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人的生活是冒险出海探索的延续，因此呈现出通过各种海洋信仰来祈求平安的现象。这应该算是一种心理保险。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信仰，而是呈现出一种依靠多种信仰获得心理上的安全的现象。
一、序言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封闭式”、“隔断式”的。朝鲜时代持续了500余年的“海禁”与“锁国”政策，其对历史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在开放化、世界化的当今时代，仍不知不觉地制约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研究被分割为韩国史、东方史、西方史等部分，各自又被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这种定向思维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分割成了一个个的“时空段”。“隔断”的趋势渐渐加强，历史学界对各分段之间的联系与整合的研究努力反而日益弱化。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将着重分析“当前历史认识的开放性与整合性已得到重视”这种观点，并通过海洋论来提出相关的反面论据。
虽然全世界的陆地被分割成数个板块，但是海洋却是相互连接为一体的。世界的文化交流一直以来是依赖这样的海洋而得以进行的。从历史方面来看，有的政权势力通过海洋积极促进交流，也有的政权势力禁止交流。但是世界史的主导权通常是掌握在主导海洋交流的势力手中。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海洋是可以有机地认识世界史的有效的空间背景。
本次将从这种观点来分析海洋史的概念，并据此提出有机性世界史认识体系。在此之前，笔者将首先指出当前世界史认识体系“隔断式”的局限性，通过海洋史来探寻有机性世界史认识体系的机能。之后将通过海洋史来展示世界史及韩国史的时代区别，并由此提出新的世界史认识体系模式。
二、世界史认识体系的反省式探索
当今世界史认识体系的构造过于简陋。世界史概述及教科书没有展现出世界史的有机性整合体系，仅通过简单的方法将相互隔断的东方史与西方史连接起来。例如，东方史以中国史为中心，他国史只是为了保持“齐全”而存在。甚至连将东方史与西方史毫无关联地合编在一起，起名为“世界文化史”的这类刊物也比比皆是。这种刊物的研究者将东方史与西方史相互隔离，并将其更加细分为各国史和各国的时代史，这将使世界史体系的有机统合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另一方面，令人惋惜的事实是，为世界史认识体系建设与共享而努力的历史学界专项研究也难以见得了。
当今通用的世界史认识体系过于倾向近代编写的“欧洲中心”历史观，这同样也是个问题。近代欧洲世界成就的文明与文化变得普遍化并具有支配性，而其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只能处于劣势与受支配的地位，这太过于宿命化。
近来，反对这种状态的言论渐渐出现，那就是沃洛斯丁与杰尼·阿夫·卢高德，以及安德莱·坤德·佛朗克等编写的《世界体系论》。他们认为，近代之前就存在有世界体系，其中心是以中国与印度为首的亚洲地区。欧洲只不过是在近代的某一短暂时期内作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之后中心转移到美国，并渐渐又向亚洲迁移。以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设定为基础，历史性地立足于“中心区域交替”这种文明循环论的《世界体系论》，这无疑是摒弃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新的反面论据。
然而，主要采用经济或人口规模等良性经济指标来说明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来回交替，比如“从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转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又回到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难免有将其变化的动因轻描淡写之嫌。因此，为了多少减轻这种忧虑，在试图区分中心部分与周边地区并把握其交替的同时，有必要尽量关注同一时代的亚洲与欧洲，以及其他地域文化圈之间内在文化系统的差异。
基于这一点，海洋史的观点将成为打破局限于欧洲中心论的简易主义世界史认识的有力论据。由此，通过对比亚洲海洋世界与欧洲海洋世界，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出欧洲崛起为近代世界体系中心的过程与当今新兴世界体系出现的动因。作为例子，我们可以用海洋史的历史观点来对比一下欧洲与亚洲文化系统的差异。
首先，近代初期，欧洲文化经历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从古代开始，为了地中海的霸权地位曾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海战。后来罗马取得了地中海的支配权，宣称地中海是自己的内海，并意图长期保持霸权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波斯与阿拉伯势力也加人了地中海的霸权争夺战之中。公元7世纪以后，罗马面临着通过伊斯兰教聚集而成的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强烈挑战，霸权争夺战变得更加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暴力式海洋争夺逐步跨越了地中海范围，波及并支配印度洋、大西洋等相对和平的其他海洋世界，由此贯彻了近代欧洲的主导权。
与此不同的是，近代初期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众多亚洲国家却保持着非常和平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以其大陆性为基础，强烈影响着亚洲的海洋性，把韩国和日本编人了“朝贡册封体制”之中。东南亚众国也是在这种“朝贡册封体制”的影响下，通过印度这个媒介，与伊斯兰教势力进行着平和的海上交流。然而，15世纪明朝时期的中国，为了全面坚定地推行“朝贡册封体制”，施行了无理的以“海禁”为基础的“净化大远征”政策。这之后，“海禁”更加严重，“朝贡册封体制”更加死板，亚洲海洋交流无法避免地陷入了枯萎的境地。在这种矛盾之中，被称为所谓的“倭寇”的暴力式海洋势力开始横行，变形的欧洲海洋势力用暴力支配了平和的亚洲海洋，亚洲海洋也编人了“欧洲式”的体制，变成了争夺海洋霸权地位的战场。
非洲、美洲以及澳洲等其余大陆是如何应对欧洲的海洋活动的？如何渐渐成为欧洲的殖民地的？这也有分析的必要。为此，无疑需要具体研究以上各大陆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体制具有何种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
介于这种观点，通过海洋史，可以构建一个史论式的世界史认识框架。为此，有必要整体留意海洋史的空间背景——“海域”的扩大过程。
三、海域认识的扩大与世界史认识体系
地球由五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六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组成。海洋与陆地的比例大约是7; 3，海洋占据了绝大部分。然而我们脚下的陆地却被以陆地为中心的思想定义为现实空间，海洋意外地被定义为想象中的空间。地球、地理、地域等概念中隐含着我们以陆地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基于这种角度，为了重新唤起对海洋的关心，海球、海理、海域等概念也是值得一提的。
▲ 如果将所有大陆和格陵兰岛都放到太平洋中
海洋世界是以海洋为中心的空间，但也可以说，它也包括海洋中的陆地空间—岛屿，连接海洋与陆地的淡水入海口——江河，以及海岸和江边的一小部分陆地。这是因为海洋与江河由水道连接，岛屿有在海面上放置的垫脚石桥，海岸与江边相当于出海渔民的基地(据点)。
大陆由几大板块组成，各大板块又各自由山脉或沙漠分割成几部分。与此不同，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体的。五大洋连为一体，并构成了六大洲之间的通路。全世界的海洋虽然因为连为一体而被称为是一个，而在概念上还是被划分成了数个区域。我们执意将世界的海洋划分为五大块海域，并称其为“五大洋”。这不是根据人海口所在的陆地形态而划分海域的分离式观点，只是一种过于强调地理的划分观念。
从历史文化观方面来看，海洋也可以重新划分为几个海域——通过划分东方与西方的方式。当今通用的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以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为基准的。严格来讲，可以说是以“亚洲人的海”与“欧洲人的海”这种海洋式概念为基准的。用陆地式的概念来替换海洋式的概念，这可以说是我们意识与思维中重视海洋的证据。
如果说我们的思维中有重视海洋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思维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注意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是由早先“亚洲海一分为二”的主张转变而来的这一点。这种主张大致如下:宋、元朝时期，中国人出海东南亚，活化了海上交流，积累了不少海洋情报。从此，过去被误称为“南海”的东南亚以西海域被划分成了东、西两个海域。之后到元朝起，以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为界限，称东边海域为东洋(东南亚海)，称西边为西洋(印度海)。另外在此之前，西洋(印度海)被误认为东南亚海(东洋)，曾以广州与文莱之间的连线来划分东洋与西洋，此后扩大化的东西洋概念出现后，早先时期的东西洋各自被称为“小东洋”、“小西洋”。
结果，东洋与西洋的划分扩大了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这也可以说是从用海洋文化的范围来划分并扩大亚洲海开始的。从大航海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试图主导世界史，由此提出将海洋分为亚洲海(东洋) 与欧洲海(西洋)两部分的概念。时至今日，我们使用的“亚洲圈”与“欧洲及新大陆圈”这种“整合文化式”的概念也是由上述概念扩大而来的。
像这样，东西洋概念从中国人定义的“小东洋与小西洋”到“东洋与西洋”，以及到“欧洲人定义的东洋与西洋”的这种变化过程，展现了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海域范围，及其概念自身的一个变化过程。分析其过程可知，“应把全世界的海洋看作为一个海洋”这种观念并不是很久之前就提出的。即:原始人、古代人对海域的认识只停留在极小范围之内，之后人们对海域的认识才渐渐扩大至今。
介于这种观点，海洋世界的历史研究有必要从“各时代的海域认识，其范围如何，以及它是怎样扩大而来的”这一点出发。只是原始时代认识到的海洋范围研究更具有历史性，而上述研究更接近于人类学。历史性研究首先从古代文明圈认识到的多种海域开始比较妥当。是否可以称之为“古代文明分段式海洋认识的海域”或“地中的海”？在古代文明圈中能找到不少这种“地中的海”:1.“南欧地中海”，2.“东南亚地中海”，3.“东北亚地中海”，4.“北欧地中海”，5.“阿拉伯地中海”等。
这些“地中的海”是中古世纪海域交流的基本单位。公元8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进人“南欧洲地中海”与“东南亚地中海”，通过其原有的“阿拉伯地中海”间接地将另外两个“地中的海”连结了起来，构成了印度洋世界的新“地中的海”。可以说，这就是海域认识的首次扩大。15世纪以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勃班牙开辟了大西洋航线与印度洋航线，欧洲人开始进入印度洋世界与大西洋世界。这构成了海域认识的第二次扩大。另外，1522年麦哲伦船队环绕地球一周以后，新的国家建立与南北美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世界也被引人并重视。这构成了海域认识的第三次扩大，也使得海域认识囊括了全球所有的海洋。这种海洋认识的扩大过程很好地展现了世界史的出现与发展过程。
▲ 9世纪沉没于今印尼海域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推测航路图
以海洋认识的扩大过程为基点，可将有机整合的世界史认识体系整理如下:1.“地中的海”时代(古代文明的隔断式海域认识)，2.印度洋时代(依靠伊斯兰势力而首次扩大的海域认识)，3.大西洋时代(依靠欧洲势力而第二次扩大的海域认识)，4.太平洋时代(依靠新大陆开辟而第三次扩大的海域认识)。以时代来划分世界海洋史，这是否也能对应韩国海洋史的时代划分呢？
笔者将韩国海洋史的时代划分设定如下: 1.萌芽期:沿岸航线时代，2.繁荣期:黄海横断航线时代，3.停滞期:公道与海禁时期，4.复兴期:太平洋时代。这种韩国海洋史的时代划分与世界海洋史的时代划分可以对应匹配如下:
萌芽期(三国时代之前)——“地中的海”时代
繁荣期(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印度洋时代
衰退期(朝鲜时代)——大西洋时代
复兴期(开航之后)——太平洋时代
这不失是一种能比较韩国海洋史与世界海洋史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活用海洋史的时代划分框架来实现自我定位的理论。但是由此来看，世界史就不是一个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各文化圈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近代的“三时代划分法”认为，世界史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公认的同向发展过程，而上述理论则与之截然相反。用公认的时代划分框架来认识世界史的一元性发展过程，这对其自身有着充分的意义。围绕着这个理论，人们开始了论争，并形成了众多的近代探讨文本，作为其收尾工作，历史实证的考察也渐渐形成。然而另一方面，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仅用“某一种”标准来衡量，而事实上有部分势力试图误导这种标准，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现象。因此，依据海洋史来划分时代，对于近代以来的时代划分也具有着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意义。
结束语
海洋史可以说是记录海洋人在海洋世界中展开的丰富人生的历史。因此，作为海洋史的考察研究主题将涉及到捕捞器具与捕捞方法、通过海洋的相互交流、船舶制造与运用技术、航海技术与航线、围绕海洋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与海洋掠夺、海洋生活方式、海洋信仰体系、海洋的划分，以及更深一步的国家与社会单位的海洋认知与政策的建立、海洋世界以及与海洋人有关的一切。海洋世界可以说是海洋人依赖生存的独特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人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影响。在过去，其影响力可以说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农耕人、游牧人与海洋人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我们就可看出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首先，农耕人的定居性很强，因此很安定;相反，游牧人与海洋人的流动性很强，也不安定。另外，农耕人为了维持其安定性，重视社会秩序，并强调维持该秩序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因此是封闭式的;相反，游牧人和海洋人有着超越界限的越境性和自由性(无规律性)，因此是开放性的。
由此看来，海洋人与农耕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与游牧人之间却存在着极为相似的性质。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游牧人看作“陆地上的海洋人”呢？游牧人骑着他们的坐骑—马，在大草原上流浪，短暂定居，继而继续流浪，过着自由的生活；海洋人乘坐着他们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生存载具—船，出海营生，同样过着自由的生活。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游牧人以部族为单位移动，以放牧为主业，生活方式虽然比较单一，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偶尔也在集权者部族长的号召下，聚集周边部族，利用骑马的高机动性，对农耕人实施攻击、掠夺、甚至征服这种暴力行为。与其相比，海洋人则以从事捕捞的渔民、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专门抢掠海上与沿岸居民的海贼、此外还有飘流民、海洋吉普赛人等相对多样的面貌出现。偶尔也会以文明圈或者国家为单位进行白热化的海上争霸。
海洋人的生活是冒险出海探索的延续，因此呈现出通过各种海洋信仰来祈求平安的现象。这应该算是一种心理保险。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信仰，而是呈现出一种依靠多种信仰获得心理上的安全的现象。比如，中国的海洋人把女神“妈祖”看作当地的海洋神，把观音大士看作另外一位海洋神来供奉。在此，韩国的海洋人通过马或者鸟来向天神祈愿平安和运输畅通——铁马信仰和牛台信仰。在这我们还要再加一个埋香信仰。我们能在海洋人活动的古代国际港口找到这么多纷繁复杂的海洋信仰并不是偶然的。进行着活跃的海洋活动的欧洲人超越了心理上的保险，发展出了经济上的保险——海上保险。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信仰与海上保险都是为了从心理上或经济上补偿危险的海洋活动而发明出来的相通的概念。
由此来看，海洋是冒险的空间，同时也是开放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较一下允许海运的高丽社会和禁止海运的朝鲜社会，能感觉出开放社会的自由奔放和封闭社会的呆板僵死的原因。在此我们就不难分析当今南韩与北朝鲜社会的差异了。海洋世界在当今世界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空间。韩国与国外的物流量中有99.7%是通过海洋进行流通的，全世界的物流量中海洋物流所占的比重也与此没有多大差异。可以说，海洋担负着世界绝大多数的物流。这是与过去相同的。相当长久以来，海洋渐渐被我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历史，仍然可以看到不能通过海洋与世界交流的北朝鲜的封闭面貌，而我们貌似是应该从海洋史的观点上重读历史了。(文/姜凤龙，时为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校人文大学历史学科教授，岛屿文化研究院院长)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