吉余、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三角洲是“由自然的、人为的多种因素复杂地相互作用而成”，这种作用包括上游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长江泥沙沉积，气候冷暖变化与海平面升降，海岸侵蚀，太湖的淤积与围垦等。这样一种特殊的地形，经过长时期的演变，至清代逐渐形成区域内部的经济分化，如高地主要种植棉花，生产原棉和棉布，中心区域“则发展成一个水旱作物相辅的系统，田地中间种植水稻，堤圩上植桑以供养蚕”，而在中心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地势既未低到非筑圩不可，又没有高到引起灌溉困难，所以田间几乎无一例外地种植水稻”，这三个区域各以自己的物产相互交换，“构成了一个中心与边缘地带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另外，如此地形也决定了该地区开展的水利工程，“把地方士绅、农民和国家联结成一种在华北见不到的、复杂的、富于变化的三角关系”。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依然没有超越太湖平原，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过是其后续研究的前史，但已经不是千古未变、平整单一的水乡景观了。对黄宗智进行激烈批评的彭慕兰，以江南为中心构造了一个与18世纪的英格兰同等发达的中国区域经济体系，把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对中国的区域划分显然遵循了施坚雅的框架，但是在他笔下的经济区域，除了各种抽象的生态要素，如森林、煤炭、棉布、蔗糖等频繁的流动之外，看不见山，看不见平原，也看不见有形的海。可以说，与此前或当时各类中国经济史著作相比，彭慕兰的《大分流》毫无疑问应该归为环境史的经典之作，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把一个有着多样化与复杂性的区域生态系统简单化了。事实上，李伯重在讨论“江南经济区”时也提到了“生态系统”，还特别交代了斯波义信把施坚雅的“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就目前所见，正是这位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成就卓著的日本学者，其所倡导的“生态系”（ecosystem）论，第一次将长江三角洲的山地、平原、海洋相对而言比较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汉代以降江南核心区的形成及其内部之核心、边缘关系的动态转换，构建了新的解释体系。这一历史的角度，也使施坚雅相对静态的区域体系理论得以进一步完善，由此赢得了施坚雅的赞赏。与施坚雅一样，斯波义信不赞同对江南作“同质地域的区分”，而是将区域定义为“诸要素的相关性”，他也认为中国各大区域是以河流汇聚为地文特征的社会（riverine state），其经济核心区域大多处于河川流域的低地乃至平原地区，此处集中了最密集的人口、最繁荣的城镇、最廉价的交通和最发达的农业。但在施坚雅那里相对稳固的区域内结构，在斯波义信的研究中，则成为需要解释的生成过程。他在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学者高谷好一对泰国湄南河流域的研究经验，将“长江下游大区域”分为河谷、扇状冲积地和三角洲三种类型，认为汉代以来对此一大区的移民、定居和开发，其一般趋势是从山地逐渐向滨海的三角洲地区扩展，逐级进行陂湖灌溉、围湖造田和防潮大堤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展开，国家在最初的工程建设和维护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其后随着低地开发工程的结束，国家的力量开始淡化，而地方势力因之崛起。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具体的实证研究。除了陈桥驿之外，迄今最具分量的成果当数王建革的《江南环境史研究》。虽然与绝大多数学者一样，其研究的视点依然没有从太湖流域移开，但是源于环境史本身的内在要求，王氏笔下的太湖已经被有意识地置放到包括山地、丘陵和海洋在内的生态系统之中了。不过相较之下，反而是从事江南社会史的学者，更自觉地从中提炼某种解释性的概念或框架。余新忠、惠清楼较早注意到浙西地区平原、山地及其过渡地带的地形差异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依次将清前期杭州、湖州府分为核心、边缘和中间三个地带，只是未曾提及海洋。唐力行在从事徽州与苏州的区域比较研究时，则明确选择“山海互动”的角度。与大多数江南研究以太湖为中心的做法相反，他以徽州所在的山地为中心，以徽商的活动网络为主体，多层次构建山、原、海的关联，认为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既是“平原与山地的互动”，也是“江南与大海的互动”。朱小田的做法与此相反，他把视野从平原转向滨海，提出江南社会史研究的“东海类型”说。他指出，过去把江南社会等同于江南水乡、太湖文化、吴越文化，以为“港汊密布交错，农人共话桑麻，苏杭地上天堂，便是全部的江南”，是从自然到人文而社会都弄得“非常纯然”了，其实“小桥、流水、人家”只是中心地带的地域影像，周边山区“草木葳蕤，瀑布飞溅，炊烟袅袅”，同样是江南人家；滩涂、海水、岛礁、海船、鱼盐场、妈祖等环境要素，也是“江南社会的文化符号”。江南其实是由中部水乡、边缘山丘、东部岛礁这三个部分组成的环状梯级分布而成的地理格局。从江河流域—山脉分界线这种自然生态要素出发，江南地域景观一目了然：从西部开始，由北向南转东一线，缘饰着山丘，有宁镇山脉、宜溧山地、黄山、莫干山、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中部核心区以太湖为中心，是苏南平原和浙北平原，地势低平，呈浅碟形。整个江南以太湖为枢纽，上纳山地之水，下泄至东海。宁绍北部虽被杭州湾喇叭口与杭嘉湖南部切开，但同属浙北平原，呈现出与太湖地区基本相同的水乡景观。
施坚雅的区域分界法通过李伯重到朱小田再次回到江南地区，江南的多样性自然生态终于越来越多地进入江南学者尤其是江南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眼界之中，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从施坚雅、陈桥驿算起，迄今已经迂回了三四十年之久。当然我们还不能停留在社会史学者眼中相对静态的自然生态差异之上，尚须更进一步，也更深入地去发掘斯波义信、黄宗智的理论洞见，同时参考谢湜循此思路对江南高乡与低乡所作的“时空连续体”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清晰，融合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此也总是变化着的江南生态景观。这样的生态系统，并非只包括太湖流域这个单一的生态区域，而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复合生态体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它包括山地，包括平原，也包括海洋，更包括这三者之间因为水、土、生物及其他要素之复杂互动而构成的整体。过去的研究无不集中于土地这一关键资源，而恰恰是这个所谓的“地”， 古字为“埊”，按照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解释，是由山、水、土和草木等多种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而这一组合，与带来冷暖干湿等各种气候变化的“天”也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由此形成真正立体的自然生态江南，而非平面化的水土江南。从人文生态来说，它涉及人对这一地域自然环境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当地资源的占有、转换、利用、分配、交换和消费，体现为该地对山、水、土、物以及人本身之不同组合和综合调配的水利灌溉、稻作经济、蚕桑生产和市镇发展。而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作为该区域经济核心的，也并非后来的太湖平原，而是在山地、平原和海洋之间因时而异地交相切换，并因三者之间的差异、切换和变动引发人与资源相互关系的空间分异和转换，从而推动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的共同演化。从空间的层次而言，这样一种复合式的山海生态系统，实际上是由更多微观层次上的山海生态系统，以一种分形的方式层叠、嵌套而成，而整个江南自身（狭义江南）又构成了另一种更为广大的山海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宁绍平原到太湖平原，从长江三角洲到中国东部各江河流域的平原，无不是位处类似的山海系统之中。其西部地区则是一个与此相反相成的另一类型的生态系统，或者可称之为“负山海系统”。总之，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嵌套的山海生态系统。我们习惯所指的中国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这些不同的山海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导致这些山海系统进一步变化的动力。这样的一种山海系统，并非某种稳固不变的自然系统，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样的变化，同时又离不开栖居其间的人类活动的作用，因而它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动态平衡系统。此种导向，颇接近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区域主义”（或称“生物区域主义”）；国内学者提出的“历史流域学”的概念，与此也多有契合之处。意味深长的是，施坚雅以山脉河流为标准确立的中国宏观区域体系，并不像有些学者诟病的那样，因其主要依据19世纪中后期的资料和数据，故此并不适用历史时期的中国；恰恰相反，其所界分区域的原则正是中国古代，至少是唐以前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即“山川形便”，而这一原则最早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禹贡》；至于中国考古学界对史前文化的分区，也有学者判断，与施坚雅模式也极为相似。然而这里并不是想以此来论证某种新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而只是要表明对任何一种理论，即便是过去的理论，不要轻言过时，对江南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以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对待江南研究中或大或小的学术贡献，然后再由此前行。学术的累积和发展，不是走在平路上，而是要攀越崎岖的山径，才有可能登上人类学术的高平原，远眺无边无际的文明海洋。〔作者夏明方，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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