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论争：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说起

本文原刊登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2016.02)，頁1-13。

“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

徐泓
摘 要：“新清史”論爭起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隨後，西方學者分別就研究立場、運用史料及論爭議題核心—“漢化” 問題，開展論爭。2000年以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本文從論爭的緣起、西方學界的論爭及其後論爭再興於兩岸，論述“新清史”論爭的歷史，厘清“新清史” 論爭之重點，點明論爭之政治性質，呼籲參與“新清史”論爭謹守學術規範，回歸學術本質，避免非學術意氣之介入。
關鍵字：新清史；何炳棣；羅友枝；歐立德；漢化；汪榮祖；滿族中心論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16）00-0000-00

1967 年，何炳棣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一個小組會議上，發表“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刊載於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同年，何炳棣與鄒讜合辦一個為期十天的大型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討論中共政治與國際問題，並論述中國的歷史傳統。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為基礎，將討論的時段擴及整個中國歷史，題為“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國歷史遺產的幾個值得思考的顯著特色》)，分析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遺產。 這次發言普遍得到當時漢學界的認同，卻在三十年後引發了一場論戰。
何炳棣從興與衰的對立面討論清代的重要性及其局限，並延伸出傳統中國制度與儒家文化解體的議題，其論點包括：(一)歷代中國的疆域，基本上是以長城以內的本部十八省為主，漢、唐、蒙元疆域雖擴及中亞，甚至更廣闊，但都不能維持長久；只有清朝，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經營，將長城以外的東北、蒙古、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納入實際統治的版圖，結成一個以漢、滿、蒙、回、藏、苗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而為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及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二)傳統中國官方人口總數，漢唐以前不過六千萬，宋、明才超過一億多，至康雍乾太平盛世，全國人口爆增，道光末年已增至四億三千萬，到196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更達七億，不能不說是清代留下來的遺產。(三)清廷由於採用制度性的漢化政策，以程朱理學為漢化政策核心，有利於滿族八旗封建政權向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演變；因此，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四) 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到清代臻於成熟，區域間經濟與社會的整合，達到歷史上的新高。(五)清代在物質文化、藝術、印刷和圖書文庫方面，取得豐富而輝煌的成就。(六)清朝由於人口爆增導致一連串當時的科技無法解決的經濟難題；乾隆朝以後貪污侵盜公款的情況普遍而嚴重，盛世危機下，爆發白蓮教亂及其他不斷的民變；太平軍之亂後，政治非中央化，地方勢力興起，無法掌控，加上大行捐納制度以解決財政困難，卻造成官僚制度的敗壞；以及面對歷史上從未有的西方優勢現代政治的風暴，最後導致衰亡的命運。
何文關懷的議題以及闡述歷史脈絡的方式，已經超越清朝斷代的限制，可以說是從歷史發展動因及歷史遺產造成現代中國危機的深層思考，對中國歷史的長期發展的總結。此一觀點在1970年代“帝制晚期”的學術討論中，並未受到質疑，卻在90年代西方漢學研究路數漸有更易之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發展出所謂的 “新清史論爭”，其原因及過程值得深究。

一、“新清史”論爭：何、羅論戰與西方史學界的反應

過去對清朝有許多負面評價，主要受清末革命宣傳反滿，及將近代中國衰落的關鍵歸咎於明清海禁、閉關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響。何炳棣此論一出，讀者咸以為其評價公正，普為清史研究者與教師所引用，大大地改變清代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近年來，受人類學家的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影響，西方史學界開始批判歐洲中心論，改以中國中心觀來進行中國史研究。但由於去核心與去霸權的學術走向，使得中國中心論仍無法滿足學者的新需求；因此，他們進一步批判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中心觀。於是有學者批判以漢族為中心的清史研究，倡議改以滿族為中心的角度治清史。
“新清史”論爭始自1996年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時的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全文刊載於1996年11月出刊的《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 羅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對清廷 “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的關鍵，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他們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透過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維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清朝統治者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維等非漢族的關係，從而良好有效地統治清帝國。
接著，知名的《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於1998年6月出了一期討論清朝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後，所謂的“新清史四書”：《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陸續出版， “新清史”學派逐漸成形。 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 ，“新清史” 學派正式成立。
何炳棣認為羅友枝的批評漏洞百出，兩年後強力反擊。與羅友枝在同一份學報── 《亞洲研究學報》上進行辯論，此即著名的《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一文出現的緣起。 何炳棣的文章以極大篇幅論述漢文化及漢化發展歷史的各個方面，並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何炳棣說：國際學界依據漢文化的內涵和成就的豐富所作的總體評價是，中國文明“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都廣博和複雜”。 又說：漢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中國人不斷引進吸收外來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調整，其影響力，由中國周邊的東亞和東北亞擴展到全球。在此一過程中，中國的人本信仰，推己及人的文化本質，給異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漢族又虛心地、能動地借用外來的宗教、思想和物質文化，不斷豐富漢文化的內涵，使漢文化充滿生命力，而能不斷擴展。
何炳棣對於羅友枝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以宏觀、多面性的論題進行論述，羅氏卻單就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原文的真實觀點。何炳棣舉出甚多羅友枝曲解原文論點之處，強調其基本論點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卻無視於此，在漢族和滿族及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其次，羅友枝忽視滿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在於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提出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但在意識型態上卻拒絕漢化的說法，是片面而錯誤的。 何炳棣《捍衛漢化》一文中特別分析遼、金、元、西夏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識型態上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何炳棣還批評羅友枝忽視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全然不顧各種前人研究中關於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何炳棣質疑羅友枝討論中國歷史文化，只強調占少數的3%的民族，放棄對占97%的漢族及其文化之關注，這樣的論述怎麼站得住腳？何強調拋棄漢化因素，就無法理解清帝國統治成功原因。
何炳棣批駁羅友枝之後，羅友枝並無回應，其他學者亦無多大反響。撰文回應的西方學者僅能舉出寥寥數人，如：2003年，出身北京大學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 UC Santa Barbara) 校區任教的鄭小威博士，發表一篇“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以贊同羅友枝的立場，討論“新清史”論爭的核心，述及美國對漢化問題的研究脈絡。但司徒琳(Lynn A.Struve)主編，2004年出版號稱“新清史”新作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論文集中，就看不到任何對同羅友枝“新清史”的討論或回應；似乎西方學界的“新清史”論爭已沈寂下來。
反而是何炳棣的論點後繼有人，尤其是華裔學者反應熱烈，如趙剛(Zhao Gang)與黃培(Pei Huang)。2006年，趙剛在《近代中國》學報(Modern China) 上發表《重造中國：清帝國意識形態與20世紀初近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崛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他指出滿文的“Dulimbai Gurun” ( “中國” 的直譯) 與漢文的“中國” 在清朝官方文書中均指包括滿洲、蒙古、西藏、新疆在內的大清帝國領土，外交文書如《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滿文本也都使用“Dulimbai Gurun”(“中國”) 一詞代表清帝國；因此， “新清史”將“中國” 一詞只等同於 “漢”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 趙剛的論點，也得到一些西方史家的支持，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白蓮娜(Elena Barabantseva)先後發表同樣的看法。
2011年，黃培(Pei Huang) 更出版了一本專書《滿人的再定位：一項漢化的研究（1583-1795年）》(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公開支持何炳棣。黃培論述了滿洲人如何借用漢人的統治方法與生活方式，以及從努爾哈赤起兵至乾隆末年之間，滿人在經濟、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種種改變，強調此時的滿漢交流並非單向的過程，滿洲文化同樣影響“漢文化”。滿人並非完全的異民族政權，因為女真的漢化歷程早在入關前就已開始。黃培與“新清史”的分歧主要是對漢化定義不同，他採廣義的定義，認為滿人雖仍保有滿族的身分認同，但不妨礙其接受漢文化；而“新清史”學者的漢化定義則嚴格得多，他們認定漢化意味著滿人完全接受漢文化與族群認同。對於“新清史”強調的內陸亞洲民族對清朝的重要性方面，黃培認為清朝統一中國主要靠漢人降將、降兵之力，蒙古軍隊的作用不大。“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並不認同黃培的說法，歐立德批判黃培是漢文化和漢字優越論者，認為黃培的“十八世紀以後，滿人失去勇武精神成為懶散、揮霍的特權階級”等觀點，不過是護衛五十年代中國史家的老舊論調。雖然有趙剛、黃培等華裔學者的撰著支持，但其他西方史家大多數以沉默態度對待何炳棣的論點；可以說西方學者似乎已一面倒向“新清史”。

二、“新清史”論爭再起：兩岸史學界的反響

2000 年以後，隨著羅、何論爭相關論著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注意“新清史”的人多了起來。定宜莊於2008年發表《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呼應“新清史”，引起不少反響。2010年，劉小萌發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闡明“新清史”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的創新，並提出應對之方。 其後，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劉鳳雲和劉文鵬選輯國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論著，並彙集國內學術界的相關論述與評議，出版了《清朝的國家認同: “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另外還召開“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更引發討論的熱潮。
在這次會議中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在出版《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一書時將羅友枝批評何炳棣的文章中最富政治性的一節“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語境差異”為由，完全刪掉。書中，大陸學者多強調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與“新清史”學者注重清代的武力征服，強調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的論點形成對比。美國學者認為大陸學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識形態，有損學術獨立，認為他們有民族主義支配的偏見。會議原始的學術目的似乎沒有達成，反而招來更多非學術性的評論。此後，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觀點得到一些大陸學者的回應和讀者的關注，報章雜誌和網路上的論爭也就多了起來。
臺灣學者也關注“新清史”的學術發展，中央大學的王成勉教授就敏銳地看出“新清史” 論爭的盲點在雙方的各說各話，于2006年發表《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中央研究院學者因為關注族群問題，也對“新清史” 產生興趣；2013年，由臺灣史研究所領頭組織“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研讀西方“新清史”論著。2012年11月30日,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汪榮祖教授召開“ 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約集了兩岸清史學者十餘人，討論清帝國的性質，編成《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於2014年8月出版(臺北：遠流出版）。由於主編汪教授對“新清史”持批判立場，激起支持“新清史”的學者不滿；這本書的出版，尤其對大陸“新清史”的論爭，無異火上添油。2015年4 月12日，姚大力發表《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挑戰汪榮祖的觀點。接著汪榮祖於5月17日發表《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5月31日，姚大力再發表《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6月21日，汪榮祖再答姚大力，發表《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 嗎？》，一來一往，互不相讓；兩人的文章在網路上瘋傳，引起更多人對“新清史”論爭的關注。
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網》，也注意到“新清史” 論爭的影響，發表多篇文章，直指“新清史”的學術問題及其隱含的政治主張。其中李治亭在第728期發表的《 “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4月20日)，指出“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旨在分裂中國”，旗幟最為鮮明，言語最為激動。中央民族大學鍾焓教授也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訪問，指出：“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不在於史實重建，而在於話語構建，以族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認同決定論，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和後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話語才是構築其學術體系的三大基石；且為證明其理論模式的有效性，“新清史”學派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 相關討論並未平息，2015年7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與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還聯合主辦《“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建構”學術研討會》，回顧與反思“新清史”研究。

三、 “新清史” 論爭應重視學術的本質

1. 秉持純粹學術立場
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和網路普及無遠弗屆的今天，如何對待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各種新觀點及其影響，的確是我們要嚴肅對待的問題。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無視其存在。
定宜莊與現今“新清史”主要領頭學者歐立德，在2013年聯合發表《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此文可視為西方學者與部分大陸學者對於“新清史”的共識與展望，希望學者們從更多元的視角看待清朝歷史發展。文中特別提到“如何面對西方學術觀念與理論的問題”:

當我們評判一項史學研究成果的好壞、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理論的成敗時，標準應該首先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規範合理、它的結論是否給人以啟示，至於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中國還是外國、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反而應該列為其次。——更多強調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種很為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也為學界所普遍認同並接受。我們認為，對於“新清史”，何不也參照一下這種態度呢？ ——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

定宜莊之外，劉小萌也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提出回應“新清史” 應注意的問題：第一，要端正我們的態度，從“新清史”的研究中汲取有益啟示；
第二，應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 ，對“漢化”的涵義、“漢化”與漢文化“涵化”的差別作出說明。不可因表述的便利，而造成“今人”對“古人”的一種理解錯位；
第三，應承認研究取向上的差異 ，特別是在滿漢關係、清朝特色、八旗社會、民族認同等議題的討論，“新清史”學者與中國學者側重的角度與討論重點有明顯差別，這些差異的形成，有著複雜的背景與原因，應承認差異，明確差異，進而通過討論，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在彌合差異的基礎上求得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共識；第四，回應“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錯誤 。美國“新清史”標榜從滿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與清史研究的本意明顯抵牾。劉小萌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應包括清朝（清代）這一時段內、任何與清帝國龐大空間相關的歷史現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新清史”在定義上是有問題的。“新清史”否定滿族所建清朝（還引申到歷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或以漢滿民族衝突對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強調滿族特色卻無視漢族和漢文化的主導作用；這些論述均有悖中國歷史發展及滿漢關係發展的基本事實。劉小萌指出：“新清史” 的說法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提出“滿蒙征服論”相似，“新清史”倘不能與之劃清界限，就會陷入很尷尬的境地。
面對“新清史”的挑戰，三位學者都提到，應該站在純粹學術的立場面對外來的新觀念，“無論是研究角度、理論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中”“汲取有益啟示”；要正視中西學者研究取向的差異，差異可通過研究討論來增加學術的內涵。也就是依據堅實史料與合理的分析，理性客觀的態度研究的成果，以理服人。這個態度普遍為學界所認同，例如在面對西方學者對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關係的質疑時，泓就曾運用計量方法，以57 個科次新出版、公開的明代進士登科資料，提取有效樣本 15,528 件（多於何炳棣的 22 科 6,228 件），實證地研究明代向上社會流動。
　2. 對“新清史” 強調運用內亞民族文字史料的反思
“新清史”學者對何炳棣的質疑，主要來自於他們聲稱研究清史必須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認為從不同語言類型的“新史料”才能看到一些過去看不到的事物。甚至有人極端地提出：不識滿文就不能研究清史。但事實上，“新清史”學者運用的內亞民族文字史料並不如他們聲稱那麼豐富，那麼具關鍵作用。 路康樂的著作未涉及任何滿文材料；羅友枝的著作引用大量未刊檔案史料，卻只是漢文史料，基本上沒有她主張的新見滿文史料；柯嬌燕使用滿文史料也僅限於早已廣為利用的《滿文老檔》。 只有歐立德的著作確實引用過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滿文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早在該書問世前已經譯成漢文。其他作者在引用新見滿文史料上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至於其他語種的民族文字史料更是“難覓影蹤” ；“新清史”學者的著作依據的的主要史料仍然是以“漢文”為主。其實，百多年來，中、日學者早就一直致力於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研究歷史，尤其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 中國領頭研究清史的前輩學者王鍾翰先生就一貫重視運用滿文文獻，側重從滿族角度作研究。 日本學者自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神田信夫等也早就關注滿文檔案的收集、整理與譯注，做為研究清史的基礎。 從這個角度看，“新清史”學者在運用非漢文史料方面並不比以前的“舊清史”學者先進。而且隨著關鍵性的滿文檔案如《滿文老檔》、《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等翻譯印行，其他相關滿文史料也正陸續譯編中；似乎“新清史” 標榜的精通滿文漸漸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須具備的特別本領，反而精通中文和日文，能夠閱讀、理解清史文獻與檔案及近人研究論著，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不可缺少的關鍵本領。
誠如以上所說的，“新清史” 論著引用的滿文資料雖不夠多，而中、日史家在整理和運用滿文史料上，也早有傳統，卓然有成，不必等待“新清史” 的提倡，人們才懂得重視滿文史料。但是對西方清史學界來說，“新清史”帶動的研究風氣還是值得關注的，學習滿文，運用滿文檔案，如今成為熱潮。“新清史” 已在美國學界占一席之地。由於美國的學術霸權地位，這一風氣對世界其他各地史學界頗有影響，甚至對兩岸史學界，尤其是青年學子，也頗有影響。運用新史料詮釋歷史，本來就是史學界的共識。而兩岸老史學家也一直在教後輩學子學習滿文和運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王鍾翰老師就培養出優秀的史學家如定宜莊、劉小萌等，甚至歐立德也曾在王鐘翰門下學習；廣祿老師也在臺灣培養出如陳捷先、李學智、莊吉發等運用滿文史料治清史的重要專家。 受“新清史” 影響，清史研究再興熱潮，確是好事，值得鼓勵。但對“新清史” 提出的一些論爭議題如“漢化”、如“滿族中心”、如論爭的政治性質等問題還是應該進一步討論厘清，而不是一味地跟著走的。

3. 對“漢化”問題的討論
有的“新清史”學者認為：八旗是一個封閉制度，而此一封閉性，形成了滿族自我認同。但實際上原本設計為隔離滿人為主體的“旗人”與漢人為主體的“民人”的封閉性八旗制度是行不通的； 各地滿城(或旗城)中，有許多世代為兵（還有少數出仕）的旗人，“國語騎射”以外，別無生計，其日常生活對滿城周圍以漢族為主的民人嚴重依賴；導致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無法保持較長時期“獨立”或“封閉”。隨著時間推移，旗人對民人的依賴逐漸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尤其滿、漢不能通婚的限制也逐漸打破，滿語(或“清語”)也漸遺忘，旗人多只會說漢語，“國語騎射” 又不能堅持；滿族自身特性逐漸剝蝕，其族群自我認同自然削弱。
另一方面，滿洲原以八旗為核心，然而八旗各支的旗人只忠於旗主，而非皇帝本身。這對於要將部落合議制改成君主專制的滿洲皇帝來說，是相當不利的。他們必須借助儒家思想，特別是經過朱熹強化後的忠君觀念，來轉化旗人們效忠的物件。過去 “新清史”學者往往否認漢化和清朝國祚長久的關係，認為清統治者的漢化和儒化不過是籠絡漢人而已。但康熙二十五年御定《資治通鑒綱目全書》，於康熙三十年先譯成滿文，刊刻發行，針對漢人所發行的《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卻要等到康熙四十四年才開始整理，康熙四十六年才印行至全國；可知清廷對於宣揚“尊君”觀念的《資治通鑒綱目全書》的刊印，是先滿後漢，主要是供滿人研讀的。再聯繫康熙皇帝為滿文本所作的序文來看，滿洲君主不只是將儒家文化作為統治漢人的手段，而且是要借重《資治通鑒綱目》強化滿人的“尊君”觀念及重視綱常教化的功用。 由此可知，滿洲統治者運用儒家思想並非只局限于籠絡漢人，事實上他們也用漢文化的道德價值觀來教化本民族。即使在政治、經濟、法律上，滿洲統治者依然採取 “首崇滿洲”的政策，即使滿洲統治者大聲疾呼要保持本民族精神。然而，實際上，滿洲統治者卻多用儒家思想來教育滿人，使得他們的道德觀念逐漸轉變成儒家式的；就這一層面來說，滿洲人的確已經漢化或儒家化了。
雖然“新清史”學者不願把清朝當作傳統的中國王朝，但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滿洲人有時也稱呼自己的帝國為‘中國’，即使是稱呼邊疆地帶。” 在討論清朝是不是“中國王朝”和滿洲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多持否定態度。但“中國人”的定義是隨華夷之辨來的，“夷狄之入中國者則中國之”；華夷接觸之後，並非華全同化了夷，華夷彼此互相學習，相互影響，西方學者謂之“涵化”，中國學者稱為“融合”。 滿洲的統治者追求中國文化的精髓：他們熟讀儒家經典，純熟也運用漢文寫作，詩文、書法與繪畫造詣深厚，超乎一般漢人文士之上。他們早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皇帝，如雍正皇帝所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在清朝統治穩固後，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帝國已經形成。隆裕皇太后主導的《清帝遜位詔書》說道：“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樣的論述顯然是清朝多元一體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結果。
更重要的是，清朝以夷人入主中國，從髮式和服式改變了“中國人”的定義，改以剃頭辮髮為“中國人”的服飾。因此，當明鄭與清朝談判統一時，明鄭提議:“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康熙帝不准，他說：“ 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必須剃頭辮髮。終清之世，剃頭辮髮和長袍馬掛遂為中國人服式，甚至民國初年，賢如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始絡拖條辮子。
法律上，除了在外交文書上清朝政府自稱“中國” 稱其子民為“中國人” 外，宣統元年(1909) ，清廷制定的中國第一部國籍法，沒有定義“大清國人”的國籍，而是定義了“中國人”國籍。換言之，被“新清史”學者認為不認同“中國”的“滿族政權”，用國際規範的法令定義了自己的 “中國人國籍”（nationality），以及作為“中國人” 的身分。

4. “新清史” 論爭的政治性質
“新清史”的討論，尤其在華人學術圈內，大多視之為學術討論，只有少數以之為政治論爭。但正如劉小萌所提到的，西方學者的觀點往往“超出純粹學術研究的範疇，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西方學者常指責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民族主義傾向，有政治目的，並持以否定中國學者之研究成果。 例如他們批評中國學者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時，就曾引用蘇聯史家的話，說中國學者的研究是“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觀點(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 而大陸學者也有人附和這種指責，認為大陸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的背後是民族主義，也有學者認為“新清史”被批評為“分裂史”是誤讀。
　　但事實上，國內“新清史”論著普遍存在文本轉譯過程中刻意地忽略或刪節，以致有討論並不完整的問題。絕大多數讀者和學者並未讀過“新清史”論著的原文或全文，而是透過中文譯本來瞭解；而這些中文譯本往往有錯譯、節譯或漏譯之處。不少學者就曾提出 “新清史”的討論:有英文原著的中文翻譯問題，定宜莊在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的國際清史研討會上，就此有專題發言，批評了隨意翻譯甚至望文生義等現象。這雖然是文本轉譯經常出現的問題，但因此說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完全是誤讀了“新清史”論著，卻也未必。
維護“新清史”的人說到“羅、何” 論爭，已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支持“新清史”學者常將妖魔化的民族主義者標籤，妄貼在反對“新清史”學者的身上，例如說: “何炳棣是個‘無可救藥’不自覺的民族主義者 (Ho is a “hopelessly” unconscious nationalist)。” 尤其在中國崛起的當下，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常被人和執行維穩的中國政府畫上等號，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在學界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其實主導“新清史”的西方學者並沒有那麼無辜，他們的文章所表達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清楚，只是華人學者在大陸發表譯介時，常常故意把這一部分完全割棄。大陸讀者甚至學者一般是透過譯介瞭解的；因此，他們誤以為不同意“新清史”的學者，不是跟著政府當局走的狂熱民族主義者，就是不瞭解西方學術傳統的井底之蛙。羅友枝 的《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的譯介是個典型的例子，這篇關鍵性的論文一直沒有全文中譯本發表，除了張勉勵的譯介(《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之外，只有《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刊登的節譯；而這個譯本被刪節的部分，就是羅友枝文章最具政治爭議的內容，題為“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 (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直到最近，互聯網上才出現補譯本，但讀到的人並不多。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還是沒讀到，對羅友枝這段論述總是略而不談，似乎是怕讀者讀到之後會引起對羅友枝論文學術性的懷疑。反對“新清史”的人，似乎也沒讀到原文，甚至全不知道羅友枝這段議論的存在；因此，評論時也就不能直攻要害。其實羅友枝通篇文章的主旨在排除漢民族在清帝國中的政治地位，尤其在“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一文的結論，強烈抨擊近現代中國政治與學術，認為“漢化”是來自梁啟超、孫中山等漢民族主義者的“詭辯”，並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概念，意味著它必須去除。羅友枝在文章有這麼一段表述：

正如以前的中國政府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地鎮壓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並一再強調自己有決心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統治。1949年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一直在確保統一國家框架中少數民族的代表權地位，和注重少數民族的終極同化之間擺蕩。(Mackerras,1994)孫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義者討論assimilation時所用的名詞是“同化”，人民共和國學者代之以“融合”，也就是各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相互學習與影響”過程的結果 (Mackerras,1994, 7)。儘管有很多“民族團結”的口號，研究當代中國的人仍然會注意到在人民共和國國內仍持續存少數民族族群的民族主義(Gladney 1991;Townsend,1992)。一位西方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1996)將此現象視為歷來現代中國政府在建立構成中華民族 “想像的共同體”上的失敗。他的總結是：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nationless state)”。

羅友枝這段話，很難令人信服她只是在從事純學術討論，更難相信《再觀清代》完全沒有現實政治的考慮。西方史學家多認為近代民族主義乃世界動亂之源，在這股思潮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促進現代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就成為西方輿論攻擊的對象。 1989年之後，西方學者對待中國及中國史的態度翻轉，本來在不友善的氣氛中，出現這種評論並不足為奇。 尤其，近二十年以來，西方政界、學界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與西方政經優勢的衰退，十分焦慮，多以人權為理由，支持藏獨、疆獨，抨擊中國的民族政策。 由於羅友枝文章最關鍵一節《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在譯介時刻意被省略，支持“新清史”的大陸學者更是不提，而將討論焦點引導至西方流行的後殖民、族群的新理論詮釋。於是，模糊了新清史論爭的焦點，隱藏了參與論爭學者的潛在政治立場及其對現實中國政治的關懷和反響。

結語
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鑿不合。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歷史研究發展多元視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確的，但繼去歐洲中心論和去中國中心論之後，“新清史” 強調滿族中心論；豈不是跳出一個陷阱之後，又跳進另一個陷阱嗎？ 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研究者的“主體性”，不但西方學者有，中國學者也是有的，不會輕易地舍己從人。
學術討論如何擺脫當代政治思潮的影響，讓討論回到學術的範圍內，似乎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如劉小萌所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 “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我們更希望能夠根據史實修正西方理論，甚至自創理論。” 

面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類似“新清史”新觀念的挑戰，固然應視為攻玉的他山之石，藉以啟發我們從更多角度看歷史。 但我們也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中國通”的東亞研究學者， 其持論背後的動機，及其為政治服務的考慮。最重要的還是堅守學術研究的原則，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檢驗徵引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分析問題是否規範合理。以堅實史料與理性分析，以理服人，則“新清史”的挑戰也可以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這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部分西方學者雖難免有政治動機，但他們為文，不論撰寫格式和文字用語卻仍能謹守學術規格。因此，我們參與“新清史”討論，要謹守學術規範，切忌意氣用事而使用情緒化文字；否則有理竟成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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