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作品。

余英时（外文名：Ying-shih Yu），男，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余英时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著有：《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民主制度的发展》，《民主革命论》，《到思维之路》，《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晩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民主与两岸动向》，《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现代儒学论》，《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士衡史》（傅杰编），《朱熹的歴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东汉生死观》，《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係的研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中国文化史通释》，《人文与民主》，《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余英时回忆录》等。

参见：静嘉书单||余英时专题第3期

学术成就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罗志田（1952年~至今），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52年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过一年。1987年留学美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获历史系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年至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杰出教授，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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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曾历任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学史。

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等。

参见：告诉你一个清醒的“中国” 丨葛兆光和他的35本书

学术故事：

有人谈到葛兆光老师学术经历，大致分为三段：前十年研究传统中国宗教与文化，中间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2000 年之后，则关注 “中国” 与 “周边” 。这个总结大体不错。

所谓 “前十年研究传统中国宗教与文化” ，指20 世纪80 年代先后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在当时被看作是“打破僵化模式”的著作，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代表作。后来的《中国禅思想史———从 6 世纪到 9 世纪》及《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资料更加丰富、论述比较细致，评价也更为理性。

葛老师出身古典文献专业，除了佛教与道教，在文献与文学领域与金开诚教授合著的《历代诗文集叙录》、《唐诗选注》和《汉字的魔方》，被称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分别侧重文献、选注和理论的“三书”。

所谓 “中间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是在复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这部《中国思想史》出版后，即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意义”、“哲学史还是思想史”、“知识史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本土立场与国际立场”的激烈争论。

所谓 “2000 年之后关注‘中国’与‘周边’”，是指其2006 年以后在复旦文史研究院推动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课题，以及先后出版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以及《想象异域》等著作。这些论著对亚洲、中国、疆域、民族、认同等关系重大的话题，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述，再次引起国内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论。这一系列著作，超越了历史上的中国，涉及到整个东亚，它们在人文学界所引起的话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与延续。

媒体评价：

他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心忧“家事、国事、天下事”，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人格和责任担当。强烈的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让书斋里的他常常“忍不住”拍案而起。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而具穿透性的思辨之力，廓清当下种种 “学说” 之乱象与迷雾。

葛兆光自述：

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兴趣和研究对象，当然与当下的某种关怀有关，也和时势有关，但是我也一再提醒说，作为一个学者，要小心翼翼地区分开学术与政治，是直接去批判、迎合或者讨论，还是说，你是在探寻问题或思想的来源？我在《余音》那本书里讲，学术研究跟政治关切之间，有一些不同，我最近在香港出的那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里面也强调，我们做历史的人，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但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我们只是把历史、把问题摊给你看，怎么处理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做不到。

我当然觉得，应该有人直接介入社会和政治，大声呼吁，就像古代说的以“木铎”或近代说的以“警世钟”一样去唤醒民众、针砭时弊，但是学者采取的策略则不同，他有另外一种表达社会关怀的方式。余英时先生有一句话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是说他没有兴趣，没有关怀。我自己也有一句话，就是我并不去和政治“近身肉搏”。说老实话，投身政治，要有很大的勇气，也要很大的能耐，还要社会给他较大的空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条件，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我们“毕竟是书生”。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所有学术变化，学术研究，肯定与这个“时势”是离不开，我说“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学者不大能够改变时势，但是时势在不断刺激我们的问题意识、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

现代中国的转型还应当讨论疆域、民族、认同和国家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如果包括这么大的疆域，包括那么多的族群的话，它是怎么从帝国转型的，它真的转型了吗?就是说，现代中国这种国家形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形态，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态是特殊的，还是西方现代国家是特殊的?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或者现代国家这种形式，已经成为这个国际秩序中所谓正常的，那么，中国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内外困境的来源。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所以需要历史学家去研究和说明。

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意识。

葛兆光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太多了，各种书都有影响，而且我也不可能只受一本书影响。

你个人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按照标准答案，应该说是“下一部”，但是下一部是什么我还没想好。

对于之前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一本？

各有不同。像《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很通俗，适合一般读者入门；《宅兹中国》代表我的最新想法，引起争论；《中国思想史》篇幅最大，也花了最大力气去写。

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过去精神非常集中，能一直工作四五个小时，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也不能坚持原有习惯了。

学术之余有什么业余爱好？

过去有很多爱好，年轻的时候几乎会所有球类、棋牌，也会画画儿，现在业余兴趣都没了，除了电视上看体育比赛，其他的都变成干巴巴的了。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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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1924年2月11日—2014年12月25日），历史学家，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

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代表作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

个人著作

《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1979年第2版，1983年第3版，1995年修订本，2005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增订本）。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991年第2版，1996年第3版，2005年第4版，2012年第5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2004年重订本，2011年重订本）。

《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2011年修订本，2019年第3版）。

《师友杂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

编辑史料

《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开明书店，1950年（与金毓黻合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全书8册，负责编辑第1、2册）。

治学格言

学有所守 , 宁恨毋悔。

学术成果

《东晋门阀政治》：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秦汉魏晋史探微》：《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存的是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近年读史之作。文章一般写在1979-1989的十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都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这两篇与《探微》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

以《探微》名书，无新鲜感，不惬人意。我原想把十年时限这一因素放到书名中去。这十年与过去大有不同，读书写作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善，是非常难得的。有一位文学家以《十年蹒珊》为文章标题，吸引了我。我很想找一个类似的书名。但是琢磨许久，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历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古史又不同于近史。古史内容缺乏现实感，本来就枯燥；而我的文章又比较浓缩，读起来难得有轻松之感。这样的书，要赋予它一个富有哲理。文采而又活泼、简练的书名，反而不伦不类，不如虽平淡却实在一点为好。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以《探微》名书，倒也符合实际。

收人《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所改动之处，或换题目，或增设文内标题，或补充订正资料，或调整充实论点。但是各文主旨概依旧说，以存其真。有几篇文章新加了简短的跋语，其内容一般是资料和论断有所增益而在修改原作时未能包含者，也有的是对原作的一些说明。由于《探微》所收某些文章原来已有了“附语”、“后记”之类，所以在编次《探微》时附加的这类文字，一律冠以“作者跋语”，以示与原有附加文字相区别。

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拓跋史探》：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

书中发表“猗卢之碑”残石版资料，亦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作者执着于历史新知的获取需要学界长远积累的愿望，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仍然意在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奉献给同好读者，共做进一步的考索。

《师友杂忆》：《师友杂忆》是一本作者怀念已逝师友的小册子，由十篇文章组成。身为历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缅怀的师友也都是史学界知名学者，包括翦伯赞、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唐长孺、商鸿逵、逯耀东等。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这些师友的交往过程，记述了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特别是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予以高度敬佩。这些文章饱含情意，留存了不少旧闻，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田余庆著作目录

田餘慶|我的學術簡歷

田余庆：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田余庆 | 为什么是拓跋鲜卑担当了统一北方、下启隋唐的历史任务？

田余庆 | 让更多的学生超越自己，这是北大教师应有的襟怀

邓小南教授简介

邓小南，女，汉族，1950年6月生于北京，邓广铭的女儿，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讲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等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2016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邓小南的父亲是唐宋辽金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然而与我们想象中顺理成章的“女承父业”不同，邓小南真正接触历史学竟是在上大学以后，而直接授业的老师，都是邓广铭先生的学生。用邓老师的话来说“我与父亲，感觉上似乎是隔着一代人。”说到为什么将宋史作为研究方向，邓老师告诉我们，主要是因为她在接触历史中发现，秦汉时段的研究史料略显不足，而明清时段则反之材料太多，过于繁杂，而同学中选择学习宋史的较少，衡量个人有限的精力之后，她最终选择了中古段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邓老师写的关于父亲邓广铭的文章《父亲最后的日子》，字里行间浓浓的亲情融合着两代人对于学术的至死不渝的探索，对于独立人格、品性的近乎苛刻的严格的自我要求，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震撼，一代学人的风范，在文字中得到彰显；一代大师的风采，在一个家庭中得到如此之好的传承。“女承父业”，继承的又岂止是学问，更是一种品性，一种人格。“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是人品上的正直磊落，以及学业上的一丝不苟，孜孜以求。”邓老师这样对我们说。

邓小南是北大历史系78级的学生，正值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大时代中，邓老师曾经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28岁时又重新走进课堂。邓老师当年的同班同学阎步克、荣新江等，现在都是北大历史系富有名望的教授之一。回想起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样的大学生活，邓老师说：“当时我们的感觉，是赶上了‘末班车’，很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再追回来。在‘科学的春天’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大家十分珍视这种机会，心气很高。没有当时那个时代，没有这样一批杰出的同学，自然也就没有我。”平淡而真切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给予邓老师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始终珍惜着每一份前进的动力，始终抓住任何求学的机会，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代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史学发展的基础。

2008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开展的“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结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邓小南被评为全国高校教学名师。

目录（点击标题）

邓小南谈宋史研究：宋王朝是“稳定至上”的时期

邓小南谈对宋史的再认识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历史的吸引力

邓小南：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老师谈《“游于艺”：宋代士人文化生活一瞥》

邓小南 |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邓小南：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

邓小南老师谈历史的阅读与思考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邓小南：宋史研究创新的瓶颈、激励与组织

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邓小南|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邓小南：王安石与他的时代

邓小南谈宋代书法作品与政令文书

邓小南教授谈宋史研究与北大文研院学史，获得洞察之智

芳心是事可可：邓小南谈宋代文人的生活圈

邓小南：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

邓小南：宋代疆域不及汉唐但有一点前朝不能比

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阎步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生，辽宁省沈阳市（一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学科学位分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

个人著作

《官僚制》（译著），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帝国的政治体系》（译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作品

《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2001年版

《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版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三联书店，2009年版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服周之冕》，中华书局，2009年版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官阶与服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学术成果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融会了现代社会学概念和传统政治概念，从学士和文吏的分合关系入手，阐述了中国“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及其理念基础。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对儒者起源问题提出新见，论证了“儒”与古代乐师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乐师和史官构成两个文化子系统，揭示出早期中华文化演进的一条重大线索；对汉末到南北朝一些重要政治文化现象进行了论述。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引入“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为考察传统官阶制建立了一个新分析模式。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对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一个“爵本位”，“爵一秩体制”，“官本位”的变迁模式，并从分等分类角度对之进行了系统论证；书中还利用新出史料，对秦汉官阶史的若干要点进行了考证，使一些前所不详的暧昧史实，如“宦皇帝者”问题、“比秩”问题等，得以浮出水面，并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叙述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对官僚政治在夏商周时代的萌发，秦汉时代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衰弊进行了追源溯流、一气贯通而且脉络清晰的叙述。

《服周之冕：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通过《周礼》六冕制度及其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探讨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六冕并非真实的周朝原生礼制，而是《周礼》的建构，反映的是周朝政权与神权的分配，具有“君臣通用”特点；随汉廷尊儒，中国制度史上出现了“古礼复兴运动”，其间古冕被重新采用；王朝在宗经、复古思潮促动下，重新采用占冕；同时从尊君、实用出发，立足现行品位结构而调整古冕等级；经学家对古冕的不同阐释，也引起了诸多纷争。理性化、世俗化倾向，最终导致了“服周之冕”的低落；本书大量使用形式排比与结构分析，用诙谐机智的语言，观察剖析“服饰背后的权力，学术背后的利益”。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把官阶研究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分别讨论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品位结构的样式与间架，品位性官号和位阶运用规则等。进而由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对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位结构变迁的重大线索和各个层面，提供了较全面的阐述。

阎师印象｜一位你不得不了解的北大名师

阎步克：历史这门学问，是关于理性与良知的训练……

阎步克老师推荐：中古史参考书单

阎步克 & 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课参考书目

阎步克寄语新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阎步克眼中的秦汉魏晋史

阎步克：什么是士大夫

阎步克：时代变迁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序言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期历程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

勉为其难尽力而为 ──阎步克教授访谈录（上）

勉为其难尽力而为 ──阎步克教授访谈录（下）

阎步克：书评—— 川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关于“南朝化”问题的讨论

阎步克：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

阎步克：美官员下台即为草民，其实中国秦汉早已如此

阎步克谈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

阎步克：古代官员的灰黑收入

阎步克：中国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阎步克：短期内，巨变几无可能

阎步克：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上）

阎步克：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下）

阎步克：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会

阎步克：秦汉官吏为什么用“若干石”为等级？

邓小南、田浩、阎步克、陈苏镇、葛兆光等人畅谈：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葛剑雄：谁会傻到通过游戏学历史

葛剑雄：“一带一路”不是丝绸之路再现，而是一种创新

葛剑雄：现在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要学会选择

葛剑雄谈“中国”认同和身份观

葛剑雄：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评《中国历史地图集》

葛剑雄：对领导人待遇，中央规定“从低”是为了防微杜渐

葛剑雄：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葛剑雄 ∣ 再论民国学术：学术不是人品，也不是思想

葛剑雄：从三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看今天的“一带一路”

葛剑雄：中国现在处于信仰真空

葛剑雄：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葛剑雄 |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葛剑雄：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复旦教授葛剑雄：不是穿汉服讲点文言文就是继承传统文化

葛剑雄：没有一种书面记录是100%反映真实的

葛剑雄：北京是天然的首都

葛剑雄：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

葛剑雄：“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葛剑雄：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大？

葛剑雄：历史跟现实是相通的

葛剑雄：农民工比教授挣得多，很正常

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提前攻读硕士资格，2005年转入博士阶段学习，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3年晋升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

仇鹿鸣擅长从常见材料中读出新意，对石刻景观的探讨、对中古士族郡望层累构造特性的揭示等，皆在前贤积累深厚的研究领域中推出新说。博士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2009）。参与了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三史的重新点校，其中新旧《五代史》分别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2015）。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社科基金和上海市晨光计划等多项课题。

个人著作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

《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治学感言

治学从实证入手，非考据不得为史学，思考从全局着眼，无贯通不足称学问。不追求预流的学问，让自己的学问变得预流。

学术成果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对魏晋之际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自从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本书之作亦得益于此。《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读闲书》：该书是仇鹿鸣先生近年撰写的学术随笔的结集。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围绕作者近年倾力的唐史研究，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之外一些有趣现象的探讨；二是作者读书、游学、研究、写作过程中一些经历和感触。全书虽然以闲谈的形式展开，但仍以深厚的学问功底为依托，可谓“基于学术，高于学术”。

《长安与河北之间》：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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