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 要：近四十年来，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刊布了丰富的新成果，出现诸多新视角、新议题和新话语，政治关系研究方面现代话语与历史逻辑间进一步融通，市舶制度、贸易商人、香药应用等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化，丝绸之路框架从整体视野和比较研究方面揭示了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新的内涵，显示了对中外关系史新的解释力。同时，实物资料和考古材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利用，文献资料仍有发掘的空间。
关键词：宋代; 中外关系史; 丝绸之路
原 刊：《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
自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学术话语进一步融通并出现新变，近四十年中国大陆中外关系史研究理论走向多元，研究取向转向深入探索实情，国内外同行话语、议题共同性日益增强，以今天标准划定的“中外关系史”学术范畴和学术概念与历史逻辑和历史话语有了更好的融通;二是“丝绸之路”分析框架为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赋予了整体视野和新的解释力;三是交流史领域的若干传统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梳理近四十年来宋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理论方法反思，对于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乃至整个中外关系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政治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
作为现代学术概念的“中外关系史”之“中外”是以“中国人民共和国”疆域界定的地理空间。这固然具有理解历史如何造就今日“中国”的重要意义，但要更深入地揭示古代王朝的内外观念和对外关系的制度逻辑，更准确地把握这些观念和制度下的关系形态，则又不能拘泥于当代立场。邓广铭先生首倡“大宋史”研究，也是在“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研究10～13世纪的宋、辽、夏、金诸王朝的历史。依据今天立场界定的宋代“中外关系史”范畴，必须置于当时的历史逻辑中考察，融通宋代内外观念与今天学科概念的关系。
从今天“中国”的角度，历史上今天中国疆域内各族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今天研究的“中国史”就是今日“中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历史，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思维支配下，历史上不同政权的关系被纳入“民族关系”之中，最常见的叙述是以中原王朝为视角，将今天“中国”疆域内的其他政权皆系于“民族关系”下讨论。如张其凡《宋代史》将今日“中国”疆域内吐蕃、大理、西夏、辽朝、金朝、喀喇汗诸政权列入“宋朝的周边民族与民族关系”一章，将今日“中国”疆域之外的各国列入“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一章。1赵永春在《金宋关系史》中指出:“宋金关系史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朝和宋朝都是中国，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两位学者的态度完全符合“中国史”学术界定，而且在论述中也很好地把握了当代立场和历史逻辑的关系，如赵永春在“民族关系”的基本话语下，围绕金朝对宋政策变化深入揭示了金、宋两个独立王朝的实质性国家关系。2
但是宋代王朝看待对外关系时以本政权为内外标准，具体而言就是依据区隔直辖郡县与非直辖郡县而界定内外。3从其自身视角所持的华夷理念和朝贡秩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从宋人的逻辑出发，认识当时对外关系的制度设计及其逻辑，是讨论今天立场所界定的宋代中外关系的基础。陶晋生还指出，中国古代王朝除了维持朝贡关系的传统外，还有当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实现时，为维持和平而采取具有弹性的“实质性关系”，即“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的传统，宋辽就以盟约形式约定双方国与国的对等关系。4站在今天的立场是“民族关系”，在宋人眼中则是置身于多国体系下的并立，甚至对等的内外关系。5在论述宋、辽、金王朝外交制度和观念时，难以用今天的地理范畴来区分，否则就离开了当时的逻辑。
正因于此，学者们讨论宋、辽、金对外政策、制度和思想时，基本遵循了历史逻辑。宋辽官方交往是典型的外交，澶渊之盟后形成了完备的交聘制度、外交仪式和外交文书。6吴晓萍将宋朝处理辽、金、高丽、西夏、交趾、大理、吐蕃，以及南海诸国和西北诸国等直辖郡县和羁縻各族以外的国家和政权关系，都纳入“外交”的范畴。7冒志祥指出古代“外交”是指国家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国家”现在或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或现在仍然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因而称“宋朝对辽、金、高丽、西夏等的交往，实际就是宋朝的外交”。8外交思想更深入触及宋朝的内外观念。张云筝分析了今日“中国”界定的外交和古代王朝的外交内涵的差异，认为在宋朝的外交思想中，辽、金、西夏等政权都被包括到“外交”范畴，虽然在今天看来两宋与辽、夏、金的关系和宋朝与高丽、日本、交趾等国的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国内民族关系，后者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对宋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9由此，我们可以说，历史逻辑中的宋王朝“对外关系”与依据今天“中国”疆域划定的“中外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两个范畴，今天学术范畴的“中外关系”是宋人“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考察宋代“中外关系”中的对外政治关系和外交思想时，只有在宋人“对外关系”的整体逻辑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阐释。
黄纯艳从整体视野中讨论了宋代东亚二元并存和多层结构的国际秩序，揭示了宋、辽、金在其朝贡体系下以相同的外交理念和礼仪秩序处理与仍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诸政权和高丽、交趾等今天“中国”疆域外诸政权的关系，构建以本王朝为中心的一元化的垂直秩序，同时这一理念和礼仪也不同程度被与宋、辽、金王朝交往的各国和政权所遵循。10只有在宋，包括辽、金王朝，构建的朝贡体系的整体秩序及其背后的观念下，结合双向认识的视野，才能更好地阐释作为当代学术概念的宋代“中外关系史”。
学者们对宋朝与交趾关系的不同认识即说明若不如此，就可能导致现代话语与历史逻辑的错位。交趾在宋代独立建国，宋朝与交趾由此前的中央与直辖郡县变为事实上的国与国关系。但是北宋和南宋初期所持的逻辑仍是交趾为“藩镇”，并有在交趾“恢复”郡县的目标，使得宋朝与交趾并不以国与国的关系展开交往。今人对宋朝与交趾熙宁战争的讨论就显示了上述的错位。如粟冠昌、陈朝阳等都使用了“主权国家”和“干涉内政”的话语评说熙宁战争，认为太平兴国宋越战争是宋朝“干预交趾内政所造成的”，宋朝加强边防、推行改革，“作为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来讲”无可厚非，“是北宋本国内政”，且“交趾已经完全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能力”。11黄纯艳则认为，“主权国家”和“干涉内政”等话语就简单逻辑而言，似乎是“正确”的，却脱离了宋代的历史逻辑。今人对宋越战争的是非判断不应影响对历史逻辑的揭示，宋王朝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所秉持的华夷观念和垂直等级秩序与现代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理念和平等原则完全无涉。从宋朝角度，熙宁战争必须在“恢复汉唐旧疆”话语及以此为解说的宋神宗包括河湟、西夏、燕云等范围的开边的整体视野中认识，熙宁战争以交趾率先入侵宋朝与宋朝早已谋划“恢复”交趾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12戴可来还指出，宋朝与交趾宗藩关系及相应的朝贡礼仪在双方交往时均已认同和遵守，虽然其目的不同，交趾主动向宋朝朝贡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和借以巩固其在国内统治地位的册封，宋朝则获得“天朝大国”的宗主地位。直到淳熙元年宋朝才正式承认安南王国，不复视为“中国郡县”。10黄纯艳也认为宋朝与西夏、交趾等政权交往时的华夷观念和君臣名分得到双方认同和遵守，交趾接受宋朝册封其首领的藩镇官衔，交趾到宋朝朝贡时，与今天在中国疆域内的西夏、吐蕃一样遵行标示君臣名分的礼仪。13
宋、辽、金三个王朝与高丽的关系既是国家关系也是君臣关系，学者们的研究也是在华夷观念和朝贡秩序的背景和逻辑下展开。杨渭生讨论了高丽与宋朝间以朝贡秩序为特点的政治关系，并指出宋与高丽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事大主义概括，但也不能否认事大关系的存在。14辽朝的东北政策就是通过武力征服和威慑，与高丽、女真、渤海等各族势力建立朝贡秩序，确立君臣关系。15宋、辽、金与高丽政治关系都在相同的制度逻辑中展开。16总之，不能以今天主权国家的外交理念，从汉族中心主义视角维护宋朝的立场来评论宋代朝贡体制下的交往形态。近四十年来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趋势也是逐步改变将宋朝与辽、金等政权关系仅局限于民族关系的话语中，也逐步超越对关系主流、战争性质等议题的偏重，更多着眼于宋代观念和逻辑下的制度设计和关系形态，融通了当代中外关系史学科话语与宋代历史逻辑的关系，深化了宋代中外关系的研究。
二 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新进展
1978年以前，宋代中外交流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市舶制度、贸易港、香药贸易、海商和日宋交流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总体上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出现对宋代经济文化交流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若干问题研究刚刚展开，有待进一步深化。近四十年来宋代中外交流史研究的主要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整体研究和国家间交流史研究的继续深入。1981年陈高华、吴泰出版第一部全面研究宋代海外贸易的著作《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系统地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整体发展状况，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者、船舶组织、商品结构、市舶结构、市舶条法、市舶港口，以及海外贸易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分析了宋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172003年，黄纯艳出版了《宋代海外贸易》，在宋代贸易港、来华外商、进口品的运销和应用，以及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讨论。182017年，土肥祐子出版《宋代南海貿易史の研究》，讨论了宋代与南海贸易的商品结构，宋高宗和宋孝宗朝与占城的贡赐贸易，以及南宋来华贸易商人和泉州港的贸易情况。13该书虽然皆讨论具体案例，但涉及了宋代海外贸易的主要方面，可以概见南宋海外贸易的基本面貌，对南宋贡赐贸易展开形态的研究有较大推进。
二是国别交流，特别是宋日、宋丽经济文化交流有较大推进。宋朝与高丽交流史研究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是贸易商人和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化。宋晞较早研究了宋朝商人从事的宋丽贸易及其对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贡献。19杨渭生统计了宋商到高丽的贸易活动，分析了宋商在宋丽关系中的作用。18朴玉杰、芦敏、李镇汉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宋朝商人航海高丽，赴丽宋商的地域构成和商队组织，宋朝对高丽海难商人的救助，以及商人在两国政治、经济、信息传递、民间往来等方面的作用。20杨渭生还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宋朝与高丽间展开的书籍、印刷术、人才、教育、医药、科技、文学、音乐、舞蹈、书画、宗教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对宋朝与高丽的科举制度、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21金渭显讨论了宋朝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22宋晞探讨了北宋、高丽间文化交往与贸易的关系。23金杜珍和崔圣银则考察了宋朝与高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24
宋日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积累宏富，近四十年来该领域研究继续推向深入。首先是对贸易商人的研究更为具体。赵莹波考察了宋商在日本的居住、生活、政治作用等问题，论述了在日宋商贸易中的语言、货物、货币、诉讼、联姻、改名、公凭、置产、社交等问题，以及日本海外贸易政策变迁对在日宋商的影响，宋商在官民交往中的作用等问题，还利用中日史料为十余位在日宋商分别立传，丰富了对中日海商的研究。25林文理、榎本涉、柳原敏昭、山内晋次等也考察了宋朝商人和日本商人的贸易和居住等问题。26李广志专门讨论了南宋商人谢国明在日本的活动，特别是兴建博多承天寺，援助重建杭州径山寺，布施行善，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及影响。27
宋代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交流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黄纯艳指出宋朝与交趾间不属于市舶贸易，而被宋朝以边境互市管理，分析了双方贸易的方式和变化。28邓昌友考察了宋朝与交趾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9刘森论述了宋朝与越南的货币文化交流。30游彪讨论了宋朝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指出市舶贸易是宋朝与大食贸易的重要形式。31贾志扬围绕10世纪至13世纪的爪哇市场讨论了东南亚、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贸易繁荣状况及其对爪哇和相关贸易国经济发展的意义。32
三是专题研究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市舶制度、外商和香药的研究更为深入。市舶制度作为宋代海上贸易的基本制度，备受关注。上引陈高华、吴泰、黄纯艳、土肥祐子等的研究著作中，都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宋代市舶司设置时间、市舶司职能、市舶条法等问题。同时，出现多篇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著，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章深从市舶司机构设置的角度，将宋代市舶司分为宋朝建立到北宋熙宁初年、宋神宗朝、北宋哲宗朝到南宋灭亡等三个时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强化对外贸的垄断。他还从南宋市舶司及其官吏设置的分析提出并不存在宋末元初泉州海外贸易超过广州的问题，整个南宋广州市舶机构都稳定健全。33廖大珂则从市舶司官制角度提出宋代市舶司制度经历了元丰三年以前“多州郡兼领”、元丰三年至崇宁初“转运司兼提举”、崇宁初至南宋末“专置提举”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一变化体现了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逐渐完善和正规化，同时也日益严密的过程。26葛金芳考察了“专置提举制”下的南宋市舶司及其职能，分析了广南、福建和两浙市舶机构的变化特点。27除了机构的讨论，市舶官员的研究也受到重视。杨文新系统地考察了宋代市舶官员的选任、奖惩考核、入仕途径，详细考证了各路共473名市舶官员的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科举、任期等问题。34曹家齐和陈少丰探讨了港口发舶制度。35关履权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广州港的市舶贸易，36泉州、江阴军等港口的市舶制度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37
外商是研究的另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深入讨论了宋朝对待外国人的法律政策和外国人在华生活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外国人”的界定基本以今天“中国”为标准。高树异认为“唐宋时在中国的外国人，一般理解为原居外国，后到中国居住，不属中国血统的一切外国人，包括日本、新罗、百济、高丽、扶南、真腊、天竺、波斯、大食、拂林(东罗马帝国)等国人”。38而吕英亭在讨论宋代“涉外法律”时包括“外国人”和“归正人”、“归明人”，所言“外国人”指今天中国疆域之“外”，而“归正人”和“归明人”是宋人逻辑的“外”人。39高树异较早讨论了宋代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包括来华外国人在华居住权、教育权、政治权利、财产权、婚姻权、继承权、法律诉讼权等。40胡天明、黄纯艳、郭东旭、吕英亭、邱树森、刘莉等也探讨了宋代对待来华外商，基本内容仍是上述诸方面，而讨论更为详实、深入。41
香药是宋代进口品中最大宗的商品，较早即受关注，近四十年在香药贸易、香药消费、香药在中医药中应用三个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林天蔚于1986年出版《宋代香药贸易史》(为1960年版《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修订稿)，对宋代香药贸易做了迄今最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述了香药产地、运销路线，考订了62种香药的性状、功能，以及海外20余国香药种类和输入中国情况，也讨论宋代官方的香药贸易管理制度及对香药的利用。42温翠芳指出，唐代主要进口沉香，政府是香药消费者的角色，而宋代主要进口乳香，政府是香药专卖者或经营者的角色，平民消费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乳香贸易的活跃。43夏时华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对林天蔚的主要补充表现在对陆路香药贸易的论述，对宋代香药的民间经营和加工在林天蔚研究的基础上也更为详细。(6)
宋代香药消费盛行，香药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宗教祭祀等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林天蔚、陈高华、吴泰、黄纯艳等都论述了香药在宋代医药、饮食、用具、焚香、熏香、饰物、礼物、宗教等方面的应用。44夏时华进一步讨论了宋代各阶层和各领域的香药消费及其特点，论述了香药在饮食业、酿酒业、制药业、制瓷业、建筑业、器具制造业以及宗教活动中的应用。45纪昌兰则讨论了宋代社会宴饮用香问题。46彭波等人指出，宋代财政依赖实物资产提供信用保障，进口香料为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和金融工具，具有了货币性质。47
香药进入中国后对中医药产生了较大影响。林天蔚指出，香药在实用上主要作为医药，从早期用于防腐到后来主要用于医药。48李少华和刘冬雪论述了进口香药输入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分析了香药入方的情况及其在方剂学、瘟病学和外科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对中药四气五味芳理论、香药性理论、中药剂型的变化和性气理论等的补充。49高驰等也讨论了宋代香方，指出宋代方剂大量应用香药香方，通过不同的配伍组合，在临症各科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50王棣考察了在宋代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印度、阿拉伯及东非地区医药文化的双向交流。51
三 “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整体研究
丝绸之路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丝绸之路研究为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新的阐述框架，也赋予了新的解释力。丝绸之路研究的逻辑是将通过陆路和海路连接中国和西亚的交通网络视为一个整体。宋代是中国对外交往中心由陆路转移到海路的时期，因而丝绸之路研究也多在比较视野下展开。
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主要讨论了向西域方向的交通线路及贸易情况、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李华瑞指出，宋代陆路交通由此前近千年的主动经营转变为被动经营，对外交通从汉唐以陆路交通为主转向宋代以海上丝路为主、陆路为辅的新格局，宋朝不能有效管理和保障经营对象和交通路线，宋太宗朝与辽朝两次大战失败，经营东西陆路交通的政策发生转变，宋神宗至宋徽宗一度积极经营东西陆路交通。52杨蕤也指出，五代以降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相比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回鹘时代”，西夏占据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后，丝绸之路贸易中长途贩运不逮前朝，但割据形势却造就了兴盛的中继贸易，并促成了涵括丝路沿线多个国家的贸易网络的形成。53申慧青也指出，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功能逊于汉唐的同时，仍然发挥着沟通中原与西域诸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54西夏控制河西地区后，河湟吐蕃唃厮啰政权在西域与中原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祝启源、马旭俊等认为，丝绸之路北道被西夏控制后，商人改走青海道，唃厮啰政权聚集了不同地区的商人，维持了中原与西域交通的畅通。(4)
西夏政权崛起，占领河西地区，控制了传统丝绸之路商道，对丝绸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陆上丝路研究的重要问题。罗丰讨论了五代宋初灵州在丝绸之路上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并指出西夏崛起对于西北陆路贸易产生了强烈影响。52杨蕤也认为，西夏攻取河西走廊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55藤枝晃认为，西夏崛起后阻断了西域诸国的入宋朝贡道路，西域诸国避开西夏，转道迂回入宋。56更多的学者认为西夏控制河西后丝绸之路交流仍然存在，西夏对丝绸之路畅通有消极影响，但也采取推动丝绸之路贸易的若干措施。钱伯泉、彭向前、李辉等认为西域诸国与辽国的贸易需通过西夏国境，与宋朝的贸易除青海道外也有经过西夏者，西夏控制丝绸之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务实的经营措施，获得了巨额利润，丝绸之路东段控制权的获得是西夏由停滞而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也使海上丝绸之路大为兴旺，陆上的丝绸之路日渐衰落。57李学江强调不能用片面的史料认为西夏阻断了丝路贸易，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商业利益，西夏时期丝绸之路基本上是畅通的。58杨富学等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指出黑水城在陆上丝路交流方面发挥了“中转站”的功能，与大食等国保持着贸易往来。59
学者们还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下讨论了辽朝的对外交流，特别是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展开的贸易。王坤等研究指出，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兴盛于汉唐，辽朝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60武玉环等认为，辽朝重新开辟和保障由来已久的草原丝绸之路，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61周路星分析了辽朝和亲政策对草原丝绸之路繁荣的影响，认为辽朝崛起后掌握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通过与丝路沿线政权和亲巩固对这条丝路的控制与经营，草原丝绸之路日渐繁盛。62杨蕤则强调通过对现存辽代丝绸之路文物考古材料的梳理，可补充文献记载不足，加深对辽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认识。63还有学者从钱币、器物、宗教、外交等角度对辽代丝绸之路做了研究。64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还涉及了南方丝绸之路。蓝勇讨论了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贸易形式等问题，梳理了宋代从西域进入西南地区的丝路贸易。65朱安女考察了南诏、大理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66张泽洪等考察了南诏、大理国时期阿吒力教的传播，阿吒力梵僧的传教与白蛮大姓的结合，以及阿吒力教经历文化传播而地方化、民族化等问题。(7)
黄纯艳系统地论述了宋代中外交往重心转移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格局，认为宋代完成了对外贸易重心由陆上丝路向海上丝路的转移，形成了近海区域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浙东和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海洋性地域特征，海洋知识、海洋观念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外贸易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奠定后世对外贸易的基本格局。67李华瑞等也从唐宋和陆海丝绸之路比较的视野下讨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型问题，认为对外交通出现汉唐由政治经贸文化并重向宋代以经济贸易为主的转型，交通方向从西北陆路通向印度、西亚、欧洲为主转向海路通向南海周围东南亚为主，汉唐以吸收外来文化为主的态势在宋代已被益形强固的民族本位文化所取代。68蒋致洁也讨论唐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消长变化和过程。69汪汉利分析了处于海上丝路要冲的三佛齐与宋朝的海上交往情况及其在中国与南印度、中东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的重要价值。70
以器物、图像、金石等实物及考古材料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新的取向。刘恒武以宋朝与日本间石塔、画像、雕刻、款识铭文以及铜钱、瓦当等的传播，讨论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史，分析了图像资料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71赵莹波从日本出宋朝土陶瓷器探讨了宋日贸易。72近年来水下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南海Ⅰ号”等沉船的发掘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林唐欧探讨了“南海Ⅰ号”发掘以来出土的大量瓷器墨书，指出墨书内容丰富且保存完好，传达了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活动信息，可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情况和社会人员结构。73杨睿通过“南海Ⅰ号”沉船出土器物风格讨论搭载蕃人问题，并分析了船上物品的违禁问题和发舶港，认为该船的铜器、铜钱、兵器原料等都属违禁品，该船应从泉州发舶。74黄纯艳根据“南海Ⅰ号”二期发掘报告，结合宋代文献讨论了“南海Ⅰ号”船舶大小、发舶方式和发舶港问题，认为“南海Ⅰ号”属于宋代的大型海船，具有福建船的形制特征，该船应是从市舶司港口正常发舶后在海上装载违禁品，不久沉没，其发舶港为广州的可能性更大。75
结语
近四十年来，宋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了很大推进，刊布了更多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在视角、话语和方法也出现诸多新的变化。中外关系史的学术范畴是依据今天“中国”疆域确定的，这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和共识，但古代，特别是宋代多国并立的东亚局势下，“内”与“外”的区分有当时的观念和逻辑。宋、辽、金诸王朝用朝贡秩序和华夷理念看待对外关系，且普遍适用于其构建的朝贡体系之中，其施用的范围与今天“中国”疆域并不吻合，这就需要现代话语与历史逻辑间的融通。在现代逻辑主导下的重要议题或话语，如关系主流是战争冲突或和平友好、冲突性质是正义或非正义、政权关系的阶级属性、主权国家、干涉内政等，以民族关系涵括当时的内外观念等取向，近四十年来逐步转向对历史逻辑和历史实情的揭示，从而深化宋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近四十年，宋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再停留于物质、人员输出入的现象描述，而更加深入地讨论交流什么、如何展开和有何影响。重视商人群体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外商在华生活状态和权利保障。对宋朝海商的研究不仅重视其贸易活动，更深入其在日本和高丽居留状况、生活方式，与当地社会互动等问题。对贸易品的研究则不停留于有哪些种类，而深入讨论其应用和影响。其中最深入的研究是进口香药在宋朝各阶层生活、医药、宗教等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对中医药药方、医治疗效、中医药理论的影响，更好地揭示了中外交流对宋朝社会的影响。对市舶制度的研究也更关注国家与地方互动、市舶司官员群体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丝绸之路框架揭示了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新的内涵，显示了对中外关系史新的解释力。首先，丝绸之路分析框架是一种整体视野，其内含的逻辑是将丝绸之路视为一个整体，即使是以从某一个政权出发的讨论也是以整个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为背景，丝绸之路框架下讨论的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路，涵盖和构画了两端相连、中间相通的几条丝绸之路形成的宋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格局。其次，丝绸之路框架下对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包含着比较研究的视野，宋代是对外交往重心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的时期，很多研究都关注到两条丝绸之路地位兴替及其原因，体现了对宋代中外关系史的宏观和整体的观照。
近四十年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些取向也指示了该领域继续前行的方向。一是多种实物资料的发掘和利用，除了中外传统文献外，国内外相关的石刻、造像、建筑、器物、图像等实物资料已经受到关注，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利用必将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拓展新的空间;二是考古材料的运用，近四十年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进展，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特别水下考古的蓬勃发展，发掘了大量反映中外交流的实物资料，加以充分利用，必将推进宋代中外关系史诸多问题的研究;三是文献材料仍需继续发掘，陈高华较早利用保存于日本史籍中的李充公凭，为认识宋代商人贸易和管理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完整的文本，近年来有学者发掘日本所藏宋日交往相关的文书、书信，推进了寺院、商人在宋日交流中具体角色的讨论，中外资料的发掘和参用可为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证据。未来的宋代中外关系史也如同过去的四十年，时代更替、社会演进、环境变化，必将激发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思考，宋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必将常做常新。
注释
1张其凡:《宋代史》，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758～1081页。
2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9，“绪论”，第1、2页。
3(1)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4(2)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第3、4、5、7、84、85页。
5(3)Gunwu Wang，“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in Morris Rossabi,eds.,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7-64;Herbert Franke，“Sung Embassies:Some General Obserations，”Idid.,pp.116-148.
6(4)David Curtis Wright,Sung-Liao Diplomatic Practices,Princeton Vniversity,PhD dissertation,1993.
7(5)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8(6)冒志祥:《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广陵书社，2012，第3、4页。
9(1)张云筝:《宋代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4、15~17页。
10(2)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11(3)粟冠昌、魏火贤:《北宋王朝与交趾关系叙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陈朝阳:《熙宁宋交战争考述》，《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2(1)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3(2)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14(3)黄纯艳:《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第372页。
15(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16(5)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华世出版社，1981，第75～124、142～154页。
17(6)■
18(1)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19(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0(3)土肥祐子『宋代南海貿易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17。
21(1)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宋史研究论集》第2辑，中国文化学院出版社，1980。
22(2)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64～484页。
23(3)■
24(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64～484页。
25(5)金渭显:《宋丽关系与宋代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
26(6)宋晞:《论北宋与高丽间的文化与贸易关系》，《宋史研究论集》第28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
27(7)■
28(1)赵莹波:《宋日贸易研究—以在日宋商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
29(2)林文理「博多綱首の歴史的位置」大阪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室編『古代中世の社会と国家』清文堂出版，1998;榎本涉「宋代の『日本商人』の再検討」『史学雑誌』第110巻第2号、2001年2月;柳原敏昭「中世前期南九州の港と宋人居留地に関する-試論」『日本史研究』第448号、1999年12月;山内晋次「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海商と国家」『奈良平安期の日本とアジア』吉川弘文館、2003。
30(3)李广志:《南宋海商谢国明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宁波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31(4)黄纯艳:《宋朝与交趾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2(5)邓昌友:《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4。
33(6)刘森:《宋代中越两国货币文化交流史述》，《货币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4(7)游彪:《宋朝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第10期。
35(8)Jan Wisseman Christie，“Japanese Markets and the Asian Sea Trade Boom of the T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1,No.3,1998,pp.344-381.
36(1)章深:《南宋市舶司初探》，《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重评宋代市舶司的主要功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7(2)廖大珂:《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38(3)柳平生、葛金芳:《南宋市舶司的建置沿革及其职能考述》，《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
39(4)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40(5)曹家齐:《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陈少丰:《宋朝的发舶港与发舶权》，《史志学刊》2017年第4期。
41(6)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2(7)邓端本:《宋代广州市舶司》，《岭南文史》1986年第1期;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福建论坛》1983年第3期;周振鹤:《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3(8)高树异:《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44(1)吕英亭:《宋代涉外法律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
45(2)高树异:《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46(3)胡天明:《宋代外国人来华及其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黄纯艳:《宋代来华外商述论》，《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郭东旭:《宋代招商政策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吕英亭:《宋代涉外法律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章深:《宋代外商城市居住权探析》，《开放时代》2002年第6期;刘莉:《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邱树森:《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47(4)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
48(5)温翠芳:《从沉香到乳香—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进口的主要香药之变迁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49(6)夏时华:《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宋代市舶香药的抽解与博买》，《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50(1)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1(2)夏时华:《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云南社会科学》20l0年5期;《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52(3)纪昌兰:《异域来香:宋代宴饮中的香药》，《安徽史学》2018年第6期。
53(4)彭波、陈争平、熊金武:《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
54(5)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
55(6)李少华:《阿拉伯香药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医药大学，2005;刘冬雪:《宋代香药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以香药方的研究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
56(7)高驰、朱建平:《宋代香方与医学》，《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年第5期。
57(8)王棣:《宋代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8(1)李华瑞:《北宋东西陆路交通之经营》，《求索》2016年第2期。
59(2)杨蕤:《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60(3)申慧青:《简论北宋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与利用》，《宋史研究论丛》第19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
61(4)祝启源:《唃厮啰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线的贡献》，《中国藏学》1998年第l期;马旭俊、杨军:《唃厮啰政权的兴起与青唐道贸易》，《西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62(1)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63(2)杨蕤:《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64(3)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中华书局，1993。
65(4)钱伯泉:《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及其强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彭向前:《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李辉:《西夏与丝绸之路》，《社科纵横》2001年第3期。
66(5)李学江:《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67(6)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黑水城文献所见西夏与大食之贸易》，《赵俪生先生纪念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68(7)王坤、傅惟光:《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理论观察》2015年第6期。
69(1)武玉环、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求索》2014年第7期。
70(2)周路星:《辽代和亲政策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盛》，《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71(3)杨蕤:《文物考古学视野下的辽代丝绸之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72(4)可参考卫月望《契丹外交与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辽代货币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马建春《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姜歆等《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傅宁《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论辽时期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等等。
73(5)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传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74(6)朱安女:《论南诏大理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大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75(7)张泽洪、廖玲:《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76(1)黄纯艳:《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南国学术》2017年第1期;《宋元海洋意识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确立》，《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77(2)李华瑞、张倩:《中唐以后至宋朝海路交通的转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78(3)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关系试探》，《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79(4)汪汉利:《三佛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浙江海洋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80(5)刘恒武:《图像观识与海上丝绸之路史》，《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81(6)赵莹波:《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82(7)林唐欧:《“南海Ⅰ号”沉船瓷器墨书初步研究》，《南海学刊》2018年第4期。
83(8)杨睿:《“南海Ⅰ号”沉船若干问题考辨》，《博物院》2018年第2期。
84(1)黄纯艳:《舶商与私贩:〈“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的贸易史解读》，《丝绸之路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