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简介：程朱理学经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构成了明代思想的底色，亦承载着宋元明朱子学递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职责。本书深入明人文集、方志和理学著述，系统论述《大全》的编纂过程及实际影响，以见十十五世纪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与士人个体的互动关系，进而呈现元明朱子学的传承、流衍及自我更新的过程。以《大全》为切入点，实可检讨并重估明代思想史的应有价值。明代士人旨在完善和修订《大全》的经世行动，构成了与阳明学兴起并行的思想史脉络，又与土木之后出现的“经世之学”共同构成了十五世纪思想史更加完整图像的一部分。作者简介：朱冶，河南南阳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香港孔子学院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兼任协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元明清思想文化史、历史文献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与元明儒学传承研究”等课题。在《史林》《史学史研究》《安徽史学》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第一节 学以辅政：太祖《书传会选》的编纂及用意107第二节 道治天下：敕撰书与成祖治国理念的演进120第三章 垂世立教：《大全》纂修过程及内容特点148第四章 颁行天下：《大全》在明代的推行与流布187一、元明儒学的传承与转折：《大全》承继的思想遗产290二、政治理念的微妙转变：《大全》承载的治教理想291三、时空、分工与取材：《大全》纂修的来龙去脉291
元明朱子学的递嬗过程中，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实际构成了明代思想史的底色。永乐朝《大全》的颁布，不仅对宋元明初朱子学作出总结，还开启了士人研习、践履、体验程朱义理的新时代。《大全》不独在十五世纪的时代变革中别具意义，随着阳明学的兴起、科举之弊的累积，它在中晚明曾出现过低潮，然却始终未被时代所抛弃，晚明还出现了一股重回《大全》思想潮流，并深刻影响清初学术的发展方向。以东林书院讲学闻名的晚明学者吴桂森（1565-1632），曾对《大全》在明代的价值和影响有如下解读，不啻为成祖敕谕在数百年后的回响。吴氏称：观此，则圣祖之珍重是书而嘉惠学者之意，极笃切矣。然其至意在“尽心讲明，无徒视为虚文”，则知所以裨益天下者，全在体贴身心、躬行实践，此所以为学者根本。今之习举业者，视此书不啻土苴尘垢，皆因所尚者浮华之词，忘其根本，且不知身心躬行何物，何知此书之味。揆其自来，皆在上取士之人谓举业自有心诀，一切圣贤道理置而不问。此风既开，使士子靡然忘返，尽失圣祖美意至教，所以士风日下，至馆阁之地亦虚无人，举世终日所读所学，皆为败坏人心之具而已，举业之弊至今日尚可言哉。百年之后，吴氏尚能体会成祖敕谕中尽心讲明《大全》的旨意，理解明初所奠定旨在一道德同风俗的治教思想。然《大全》与科举考试的紧密联系，也为其日益凋敝的宿命埋下伏笔。以故，有明一代有识之士持续对《大全》展开修正，或批评针砭，或积极完善，以令《大全》源源不断的注入新血。换言之，修正和反对《大全》的呼声，不仅不意味着《大全》影响的减弱，反而是《大全》在社会运行中深层影响的外在表现。官定程朱经典《大全》只有在明代与时俱进，才能令它所承载的程朱义理深入人心，富有新的生命力。（一）元明儒学的传承与转折：《大全》承继的思想遗产《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是宋元儒学的总结之书。元代儒学并非“宋明理学”概念中若有似无的存在，元代程朱理学在各地繁荣发展，并呈现出系谱化和差异化的特点，这是《大全》首要面对的思想遗产。元代儒学多元而开放，其从各地的乡里传统中发展出颇具地域色彩的学术传承脉络。在各地儒学的交流和磨砺之中，成熟的经典诠释作品逐渐涌现，形成《大全》足以凭籍的主要底本。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并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止，《大全》正是元明思想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元代程朱理学除在北方由赵复、许衡等人传承推广，南方亦出现学术交融与争鸣并存的繁盛发展局面。尤其在文教发达的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其程朱学说呈现出谱系化、差别化的发展模式。金华学术以典章考证、名物训诂为治学特色，当地学者致力于构建以“金华四先生”为标识的道学传承系谱，期望借助官方力量推广金华之学。崇仁之学立意于救正程朱理学末流之弊，其地学者以承续朱熹所传“道统”为己任，有志于拓宽朱子学的内容。代表人物吴澄等人撰著《五经纂言》以承创道学，还利用对元廷文教的影响和广泛的学术交往，推广其“自得之学”的学问旨趣。号称“程朱阙里”的新安儒者，学问一宗朱子，旨在增益和诠释朱子之言，令读者由此掌握程朱精义。这种关怀也令倪士毅、朱升、赵汸等新安后学不断反思，发展出旁通诸经、合会朱陆的学问特色，以及兼顾经学研修和科举考试的“纂释体”著述。正是在元代儒学的多元并竞发展中，《大全》的取材底本渐次形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亦是明代政治思想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的治国理念与国家构想，对明清政治体制发展和政治理念的演进意义重大。永乐朝的治国理念，在大体延续和继承洪武朝的前提下，实则产生微妙却重大转折。明成祖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高度结合，最终确立以宋儒理学治国的政治原则。《大全》正是明成祖治国理念成熟并独立于太祖的集中体现。明太祖与明成祖都相信程朱理学可以治国，也同样以君师自任。然太祖仅重视将“有用”的理学运用于治国实践，成祖却表现出占据儒家话语权乃至道统的野心。洪武朝敕修《书传会选》，起因于太祖热心修订蔡沈《书集传》，背后却是明初治国理念与宋儒解经传统之间的张力，最终编成的《书传会选》内容亦不拘泥门户之见，以“求学术之真”为主要原则。永乐二年、永乐七年明成祖两修帝学用书，从《文华宝鉴》到《圣学心法》，宣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转型，其将程朱理学作为政权依据并正式予以确立。与唐太宗先编《帝范》，后修《五经正义》的文教举措类似，明成祖在编修《圣学心法》五年后亦统合六经，编纂三部《大全》。其中的《四书、五经大全》汇总宋元经典的研究，《性理大全》则集合程朱关于天理、人性方面理论体系的语录文字，这两类性质和层次上有所分别的《大全》共同构成了明成祖对宋儒理学完整体系的继承和确认，是他政治理念渐趋成熟并最终确定的写照。成祖要求编纂的三部《大全》，既为实现其“一道德同风俗”的治教理想，也是要代言学术并成为道统集大成者的体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在明初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应运而生。《大全》并非抄袭一过的功利之书，其价值和意义需作重新评估。《大全》在明清至近代的污名化现象是历史叙述中选择性的体现。《大全》的体例、内容特点、纂修意图、编纂过程等均被扭曲或加以抨击，形成了固化、单一化的刻板印象，对其支持或肯定的声音却被历史悄然湮没。《大全》的产生、编纂过程、内容取材皆显示，它承载着明成祖赋予“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愿景，其纂修地点、人员任用和分工的安排皆谨慎用心。其取材来源的选择也兼顾敕撰要求、政策导向等因素，并符合纂修官的学养特点及元末明初理学书籍的实际流行情况。《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编纂过程及内容特色，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因此相关批评与误解较多。从明人文集、方志等材料中考索《大全》编纂者的相关信息，将其串联起来，逐渐勾勒出《大全》纂修之时空、分工及取材等纂修过程的完整图像，从中可见明初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互动。永乐十二年《大全》在北京纂修，其纂修地选定，在明代两京制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意义。《大全》纂修地，与次年三月会试地点的首度变动相配合，是成祖在朝野的迁都阻力下，用文教先行以辅助政治迁都的明确表态，其政治意涵大于文教意涵。这既是《大全》修纂的重要时空背景，亦可见明成祖重要的政治考虑。《大全》纂修官员的构成，显示永乐朝有别于洪武时期的任官特点和政治文化。《大全》编修倾向于重用本朝官员、新晋进士，以及地方教官中学识、经验等较为优异者。纂修官籍贯亦集中于江西、福建、浙江等文教发达的省份。有别于洪武朝重用“老”儒的用人政策，《大全》纂修人员的构成及分布特点背后，是成祖有意起用新培养官员的用心，及其积极掌握士大夫文化话语权的努力。《大全》主要取材于元儒著作的内容特点，多为明清至近代学者所诟病。然学界鲜少注意的是，《大全》编选内容虽有鲜明的继承性，却更具地域色彩。其专选新安、江西一带元儒著述的取材底本特色，符合明成祖对该书内容与体裁的要求，也受江西学者主事的纂修人事所影响，最终再现了元末明初南方理学研习的真实情形。这既是元明儒学传承的整体特点的体现，亦是政治、思想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儒学内部“优胜劣汰”的发展结果。《大全》对明朝士大夫具有多元功用，它构成了明代思想史的底色。除作为明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来源，《大全》亦是儒者修身践履的重要凭籍。朝廷之上，经筵讲官用《大全》为皇帝进行系统儒家教育的首要教材，朝臣向君主上疏谏诤时也以《大全》为重要引据。甚至从祀真儒的重大议题中，其著作是否曾经被《大全》所征引，也可作为请以从祀的关键凭证和条件。从明代长时段看待《大全》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出版刊刻历史上。《大全》在明代官私刻印的情形显示，它始终占据学术主流，并未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退出历史舞台。宋元兴起的福建书坊业成为《大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有力保障。《大全》中晚明商业出版的勃兴，更推动了士人需要与《大全》“权威”版本的有效结合。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官方同样尊奉程朱理学思想，坊间掀起了刊刻《御制性理精义》及《四书大全》衍生性著作的热潮。明代儒学教育系统中《大全》的贯彻和推行，是《大全》在明代社会深入影响的体现。明代各地方志的藏书记录显示，旨在“一道德同风俗”的《大全》确实在全国各主要府、州、县级学校得以推广。然士人亦在阅读《大全》中出现拘泥辞章训诂，不求甚解的现象。彭勗、陈璲、朱应吉为代表的各级教官不断改进，通过引导研经方法、编纂专门书籍、修正经典疏释等方式，积极探索《大全》在明代士人读书和生活中的应用。《大全》在河东学派成学中所起的作用，则体现了《大全》在阅读和传播过程中被体认和实践的具体情形，此为《大全》对明代思想史深层影响的反映。河东学派薛瑄、王鸿儒的案例显示，《大全》能够肩负学者体悟圣贤之道的重要载体之职责。薛瑄等人通过“笔语”、“杂录”与“读书录”等札记体文字，体悟并践行《大全》所载的宋儒精义，最终形成河东理学“笃实近理”的为学特质，并代代相承。《大全》对于河东学派的思想史意义，体现了理学文本与学派建构的复杂关系。从有明一代的宏观角度上来看，《大全》不仅流布于全国学校，且成为读书人研经悟道的主要凭籍。教官用《大全》培养士子，读书人用《大全》谋求功名，学者从《大全》中致知实践，书坊还利用《大全》作为商业出版中有利可图的公共文化资源。一如明成祖的期望所及，明代理学经典《大全》成为士人学习程朱理学的必读之书，并确实塑造着明代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框架乃至行事依据，并对清人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至此，实有必要以《大全》为切入点，深入检讨并重估明代思想史的应有价值。明代士人旨在完善和修订《大全》的经世行动，构成了与阳明学并行的思想史脉络。明代思想史不是，也不应是个别著名学者及其学派学说的单线叙述，围绕着《大全》展开的阅读、体悟、实践乃至修订官方经典的历史，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面向。《大全》及其相关的思想改造与经世行动，构成了明代思想史更加完整图像的一部分。明代学者以《大全》为载体应对时代变革的思想和行动，实际拓宽了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这正反映了阳明学之外的明代思想史，并非乏善可陈，亦非对宋代理学的简单因袭。时代转折与变革中的修正国家经典的系列行动，正展现思想史一条重要却未曾“着色”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打破中晚明阳明学派的单一化历史叙述，重回历史的真实复杂场景。《大全》修正行动的重要意义，是经世之学知识的弘扬和“一道德同风俗”治教理想的认真贯彻，诸如此类的行动和志愿已构成一种独立发展的思想潮流。“转折”与“变革”，是《大全》所见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主线。《大全》在其传播过程中，更见证、塑造并参与着明代思想文化的剧变。此四字既是《大全》产生背景中的两个关键词，也是《大全》传播和影响历史的精炼总结。《大全》在其接受与传播历史中，对读者具有内外兼备的施用和影响。它不仅能够内化为学者的个人修养，在时代变革的主线之下，经世官员又以《大全》为武器，将其外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略。此为《大全》对明代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的深层次意义所在。十五世纪中叶土木堡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力，是明中期时代变革的导火索。对于正处于“全盛之天下”的明朝而言，土木之变的意义不止是一场失败的军事战役，甚或后续的系列政治事变。它对接下来的明蒙关系、明廷内部的政治格局调整、景泰天顺政局等都有深刻影响。作为明代全盛时期的转折点，土木之变对思想文化的冲击更是巨大而深远。它激发了明代士大夫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经世趋向，此后士人的所思所想皆被赋予新的时代意涵。为避免重蹈宋朝灭亡的覆辙，华夷之辨以及夷夏大防等思想理念被空前凸显和加强，元代的正统地位在历史叙述中被颠覆和瓦解。与此同时，以往研究未曾着墨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时代变革中修正官方经典的相应行动。对《大全》所代表的程朱理学经典进行修订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其行动呈现出密集化和指向性特点，如前所述十六世纪初修正《大全》的理学著作已有十几种之多。明中期经世官员从务实和救世出发，反思在治国人材塑造和培养机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官方经典，检视它能否达成统一道德风俗的愿景。他们修正士人必读的程朱理学经典的集体行动背后，旨在引导全国读书人志向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并掌握切实可用的知识和能力。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大全》阅读中出现的空洞化、程式化倾向成为众矢之的。翰林官员杨守陈，用毕生精力撰著九经《私抄》，他通过重编经典、更正《大全》谬误、删削《大全》疏解，旨在令程朱经典符合实用之需。其从“吾心”出发的研究旨趣，更对中晚明重要学者及思想有启发意义。礼部官员周洪谟，他专为辨误《四书五经大全》而作《疑辨录》。周氏对《大全》中有害、有误、不协、发明经旨的先儒训释详加辨析，并将务实求用的治学取向，和他对时务和礼制问题的关心融入著述。他进献《疑辨录》并期望集官方之力重修《大全》，以实际行动阐明何谓新时代背景中的“朱子忠臣”。身处此时代潮流中的国家重臣王恕，亦撰成考辨程朱经典的《石渠意见》诸书，他从中发展出“以心考之”的研经方法，对官定《大全》甚至程朱传注均有意见。王氏的政治影响力更推动其为学主张和考辨方法的广泛传播。受丘濬、王恕等前辈学者的直接鼓励和相互启发，中晚明学者蔡清、林希元完成了辅翼《大全》行世的《蒙引》《存疑》诸书。《蒙引》《存疑》等书成为明中后期程朱学者共享的资源，使《大全》因之完善并焕发生机。虽然书中内容已与《大全》及程朱经传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蒙引》《存疑》等书受到官方及读者的认可，进而广泛流衍。十五世纪学者阅读、体悟及批评、质疑、修正《大全》的相关实践，具体呈现了他们在时代危机和朱子学官定化后的困境中实现朱子学内部的自我更新和重振，进而改造士人的思想格局并实现善政的情形。这既是《大全》在明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真切影响所在，又与土木之变后出现的“经世之学”共同构成了十五世纪思想史更加完整图像的一部分。至于在王学兴起以后的十六世纪，思想界又是如何思考和反思《大全》以及呈现何种面貌，便应是另一个主题研究的开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的传播和影响具有世界意义。自15世纪《大全》颁布以来，它不仅在明清中国，更在世界文明交汇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宋代新儒学的思想结晶，《大全》在域外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广大。它既是近世东西方文明深入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东亚儒学形成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媒介。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大全》的影响持续而深远。《大全》作为17、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其地位亦是毋庸置疑。15世纪以来朝鲜、日本、越南等的君主教育、治教理念，儒家士大夫的思维结构、行事方式等均深受《大全》的影响，其中尤以朝鲜王朝为甚。《大全》既是东亚诸国儒学思想的重要经典来源，也在长期施行科举制度的朝鲜李朝、越南黎朝是其读书人的必备书籍。朝鲜李朝受中国宋代新儒家文化影响甚深。自《大全》传入后的近五百年里，《大全》成为朝鲜王朝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历经多次翻印。尤其是三部《大全》中的《性理大全》，对韩国儒学的塑造之功尤大。《大全》在越南，也成为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必读教材，进而影响深远。越南还出现了《五经大全节要》《性理大全节要》等《大全》的节略本，以便越南人士研习。17世纪的欧洲，《大全》随着龙华民（1559-1654）、柏应理（1622-1693）等传教士传至法国等地，作为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柏应理神父等人编译《中国哲学家孔子》，其开篇长达106页的序言性说明中，对永乐皇帝编纂三部《大全》所代表的宋代以来新儒学有了详尽说明和介绍。而龙华民神父则在其著名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中，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例，细致阐明中国儒学典籍的经文和评注之关系。世界视野之中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长期被视为中国宋代以来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品。无论是对《大全》的译介、翻印、节要，均体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域外传播与影响。反观近世明清中国，《大全》的评价却一波三折。受制于其明末清初之际的负面评价，近代以来的《大全》研究方兴未艾，有待补益和展开之处尚多，本书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和尝试。由域外看中国，正可反思《大全》的污名化现象。从顾炎武“《大全》出而经说亡”的论说，直至《四库全书》馆臣等的《大全》“抄袭说”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以致其他声音在历史叙述中隐而不显，从中体现了历史叙述的多面性和价值导向性。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