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书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崇德元年（仁祖十四年，1636），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朝鲜战败，签订“城下之盟”，被迫接受清廷册封，履行朝贡义务。顺治元年（1644），清朝迁都北京，李朝为尽“事大”之礼，每年都派朝贡使赴京朝贡，清朝作为朝贡的答礼赐给物品的同时，允许使节团与清朝商人在北京会同馆贸易。在会同馆贸易中，有诸多清商与李朝贡使进行贸易，尤其是活跃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京师巨商郑世泰最为闻名。有关郑世泰的研究，仅见日本学者1篇论文，在研究清与朝鲜贸易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笔者以为前近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东亚地区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有共同性，而且在经贸上也有着密切关联性。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在清朝日三国形成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和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互为前提，相互关联。而先前的研究中，缺少将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视为贸易整体，较少关注日朝贸易与中朝贸易间内在的关联机理与互动。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以李朝使臣所撰写的燕行日记为基本史料，参考其他文献，梳理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在京城会同馆贸易盛衰实态，进而透视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及其变迁。
一、李朝赴京贡使团与会同馆贸易
李朝赴京贡使的名称，有节行、别行以及赍咨行、历行等。节行，定期使行。李朝初期对明朝贡为冬至、圣节、正朝、千秋四行分别派送。顺治二年（1645）始合并为一，即每年阴历十一月出发，前往北京，翌年四月归国的三节兼年贡使，称“冬至使”。直至清末，李朝每年都不间断地派遣。别行，临时使行。如清廷有庆吊事，或李朝发生特别事件，急需解决才派遣，有谢恩、陈奏、陈贺、进香及辩诬、告讣、问安、参覈使等。赍咨行，也称赍奏行，通常指事情不甚紧要，如派遣护送漂海清漂流民。赍咨行，属略使，未必三使具全，多从堂上或堂下译官中选派一人为赍咨官前往。历行，也称皇历赍咨行，每年十月初前往北京，领受清廷时宪历的定例使行。节行和别行有定例使行与临时使行的不同，且使行目的也有区别，从而决定朝鲜向清进贡的岁币、方物种类、数量也有诸多差异。
李朝贡使团依使行种类不同，使团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使团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各1人，大通官3人（堂上译官1人、上通事2人），押物官24人，共计30人，称为正官。这是中朝两国公认的定员数。清廷允许上述正官在例行朝谒清帝仪式上着公服出席，可受到礼部的接待，并享有清廷回赐礼品。这些正官在赴清使行中均有各自承担的职掌。以冬至使行为例。正使、副使、书状官称为三使。正使与副使一般由正三品以上宗室及官员中选拔，书状官由五品官员中挑选。正使代表朝鲜国家出席清朝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如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副使除随同正使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外，总掌使团中的各项事务。书状官负责详细记录每日行程、沿途见闻，归国后向国王禀报，并兼有纠察使团人员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对携带者予以惩罚之责。而赴清使团中，作为“大通官”之一的堂上译官，才是使行中“总察行中，主管公干”的总负责人。两名“上通事”，是堂上译官的副手，参与管理使行中诸务。押物官24员中，有押物、押币、押米等官，是负责使行中数百驮方物、岁币、岁米等管理及掌管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数百号人马的译官。另有医员、写字官、画员及分属正使、副使、书状官的军官等人。
朝贡使团每次赴清使行需时近半年，往返路程约4000余里。这期间率领数百驮货物和大量人马往还的译官作用最大，李朝官府为他们配给从人与马匹，或允许其自带，赴京使行中的正官以及配给的马夫、奴子等总人数就达220余人，马200余匹。此外，李朝从事贸易的商人也作为使团成员同行。如前所述，依据清礼部规定：朝鲜贡使团清廷予以赏赐者为30名正官，其余人员都不予赏赐。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同使团赴京朝贡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该使团的人数：正使、副使、书状官3人，大通官3人，押物官24人，即得赏者30人，无赏者221人，总计251人。
对李朝贡使而言，携带白银和特产人参，借朝贡滞留北京期间，同清商贸易，购买清朝的物产也是使行的重要任务。因此，使团的正官，即正副使、书状官、译官等依其官品由政府支给米、木棉、麻布等作为盘缠外，政府还支给银两或人参作为人情费或贸易费等公用经费。清入关前，李朝贡使往来沈阳期间，政府以盘缠为名，最初支给正官每人南草50斤。清迁都北京后，南草价每斤换银1两，等于说，每位正官携银50两。这仅是使臣作为盘缠的支出。作为“八包贸易”资金则远不止于此。有关“八包贸易”沿革，《通文馆志》载：“宣德年间，遣使请免岁贡金银。敕书有曰：‘金银本非本国所产，自今但以土物效诚’。自是赴京买卖，禁银货，领带人参，而厥数浸多，至于每人许赍八十斤，此所谓八包也。其后，又代以银子带去，而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可见，朝鲜因银矿缺乏，曾多次请求明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至宣德四年（1429）得到明廷允准。嗣后，赴京使团禁用银两，允人持人参10斤于会同馆贸易，所贸人参10斤分为八包，此为八包之始。后所带人参数渐多，以致泛滥。至崇祯初年，李朝规定每人赍80斤，每10斤为一包，亦称八包，继而，又允准带银，以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清代明后，仍申行此法，“康熙初，始定以银子，堂上及上通事三千两，堂下二千两”。此八包法，并非赋予所有赴京使团员役的特权，如前所述，只有使团中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及堂上官、上通事、押物官等正官30人有此特权。如赴清的朴趾源所言：“使行时，例给正官八包，正官者裨译三十员。”这30员正官，用于贸易的八包定额银，计达6万至7万两。而使团中其他随从人员，如奴子、马夫、厨子、军牢、引路、书者、牵马等杂役都无此特权。这种八包额定物品，最初由官府支给，后改由译官等自筹，即“八包者，旧时官给正官人参几斤谓之八包，今不官给，令自备银”。换言之，使行正官赴清前要自筹八包定额银。此外，正官除额定八包贸易外，还兼管尚衣院、内医院等衙署的贸易，为与正官的八包区分，称为“别包”贸易。我们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祖元年），赴清使李坤《燕行记事》中所载是年使团一行人员携带八包银为例，加以说明：“八包都数：堂上四员，御医一员，上通事二员，放料军官一员，湾上军官一员，合九员，八包各天银三千两，式合二万七千两；从事十五员，医员一员，写字官一员，画员一员，偶语别差一员，裨将八员，药房书员一人，合二十八员，八包各天银二千两，式合五万六千两；内局药材贸易，包银五千二百七十两，尚方匹缎贸易，包银四千七百两，内农圃菜种贸易，包银三十两，合一万两。以上都合八包天银九万三千两。”由此可见，到李朝正祖朝，虽正官人数达37员，但仍遵守规定的八包银额。上述规定的所谓八包银额，意味着李朝政府容许使行员役在北京进行贸易的上限额度。朝贡使团在北京的贸易，有公贸与私贸两种。公贸，包括为补充贡使团费用的使节贸易，有由上通事负责的尚衣院为王室购买衣服、宝石以及生活用品的尚方贸易，有由次上通事负责的内医院为内医院购入药材的内局贸易，还有以别将身份为各地方衙署购置所需军需品的别将贸易。关于私贸，朝贡使除公贸易外还从事私贸易，另有京商、湾商等冒充随员、马夫等身份混入使团中从事的私贸活动。
李朝贡使团到达北京住在会同馆，贸易以会同馆贸易为主。清廷对在会同馆贸易的外国使节虽有诸多规定，但对朝鲜贡使团还是网开一面。如规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拨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可见，清廷唯独对朝鲜、琉球的贸易不拘时间限制，要求贸易前由礼部移文户部，由户部派员优先贸易李朝贡使所带货物后，方准在户部差官的监视下于会同馆内贸易。与此同时，清廷对前来贸易的清商也有诸多约束。如规定：清商须由会同馆监督取保，发给腰牌，方可入馆交易；在交易中，清商“如有赊卖及故意迟延欺诈，至外国人久候，并私相交易者”，或“有代外国人收买违禁货物及将一应兵器、铜铁违禁等物，卖与外国人图利者各问罪”。贸易结束后，李朝使团需呈贸易清单于礼部，由该部出具公文，以便出山海关、凤凰城栅门等关免税验放。当然李朝使团回国途中也“不许将违禁货物，私相买卖”。
李朝贡使团在会同馆贸易，一般使用银或以物兑换清朝通用货币。白银当时已经作为东亚地区贸易时共同支付的货币，朝贡使团如携带白银以外物品，则需兑换为清朝国内通用货币。如使臣李宜显所言：“我国之钱，不可用于燕中，故自入北京境，以白金、纸、扇等物，换贸燕中钱文，以去随物买取。其钱如我国所谓小钱，而三百三十三个为一两。”这种以银或物品兑换清通行的货币机构就是典当铺。据乾隆年间赴清的使臣洪大容所见，这种典当铺，“关内外大小村堡，凡有列肆，必有当铺，亦必雕牕峻宇，绝异于他肆……沿路换银换钱者，多归当铺”。可见，所谓典当铺，就是给朝贡使团以银换钱，以钱换银的场所。这种交易，是“现银售卖，不得赊欠、拖延”。
李朝贡使团在会同馆贸易，一般是在归国前十日，最为活跃。朝贡使留下的燕行文献记载了会同馆开市的景况。据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往来总录》癸巳二月十一日条载：“是日，胡人持各色物货入来，馆中纷沓如市。盖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来故也。”韩德厚的日记也载：“始揭开市榜，而物货之价，比前倍踊。盖彼中商贾输转南京锦彩，待我国使行，方做大买卖，其初则平其直相贸，少无欺负，商译辈亦得其利矣。”从事贸易的清商，以京商为主，有乌商、刘商、于商、陈商、项商、黄商。此外，还有晋商、鲁商，更有南方徽商、广商、浙商、苏商等。正如洪大容《湛轩书》所载：“此外诸商，不可尽记，岁杪入京，诸商遍馆……正月初，衙门禁诸商，不得入馆。十六日，提督挂榜告示，始拦入，诸译亦不胜其苦。至十数岁儿，持小小器物，遍行馆中，呼卖甚苦，可想其尚利成习也。”
二、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团的贸易
清朝商人在会同馆与李朝贡使贸易，从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以京商为主，尤其是郑世泰执中朝贸易牛耳。郑商生卒年，文献阙如，语焉不详。康熙五十一年（1712）赴清的金昌业，于翌年正月曾见郑世泰，给他的印象是“年可四十”，据此推断，郑氏约生于康熙十年（1671）。郑商去世与英祖二十二年（乾隆十一年，1746）颁布“纹缎禁令”（禁朝贡使输入清纹缎等高级绢织物）有密切关联。据《英祖实录》是年十二月丙子条载：“燕商郑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即报江南止其织纹，谓我人曰：‘在汝国王，诚盛德事，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郑商是专与朝鲜作纹缎生意的，为赚钱，他多先期从南方购买十多万银两的货物。李朝发布“纹缎禁令”，意味着朝鲜将断绝与他做纹缎生意，这样他先期从江南购入的纹缎就会滞销，招致破产。所以，时年已过七旬的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是其遭受巨大打击的真实写照。由此推断，其卒年应为乾隆十三年（1748）左右。就是说，郑世泰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十三年，享年77岁，所生活的时代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
郑商全盛时，称“北京大贾”“北京买头”等。如是称谓与其出身经商家族有关，“自其父时，以此起家，至世泰益富”。世泰是子承父业。其父应在清定鼎北京后，就从事会同馆的中朝贸易而发家致富。不仅如此，郑商家族还颇有权势，其祖母曾得到康熙帝的旌表，金昌业的日记载：“世泰家在玉河桥路傍，尝见其门立棹楔，书曰：‘钦奉圣旨，旌贞节女某氏之闾。’余问：‘贞女，于君何人？’世泰曰：‘祖母也。’”为此，郑家“作庙堂于玉河馆门傍，昼夜焚香，其香若盘绳，燃其一端，则烧至一昼夜云”。朝鲜使臣对世泰的最初印象“形瘦黑甚，没风采，不似万金财主”。看似其貌不扬，却凭借家族势力，“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颇有权势”。其父去世，竟用价值千金的孔雀板作棺衾。对此，与金昌业同年赴清的崔德中在《燕行录日记》中曾大发感慨：“闻富贵之家婚丧之节，婚时宴亲友之需，髻餙钗钏之资，动费千金；丧之棺衾葬需，饭僧诵经之费，亦计千金。若用孔雀板，则价直千金，板纹如孔雀尾，虽盛生鲜，盛夏不腐，千年不朽，而产出南京。故即今天下富大贾头郑世泰父丧，用此板云矣。”郑世泰成为富甲京师的巨商是在17世纪中叶，在会同馆经营与朝鲜的贸易。据金昌业日记载：“郑世泰，即北京买头，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锦缎外，凡干难得之货，言于郑，则无不得者。”康熙五十九年（1720）赴清正使李宜显在日记中，对郑商的兴盛也有详载：“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俪，我国所买锦段，皆出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宫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此人通南货，而今番货到稍迟，译辈以此故延行期，使行淹速，此人实执其权矣。”乾隆三十年（1765），作为三节年贡兼谢恩使行的洪大容对全盛时期的郑商如下追忆：“数十岁以前，使行入燕，凡公私买卖，惟有郑、黄两姓当之，皆致巨万。郑商尤豪富，交通王公连姻，又多一时清显。每我国有事，多藉其力。”由此可见郑世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会同馆中朝贸易中的兴盛面相。
如前所述，郑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北京巨商，与其交结王公贵族，与名门高官联姻有密切关系。朝鲜使臣对此感同颇深：“至世泰益富，而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颇有权势。”
郑商凭借其权势与李朝使团的堂译（也称首译）、商译相互结托，掌控会同馆的中朝贸易。堂译，为贡使团的堂上译官。文献记载：朝贡使行，配堂上译官2员，堂下译官21员。堂上译官在赴清使行中担负“总察行中，主管公干”的使命，换言之，堂译统辖使行诸员役，管理使行诸事务，至于掌控使行贸易是不言而喻的。如金昌业所云：“行中大小事，首译执权，毋论我国人，虽彼人通官以下，于首译之言，无不从者……凡馆中买卖折价高下与行中聚敛多少、驿奴黜陟，皆在首译之手。自我国商贾、驿卒，至彼人中馆夫辈，待首译若待其主。”商译，顾名思义，从事“商贾买卖间”“专恃译舌”的通事。基于堂译与商译在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清商极力向堂译与商译示好。乾隆三十年（1765）赴清的洪大容亲眼所见：清商项氏不辞劳苦到山海关和家乡邦均店（今河北三河县）专程迎接堂译与诸商译，不惜破费数十两银宴请招待，目的无外乎欲多交易其货。
既便执会同馆贸易牛耳的郑世泰也极力交结堂译与诸译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赴清的谢恩副使闵镇远亲见郑商“逐日来往于译辈所在处”。同年赴清的金昌业也注意到郑商每隔三五日就到堂译、译官下塌处，每次都带鲜花、水果等。兹摘录《老稼斋燕行日记》癸巳（1713）正月的记载：“（初四日）是日，郑世泰入送水仙花，一盆种十余茎，花盛开，花大如单瓣桃花，色白有雅韵。此花曾屡次买来，而终不开，今日见之，特奇。”“（十六日）首译朴东和入海棠、梅花各一盆，谓得于郑世泰，花方盛开。海棠，即我国所谓山茶也，曾知山茶为海棠，见此益验其然。”“（十七日）崔寿昌得生荔枝五个进，伯氏、副使、书状适来，各分一个，亦送一个于余……问其出处，即郑世泰所送来。”乾隆三十年（1765），三节年贡兼谢恩使洪大容对郑商与诸译的交往也有段追忆：“且十数年前，一行入馆，郑家所以待诸译、诸商者，酒食声乐之费已不赀，寝具铺盖供给惟谨，此世泰之旧规，今已不能也。”不仅如此，郑世泰为能在会同馆中朝贸易中击败其他对手，独获贸易之利，不惜贿赂使团译官。使臣崔德中在日记中载，因郑商与使团贸易的“物货之未及来”，开市时，郑商唯恐其他清商“先其利”，遂“从中弄奸”贿赂译官金士杰银300两，私嘱金士杰，“号令甲军，牢闭中门，使商胡不得任意出入”。
郑商在全盛时，操纵会同馆中朝贸易，使朝鲜使团对其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会同馆中朝贸易中，朝鲜“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郑商囤积居奇，在贸易中，凡是奇缺难得之货，他都有储备，“凡干难得之货，言于郑，则无不得者”。使臣李宜显所言更为具体：“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所以，“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因郑商所贸货物奇缺、珍奇，所以他得以操控贸易价格，“郑世泰物货高，其价不肯下，译辈落莫之状可矜”，“译官辈与郑世泰争价，犹未决”。而崔德中《燕行日记》载录更为详细：“第买卖之规，我国之人，书给物货之名，预给价银，而临行论价，故郑胡随其多买之物，增其价直，寡买之物减价，以增比减，增多减少，每致见欺，诚可痛也。”文中所云“每致见欺，诚可痛也”，是使团对郑商囤积居奇，操纵会同馆贸易价格那种无奈心情的真实流露。不仅如此，郑商因控制交易品的货源，致使朝鲜使团常因等待郑商的货物，延误使团的归期。
郑世泰掌控中朝贸易，尤其是绢织品贸易。17世纪中叶以降，会同馆贸易，朝鲜主要以白银购买清朝的生丝及丝织品。这些商品，为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即长江三角洲地区所生产。在中朝贸易中，丝织品是输往朝鲜的大宗商品。生丝在顺治年间就已输往朝鲜半岛。康熙时，输往朝鲜的清朝生丝，多由东莱倭馆转输日本。康熙十六年（1677），李朝使团在会同馆购得生丝及丝织品，归国时，“商贾车辆，倍蓰于前，弥亘数十里”。郑商深谙绢织品利益所在，控制中朝贸易中的丝织品向朝鲜的输出，形成独家代理的局面：“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对此，洪大容记载更为翔实：
“盖缎货皆出南方，又我国所需，皆取价贱，好尚与中国异，郑家习知之。先期贸取于南市，容入七八万两银，每年为常。织匠亦知我国好尚，缎品渐变，与中国所尚不同。”郑商为垄断会同馆丝织品对朝鲜的输出，深谙朝鲜人喜尚花色品种，甚至在每年贸易使团未到京之前，先期从江南丝绸产地预定7—8万银两丝织品，运回京师，经会同馆贸易，获得暴利。雍正十年（1732）七月，书状官韩德厚详细记载了会同馆贸易中，郑世泰等清商垄断绢织品价格的情形：“盖彼中商贾输转南京锦彩，待我国使行，方做大买卖。其初则平其直相贸，少无欺负，商译辈亦得其利矣。輓近以来，人心渐黠，巧伪日滋，谓商译辈，既远路驮载银货而来，势不可空还，遂稍稍增价而要之，迁延日时。及至行期已迫，则我人亦没，奈何只得顺其意而交易，以故其直逐年倍蓰，其弊靡有纪极。”可见，以郑世泰为首的清商抓住使团归国行期迫近，不想空持银而归，急于购物的心理，从而导致绢织品价格逐年攀升。
综上所述，全盛时期的郑世泰交结达官显贵，与名门高官联姻，以此作为资本，凭着雄厚的财力，与李朝首译、译商相勾结，采取投机性的手段，掌控会同馆对朝贸易。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贸易行为，在获得巨额利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最终导致郑商衰亡。
三、郑商家族衰亡的原因
如前所述，笔者推断郑世泰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左右。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清的洪大容《湛轩书》载：“世泰既死，子孙世主之。”说明世泰去世后，家业已由子孙继承。乾隆四十五年（1780），赴清的朴趾源对郑商有段追忆：“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是说世泰去世不久，家业很快衰败。郑商衰败的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郑商的衰败与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发生变化有密切关联。如上所述，17世纪始活跃的东亚三国贸易，至该世纪末达到极盛，进入18世纪中叶后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中日本银的输出减少，由此带来北京会同馆贸易中清朝生丝输入朝鲜逐渐中断。由于德川幕府采纳新井白石提出的限制银、铜等贵金属出口的政策，致使倭馆白银输出减少，这就使以中介贸易获利的朝鲜，用银作为结算手段从会同馆贸易生丝的管道断绝，从而导致会同馆的中朝贸易衰败。可见，上述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发生的变化是郑商衰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郑商的衰败与李朝1746年颁布的“纹缎之禁”有直接关系。李朝贡使主要通过会同馆贸易清绢织物，郑氏全盛时，李朝使团每年从郑氏贸易的绢织品，所需银两达10万余两。郑商为获得巨额利益，在贡使团未到之前，先期从南方购入价值高达7—8万两银的绢织品。这种商业行为具有极大的投机性与冒险性。这种贸易投资是完全依赖李朝对绢织品的所需为前提，一旦李朝需求有变故，其贸易的风险性即刻显露。天有不测风云，英祖二十二年（1746），李朝颁布纹缎禁令，“自今年使行为始，上而衮服，下而朝衣，军用外，绫罗贸来者，一切严禁”，即严禁贡使团从清朝购买纹缎等高级绢织品。同年四月，进一步严肃禁令，除没有奇纹、异色的华美花样的王宫用衮服、朝服、军服外，“纹缎绫奇纹、异色纱缎、有纹花紬之类”都在禁止之列。
纹缎禁令颁布后，直接导致郑商先前从江南购买的绢织物成为滞销之货，给其以致命的打击。《李朝实录》载录了郑商得知李朝纹缎禁令的反应：“燕商郑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即报江南，止其织纹。谓我人曰：‘在汝国王，诚盛德事，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英祖二十六年（1750）四月十三日，英祖在欢庆殿接见从清归国的冬至三使臣，君臣对话中，言及禁纹缎令给郑商的致命打击：“上曰：‘纹缎严禁耶？’（副使黄）晸曰：‘纹缎今则不必虑矣。非但出来时，搜检之甚严，来此之后，京乡无用处矣。’上曰：‘郑世泰谓：以我国禁纹段，故大失利，其家产大不如前云，然否？’晸曰：‘……概闻失利则多云矣。’”从上述君臣对话可知,李朝纹缎禁令颁布后,确有效果。不仅在会同馆中朝贸易时，搜检之严，严禁纹缎输入朝鲜国内，即便流入国内，无论是城乡，都无人敢用，致使郑商“大失利，其家产大不如前”。对此，洪大容所言更为具体：“及我国禁纹缎，郑家所先贸者，既不见售，又中国所不用，因此而大窘，渐以消败。”可见，纹缎之禁应是郑商衰败的直接原因。
最后，郑氏子孙沉湎酒色赌戏，败其家业也是郑商家族衰败的重要因素。郑商死后，家业由其子孙承继。然而，其子孙多为纨绔子弟，热衷于吃喝嫖赌，“诸郑之年少者，又以酒色、赌戏，益败其业”。更有甚者，其子孙中，有将分得的家业败光，沦落到卖身戏场。朴趾源日记载录了郑商之孙卖身戏场，被当年世泰的伙计偶见，以千金赎回。据日记玉匣夜话条载：“有言，朝鲜商贾熟主顾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世泰只有一孙，男中绝色，幼卖场戏。世泰时，伙计林哥，今巨富，见场戏中一美男子呈戏，心慕之。闻其为郑家儿郞，相持泣，遂以千金赎之。与俱归家，戒家人曰：‘善视之，此吾家旧主人，勿以戏子贱之。’及长，中分其财而业之。世泰孙身肥白美丽，无所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这位“今巨富”的林哥曾是郑商的伙计，对主子有情有义，以千金将郑商之孙赎回，养育之，及其孙成人，分其财产一半与之，希望他重振郑氏家业。然而，世泰孙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
郑商子孙沉湎酒色赌戏，到头来竟沦落到拍卖家产抵使团货款的地步。会同馆中朝贸易有明确规定，使团交易前，要向清商“书给物货之名，预给价银，而临行论价”。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赴清贸易，事先郑商子孙依惯例，根据使团所列购物清单，预收价银8000余两，却未如期购到使团所需物品，却将预收使团的价银挥霍殆尽。按规定，在使团归国前，郑家必须还清货款。无奈之下，郑家子孙只好拍卖家产抵价，结果犹不足，由此引起债务纠纷。为此，郑家束手无策，日夜涕泣。首译徐宗孟见其可怜之状，出面斡旋，才使所欠之银得以减免。亲历此事的洪大容日记有详细记载：“是行，郑商受行中银，犹为八千余两，并见夺于债主，及一行将归，郑家尽卖家产，以充货物之价，犹不足，家人辈日夜涕泣。徐宗孟招诸译及下辈，凡与郑商银者，语其状，令各减三十两，以救其急。”可见，郑商的衰败与诸子孙酒色赌戏，败其家业不无关系。如赴清书状官李宜老所言：“前有郑世泰者，能主张物货，有悖子，家产今荡败矣。”
四、从郑商的兴衰透视东亚三国贸易变迁的轨迹
郑商会同馆贸易的兴衰与东亚三国贸易的变迁息息相关。东亚三国间的贸易自17世纪始活跃，至该世纪末达到极盛，18世纪中叶以降始发生变化。
17世纪以降，在会同馆中朝贸易中，李朝贡使团贸易大宗商品为清朝生丝等。这类商品，除朝鲜国内少量需求外，多通过东莱倭馆日朝贸易输往日本。如使臣闵鼎重言：“我人之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一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矣。”可见，倭馆日朝贸易中，朝鲜交易白丝不仅数量大，而且从中可获近2倍利润。郑商全盛时，就以与李朝贡使贸易丝绸闻名于世。他深谙朝鲜人喜尚丝绸的花色品种，于每年贡使团未到京之前，先期从江南预定7—8万两银子的丝绸品运至京师，以应会同馆贸易之需。李朝贡使购入的丝绸皆以白银结算。使臣韩德厚曾感叹：“一使之行，八包之银，多则十数万两，小不下七八万两。”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副使李坤一行所带八包银9.3万两。不仅如此，就连“皇历赍咨之行入去之银，几至十五万两”。就是说，李朝贡使团每次在会同馆贸易，所需银两少则7—8万两，多则达15万两之多。这些银两，并不包括栅门后市等国境地带的走私贸易中交易的银两。史载：“沈阳、栅门开市，创设于数十年来，多赍银货，极为滥杂。”朝鲜私商携带多额之银，参与栅门后市贸易，“一年至为四五次，而每次银或至十余万，合每起使行应带八包计之，则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可见，对朝鲜而言，赴清贡使团每年要消耗银子五六十万两。对如此众多的银子外流，李朝廷臣颇多微词。雍正五年（1727），副使郑亨益归国复命，曾向国王奏言“近来矿银之流入彼中（清朝—引者），太无限节……以我有用之货，贸彼无益之物，尽归消瀜，以启奢侈，此甚可闷”，他建言：“请自今勿令入送于彼中。”朝鲜矿产资源不丰，本国自产银有限，国内流通银多来自倭馆日朝贸易，这些以清朝丝织品与本国人参等贸来的日本银，至18世纪中叶，由于德川幕府采取限制白银外流的政策，致使倭馆日朝贸易中“倭银之出来我国者甚少”。对此，《李朝实录》有如下揭示：“英庙丁卯（1747）以前，清人不与倭人互市，故倭人之贸唐产者，必求之东莱，以此莱府银甲于他处，行于国中者，多倭银，国中诸矿产亦丰，而不许赴燕交易。其后清人与倭通市，倭人直至长崎岛交易，而不复向东莱。于是遂专用矿银，产亦渐减于昔，自此国中银大绌。”这里将日朝贸易中，日本银向朝鲜输出减少，归于中日长崎直接通商，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至少说明18世纪中叶以降，日本银输入朝鲜明显减少则是实情。
日朝贸易，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而中断。战后，经依存朝鲜贸易的对马藩从中斡旋，李朝遂与德川幕府于1607年复交，并于庆长十四年（1609）与对马藩签订《己酉约条》，由此倭馆日朝贸易再开。倭馆贸易中，日本输入品主要为朝鲜产人参、清朝产生丝等，其中生丝中上等品的白丝，为输入大宗。换言之，李朝贡使团从会同馆贸得生丝等“燕货”，大多（至少至18世纪中叶为止）经倭馆日朝贸易输出日本。上述生丝与人参，两者约占倭馆对日贸易输出额90%。朝鲜输入品：主要是日本银（丁银）、铜、锡等矿产品，占输入品总额80%。其中，日本银输入占55%左右。可见，日本银为朝鲜输入主要商品。
然而，日本自宽文（1661—1672）以来，国内的银、铜产量逐渐减少，德川幕府为限制本国金、银、铜外流，采纳新井白石提出的限制银、铜等贵金属出口建议，下达了“贞享令”（贞享三年，1686）。此限制令不仅对中日长崎贸易有重大影响，对倭馆日朝贸易也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日本货币改铸，对三国贸易造成极恶劣的影响。17世纪末以降，日本对输出白银几度改铸，严重影响白银输出。改铸前，对马藩输出白银，为德川幕府铸造纯度达80％（银80％，铜20％）庆长银，朝鲜称丁银。但元禄八年（1695），德川幕府为降低货币成色，增加货币流通量，采纳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铸货币的建议，竟然将纯度80％庆长银，改铸为纯度64％元禄银，导致银质量迅速下降，随之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宝永四年（1707），日本又铸造更加恶劣的“宝银”（宝永三年改铸银，纯银度50%）。李朝政府对日人的欺瞒极为不满，正德元年（1711），日本只好又铸造纯银度80%的“特铸银”。但特铸银因京都银座（特铸银铸造所）对马藩的供给不畅而有所减少，1710—1714年间，年平均1028贯，之后的1738—1747年间，年均只有383贯，至1755年其铸造被停废。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生丝输入增加，致使东亚三国贸易中生丝的输入受到严重的冲击。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末始在广东输入生丝等，与葡萄牙、荷兰争夺贸易主导权，后英船从事非法贸易，生丝输出日渐激增，从而导致清朝国内生丝价也随之腾贵。为此，清廷一度禁止生丝对东印度公司输出。由于英商请求，清廷才允许输出。有学者统计，在清朝生丝总输出量中，东印度公司所占比率最高。乾隆十五年（1750）为59%，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70%，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83%，以这样的增长率，最终东印度公司独占了广东贸易。这样一来，朝鲜通过会同馆中朝贸易输入的生丝日益减少，转运至倭馆日朝贸易的生丝也随之中断，东亚三国贸易衰退之势已成定局。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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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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