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翼：明代南直隶的海防格局和部署

        南直隶是明代国家的腹心，既是留都南京、中都凤阳之所在，又囊括了江南财赋重地，于王朝之政治与经济意义相当显著。如此，基于相应地理格局的布防便为重中之重。在南直隶，除中军都督府在外各卫所外，各府州的同知、各县的主簿、典史巡捕官以及可以调动的机兵、民壮、地方州县巡检司及其下辖的弓兵构成了各处江、海防御的小单位。同属于军队系统的各处卫所一道，这些“星罗棋布”的小点可以各自为守，同时也缺乏较强的联系和配合，因而兼有调配军队和行政两个系统权力的由按察使派出的兵备道、海防道在明中期以后的海防事务中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就军队系统内部而言，为弥补卫所制缺陷而发展的营兵制日益成熟，其建制在海防上也有清晰的反映，圌山、荻港、游兵营在倭乱之后相继设置。在这种分块交错的制度叠层下，各府、县、卫、营如何部署防卫，前后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便是讨论布防格局的基本内容。

        有关明代海防的研究，川越泰博首先探讨了海防体系组织(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日常维系和主体(兵源、后勤补给、军船配置维修)、职能三大要点。肖立军“省镇营兵制”的研究则探讨了明代镇戍营兵在编制、兵将关系和指挥体制上的状况。这些都属于军事制度史的基本内容。就特定区域的研究而言，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及广东都已有相关的成果。与军事和防卫相关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周振鹤提出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并指出应将实土卫所视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划”。郭红承继研究了明代都司卫所的建置及相应的实土、准实土卫所。研究区域防御的钟铁军在《明代浙江海防战区地理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对浙江沿海卫所战区和镇戍战区空间”进行了考订，作者将“战区”概念引入卫所和海防研究中，指出浙江“六总”的设置具有比“四参”更大的意义，标志着明代军兵种的分化。如此，宣德到正统时开始发生变化的镇戍制，以营兵布防的形式在海防上展开，不仅有非常直观的反映，亦可见其对明代整个防卫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文讨论南直隶海防的格局与部署问题，涉及各府、县、卫、营点和面的部署，以及府县卫营各处相关的配置和任务。基于惯常海上入侵的三条路线(风向、海潮)，各江防信地及沿海要地也有相应布置，大致分为江南、江北两大防区:江南以江南副总兵、金山参将(崇明参将)为镇，江北以狼山副总兵、徐州参将为镇，核心海防为11卫15所，而淮安府之防卫通常与山东海防区域布置联系更紧密。

一、防御格局

        南直隶整体的海防格局明人已看得十分透彻。一般而言，帆船时代东南沿海面临来自海上的武装威胁力量有三条可能的侵入路线，系由风向、风力所决定，该区防御则首防河口:

       苏松事体，与福、浙不侔。若曾尝乘海舠，凌惊涛览形胜，及讯熟行海岛       之人，而知之夫倭舶之来，必由下八山分䑸。若东南风猛，则向马迹，西南行过非山，以犯闽粤;若正东风猛，则向大衢西行，过乌沙门,以犯浙江;若东北风猛，则向殿前羊山，过淡水门，以犯苏松。

        二防海口。……入吴松江，则犯松江;入刘家河、入七丫港，则寇苏州。此其  大势也。中间经行或潜形于马迹山，或遁迹于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则其要  害也。此沿海诸郡之通患也。

        可见，东北风和正东风都会对南直隶的防御产生威胁，而且一般都要经过马迹山等小岛。郑樑生已指出其停留地一般选择有山之处，与长时间海上航行对淡水的需求有关。王在晋所谓“且逢山取水，又势之所必至者”同理。对于南直隶而言，“留都为国家丰镐之地。地滨大江，南北所绾毂处也……金陵其下迄苏、松，郡中淮、大湖，稍折而入，则常熟、镇江又各一都会也。跨江曰扬州，稍西涉于淮，而徐、兖、汝、泗从取道焉。萑蒲之警，时闻总之防于江者为要，而江南诸郡复滨海，且虞岛夷矣。累朝之所经画，以故详。”所以，在保卫留都的角度上，江防为首要:“南寇则广东，北寇则由江犯留都、淮、扬，故防海外，防江为重。”“操江、巡江各有专寄，而江防之设，虽以备水寇，其所以为建康之守御者，亦豫且密矣。”而对于稳固财赋之地而言，江南海防为最要;对于保障漕粮供给而言，江北海防最为重要。是故，江防和海防缺一不可。陈全之谓“江南则安庆当长江委流，西控全楚，为江表门户;沿海兵戍，本以备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间作弗靖，与江洋一带出没波涛、肆行剽劫者，不可胜计。故今江防、海备，其重一也”，这就是明代“江海并重”的格局。“国初，惩倭之诈，缘海备御，几于万里。其大为卫，又次为巡检司，大小相维，经纬相错，星罗棋布，狼顾犬防。”如此，则卫所和巡检司构成了明初军、兵格局下的防御要点。

       《明史》对于有明一代的海防格局有精炼概括。洪武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巡海筑城时，便置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场，及青村、南汇嘴城二千户所。二十三年，又“从卫卒陈仁言，造苏州太仓卫海舟”，可见此二处的突出地位。到嘉靖时，“倭患渐起，始设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已，改巡抚为巡视。”在倭寇最剧烈时，“乃增设金山参将，分守苏、松海防，寻改为副总兵，调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兵充战守，而杭、嘉、湖亦增参将及兵备道。”此即强化营兵系统(副总兵、参将)和监察(兵备道、海防道)系统，以及调客兵、募民兵。兵部认为防守要点是:“防御之法，守海岛为上，宜以太仓、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仓、东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陈钱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约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师固守。”由于有“留都”的问题，该区海防无可回避者即江防。又由于嘉靖以前海防实无专人负责，而系于操江御史，“巡抚曰:吾不理，军务自来操江任之，此操江事也” 嘉靖三十五年，“勒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闲住”，便是因为其失职避寇:“初，褒善驻芜湖，闻有倭自浙西突至，即以是日驰往徽宁避之。贼度江阴、过狼山，直抵瓜州，至扬州、宝应城大掠，皆江防地，官军无能御者。”即便是四十二年以后，圌山把总仍为操江节制，故防海布局，必先从江防说起。

        (一)江防。江防的要义，上策便是拒敌于外，中策才是于江中截杀。郑晓言:“闽、浙、江南、江北沿海一带地方，各选水兵哨船，联络数千里，分定界限，往来巡哨，遇贼并力海中截杀。”郑若曾也指出:“江防以拱护留都为重。长江下流乃留都之门户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为上策;截杀于江中关隘(营前沙、狼山、靖江之类)，使贼不得溯流而西，是为中策;若纵之过金、焦、礬诸山，震惊留都，罪在不原(此参将、游击、把总之任也。兵备道督责之。操江、巡江二院与江南北二按院，及江南北二巡抚军门主之)。”这就引出了防线的问题。“夫狼山、福山为长江第一重关，杨舍、周家桥为第二重关，圌山、三江会口为第三重关，至于新江口则堂奥矣。”江防的范围，则是:“上则安庆、九江群分堑，南北实三楚通道，道广邈而池、泰以次列属之。金陵其下，迄苏、松，郡中淮、大湖，稍折而入，则常熟、镇江又各一都会也。跨江曰扬州，稍西涉于淮，而徐、兖、汝、泗从取道焉。”整体而言，“萑蒲之警时闻，总之防于江者为要”。江防所用的船只，最常见者为平底沙船，“浙、直、通、泰间最利水战，往时多用沙船破贼”。其他的诸如小哨船、楼船、巡船、巡楼船、八桨船、艟舲船、鹰船等也较为常见。其中，八桨船较大，一般在重要的信地才有。另有网船一种，“形似织梭，吃水七八寸，内容二人，前后用二人，以罩罩之，风浪大可拖陂上，此可走报或用裹港窄河。每船鸟铳手二三人，百船蜂集，沿浅沿涂，打贼甚妙。”这是可以在“裹港窄河”作战且较有功效的江船。整体讲，江船的灵活度高于海船，虽然战斗力及攻坚的能力逊于海船，但当沙船在海口遇上海船，其胜负则取决于风向、潮水以及部队的组织和指挥作战者的能力。明初靖难之役，“燕兵渡淮，由盱眙陷扬州。庸御战于六合及浦子口，皆失利。”在这种情况下，“都督陈瑄帅舟师降燕，燕兵遂渡江。庸仓卒聚海艘出高资港迎战，复败，军益溃散。”盛庸仓猝聚集“海艘”，后战败，殆系陈瑄内江舟师击溃近海舟师的一个例子。

        江防的具体防御点及各信地会哨范围、府州县的民壮、弓兵和各营卫军士、船只的配置比对《江防考》和《南京都察院志》两份文献即可获得基本信息。沿江布防数据显示兵力部署非常分散，平时问题不大，但一旦遭遇来自海上的强力挑战，则必瞬间各处吃紧，各级巡检的力量无法有效遏制来犯力量。各卫所则相对而言更需要固守战略要点，一般避免过度追击，因此，由分巡道率领的募兵和由参将、游击等率领的营兵系统士卒在此情况下会发挥重要作用。由具体统计可知，信地的范围有很大的意义，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营的信地范围对府县或者卫的范围的涵盖，换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出营在府卫之间。可见，在海防框架下，镇戍营兵不仅是制度上的更替补充，更是地理防卫上的强化补充。

        (二)海防。海防所用的船只，明初采廖永忠建议用一些“多橹快船”。最常用的则为福船，得名于最初为福建沿海所常用，是一种吃水较深的尖底船只，始于海上航行。陈全之曾感慨“沿海备倭戍秪自备耳。福浙商船，漳则为甚”，至于其“因以行掠金塘等五山”则为另一回事了。其他的运用还有诸如草撇船(哨船)、海沧船(冬船、小福船)、鸟船、开浪船、快船、广船(乌艚:尖尾船、大头船、横江船)、蜈蚣船等等。苍山船、艟也可以用于近海作战，因为二者略介于江船和海船之间。

        与江防一样，海防的首要重点是留都南京，而要义是防之于海，郑晓就多次强调要“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郑若曾亦指出:“苏松海洋，乃岛寇内犯之上游也。哨捕于海中，而勿使近岸，是为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而勿容登泊，是为中策;若纵之深入，残害地方，首当坐罪。”

        他不仅明确指出“海防之策，御寇于海洋、海岸”、“今日之大忧者，似不在于海，而尤在于留都。留都、海防相为表里”这两点，同时强调:“向来留都所设四十八卫，养骄气傲，跋扈难制，其祸至于【弑】(杀)户侍而姑息抚安，譬之痈肿，已成难救药矣。”而虽然有总兵之设，但“空临于京师数万卒之上”，“无所作为”，所以需要“以功能素著总兵一人，如俞大猷、戚继光者，置之于吴淞江口，而带衔于留都，列诸五军都督”，陆兵参将“专驻金山，精练马步兵数千”，水兵参将“分驻竹箔、营前二沙，精练舟师万余”，总兵亲驻吴淞江，这样即留都南京才算安稳。“留都安则海滨盐盗之徒不敢啸聚，而海防之政益易于修举矣。京【防】(师)、海防一举兼得。”g 留都之外，江南、江北之海防各有要点。大体讲江南海防水战为主，所以说“南直海防惟松江、苏州”，而江北则以陆路防守为主。有关各江南和江北防御点的细节，时人郑若曾、郑晓都已有详细的叙述，清初杜臻亦有总结。对于大江南北的地形局势，则以顾祖禹所抄录的总结为最佳，充分概括了江南和江北的防御形势和要点:

       吴淞而南，虽有港汊，每多砂碛，贼可登岸，兵难泊舟，兼水陆之险，于      此防御，至为切要。……

       江北岸则东起料角嘴……贼由狼山江而西，则三江口(在扬州府东南)为登犯  之径，若越海门而北，则必犯大海口。大海口有水陆路，南道庙湾与刘庄、姚家荡俱为大镇，贼每觊觎。……《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卫，以迫近海塘，北接吴淞口也;曰吴淞口，以苏松二郡之要害也; 曰刘家河，由太仓入犯之径道也;曰白茆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即三江口以逼近扬州也;曰北海，所从以通新插港，又有盐徒聚艘于此也;曰庙湾，以其为巨镇，而可通大海口也。

       此外，江北的海防虽然和漕运有关(由营兵系统的职官设置亦可显见)，但最后仍直指: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常、镇、淮、扬当江河入海之际，虽极大艟舰，皆可乘潮而入。近岁倭寇徉言分劫，其心之狡，实欲自长江以趋留都，自淮河以窥中原，而终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御坚也。必水陆常会哨互援，苍、福诸船顺流以遏贼锋，或出贼后。贼若登岸，则以团练之兵御之。此常胜之形也。四郡无患，则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卧矣。

        此即江北海防的显著意义。下面简要论述各府县卫营据点。

        (一)营兵系统。从营兵系统看，嘉靖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增置的圌山、荻港、游兵三营，在嘉靖后形成定制的南北两个副总兵无不显示了倭乱对海防体系完善和营兵制发展的推动。

        由于江防已有操江、巡江御史专门负责，海防的专责后来主要落在南北巡抚，即应天巡抚和凤阳巡抚身上。苏松(驻太仓)、常镇(驻江阴)、徐州(淮徐，驻徐)、扬州四个兵备道以及淮扬海防道(驻泰州)为其主要辖属。值得注意的是，下江巡江御史所辖范围，已超越原来巡抚和操江分管、“江南”(金山总兵，崇明参将)和“江北”(狼山副总兵，徐州参将)分管的所谓“九卫十所”及各营配合的模式。海防主要可分为江南、江北两大区，其军事力量以11卫15所及各营为代表。卫所系统相对明晰，营兵系统的情况由于经常变动颇为复杂，现仅择要述之。江南的镇守江南副总兵驻吴淞，金山参将驻金山，金山参将原名崇明参将，系嘉靖三十九年巡抚翁大立题改名。另刘家河游击将军则在崇明参将驻金山后移驻崇明。游击将军以下五个守备，总体来看皆是嘉靖中期受倭寇挑战时设置或升级，后来无事则降级、改派任务或裁撤。江北的南直隶狼山提督副总兵驻通州，分守徐州参将驻徐宿，隆庆三年改驻吴淞，“专管江南水陆兵马”。仪征守备驻仪征江口(专管江北备倭捕盗事务)。提督漕运镇守淮安总兵官驻扎淮安，“总理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也驻淮安。江北的重心在“粮”非常明显，徐州和淮安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虽职司转漕，实示控扼之势，盖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另有把总4员驻本地，与江南9员合为13员。江北把总的设置情况反映了嘉靖倭寇侵犯的时间略晚，以及万历以后江北所面临的更不稳定的形势。后郑若曾建议增设新港、北海、庙湾三把总及海安陆路游击。

         (二)府县卫所。1. 应天府。应天府为南直隶的心脏，南直隶海防很核心的一点即是围绕留都的安危展开的。江南四镇即为应天府的屏障。“国家兴自南服，定都建业，苏松常镇实股肱郡也。其地带江海而襟淮浙，凶猾之徒往往驾大舰，乘风涛，规煮海之利，因岀没攻剽为患。……顷缘山束，残寇流入江南，一再越留都乘风鼓行，假息常镇境上。”在南京内外守备统率下南京亲军卫的力量基本集中在应天府，加上南京兵部尚书和文武操江掌控的应天府附近营兵武装力量，南京的防卫力量毋庸置疑。倭寇震动南京“整众犯大安德门”时，南京守军尚能“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央冈等门往来窥觇。”表明其武器配备尚能操作，这点是很重要的。在南直隶海防体系中，作为核心位置的应天府的防守重要性毋需赘言。上元县为孝陵卫所在，大胜关、秣陵关、龙江关为几处重要关卡所在。
        2.镇江府:镇江卫。镇江府境内最重要的据点自东而西为包港、圌山和京口。包港为镇常二府交界，可与孟河(营)为犄角。圌山为江海交界处，故划分巡抚和操江职权范围时要以圌山和三江会口为界。圌山为军事要地，设有圌山营。其驻防人员屡变，至隆庆六年奏定其数为800名。值得特别注意者，圌山把总在嘉靖四十二年定下南北两巡抚负责海防后仍归操江节制。京口为府城所在，有金山与焦山之天险，水势纵分，为“金陵门户”，亦可与对岸的瓜洲形成防御犄角。整体讲，镇江府丹徒县为最要，为南京之门户，丹阳和金坛次之。镇江卫的武装力量有上千人。

        3.苏州府:苏州卫、镇海卫、太仓卫。苏松两府是南京的屏障。苏州境内有七个要点:宝山(协守吴淞)、吴淞、崇明三个守御千户所以及自北往南福山港、白茆港、七丫港、浏河(刘家河)四个海口。

        吴淞所和宝山所在嘉定县境东南。吴淞所洪武十九年建。对面有青浦寨，洪武十九年建，“与吴淞所相犄角”。江南副总兵嘉靖四十三年后改驻吴淞，其地位自可知。宝山所系万历初定名，嘉靖时尚称协守吴淞中千户所。其守御比较困难，但关乎吴淞的整体防御:

        故置守吴淞，复分戍靑浦(即今宝山所)，譬之备穿窬者，间旷之处，多为籓篱而已。嘉靖中，贼之来者，舳舻连云，锋刅耀日。万室之邑，三军之众，往往婴城自守。乃欲以数百人逆其至，邀其归，不亦难乎?盖吴淞之溃，前事之明鉴也。自置镇以来，屹然遂为三吴之锁钥矣。……且文皇帝遣使异国，乃筑宝山以识出入之道，非所以防盗也。后贼欲寇苏州，辄望此山而泊。

       崇明所在崇明县境内，洪武二十年置。南沙、竹箔沙二险要处有营堡。常熟县有福山、白茆、双滨村三营堡。前两者由于系海口，故最重。白茆有专门之备倭寨。福山则有军队扎营操练。正德七年贼寇袭击时，因为福山防卫力量充分，故贼寇即转往狼山。苏州府首县吴县，境内的苏州卫在府治东，所以在有些著述中反被忽略。另有九折村营堡。太仓卫吴元年置，镇海卫洪武十二年置，亦在太仓城内，操江御史曾多次亲临太仓州指挥战斗。当然，也有“中丞节钺漫临营”、“操江都宪驻太仓，倭寇愈猖獗”之类的讥讽。州治内七丫港和刘家港两大要地建有营堡。浏河港因系大型战舰所在，故嘉靖后镇守军官由把总升参将、游击将军。七丫港则由于娄江与太湖的联结关系，故当之无愧为“门户”。太仓州与太仓卫的问题比较复杂，方志中有专论弘治十年建州之事，与军民矛盾有关。所概括最佳者，系“州牧”与“卫吏”之“相轧”、“相玩”: 

       臣尝得诸里传巷议，佥谓祖宗之时，额建太仓、镇海二卫，以须备倭。……自弘治十年，巡抚右副都御史朱瑄误听军强民弱之议，即疏建州治，乃割常熟、昆山、嘉定之半，隶而为州，添设州牧等员，而宪司寝革，自兹法日隳，民日病，盖将不胜其众害矣!是何也?州牧之与卫吏，位相轧，法不相束，则其势不得不至于相玩。

      昆山县亦曾分置二乡置太仓。苏州海港众多，防御也“以水兵为主”。“何谓有海港而无海塘?盖苏州之海……皆潮汐之所往来，沙船之所出入，原未尝筑塘以限隔之也。故倭舶乘风乘潮可以冲突，而我兵船亦可驾风扬帆以哨以御。向来吴淞江口副总兵亲提重兵，结水寨以控扼之，而刘河、七鸦、白茆亦各有把总兵船分守具备，不可谓不密矣。但各兵船畏惧飓风，常潜泊于港内，贼至或不知或知，而御之不及。又各枝自分彼己，不肯协力应援，俟贼入港，然后官兵击之，吁不亦晚乎!”因此，必须“自嘉定之吴淞所、太仓之刘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贼舟可入者，各设水兵把总以堵截之”。

        4.松江府:金山卫。自北而南，川沙堡、南汇嘴、青村、柘林与金山卫是松江府境内五个最重要的海防据点:“今自吴淞所而南为川沙堡……此皆不远六十里，声援易及，首尾相应，宛然常山蛇势。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f 时人建议在几个据点修筑营寨团堡:“臣等看得防守贵于周密，分布在据要害。所据本官奏称前因，诚为得其肯綮，合无备行总督张经及各该抚操等官，趁今兵力四集之时，一面相机征剿，以图殄灭，一面审度地利，于金山、青村、南汇一带严行修复营寨团堡，不得徒为文具。”此三处的防卫，不仅关乎松江一府境内之安危，而且关乎整个南直隶的防守大势。金山卫原为江南副总兵驻地，后为参将驻地，在松江府内。青村所城与南汇嘴所城按《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俱洪武二十年建。南汇嘴，明代朝鲜人记曰:“汇嘴:汇，水回合处也;嘴，海口也。”即南边水合之海口意。“清析置县”，后来更是“以南汇嘴为江海之界”。柘林和川沙则因为曾被倭寇据为巢穴，所以深受重视，后来便设置营堡和把总守卫。所谓“有海塘而无港口者”者，为与苏州相比，松江的海防反而“以陆兵为主”，因其“有海塘而无海港”:

        何谓有海塘而无海港?盖松江之海，起于独山而迄于小汤洼，迢迢二百四十八里皆有护塘为之限隔，高厚如城，别无港汊可以通海，护塘之内外相夹皆水也，在内者谓之运盐河，又谓之横港，在外者谓之堑濠，又谓之护塘沟。昔人所以筑此塘者，本为捍盐潮，恐其害苗也。国初用为金汤，以备倭患，设卫所墪堡于堑濠之外，寇至则捍御于海岸滩涂，不容登泊。万一不支，则踰堑而守，寇进不得攻退无所掠，护塘之功用，岂小小哉?迩年堑濠多湮，护塘海岸合为一片，寇至即聚于护塘，而运盐河之内水田狭塍，难于屯御，大可慨已。

        另外，上海和华亭二县烽堠极多。此苏松二府所值得注意者。

        5.常州府。常州府当长江入海口，自东而西的据点为杨舍、靖江和孟河。江阴县要地在杨舍，“杨舍枕江之上，界连姑熟诸港，滔滔会江为险，左襟谷渎，仅五里许，其为屏捍。”杨舍防守的要点在江上会有沙淤积，从而成为“盗贼窟穴”，所以万历时应天巡抚王应麟“谓杨舍堡守备所分信地，专守谷渎港，其堡外江中有平宁沙，例拨浙兵三十名守之。今渐长至三十余里，可为盗贼窟穴。而谷渎港日就污塞，则险已移平宁矣。议将官兵专守平宁，以浙兵守谷渎，则移易就险诚为得策。”

        靖江县在江中沙渚，与江阴县(及杨舍镇)当江之要冲，最为切要。靖江“旧有上城”，成化十三年，知县张汝华“因其址修筑”。不过，靖江仍多次面临海寇、海盗、倭寇袭击，故一直都在修城、加筑:

        十七年，海盗(刘通)冲斥，巡捕御史王瓉命县再加修治。正德元年，海盗(□天案□东山) 人发，巡抚都御史艾璞委本府通判刘昂、知县周奇健加筑土墙于城上，四门易以陶甓，覆以楼居……嘉靖八年，海寇(侯仲金、郑二)窃发，知县郑翘修筑，加立警铺二十所。今废。三十二年，因倭寇冲突，江南、北州县皆修筑城堡。知县汪玉承领郡藏，分责殷实人户甃以砖石、敌台、门楼、女墙，俱如制。

        三十二年因倭乱的这次加筑，并未能有效遏制倭寇:“三十三年，倭寇入境，杀掠甚众。募兵增民壮，新科倍于旧额。” 孟河由于地处水势由东西向而拐转南北向之处，所以布置得当有控扼之效。另外，常州府首县武进县西有魏村闸百户所。其民壮数和船数相比各州县偏多，亦由江防和海防重任所定。
        6.扬州府:扬州卫、仪真卫、高邮卫。扬州府境内险要据点有三组。第一组是三江口、仪真和瓜洲。这种“门户”，军营和守备在这里较为密集;第二组是包港和孟河斜对的江北地方，即泰兴县周家桥一带; 第三组是临海的掘港、廖角嘴、吕四场和狼山，基本属于“盗贼渊蒴”，与其盐场之所在及海角的地理位置有关。扬州府各县皆有民壮几百人，首县江都县，其下五镇俱有巡检司，统弓兵410人。属于第一组据点的瓜洲镇“【居民商贾辐辏之地】(建有砖城，居民稠密，商贾辐辏)，江南【运粮】(粮运)，由此过坝，【最为险要】”。扬州卫在江都县境，旗军8960员，屯军4440员。这就是《重订赋役成规》所讲的“水陆具备，官兵棋布星列”的情形。瓜洲的位置极重，称“运道襟喉、留都门户”。再加上倭寇的问题，筑城很迫切。嘉靖以倭变再次筑城，操江、巡抚、巡按、巡盐御史、知府、江防同知均参与。可见到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筑城时，操江都御史排在凤阳巡抚郑晓之前，显示江海防事权的直接负责者仍是操江御史。由于瓜洲位置重要，故专设瓜洲营。仪真卫在仪真县境，高邮卫在高邮州境内，“高邮、仪真卫，制如扬州，于通、泰、兴化、盐城置守御千户所者四，统吏目镇抚及十百户所，与诸郡县犬牙错处，以军为民卫。”第二组据点的周家桥处于中间地带，设有把总。类似情况的泰州县，境内有刘庄、白驹、拼茶、角斜四堡。泰州、通州、如皋皆烽堠极多。第三组的情况最为复杂。海门县最要者为廖角嘴，“在县东南，旧为大江入海之冲。祝穆曰:料角嘴中有咸、淡二水，不相混杂，舟人不待汲能辨之，其形势号为控扼。……其沙脉坍涨不常，潮水委蛇曲折，水路可认，水盛则一望弥漫，非熟于往来者，不能知也。……嘉靖中，官军败倭于此。”熊尚文任海防道时，“巡历海门县地方，深探海势，见料角嘴半插海中，遂建军营预防倭警，创名新义营。”“从南直巡按御史颜思忠言，分淮安大营兵六百守廖角嘴。”

       通州“介在江海，自嘉靖甲寅已来，倭寇犯顺，当事者闻之于朝，增置文武大吏为之镇”、“盖淮扬要区，而为荆楚吴越门户，备倭设险，缓急利便，非图何以考境得失?”“《海防考》:余东、余西，扬州之保障也。贼从狼山窥通州及海门之料角嘴、吕四场、新插港、崛港来犯者，扼之于此，要害既得，则扬州可以无患”。嘉靖三十七年，“复改定仪真守备信地，以新港至瓜、仪、六合隶江防，而天长及江都、高邮隶陆防，仍听狼山副总兵节制。”四十二年，“改狼山副总兵为镇守总兵官，兼辖大江南北。仇俊卿曰:海寇之来，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则自广入闽矣”。狼山守将地位的提升与海防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密切相关。万历时，“漕运总督李三才以扬州等处天鸣，和州一带地震，清桃、来安等处俱有盐徒屯聚强盗流剽，虽渐已解散，而北方大水，流民载道，占者咸恐有兵，请以扬州参将孙绳祖补狼山副总兵，以防倭寇并弹压诸盐徒。事下兵部。”狼山副总兵肩负着防倭和弹压盐徒的双重任务。

       如皋县有掘港东营、掘港西营二营堡，掘港场、李家堡。“上命信国公和行视师，筑海上备倭城，籍民，四丁调一为戍兵，而如皋、掘港始设备倭军营、堡、斥堠，与通、泰诸所并列矣。”如皋有掘港营，“东、南、北三面环海，惟西一路接如皋，为倭寇首犯要地。旧设土堡，每岁汛期，委扬州卫指挥一员，领军一千三百名守堡防御。”掘港营在天顺间曾“挑选精壮入卫京师，止存军五百五十名”。所以在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侵入时“再被蹂躏”，“巡抚郑晓奏设把总。三十八年，巡抚李燧奏改守备统东西二营召募民兵三千余名，设战船一百余只。后经承平，渐加减汰，尚存水陆官兵六百余。”

        7.淮安府: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淮安府境内的据点自北而南为海州、庙湾和盐城。淮安府山阳县境内有淮安卫;山阳县北有大河卫。盐城县境内有盐城所。安东县东有海州所，海州有东海所。邳州境有邳州卫。就淮安境内营的配置看，《明会典》载“分守二员”，除金山参将外，另一即为徐州参将。

       “隆庆四年，自雎陈参将改。所辖徐州武平、曹濮、雎陈等处地方兵，分为三营。徐州一营，宿州一营，归德一营。粮运得驻徐州，以保运道。冰合驻宿州，以防陆路，春驻归德，以防窃发。”徐州参将一年需要不断变换驻地，任务较重。

         松江、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五府的一些防御要点前人已有详细研究。以《筹海图编》卷6、《武备志》卷216《古度载度》看，南直隶各处巡检司、卫所和营堡的防卫设置较为明确，府以下地名的位置，以及营堡、瞭台、烽堠位置，各方志也或多或少有列举。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记录仍是某个时间段的切面，并非在同一时期所有防御点都存在;有些共同存在的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荒废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三、余论

       总体而言，府、县、卫、营配置的问题体现了新旧制度变化残存的叠加。一般而言，营的信地范围很大，涵盖了不少府、县、卫的信地范围。林为楷曾举出安庆营和圌山营二例，证明其范围分别包含了26和7个小的江防单位信地。不过，诚如史褒善所指出的，“沿江地方虽设有卫所，然行伍单弱，徒存虚名，已不堪用。而县司之民壮，弓兵又皆常流，止可巡缉于平时，难以御敌于有事。”所以，不能对这些联防有太高期望，营的设置正是对这些缺陷的弥补。不过，会哨问题营兵制也不能完全避免。各信地之间的配合，平常以会哨来实现。但会哨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执行、不按时间严格执行，或者水上的会哨传递烽牌竟然在陆地上传递，完全起不到会哨的作用:“查烽牌:烽牌之设，原为传令哨兵，依时接填，以验人船有无在江。乃近多每日轮人陆负相递者，可恨!可恨!”

      《南京都察院志》详述了各种注意事项。在江防中，由于有长江这一条“线”，所以很容易看到营与营之间府卫江防单位的这种“穿插”。而在其他地方，则不易找到线性信地地段的吻合。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则营的信地也可以在府卫之中，是为营间府卫。如扬州府所属扬州府军卫和镇江府所属镇江府军卫，信地范围略可以包括仪真水陆营和瓜洲水陆营、三江营、圌山营六大营。这些营正好处于两府、两卫之间，在战略位置上较为合理。

         就防御力量配备看，每处巡捕民壮或军舍不会超过200人，巡船若干艘，最多十几艘，有些地方系征用民船而无常备。每府或卫的范围内不会超过500人(总的巡捕民壮有些地方可以达到上千甚至2000)，弓兵亦不超500人，大的地方府卫民壮、弓兵、军余加起来可以有上千。而营的分驻则每处一般有几百人，船几十艘，全营则一般一两千人，新江口营因为负责南京的防卫，故基本还能稳定6000—8000左右的实数。卫所的配置实数一般为卫数千人，所数百人，另有些地方有一千以内的屯军。整体来看，平时将力量分散仍然是很合理的，否则地方政府的供养、卫所屯田的供养都会有问题。不过各处的这种看似“合理”的配置，其实是在嘉靖倭乱以后形成的，是战后适应的结果，是以嘉靖以前许多统计数字会偏低。而随着万历以后整体防御局势的再一次升级，这些数字又会以“补募”的形式上升。《南京都察院志》比《江防考》大的那些数字很多即是如此，而《武备志》在各信地的记载上更多是循《江防考》，所以很多时候也偏小，更多反映的是隆庆及万历初期而非万历后期天启时的状况。对记载歧异的数据的分析有助于看到数据动态的意义。

        总体而言，从南直隶海防格局和错综复杂的海防部署可以看出，从嘉靖时倭寇对明代海防的挑战开始，在保障留都和财赋之地、漕粮通道的迫切要求下，明政府迅速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确立了较为严密的海防体系。在募兵应对动乱的大背景下，军事将领如参将、守备等，与按察使辖下的兵备道、海防道一样，也从各地募练士兵，这些募兵在战后有一部分也进入营兵系统。从海防地理格局和布防亦可看出嘉靖以后防御的重心和主要防御力量都落在营兵系统，卫所系统的作用进一步被削弱或取代。营兵制在南直地区海防以及江防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崇明参将移驻金山变为金山参将，狼山副总兵统辖通州、周家桥一带水路各参将、守备、把总，川沙堡、柘林堡、刘家河、京口、圌山、福山港、周家桥、东海等处嘉靖三十多年增设把总，较为合理的海防部署在应对挑战中渐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