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的英文版封面，都带有华丽色彩。她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对自己的启发。两本书对照看，会看到鸦片战争的另一面，一个沉浸在繁华与喧嚣之中的噩梦，追求经济利益的现代英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以激烈的方式，一同卷入幻梦的漩涡。
蓝诗玲（Julia Lovell），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教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已出版数种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关的著作，且以英文翻译了鲁迅、张爱玲、朱文、韩少功、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的部分作品；现在正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并重译《西游记》（节译本）。今年7月，所著《鸦片战争》中译本面世。
1997年，22岁的蓝诗玲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学习。正是在这里——鸦片战争后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观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意识到鸦片战争对于许多中国人认识近代史的重要性”。而在英国，这场战争被大多数人遗忘，连中学历史课都少有提及。这让她感到非常惊讶。
“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的巨大分歧”，蓝诗玲写出了《鸦片战争》一书。今年7月，中文译本面世。该书的写作，是一个追寻真相、爬梳观念的过程，也因此，鸦片战争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单一的历史面孔，而变得复杂多义，比如林则徐，他虽然被尊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并非没有过错。相关历史事件也不再被片面解读，比如，无论是鸦片贸易，还是鸦片战争，当时英国国内都有众多反对声音；尽管战争披上了道德、爱国主义的“迷彩服”，但经济利益仍然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不仅如此，这一场战争呈示的诸多方面，即使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不难觅其影踪。
这正是一位英国汉学家所做的努力。在描述纷繁复杂的战争本身之外，蓝诗玲分析了战争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命运，她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曾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
谈历史写作
我不仅仅对战争本身的悲剧事件感兴趣，同时还对鸦片战争的历史对于中西关系在过去175年中的影响感兴趣。
新京报：要写一部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著作，你的动力从哪里来？已有的著作，比如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对你有“帮助和启发”之外，是否也会带来压力？
蓝诗玲：当然，我在本科历史课程当中已经了解到鸦片战争；我非常幸运的是，在大学里遇到了出色的中国史老师。但是，一直到了1997年，我去了南京，这才让我意识到鸦片战争对于许多中国人认识近代史的重要性。
我受到茅海建著作极大的启发。尤其是，这本书提供了相关中文原始文献的宝贵指引。而且，当我开始琢磨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幸在北京大学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在这儿与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包括茅海建、郭卫东及他们的博士生。在此期间，茅教授的那本书并没有英文译本，因此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己书中的征引来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注意。（幸运的是，该书的英文版将在明年出版。）以茅教授的风格，我又十分想将中文与英文原始文献的细节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的侧重点还是有些不同于茅教授，我是文化史学家：我同样想分析鸦片战争的记忆对后来历史的冲击。我的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鸦片战争及其后来命运》。当我一开始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我不仅仅对战争本身的悲剧事件感兴趣，同时还对鸦片战争的历史对于中西关系在过去175年中的影响感兴趣。
新京报：你这本书的脚注很有意思，它们不只是提供文献出处，还可看出与读者对话的努力。这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蓝诗玲：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中立是十分困难的。这些大事件让人如此震惊：英国打了两次大战来保护一种催人上瘾的麻醉剂的非法贸易；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未经国会的同意。我在写作过程中，我内心在强烈地批评英国政客、军人、商人的虚伪与贪婪。另外，有时候，不同的原始文献会呈现出对同一事件的矛盾记述。我最终试图在我的叙述中尽可能地展示出更多的原始文献：尽我所能地在正文与注释当中呈现这一历史时段当中更多的声音，这样读者便能独立地判断他们读到的人物的动机和道德，摆出原始文献正为了协助他们判断。我还想提到的是，我有幸遇到一位专家学者来翻译我的书；他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我的注释。
新京报：这本书的英文版2011年出版后，你是否收到了一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蓝诗玲：我有幸得到许多关于此书的颇有见地的反馈意见。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我从读者那里知道，鸦片战争在英国为人所知甚少，我感到特别惊讶。同时，我也了解到，英帝国鸦片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极少为人所理解、所记忆，我也甚感惊讶。与我的读者、评论家一起讨论这种记忆和理解的缺乏，那是非常有益处的。
谈道德舆论
为了辩护鸦片战争，主战派们在公共舆论中将中国魔鬼化，创造出一个狂傲的中国形象，这样的负面形象被利用，腐蚀了国家决策的道德底线。
新京报：“绪论”提到律劳卑的故事，很有意味，在他身上，既能看出他个人对于英帝国军事实力的自信与骄傲，也通过他呈现了清政府作为主人的傲慢。这时候，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国，战争似乎并不是议事日程中的事情，甚至到1839年，仍然如此。那么，暴力成为主导，双方迅速走向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我个人感到，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从英国政府在1840年是否派遣舰队到中国的私下讨论中便可清楚地知道，英国决定参战基本上是由于政府亟须弥补其经济损失。那时林则徐在虎门烧毁了大量鸦片，此前义律告诉英国的鸦片商人，英国政府会为他们的损失买单。同样清楚的事实是，正如黄宇和在《鸩梦》中所解释的那样，英国政府强烈需要通过鸦片贸易而征得的税收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这始终关涉经济，直到因惧怕清政府又一次制裁非法鸦片贸易而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人所知的是，终止第二次战争的条约正是强迫清政府将鸦片合法化。因此，鸦片与经济上的焦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引发战争的过程中，新闻宣传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这其中，美国人创办的《中国丛报》开始认为吸食鸦片“结果只有死路一条”，但1834年后，它为英国在利益冲突中的行动抹上了正义色彩，帮助占据道德制高点。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如果能称之为“转变”的话？对于整个鸦片战争来说，类似的宣传有何影响？
蓝诗玲：关于鸦片战争的媒体论辩在英国和美国都对其大众理解这场战争及其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惊讶于在英国对于鸦片贸易、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两次鸦片贸易的设想都有着如此之多的反对声音，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还是在其他的公共讨论之中。很多人感到，英国政府为了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正在犯极为严重的罪行。
同时，辩论中另一阵营的人，即主战派们，也撰文论证他们的观点，而他们讨论此宗事件的方式也对英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些支持战争的人（主要是商人）尝试论证英国拥有道德的理由才与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声称，英国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并非是为了保护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中国是“傲慢的”、“排外的”，需要武力迫使其向“进步”与“自由贸易”开放。另外，他们又指责中国挑起了这场冲突，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自然会如此希望）渴求掌控其疆界与贸易。主战派们极其虚伪地说道，与中国的战争终究让中国受惠，将把中国带入到“自由贸易”的“现代”国际世界。为了辩护鸦片战争，主战派们在公共舆论中将中国魔鬼化，创造出一个狂傲的中国形象，可悲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切被证明在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里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京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泰晤士报》大力鼓吹战争，第一次任命驻华特派记者，这个叫柯克的人对中国极尽污蔑之能事。到1900年后，“西方新闻界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增强”。那么，战争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什么决定的?
蓝诗玲：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媒体中对于中国刻画出的负面形象，被证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为何这些负面形象被证明比正面形象更有影响力呢?部分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建立在对中国旧有的偏见之上，而这些偏见起始于18世纪末，尤其是在1793年马戛尔尼的那一次不成功的中国行之后;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有助于将英国的决策合法化，而此决策毫无道德底线，不过出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又为那些受人关注的煽动家所利用，帕麦斯顿就将他们自己描述成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的“爱国者”;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又经一些像狄更斯这样的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的推波助澜。
谈爱国主义
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产生出了现代的、具有凝聚力的国族认同观念。
新京报：包括霍布豪斯、麦考利在内的英国政府官员突出了爱国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对决定发动鸦片战争至关重要，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政府用武力增进与中国的关系的提议已被议会否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再次开战。在中国，情况决然相反，无论是道光皇帝、咸丰皇帝，还是大小官员，即使用金钱刺激，也不大能调动爱国情绪。这是为什么?
蓝诗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需要一种复杂、详细的分析来答复。但是简单来说，根据英国与中国在不同时期民族认可的发展状况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境况。就此观念的现代意味来说，英国是最早生发出国族认同观念的国家之一——英国最初关于民族凝聚力的观念在19世纪得到了深入发展，而且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羡慕与仿效，比如法国。而中国的发展却有另外的轨迹：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产生出了现代的、具有凝聚力的国族认同观念。
新京报：战争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后，这场战争被中国认为“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这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对涉事人物比如林则徐、琦善、义律等人的历史评价，很多时候是单一而黑白分明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蓝诗玲：在我的书里，我尝试让这几个关键人物出现的画面变得复杂。让我澄清一下：林则徐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是一位拥有非凡的道德力量、刚正不阿的人物。但是当朝皇帝却交给他一桩棘手的任务，这任务的复杂性超出他过去工作中所遇到的。我想，像茅海建一样，我会证明，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林则徐绝不是无过错的。又如义律，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历史学家、读者将他视为恶魔，也理解为什么要他为挑起鸦片战争负责。但是，除了他在中国任职所遭遇的困难之外，我想描绘出他性格和行为中的复杂性、矛盾性、不连贯性(奇怪的事实是，他憎恶鸦片贸易，但最终又提倡以战争来保护它)。
谈中西关系
塑造近代中西关系史的力量，在文化冲突与政治偏见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它源自经济发展，更加复杂微妙。
新京报：你说撰写《鸦片战争》“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那么，这些偏见大致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偏见在英国有代表性吗?
蓝诗玲：我想我的中文译者使用的这个词儿与我使用的英文词存在一点点差异。我使用的英文词是preconception， 这词并没有bias一词所具有的否定的含义。bias意味着偏见，preconception则表示在过去所积累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我使用“preconception”是要表示，西方对“中国”的流行记述经常是将这个国家设想、描述成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地方，那儿的人们通常认可一套一元的、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念。这个国家在1840年第一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而我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显示，那时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愤怒的、脆弱的帝国，到处分布着对于这个帝国核心缺乏忠诚的不满分子。我想，通过我对一手中文文献的爬梳，描述出19世纪中国的复杂性，而今天依然复杂。
新京报：在你看来，鸦片战争的历史“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为什么会如此?能再具体谈谈吗?是否与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有某种内在的微妙的联系?
蓝诗玲：我认为，关于西方对与中国关系的焦虑，鸦片战争有着长时间的影响。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当英国国会就是否发动鸦片战争进行商讨的时候，许多人批评其战争想法。许多人认为，即便是设想因鸦片的非法贸易而与中国一战，大英帝国的国家尊严也正在自取灭亡。战争胜利之后，许多人依然觉得，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那么，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对英国施以报复。最终，英国的这种罪恶意识导致了“黄祸”观念的出现——即中国一定会对像英国这样曾侮辱过自己的国家予以还击。有时候我认为，“黄祸”的观念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旧存在。关于中国的非专业媒体讨论远比对其他世界新兴大国(比如，印度、俄罗斯及巴西)来得广泛，而这些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以“中国是否构成威胁”这样的议题来展开，就好像西方-中国文明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我认为这不能帮助大众在理解中国国内、国际事务的复杂性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新京报：最后问一个宽泛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在驱动历史?
蓝诗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回答集中在一个方面：近代中西关系史。许多著作集中于讨论中西国家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不同，以此来作为解释过去两百年冲突的方法。但是若要理解从鸦片战争而来的文化政治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最根本的因素是在经济、金钱方面：英国在利益的驱使上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在20世纪初，以“黄祸”来妖魔化中国的人们事实上担忧的是经济问题——那些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工人们将自己的工作输给了勤劳的中国移民。(特别感谢《鸦片战争》特约编辑向珂在翻译方面提供的帮助)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