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 || 回望美国“中国学”的五次转折

中国的很多文史爱好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成为讨论热点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叫魂》，是引领自己走入史学世界，或者彻底改变对历史学的偏见的读物。

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经由系统的翻译引进，越来越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相关研究及作者在英语世界里，通常局限于学术界和大学课堂，在当代中国却很容易成为媒体和普通读者关注的对象。

综合一些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美国自晚清以来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和五次转折。最初的对华观察了解是在初始状态下，以晚清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要观察者的记录和分析，也有体制化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对传教士和一些学院派汉学家的整合。

这当中一般读者所熟知的研究，包括曾经影响鲁迅，并一直有后续争议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著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还有卫三畏（S. W. 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其成果兼具传教关怀、现实关照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成分，乃至一些文化偏见。

第二个阶段是在欧洲汉学影响下的美国汉学学术化和实证化阶段。其中，德国裔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贡献尤其巨大。笔者曾经查阅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费尔档案。他作为人类学家，曾经在1901年至1902年，受到美国人类学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的支持和襄助前往中国考察，并搜集运回大量文物。在劳费尔的带动下，美国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也对20世纪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美国本土汉学家，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等等。

第二阶段的学者更关注中国古典文化和哲学，到了第三阶段，才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关注重点推向现代中国，把“汉学”变为以当代性和现实性为核心，强调多学科交融的区域性“中国研究”。费正清在其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不仅首次大量使用中文原始资料，还强调中国和英国的互动过程，共同创造了中西交往的新模式。

尽管后来把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看成一种过时的理论，但在本书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确实是最早注意到晚清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能动性和具备相应的制度弹性的学者。这是美国学界对华认知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第四阶段，费正清的学生如柯保安（Paul Cohen）在越南战争的强烈冲击下，开始希望更深入地从中国内部看待中国，即后来正式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而非以中西关系和中国必将实现西式“现代化”的框架，来看待中国历史。

在政治上，一部分激进学生和其他学者甚至认为，费正清（包括他当时的助手、刚刚过世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所建立起来的战后以现代化为理论内核的中国学，其实是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这部分年轻学者主张更为正面，和带同情地看待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实践，包括后来对当代中国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塞尔登（Mark Seldon）、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周锡瑞的导师，是自认为从费正清算起的美国第三代当代中国学传人魏斐德（Fredrick Wakeman, Jr.）。在他看来，反越战期间激进的周锡瑞算第四代。

在方法上，由于受到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潮和时间影响，这代学者也开始关注长时段变迁、地方史、下层民众等历史面向。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的一系列对小人物的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一路向。在一次接受访谈时，作为费正清学生的史景迁曾下意识地强调，自己和费正清的区别在于，费正清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为此服务。

第四次重大转折是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之下，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论，引入对近代中国的阐释中。在经过一系列辩论之后，魏斐德的观点显得落伍，而肯定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学者，如史谦德（David Strand）、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意见占了上风，成了一种阐释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

作为罗威廉“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这篇理论文章的中文译者，笔者认为这一视角是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在实践中也直接影响了其学生、华裔学者王笛教授对成都街头文化的一系列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对这一代学人的影响，还包括采纳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以及黄宗智对“内卷”（involution）的移用。

第五次，也是最具争议的转向，是由史景迁的学生如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及其他清史学者发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把费正清时代以汉族官员和士大夫为核心的晚清史研究，推向清代前期及满族研究，并借此重思清代前期满族的“族性主权”问题、后期满族“汉化”问题、满洲贵族的体制创新能力，以及更宏观也更为敏感的“清朝”和“中国”的关系问题。

笔者倾向于在学术框架内讨论学术问题，姑且把这一流派（柯娇燕本人并不承认存在作为一个学派的“新清史”，也不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及其共同的一些假设和视角的方法，看成一种反思和解构性的后现代史学立场加以研讨，并承认其长远学术影响。

但是，由于美国的中国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现实性和政治性，一些中国国内学者和美国华裔学者，从“新清史”路径中感到某种“冷战”心态，或带有敌意的“帝国主义”对华立场，甚至认为美国学界在苏联解体后，正为“肢解中国”做理论准备。这些观点及双方持久的论辩，的确暴露了中美之间在文化立场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