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天根 (1971-) , 男, 安徽芜湖人,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安徽史学》2019,(01),5-9
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文献探讨不仅仅涉及内容分析, 文献的形态及其传播显然也是学界要关注的重点。就历史与现实关系而言, 当下媒介化语境中的文献传播有全球化语境中学术探索中的时代性, 近代中国流转到海外文献的珍稀性及其历史书写尤其值得重视。
不列颠图书馆为世界级图书馆, 因珍藏世界各地珍稀文献而闻名于世, 其亚非中心稿本部、地图稿本中心等单位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献, 尤以中国近代诸多原始文献、档案或手稿本为代表。这些文献多属未刊史料, 以手稿本及盖有关防的原始文件为主, 具有不可复制性。据该馆相关说明:文献多为中英鸦片战争前后获得, 图书馆的藏书除了一小部分来源于The Sloane, Harleian , Old Royal以及Iansdowne的遗产, 主体部分源自1825年东印度Sigaur的Fowler Hull先生对博物馆的遗赠, 特别是女王赠稿及马儒瀚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方对华中文秘书) 等专门搜集的中文情报。1843年, 女王陛下赠送了一大批在1842年对中战争中获得的书籍;1847年, 马儒瀚的1万5千卷中国藏书被英国政府买下并赠予博物馆。这些文献重要性尤以1846年英国国防部捐赠对华文件等为代表, 即关于鸦片战争的主要文件是1846年国务大臣交付给大英图书馆的。这些文件涉及香港总督璞鼎查 (Sir Henry Portinger, 1789—1856) 及其中文秘书马儒瀚。马儒瀚即晚清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小马礼逊 (Morrison) , 他的病后遗嘱将诸多军事情报和所藏中外关系类的材料交大英博物馆所附图书馆收藏。其中包含的手稿本等诸多原始文件属稀见且数量可观。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再从军机处等获大批文件并收藏于该馆, 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总体而言,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相关的珍稀文献精品众多, 诸如圣旨原件、饰有金粉的满文书籍, 以及各种成卷宗的公文原件, 还有外交照会及精英人物精美的往来书信原件, 等等。
不列颠图书馆藏此类中国近代珍稀资料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 国人有代表性的从大英博物馆所附图书馆大规模搜访珍稀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刘半农、萧一山。 1926年, 刘半农将六年前在不列颠博物院辑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 交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 萧一山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 后编成《太平天国丛书 (第一集) 》10册, 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些第一手珍稀资料后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基石。第二次是向达。向达出国的重要目的就是到英伦考察斯坦因从西域抢走的敦煌卷子。1936年9月向达到大英博物馆, 因受到管理者翟里斯 (Dr.Lionel Giles) 的阻拦, 所览敦煌卷宗有限。他对晚清乃至近代珍稀文献所获甚少, 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鸦片战争》可知。第三次是王庆成。1984年王庆成在不列颠图书馆工作近7周, 抄录了大量的太平天国及晚清商贸往来等方面资料。后编撰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武汉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在海内外有一定的反响。
最近一次就是笔者在不列颠图书馆访获大批稀见近代文献, 回国后多方实地考察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考释。本文涉及对不列颠图书馆亚非中心稿本部有关中国近代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考释价值及意义分析。
一、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考释的空间
2011年至2012年, 笔者在不列颠图书馆工作1200多个小时, 调阅卷宗240多个。这些文献往往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特别是部分盖有清帝国御玺的文件及一些清代名流的书法作品手迹, 还有部分稿本插图属于铂金制品。另一方面, 这些文献毕竟是历史记录品, 考析内容尤能彰显其历史意义。对史学工作者而言, 其史料价值更为重要。从笔者调阅的过程来看,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的系统整理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其一, 在公开提供阅览的卷宗中, 刘半农、萧一山、向达等先贤约公布了一半, 尚有近一半未曾公布。珍稀文献卷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手稿本, 其中部分稿本因经过刘半农、萧一山、向达等先贤公布, 为避免重复, 笔者多略而未调。同样地, 凡经他人抄录与公布过的资料, 亦基本略而不阅。但笔者也调阅了部分太平天国文书方面的资料, 诸如幼主诏旨, 该稿本末尾为“覃天燕领拉炮绳一条”。再如发现短诗, 从行文上看来, 可能为洪秀全主政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作品, 诗中有“日月洪”等字样。考虑到这些资料虽为重要资料, 但绝大多数的太平天国文书为前贤刘半农、王庆成等抄录回国。若选一、二卷宗, 资料解读及研究有些孤立, 笔者选择放弃。
其二, 笔者利用有限的时间对未曾公布的卷宗进行选择性调阅, 查阅240多个卷宗。除了公开的卷宗以及笔者调阅的240多个卷宗, 余下情况如下:《大清穆宗皇帝实录》稿本, 因短时间内难以取舍, 故未调;还有一些皇帝实录稿本, 查阅部分, 发现并无太大学术价值, 遂退还;还有相当数量的满文, 笔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完全释读, 故未调;也有极少为中文、满文对照, 如时佥等, 无史学价值, 放弃;有些属于书法、绘画稿本, 笔者初调了少量欣赏, 多未调;还有戏剧手稿及节目单、歌谱稿本等, 不涉及近代社会国家大事, 笔者无暇顾及;另有易经注解方面手稿、1900年佛教稿本真迹等等, 亦皆略去;有些文件如浙江关日征环簿、福佐领下兵丁等清册, 涉及的事件过细, 故未辑录。综上, 笔者在2011年至2012年的调阅揽括了未被公开的稿本资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三, 笔者经过筛选而辑录的史料, 大多为保存至今而未为世人所获见的珍稀资料。笔者遍查《筹办夷务始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六册)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资料汇编未见。查近现代一些史料性刊物《历史档案》《北京档案》等也未见。检阅近人诸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高鸿志的《近代中英关系史》等论著, 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王建朗、郭卫东、李育民、吴义雄等的论著, 也未见这些材料的使用。再比照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所作的编辑说明称:“本馆所藏有关鸦片战争的清代档案也并非完整无缺。这批档案在清末民初就有所损佚, 到全国解放前夕, 其中有一部分又被国民党政府带去台湾省, 现藏在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所以本馆在编选本书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时, 虽然在原则上是以馆藏为主, 但对于少数几件极为重要之件, 由于馆藏缺佚, 只好从其他资料内选补。”1未见提及战争一方英国收集的作为中文情报的珍稀资料。实际上, 这些关涉中国社会结构方方面面的情报或文献, 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 也反映了英国对中国的认知, 信息含量丰富。有论者曾质疑中英南京谈判中耆英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的部分复照的真实性2, 主要是国内始终没有见到, 而这些资料恰恰完好无损地藏在不列颠图书馆。可见笔者发现的这些关于中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文档属于未刊珍稀史料而沉睡多年。从这些资料中可解读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中的迷案, 如鸦片战争中耆英与善后条约的关联, 中英谈判中中方在天津突然扣留英方人员、英方的反应及其后果等。这些资料的公布对填补一些历史研究的空白及揭开一些重要的历史谜案显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文献的珍稀性及意义
笔者在伦敦访学期间从不列颠图书馆访知并辑录诸多近代珍稀文献, 这些文献有中英关系的外交照会 (涉及中英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方对中国扣押巴夏礼等人的反击) 、上谕、知县与军机处来往的书信 (包括信函数量和时间) , 等等。内容涵盖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方面。英国凭借这些文献获得对中国整体性的认知, 部分材料系两次鸦片战争取胜的重要情报基础。笔者所访获的文献还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的军机处等处获得的大批文件或奏折的稿本。公布以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为主体, 涵括其他, 涉及整个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这批珍稀史料, 并加以考释, 显然有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一, 有利于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特别是有利于对鸦片战争历史场景的重建。目前看来, 这些资料中相当数量为马儒瀚等人通过贿赂等手段得来的, 且对英国赢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材料有利于从中英外交关系考察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历史细节, 也有利于英方在中国变成了殖民者并在修改条约等历史场景的重建。离开这些字句斟酌的条约初稿及其修订手迹 (诸如《善后条约》修改稿) , 很难说我们就理解了当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初衷, 以及中方、英方在外交上各自言说的重点。因属于珍稀史料, 校读与考释文献内容十分关键。诸如部分史料涉及中英关系, 需要中英文比照, 如《恭亲王照会及礼单》, 系火烧圆明园时恭亲王奕訢外交照会及礼单原件 (menu of repast sent by prince Kung to Sir Hope Grant.) , 有信函包装。上书“庚申九月十五日”。信封为白皮, 宽三寸, 长约七寸, 正中竖行, 墨书“咸丰拾年玖月初六日”, 红色关防盖在“拾年玖月初六”字样上。信封背面右上竖书“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 公文赍至”, 左上竖书“大英钦命陆路 (字有缺损) 大将军克 当台开拆 (字有缺损) ”。中有关防红印两处, 上下各一。两个关防印之间有英文草书:“Prince □□□□□ (字迹潦草, 当为Kung, 见下文) Letter to me”。“Letter to me”亦可见此系格兰特将军笔迹的照会原件。礼单为长9厘米, 长约为38厘米的函件, 外层有包装, 包装左边题有:“庚申九月十五日”。内页有洋红纸两张, 第一张墨书:“恭亲王 (字号甚大, 长宽约各5厘米) 。Presented by Colnel (字迹潦草, 可能是Coloel, 即陆军将领中上校) it Knollqol (字迹不清, 疑为Sir Hope Grant.) ”这两件文档尚写有“December 10, 1904.”字迹潦草, 为不列颠图书馆收藏时登录在案的时间。可见, 校勘与考释不局限文本内部, 还要弄清楚材料的来龙去脉。这些情报直接关联着战争的胜负。英国从这些情报中当可获知当时清帝国军事乃至日常官场运作的规则, 显然有助于军事侵华、外交谈判及签订条约。这些稀见近代文献呈现了鸦片战争史上前所未知的重要事实, 文献考释有助于我们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军事、外交等方面增加新的了解。
其二, 有利于推进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研究。英军及英国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也从紫禁城获取了大批的文件, 此从《筹办夷务始末》中公布中英双方交涉文献及《圆明园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等书可见。不列颠图书馆珍藏这些材料反映其时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等, 材料涉及清廷的社会机构及其功能的诸多方面。材料虽非全面或完整, 但有助于了解清廷为什么最终没有被联军推翻。此前虽有诸多学理阐释, 但文献资料的缺失始终是缺憾, 而保存在不列颠图书馆的中央与地方书信往来登记册 (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军机处抢得) 虽有时间的局限, 但足以为探讨中央与地方通讯联络填补一大空白, 或能影响及修正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权安危的一些成见。
笔者2011年在不列颠图书管查阅资料期间, 曾发现一份未刊珍稀史料, 署“50 folia (叶) May 1908 g.g.”。 古文献中每“叶”相当于现在的2页。据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葛瀚介绍, g.g.为图书馆员名字。该文件系毛笔书写, 原件。最后一页有说明:“Register of Deapolished from the emperors 人名 (英语字迹潦草, 表达及书写随意, 疑为光绪) , Red Palace Peking, 1900.”可见这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中掠夺而来的。该文件封面为红纸墨迹书“发信件簿”, 并署时间“光绪二十五年八月 日”, 正是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时期。这份“发信件簿”记录了清廷向各地方政府发信的时间、频率、区域等等。这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发信细节可谓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一册在手, 对大清帝国“此时此刻”的行政、军政乃至教育等方面的任职情况极有帮助。基于该文献计量分析, 一方面可见清帝国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与上传下达之通讯的关联, 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前后, 清帝国中央发往地方的信函频率及其时间段等呈现的特点, 由此亦见内忧外患中清帝国面对危机其信息交流的缓急程度;另一方面, 也可窥见清帝国通讯系统之地理空间分布之一斑。
其三, 整理史料及重建历史对拓展中外关系、内地与华侨等专题史研究有助益, 特别是对教育在外交中的作用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解读不列颠图书馆藏这些史料需要清理文本, 要弄清这些手稿等文件的来龙去脉, 特别是其流传的过程。这些史料往往涉及鸦片战争前后的军事核心内容。诸如《来往文书》涉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此外交照会级别很高, 为笔者重要发现。从照会来看, 英国明明派兵侵略台湾, 却借口英国船民在台湾遇到台风有难, 台湾守军似趁火打劫而发难, 照会时间系“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其中第一函实际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与起始时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显系错乱。查向达辑录的《伦敦英博物馆所藏鸦片战争史料 (选录) 》, 仅选录第一函并命名“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 也即向达只抄第一函照会。而全部照会约有近50封, 为何他没有继续抄录下去?比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四) 》3向达抄的后续内容, 笔者恍然大悟。他接下来抄的是耆英致璞鼎查函 (一) 、 (二) 、 (三) 、 (四) , 并注明了出处, 笔者也曾调阅这些资料。如第一函注有:“信封书‘璞大人台启’, 内信三纸, 附Robert Thom译文, 原信抄如下。”可见他发现耆英致璞鼎查原件的译文。此比《来往文书》中收录的信函, 更有吸引力。第一函抄结束后, 向达注有:“据R.Thom译本, 九月初四日为西历十月二十六日, 此信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阴历九月十四日) 收到。”第二函抄结束后, 向达注有:“罗伯丹注:无月日, 似写于一八三四年九月一日早晨。原作英文, 译出如上。”4而有关台湾的交涉中, 璞鼎查显然是全权代表。总体而言, 向达关注的重点是敦煌卷子, 当然他后来抄录了一些太平天国以及中国西北史地方面的资料, 而鸦片战争史料只是其业余收获而已。实际上, 笔者查获的《来往文书》多为稀见资料, 涉及《南京条约》之后的中英关系及台湾问题。近代台湾问题较为复杂, 英、日先后都有侵略台湾之举动。英、日皆属于岛国, 英国在大西洋的东海岸, 属于欧洲乃至世界上海上军事强国, 日本在西太平洋也属于亚洲海上军事强国。两者都瞄准了台湾岛屿的军事战略位置。英国在印度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站稳脚跟以后, 试图在中国东南沿海通过军事占领等手段找到可以停泊通商船只并可所谓“自主”装卸货物的码头乃至领地。英国一度试图通过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与华南商业据点广州通商贸易, 但遭拒绝。英方除占据《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及拥有大陆殖民军事据点外, 还试图占领台湾。占据台湾既可面对东南亚地区,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变成应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据点。解读这些文书照会对把握围绕台湾问题中英展开的博弈及后来战争的逆转等历史节点, 显然有重要意义。
不列颠图书馆中还有部分史料涉及东南亚及其领海的管理, 对我们认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海疆管理可能有帮助。
其四, 有利于历史节点的准确定位。笔者在不列颠图书馆发现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军事、行政、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文献, 相关材料不见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及中国国内已公布的材料, 多属于未刊珍稀史料。考释文献、解读历史是后续研究主要的工作。可以说不列颠图书馆中这些稿本、原始文件为主体的珍稀材料非常清晰地呈现了清帝国从社会到国家的方方面面的片段, 具体入微。诸如笔者发现的书简及日记原件等涉及各省与皇权之间的行政关联。再如官员们往来文书等, 一些文书呈现了职业官员作为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文人情趣, 也有当时官场相互关照的潜规则, 等等。一些稿本文献呈现了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制度和思想的变化, 涉及天朝大国的皇权、军方及文官的制度等旧有利益分割秩序遭遇的困境, 又涉及英帝国对华战争的策略等等。这些文献很多属于情报的性质, 涉及中国的军事、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 也涉及英国对中国时间、空间的认知, 信息含量丰富。诸如王庆成在不列颠图书馆发现《请饬英商须先报关并将滞畅各货搭配交易禀》中有“内地正常字号与英商交易者, 必须将英商船上所带各货, 分别孰为通货易销、孰为滞货难销, 配搭均匀, 然后以货易货, 使内外各商两不吃亏, 以期生理畅旺, 国课充盈”。5相关引文解读从笔者在不列颠图书馆发掘的其他资料可证。就销售的地理空间而言, 此段引文还有平衡市场之意思。问题是这方面研究需更多发掘相关联的文献并作实证探索。
就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军事外交史料而言, 军事外交方面照会就有百件之多, 集中于1840至1843年, 这一时段恰是《南京条约》签订前后, 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整理、考辨、解读这些未刊珍稀资料, 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近代史的开端。
综上所述, 对这些珍稀文献的辑录、校勘与考释对我们明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面对工业化的市场转向, 从而把握中国走出中世纪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颇有意义;对促进清史 (包括清王朝作为帝制的终结及西方人视野中清帝国的“他者形象”等) 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等诸多研究领域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编辑说明》,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4页。
2 李光和:《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禁烟的态度》,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1日。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四) 》,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第287—288页。
4 一八三四年疑为向达弄错, 似为一八四三年, 待考。
5 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