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人：
黃聖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艾爾曼教授 (Benjamin A. Elman)，美國賓州大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史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與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教育史、中國科學史，以及東亞文化交流史。著有《從理學到樸學：晚期中華帝國知識與社會變革》、《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後期常州今文經學派研究》、《晚期中華帝國科舉文化史》、《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科學在中國，1550-1900》等專書，以及論文數十篇。近年，則將關注焦點放在東亞文化交流史，特別是中國與日本、朝鮮之間的學術文化互動。
研究中國歷史的機緣
作為知名的漢學家，艾爾曼教授自道之所以投身中國史研究，來自於對新事物的嚮往，希望探索未知的領域。艾爾曼教授回憶，當初他選擇研究中國歷史，並非預見二、三十年後中國學會變得相當熱門，而是因為當時美國對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認識不多，教科書對中國的敘述也相當簡略，從而引起了興趣。他懷疑，中國歷史發展的背後有一些重要的關鍵因素，仍未被當時的人所發現與關注；因此開始接觸中國哲學思想，並遠赴夏威夷大學學習中文。從中，漸漸找到了研究的興趣，一直持續至今。
除了自身的研究興趣以外，1968 年隨世界衛生組織赴泰國施行瘧疾根除計劃，也是艾爾曼教授研究視角轉折的重要關鍵之一。大學畢業後，因受到越戰的影響，無法接著上研究所，繼續學習中文與歷史，於是選擇參加和平團 (Peace Corps)，赴泰國協助根除瘧疾。艾爾曼教授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原以為泰國就在中國南方，離中國那麼近，又有很多華僑，應該有機會繼續學習中文。然而抵達泰國後，情況卻與想像完全不同。艾爾曼教授說道：「我原以為到了泰國後可以繼續學中文，結果泰國華僑多半是華南人，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他們都說方言（潮州話），所以在那裡沒有辦法學中文。」
雖然在泰國未能如願學習中文，但此行仍拓展了艾爾曼教授的研究視野。雖然最初是對中國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在泰國工作的三年，除了中國哲學，艾爾曼教授也大量閱讀了中國宗教、制度、科學與醫學等相關書籍，擴大了學習範圍。到了 1980 年代，艾爾曼教授首次赴中國研究後，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而認為過去的研究方式只能描述菁英士大夫的思想，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和社會並不接近。因此，艾爾曼教授將研究視角從哲學轉向歷史，試著連結傳統菁英士大夫的學術思想與大眾文化，以更為全面的角度，探討中國明清以降的學術變化。
新文化史：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擴大了自我的研究視野後，艾爾曼教授開始試著跳脫過去的傳統研究方法。《從理學到樸學》，是他離開哲學，接觸文獻學、考證學的嘗試。此時處理的研究主題，與其自身從理學（哲學）到考證的心路歷程有關。對艾爾曼教授來說，雖認為哲學思想對理解中國相當重要，但仍有不足之處。艾爾曼教授指出，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長處和缺點，哲學思想固然是一部分，但其他方面如文化史、思想史、科學史、社會史、科舉制度等等，也跟這個文化有緊密的關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艾爾曼教授從菁英士大夫的哲學史研究，轉而探討跟大眾文化有關的問題，以及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係。對艾爾曼教授而言，大眾文化的問題，包含了政治、宗教、社會發展與其他各個面向，有其背後的思想脈絡可以追尋，而儒家思想則是組成這條思想脈絡的一部分；但大眾文化和單純的儒家思想，在用處上仍有區別。
《從理學到樸學》出版後，得到歐美與日本漢學界的好評，並獲提名 1985 年度的費正清獎。緊接著，艾爾曼教授試從更寬廣的角度討論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並對近代以來的常州今文經學提出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看法。艾爾曼教授指出，過去的研究將魏源 (1794-1857)、龔自珍 (1792-1841) 視為晚清改革的先驅，採線性發展的解釋，將歷史安排成階段分明的敘事，使莊存與 (1719-1788) 、劉逢祿 (1775-1829) 在今文經學復興的過程中，只能扮演聊備一格的角色。對此，艾爾曼教授不僅強調必須以開端代替終結，還要離開思想史的一些條件，開始關注中國傳統社會的情況。在研究考證學興起的過程中，艾爾曼教授檢視了眾多的考證學派，發現這些派別雖然重要，但還有很多家庭制度的問題值得觀察與分析。常州學派雖然研究經學，但在他看來，仍必須了解常州經學與地方分不開的關係。是以，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從理學到樸學》是比較抽象的說法，討論的是思想到經學的轉變；但常州學派的研究，則展現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非常重要，像科舉制度、宗族制度、教育問題、社會發展，還有科學等等，這些問題都與明清思想發展密不可分。
科舉制度：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紐帶
過去學者在討論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曾有過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最為經典者，莫過於何炳棣與張仲禮二人對於社會流動的不同見解。然而，艾爾曼教授指出，許多人對科舉制度有一個誤會，以為考上的人是最重要的；其實真正能考上的沒有多少人，大約只有百分之五，考不上的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因此，我們要了解，這個制度得以在明清存續四百多年，如果只是為了百分之五的人，那是沒有什麼用的。所以，除了關注那些考上的人以外，同時要注意百分之九十五落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首先，這個教育制度是做經學研究的。科舉不是一個單獨的制度，在傳統社會裡，功能之一是培養人才；但這個人才不一定要做官，沒辦法做官的人能讀能寫，可以做別的事情，例如中醫、書畫、教書、開書店、印書等。從這些方面來說，科舉制度影響甚廣。其次，在宗教方面，佛教裡有許多傑出的人物，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是在佛寺學經學，後來沒考上生員，就用自己的閱讀能力學佛學。雖然他們不公開承認是因沒有考上才學佛，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和佛教中人，有許多是這樣來的。所以，佛學跟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雖然沒有交集，但是在制度、教育方面仍有相當的關係。
此外，還有許多菁英考不上，該怎麼辦呢？有的家裡有很多孩子，一個孩子考試成功了，其他的如果沒有成功，就必須去做其他的事情。艾爾曼教授認為科舉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沒有成功的人在做什麼？百分之九十五考不上的人，雖然有一些人特別聰明，有些人可能比較平庸，但教育程度與能力大多數是相當接近的。在科舉制度中，考上的人，進入政府成為政治文化菁英，考不上的人，則利用閱讀與書寫的能力，成為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促成了社會流動。考試與教育有分不開的關係，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會願意開放給一般人民參加考試，從中選取官員。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雖然制度上並非完美無缺，卻開啟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沒有科舉制度，中國會跟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完全不一樣。因此，科舉制度可說是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重要紐帶。
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中國科學的發展
除了科舉制度外，艾爾曼教授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同樣引人關注。艾爾曼教授發現，傳統中國對科學相當尊敬。西方的波斯人、印度人到中國協助製作曆法，中國非常歡迎。相較之下，日本、朝鮮反而不邀請這些外國人，只有中國人覺得他們聰明，認為他們的數學比中國人好，因此請他們製曆，並從中學習技術。就此來看，可以理解中國對西方學術的公開歡迎。雖然有部分中國學者抱持西學中源論的想法，認為西方這些新的科學，特別是天文、數學，本來就是中國所有，只是後來經由阿拉伯國家傳到歐洲，再傳回中國而已。即使是這樣的態度，仍算是一種對歐洲科學開放的態度；中國透過這些交流，學習到西方的天文、數學與西學。艾爾曼教授指出，除了經學以外，教育、科舉制度與科學也有分不開的關係，這些層面一旦忽略了，就會忘記社會是如何構成，以及大眾文化與精英之間的關係。
但是，近代以來的研究卻往往忽略這些面向，認為中國沒有科學。艾爾曼教授指出，「科學」是日本傳來的名詞，從「かがく」而來，並非中國自己的翻譯。宋、明、清以來，說到自然科學，都是跟格物致知有關。格物致知就是「格致學」。宋、元的時候，很多人開始對中醫有興趣，把中醫跟《大學》的格物內容相提並論，覺得是格物致知的一部分。所以，宋、元的時候，「格致」一詞雖不是「科學」，卻跟自然學有關。耶穌會士在明末來到中國，他們有著豐富的天文學與數學知識，並將這些知識介紹到中國來。為什麼要介紹這些給中國？原因是中國當時有曆法的問題，中國學者發現利瑪竇等歐洲傳教士帶來的天文學、數學，可以解決中國的曆法問題，所以他們歡迎這些人，並學習這些新的學問。
他們交換意見時，耶穌會士會將知識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當時，耶穌會士以及後來基督教傳教士，在把 scientia 譯成中文時，就是用「格致學」——格物致知之學。所以，「格致學」一詞雖不屬於現代科學，卻跟中醫、天文學、數學、曆法等，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學有關係。艾爾曼教授認為，中國一直具有格致學傳統，但在甲午戰爭後，隨著中國的戰敗，過去的傳統也遭遺棄。梁啟超的著作中，即曾使用過「科學」與「格致」兩個詞彙；但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的「科學」（かがく）成功了，中國成了沒有科學的國家。從歷史來看，中國當然沒有「科學」，因為「科學」是日本傳來的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詞彙。
艾爾曼教授進一步指出，為什麼近代以來沒有人提出中國曾經有過「格致學」呢？彷彿中國是空的，什麼都沒有，沒有「自由」、沒有「資本」、沒有「科學」，是一個落後失敗的國家，這與革命黨的宣傳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革命黨而言，他們需要一個「失敗的中國」，以喚起民眾對革命的支持，從而推翻清朝的統治。因此，在革命黨的宣傳以及日本、西方學者的論述下，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觀念，認為中國沒有科學。
然而，中國雖然缺少很多東西，有很多問題必須解決，還是有許多值得關注的事物。中國傳統的格致學資料相當豐富，與數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植物和醫學等有關，有些是傳教士傳入的，有些則從日本傳入。中國雖然沒有日本的「科學」，卻有自己的「格致學」；認為中國沒有科學，是一種根本的誤會。
東亞學術文化的交流史
近年以來，艾爾曼教授也將視野逐步擴大到整個東亞地區，開始以「東亞」為主體，分析德川日本、朝鮮跟中國之間的知識交流與傳遞。艾爾曼教授指出，德川時代的日本也有很多耶穌會士，傳送與科學有關的中文書籍傳進日本。一直到甲午戰爭後，這個知識傳遞方向才有不同的轉變。也就是說，知識的傳遞，並非一直是日本到中國，十八世紀時，更多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直到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日本對中國仍相當尊敬，尊敬中國的力量、能力、知識、文學與儒家思想。但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開始認為，「我們也有很多儒家思想的資料啊！我們的資料比你們多，我們了解的孔子比你們好，了解四書五經的東西比中國更深入。」
艾爾曼教授舉他研究的皇侃《論語義疏》為例，說明此書早在中國宋朝就已經亡佚了，卻在日本保留了下來。經過日本人的校勘、整理後，刊印出來，送到北京的四庫館，收入《四庫全書》。由此可見，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單方面考慮中國，日本、朝鮮與中國實有分不開的關係。朝鮮在明朝的時候，派了四百多個使節團去北京，清朝時也繼續派了兩百多個使節團。此外，朝鮮也派使節前往日本。所以，儒家思想的存在與影響，不只在中國，還包括全部的東亞；同樣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對於這些東亞交流的資料，我們應該多加閱讀與利用。此外，中醫的問題也與整個東亞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資料與朝鮮不一樣，朝鮮有另外一些資料是李時珍不曾提出來的，所以本草學也需要一個「比較本草學」。特別是在李時珍之後，很多日本、朝鮮的學者在李時珍的基礎上做了一些修改，對中醫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至於其他如數學、曆算等，也都有類似的現象。
因此，經學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不只是儒家思想的問題，也包括中醫、數學，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內。是以近年來，艾爾曼教授以儒家思想、中醫和科學為核心，檢視中、日、韓三國各自的發展，以及相互之間的交流。以清代學者戴震為例，他曾擔任《四庫全書》纂修官，有人曾批評他校勘《水經注》時，可能抄襲趙一清的成果。雖然胡適並不認同這個說法，但若考慮到當時從日本傳來四庫館的書籍，戴震可以最早看到，我們就應該仔細檢視戴震的著作與日本方面的書籍是否有關係。除此之外，中韓與中越的交流也相當值得注意。2010 年，復旦大學即出版了中越交流史料《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一共有二十五冊。越南受法國殖民影響，以往都忽略這些東西，直到最近，越南漢學才逐漸恢復起來。因此，我們如要更深入了解這些以中文為主體的儒家思想，則不僅要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亞，還要拓展討論範圍，像中醫、數學、曆法等都要多了解一點，才能把經學的問題研究得更深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科學」為例，前面已經談到，中國過去用的是「格致學」，那麼日本在沒有「科學」一詞以前，怎麼指稱自然學？日本是在 1865 年左右開始使用「科學」一詞，之前使用的是「窮理學」，這跟格物致知有關。由此可見，日本在「科學」一詞出現之前，是利用中國的知識體系理解新的學問。艾爾曼教授透過這樣的方式，討論東亞知識體系的傳遞與建構。雖然不是全球的分析，但是這種在全球之下、中國之上的具體分析，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釐清問題。
對年輕研究者的建議
對於有志學術的青年研究者，艾爾曼教授從自身經歷出發，強調史料與近人研究著作的閱讀，二者不可偏廢。閱讀近人著作，最主要目的還是要了解前輩學者研究過什麼題目；如果不知道前輩的研究，怎麼超越他們呢？艾爾曼教授認為，真正好的老師，會希望學生超越他。如果學生未能超越，他會覺得這個學生不夠好，只會模仿。真正的老師，希望學生找到一些新方向、新問題，並且能體認自己仍有極限，可能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有些問題以為解決了，其實可能是解錯了。艾爾曼教授強調，年輕研究者將來必然會超過前人的成就，而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年輕研究者必須要對現有的研究成果不滿意、有所懷疑，才可能展開新的探索與研究。倘若年輕研究者滿足於現有的研究成果，就沒有辦法找到新方向。因此，艾爾曼教授勉勵年輕研究者，應當富有懷疑的精神。
其次，在閱讀史料的時候，不能抱持過去的成見。艾爾曼教授以自身對科舉制度的研究為例，在剛開始從事科舉研究時，發現相關史料中有許多與曆法有關的問題，讓他覺得相當意外。過去學者多認為，科舉考試寫的是八股文，怎麼會出現天文學的材料呢？文章發表後，一開始許多人不能接受，認為一個外國人讀不懂這些史料，科舉制度不會有這些東西；即使艾爾曼教授提出了原始資料，也被質疑只是少數的特例，而不願意接受。但事實證明，整個科舉制度除了傳統認為的八股文外，還有各種不同的史料，與朝廷、考官、生員的意識形態關係密切。因此，閱讀史料，不能抱持刻板成見，必須秉持懷疑精神，才能從縫隙中找到前人未曾討論過的問題。
艾爾曼教授希望年輕的研究者了解，歷史上有許多史料受到改寫或有意的編輯，以致於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即使如此，研究者在了解這些史料的成書背景後，反而可以善加利用。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年輕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閱讀，以發掘這些史料要告訴我們的故事，並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立論，反覆推演；即使日後出現了反證，發現自己的推論有誤，也應該感到高興，不必失望。因為推論出現錯誤，所反映者正是資料隱含的複雜程度，超過了你目前處理的範圍，也正好可以讓我們檢討自己的不足。
最後，艾爾曼教授強調，歷史學是一門需要長期投入的學術工作，而歷史學處理人的活動，人本身就是極為複雜的動物，所以歷史學研究需要對人生有更多的體驗。年輕研究者在理工科較容易得到成就，在歷史學卻未必容易。反而隨著年齡增長，在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歲以後，當體悟越來越多，對問題的探究才可能進入更廣、更深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