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
高元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内容提要：漕运是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十分兴盛。相关学者就各朝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的社会职能、实际运转、管理系统、运输人员、漕弊、漕讼与减漕运动、漕运中的商业活动，以及漕粮河运和海运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大陆；漕运史；研究综述
漕运是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历代朝廷尤其是唐宋以后最为重视的国家事务之一，对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漕运史及其相关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
我国的漕运史研究起步较早，1891年《万国公报》发表的署名懒散老人的《历代漕运异同说》①似乎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漕运史研究论文。到了三四十年代，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有介绍历代漕运概况的论文，如青山定男《论北宋漕运法》、清水泰次《明代之漕运》、吴世贤《清代以前的漕运概况》、蔡狮《清代漕运之组织及其运输方法》、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王楚材《明代之漕运》、杨文煊《历代漕运评述》、嘉予《从唐宋的漕运到现代的粮运》②等。也有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如庄华强《< 浙江减漕纪略 > 述要》、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吴铎《轮船招商局与漕运的关系》、桀《清季漕弊与海运》、铮铮《明初漕运问题考述》、李文治《清代屯田与漕运》、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③等。
解放以后，大陆漕运史研究继续发展，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未能成为一个热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马云青《清季漕运遗闻》、赖家度《元代的河漕与海运》、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于耀文《漕运史话》、南怀瑾《漕运与青帮》、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蒿炎培《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④等，这些研究仍然较多地停留在一般性的情况介绍、基本知识普及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和细致。
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经济史研究成为热点，有关漕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目前已经有数篇涉及到漕运史研究的综述，如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等，⑤但尚未有系统介绍漕运史的论文发表，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漕运史研究作一综述。
一、通论性论著
8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运河史的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中多有涉及漕运史的。比如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的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对与运河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其对于秦汉以下特别是唐宋以下运河在漕运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也甚是关注。⑥岳国芳《中国大运河》、常征和于德源《中国运河史》以及姚汉源《京杭运河史》等也都涉及到了各朝代的漕运状况，不过相关内容比较简略。⑦1997年出版的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是首部以漕运为主题的通史性著作，对先秦到清季漕运的起源、开创、发展、繁荣、盛衰和终结的过程进行了整体描述，涉及运河开凿、漕运组织管理、漕运工具、漕运与社会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⑧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是作者1988年至1999年发表的15篇相关文章融会贯通而成，是从漕运与中国政治、古代军事、社会制衡、商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全面研究漕运及其社会影响的通史性论著。⑨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也就漕运的政治军事意义、管理机构和理漕官吏的状况、运输者的生活待遇及其各方面的活动，以及漕运与古代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深刻地批判了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⑩于德源的《北京漕运和仓场》是首部区域性的漕运通史，对自东汉至清末的北京地区的运河和漕运、仓储的管理进行了考察。瑡论文方面，曹尔琴从选择建都地址、供给驻军食粮等方面分析了古人对国都与漕运关系的认识，分析了漕运运道的几个特点，还对漕运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宋源考察了“以漕为本”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漕本”思想、政策的产生和强化，造成了全国土地、人力、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低下，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极大地挫伤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育。瑏马瑞俊对先秦到宋代尤其是汉唐两代黄河漕运事迹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瑤郭孟良和孔祥君从政治结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等方面探索了大运河漕运对传统社会的消极影响，认为大运河漕运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传统社会的发展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嵇建琴从河运漕粮方法的思想演变、商业原则在漕运中的运用、河运与海运思想的争辩、常平仓和田赋的改征折色等方面对唐代以降的漕运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考察。
二、元代以前的漕运
(一)对隋代以前漕运的考察
漕运伴随着中央集权政治而诞生，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前，已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潘京京、罗庆康、王鑫义等人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概况进行了考察。®马晓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渠建设，并按主要功能将其分为军队与辎重运输、农业区租赋运输和商业运输三类，他认为这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军事将领对漕运各个环节的巨大影响是该时期漕运管理的特点。®上官绪智和温乐平对秦汉时期的造船业进行了考察，认为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给军事后勤漕运和水军战船以重要保障。张晓东的系列论文从军事角度对研究较为薄弱的秦汉、六朝和孙吴时期的漕运进行了考察。
(二)对隋唐漕运的考察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后，漕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国家命脉，相应的有关隋唐大运河漕运史的研究也成为热点。著作方面。潘镛通过对1984年参加唐宋运河考察活动所得资料的研究考证，著成《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一书，对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疏浚、管理，运河漕运的兴盛、改革和衰落进行了梳理。李菁《解读运河：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一书从文人诗作的角度考察了运河上的物资转运、文人行旅和对隋炀帝开河评价的转变。论文方面。马正林、杨希义、李廷先、何汝泉、高荣盛等人对隋唐时期的漕运情况进行了考察。瑣曹铁圈、艾冲、陈朝云等人对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漕仓进行了考察。付志方、潘镛、吴立余等人都探讨了唐代的漕运改革，其中潘镛的文章还就安史乱后漕运改革与漕运衰落和唐朝覆灭的关系进行了探析，王朝中也分析了安史乱后漕运衰落的原因。瑥王力平指出唐后期从韩滉开始的浙西节度使兼理漕运的情况是唐后期漕运史上的特例，认为藩镇主持漕运实质上是中央与藩镇的矛盾斗争在漕运制度上的体现，而韩滉成绩卓著的漕运工作体现了藩镇对漕运的积极影响。瑦何汝泉的系列文章对唐代漕运官员的设置、治所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考察。徐庆全和黄寿成就转运使的相关问题与何氏进行了商榷，瑨何氏在《唐代地方运使述略》中作了回应，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三)对两宋漕运的考察
张晓东的《五代时期的漕运与北方边防》是少有的考察五代时期漕运的论文，认为五代时期在利用漕运支持边防的具体措施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战略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对宋代军事史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陈峰从漕运格局、漕运方式、漕运管理组织和漕运运输队伍等四个方面考察了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他还考察了北宋漕粮的数量、来源地及变化，分析了漕粮居高不下的原因、漕粮的意义及影响。瑑周建明、陈峰、张勇等人考察了北宋的漕运方式及其演变和影响。陈峰、王艳对宋代的漕运管理组织进行了考察®，袁一堂对南宋的总领所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总领所是南宋供漕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陈峰、王云裳对宋代漕运的运输人员进行了考察，王云裳还对不同漕运方式各个阶段押纲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进行了阐述瑦。王瑞明对纲运(宋代一切官属物资运输的总称，运河漕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机构、种类、作用和弊端作了探讨，韩桂华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还有此外陈峰、程民生、周建明、王艳、曹家齐等人还有相关的研究宋代漕运的论文。瑑吴宏岐考察了金代前期的御河漕运、京城至通州运河的开凿，上京、北京、东京诸路的漕运等问题，认为金代对北方地区的漕运开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对研究薄弱的金代漕运做了有益的努力。
三、元明清的运河
漕运大一统的元朝定都北京，挖通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运成为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因元代以海运为主，运河漕运的研究十分稀少，明清两代运河漕运大盛，且两代漕运具有相当高的承续性，因此将明清两代漕运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专题介绍。
90年代以后出版了许多漕运史研究著作。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一书第一编对明清以前的漕运制度作了概述，第二编则对明清时期漕运的发展、修治、管理、弊害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一书收录了作者已发表的有关漕运的11篇论文，围绕着漕粮的征收、改折、运输、运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瑡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代表性著作当属李文治、江太新两人的《清代漕运》，该书对清代漕粮的财政及赈恤功能、漕粮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运道与河政、漕弊、漕运改制、漕运的停止以及漕运与商品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2005年新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黄仁宇196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该书是最早对明代漕运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影响十分深远。李泉和王云《山东运河文化研究》对山东运河沿线的水次仓、漕粮运输和漕船夹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李俊丽的《天津漕运研究1368 – 1840》则对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河道修治和管理、漕粮截留原因和去向、漕工弊行、漕船灾害、漕粮海运及漕运对天津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一)运河漕运的社会职能
吴琦讨论了漕粮在北京的社会功用，认为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十分广泛，除了供应皇室、王公、百官、军队、吏役和工匠之需，还有赈济灾民、平粜物价的功能，韩光辉和贾宏辉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樊如森、袁熹等人分析了漕运衰落以及废除以后京津地区粮食供应方式的演变。瑨萧凌波等人通过对比1744年与1876 -1878年华北旱灾中政府粮食调度的异同，认为大运河阻断、漕运及仓储制度的衰败等因素导致清代晚期的粮食调度效率低于清代盛期。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一书对元明时人对漕运与北京建都关系的认识作了广泛搜集，并对这些认识作了辨析和评价。瑓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 -1602)》一书以一章的篇幅考察了漕粮如何运输到边镇以及漕粮在边镇粮饷中的地位。®鲍彦邦对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其影响作了考察。殷崇浩对乾隆时漕粮的蠲免、截漕和平粜情况进行了阐述，他还分析了乾隆时期漕粮宽免举动的原因和作用，认为这是乾隆为了应付社会上严重的粮食危机而推行的“留食于民”的方针所决定的。瑣吴琦和王玲对清代漕粮的截拨制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漕粮截拨有充实军饷、充实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社会职能，是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瑤李德楠、胡梦飞和李俊丽也作了类似考察。
(二)运河漕运的实际运转
杨亚非考察了明代漕粮由海运而陆运、由支运法而兑运法的演变，并分析了其利弊。由支运法而改兑运法的实质是民户将漕粮送至何处漕仓交与运军的问题，明代前期承担漕粮收纳和解运任务的是粮长，汪庆元对徽州粮长制度的建立和粮区的划分、粮长制度的特点、弊端和演变进行了考察。明代中期以后粮长制度瓦解，歇家批头进入了漕粮征收领域。胡铁球考察了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认为歇家广泛参与了赋役的征收、解运、交纳等各个环节，且形式多样，成为明中叶至清初赋役征收解纳的主力之他还指出歇家的布局特征以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为核心，其中作为漕粮干线的京杭大运河区域尤为突出；他还对京通漕运中歇家的职能与地位作了描述，认为南京仓场中的歇家经历了从为纳户提供服务到包揽再到保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功能得到了不断的延伸。高寿仙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对北京仓场及其周边的揽纳(包揽)现象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胡铁球和高寿仙都认为在民运白粮问题上，歇家垄断白粮上纳或者说起运和上仓的包揽问题最为典型，这与明代民运白粮负担的沉重密切相关。鲍彦邦对白粮解运的方式及其对人民的危害进行了初步研究。胡铁球通过对白粮解运的制度、数量、费用和帮帖以及白粮征输各环节弊病的考察，认为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田雨和赵毅指出白粮民收民解，路途遥远，加之各项盘剥，令江南五府船户苦不堪言，明廷中有识之士就此问题不时向朝廷建言，却遭到了朝廷的漠视；他们还认为永乐迁都后江南五府白粮民运始分南北，明代中后期杭州府也成为北运白粮的征收地，但由于其征收并未制度化，所以在此问题上其名不显、其绩不扬。杜立晖和王爱民通过对《滨州革除歇家批头记》的分析，认为康熙年间批头从事从滨州到临清、德州二仓漕粮的批解工作，他们在批解的过程中具有对纳户交纳钱粮登记、上报以及承揽钱粮征解的权力，并且还对逃避赋役的纳户有追捕的职责，该文还对批头的性质、出现时间、地域及人员身份、由来进行了探讨。®漕船是漕运的主要运输工具。封越健考察了明代漕船的式样、种类，他和鲍彦邦都分别考察了明代漕船的修造制度以及漕船物料和船价银的征派。瑔郑民德以清江、卫河船厂为例，考察了明代漕船厂的运作和管理。瑥漕船在运河上的航行也是一个学者关注的问题。邹逸麟对清代山东运河上航行的困难情况作了描述。瑦封越健对明代漕船的组织及航行中各方面的管理规定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瑔吴琦则对清代漕运行程中的相关问题作了考察。
(日)松浦章考察了运河上漕船的航行情况，将漕船数量与通关扬州的帆船数量进行对比，发现漕船只占大运河上帆船总数的10%左右。李德楠、于宝航和田常楠也对明清运河上各类船只的行船次序进行了考察。在漕运运行过程中，往往遭遇各种意外。李德楠和刘炳涛以道光十一年寒冬为例，分析了冬季严寒对运道各段河道疏浚、堤防修守和漕船通行的考验。李俊丽考察了明清时期天津漕船冻阻的情况，分析了冻阻漕船、漕粮和守冻弁丁的管理。京通仓和水次仓是漕运的终点和重要节点，因此有学者专门对其进行研究。冯佐哲对元明清三朝的京通仓储制度沿革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于德源考察了清代京通二仓的规模、管理机构和收放制度，认为在京师粮食市场上商人贩运的粮食占统治地位。郑民德对淮安常盈仓和德州水次仓的设置背景与沿革变迁、仓储管理与弊端及其社会救济功能作了考察。瑥此外唐文基、钟行明等人也有相关研究。®
(三)运河漕运的管理系统
丁明范对巡漕御史的设立和执掌等进行了考察。张英聘考察了明代漕运总督的执掌及其与行政的关系。吴士勇从明代首任总漕王竑的个案出发，考察了明代文官总漕体制的由来，认为王竑对于文官总漕、武将协助的漕运体制程式的确立有巨大贡献。吴琦和肖丽红通过对清代中叶的漕运状况及嘉庆初年漕运总督的分析，看制度上总漕与现实中总漕的悖离及其原因，并由此审视了清中期以后的政治状态、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瑘倪玉平探讨了晚清漕粮改行海运背景下，运河漕运官僚体制的逐渐走向崩溃及其导致的诸多变化。瑘李俊丽对明清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运河趱运官的设置和演化进行了考察。此外姚树民、崔建利、王云、钟行明、郑民德、王娟等人还有相关的研究。®相较而言，有关漕运法制的研究尚属薄弱。
李群《青代漕运法研究》一书从法制史的角度对清朝的漕运机构、漕运法进行了研究。吴欣考察了明清漕规的“因”与“革”指出因革传承中漕规呈现愈加细密、严厉的特点，考量法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社会变革是漕规不断发生变化的核心根源，但制度的灵活性和顽固性的两面往往造成新的“漕弊”。瑘李俊丽、郑民德和张庆君对明清时期漕粮漂流的规定进行了探讨。瑦管婷婷对有明一代的河漕职务犯罪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明初到明末不断从河漕吏治清明走向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失控。瑘袁飞和马彩霞则对清嘉庆朝漕督富纲贪污个案进行了探析。®
(四)运河漕运的运输者
运河漕运的运输者主要包括运军、水手和纤夫等人员。在明代运军是漕运的主要承担者。林仕梁就明代漕军制的建置和变迁作了探讨。瑘鲍彦邦就明代运军的编制、任务及其签补制度进行了研究。陈峰对明代运军的构成来源、内部组织、工作状况、地位待遇等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考察。黄十庆对清代运军的构成和性质作了考察。明清时期的漕运运军来自漕运卫所。郭松义对清朝政府对待一般屯田和漕运屯田的不同政策进行了阐述，指出清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正常运行，十分注意控制漕运屯田，害怕漕运屯地的民地化。李巨澜对清代卫所的职能和制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卫所的主要职能为屯田和漕运，清代卫所保障了漕运的顺利进行；他还对明清时期卫所承担漕运职能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漕运卫所的最主要职能是承担漕粮运输及其它与漕运有关的事务，其次要职能为屯田，是保障漕运的基本经济手段，并对漕运卫所给予高度评价。瑤薛理禹通过对江南各卫所及归并州县屯丁的研究，认为漕运差役艰险，屯丁银偏重，为了趋利避害，运丁力求转入黄快丁，黄快丁则设法脱籍为民，导致载籍屯丁的不断减少，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推行淡化了民丁隐匿的问题，但未能解决漕运屯丁的困境，漕粮运输的差役始终是漕运屯丁挥之不去的沉重负担。瑥最近又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漕运军户的家族建设。于志嘉以明清江西都司卫所为个案，从“明代江西兵制的演变”，到“明代江西卫所的屯田”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
“明代江西卫所屯田与漕运的关系”以及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徐斌通过考察鄂东黄州卫治下负担漕粮运输的军户黄冈蔡氏和李氏，认为入清以后漕运负担的日益沉重，使得军户只能联合起来应付军差，军役负担遂成为其家族形成并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之而且因军役沉重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卫所军户家族的形成与发展。®衷海燕通过论述庐陵麻氏承担和应对漕运的办法，展现了清代江西卫所漕运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形，并通过麻氏的宗族建设和发展，反映了漕运军户家族的地方化过程。雇募水手是清代船帮队伍的主力，对于这些水手，学者们较多的注意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行为。刘伯涵较早注意到漕运船帮中的协作和互助，并对粮帮中的秘密会社罗教和青帮的发展和演化进行了勾勒。陈峰认为漕运水手结帮活动最初具有互助共济性，但到清代中叶以后，帮会活动逐渐转向排它性和破坏性，给运河两岸地区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吴琦从清代漕运水手组织由庵堂到老堂船的转变入手，探讨了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尤其是其组织中权力体系的形成和意义。周育民也对漕运水手行帮的兴起作了历史考察，认为罗教在漕运头舵水手中的广泛传播及其与漕运包工雇佣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苦力型漕运水手行帮组织的基本特色。@曹金娜考察了罗教的起源、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演变和传播情况，认为清政府处理罗教案政策的变化促使罗教组织转化为具有民间秘密组织性质的民间行帮会社，其传播也由公开转入地下。®此外，渡边惇立足于道光至光绪中叶的长江下游私盐流通实况，追述了青帮(粮船水手、安清道友)与其它各私盐集团的关系和以交流为中心的活动，文中相当多的涉及到漕运衰败以后失业的水手向盐枭的转化和结合。@戴鞍钢考察了清代雇佣漕运水手的兴起并对运河漕运衰败后水手的动向作了简单描述，认为原先作为副业的贩运私盐成为一些水手谋生的主要途径，另一些水手则成为无正当职业的游民。吴海波认为船户水手是两淮盐区流通领域贩卖私盐的主体之并对其贩卖私盐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与危害进行了分析。刘涛对嘉庆十一年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案的背景、原因、案件始末和处理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投充案的特点，揭示了漕运中受雇船户的生存状况。@此外，彭云鹤、陈峰、杨杭军等人也有与漕运水手有关的论文发表。
(五)漕弊、漕讼与减漕运动
漕弊陋规是在漕粮征收解运交仓过程中产生种种弊端，是有漕州县百姓的沉重负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谨从馆藏内阁黄册都察院御史奏章中选取发表了四件关于漕运事务的档案史料，反映了当年漕运中的一些弊端，并提出了纠正办法；他还从馆藏军机处上谕档中选录发表了一些朝廷制定约束漕船水手章程，议定革除漕务积弊办法的史料。吕小鲜选录发表了嘉庆十四年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中一组反映漕粮仓储、发放中具体情况和仓场官员、吏胥玩法贪赃、营私舞弊手法的史料；他还从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档案中选取发表了有关嘉庆十一年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案，反映了漕弊积重、船户广受欺压和盘剥情形的史料。李映发也列举了许多反映清代漕粮征收过程中陋规的史料。鲍彦邦对明代漕粮的编派、折征及其重负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明代中后叶各级政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对粮户的搜刮掠夺，导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郑师渠深刻地分析了道光朝的漕弊，介绍了诸如漕粮海运、畿辅屯田、改征折色等几种减轻或根除漕弊的思想，分析了其对道光朝统治的影响。陈峰对清代的漕弊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概述。赵践也对清初的漕赋弊端和恶果进行了考察。晏爱红考察了清代漕粮历次加赋的史实，并据此揭示漕粮加赋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认为历次加赋的共同点是将漕粮陋规以“归公”形式列入随漕征收，即部分陋规的合法化。漕弊陋规问题在清代中叶以后发展至极致。江太新和李文治对清代中后叶漕政败坏情势下的漕弊陋规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倪玉平对清代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进行了勾勒，认为其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周健从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和漕羡与亏空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嘉道年间的江南漕弊，认为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于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赵思渊通过对道光中叶至光绪初年苏州漕粮征收的分析，就“大小户”内涵的演变进程作了勾勒，藉此明了道光朝苏州乃至整个江南的税收结构弊端，从而对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江南地域社会矛盾及其症结所在有更全面的理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韩永福从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军机处上谕档中整理大量道光初年整顿漕弊的档案，揭示了漕粮征收兑运中的种种弊端以及当时政治的腐败与僵化。此外，陈峰、范金民、杨杭军、晏爱红、郑民德、吴滔、郭丽芬等人也有有关漕弊陋规的论文发表。
漕粮的征派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漕弊陋规的存在又使得漕讼和抗漕事件层出不穷。戴鞍钢对清代沉重漕粮负担下的浙江农民的抗漕斗争进行了描述。罗丽达对沉重漕粮浮收积弊问题引发的道光崇阳抗粮暴动作了描述。张小也指出讼户依靠其健讼的本事能够减轻其漕粮负担，认为清代中叶以后漕讼的频繁发生暴露了漕粮浮收越来越严重、百姓吁求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国家对基层控制减弱趋势下健讼之人扮演经纪人角色等问题；他还从关注秩序的问题意识出发，对钟九闹漕事件进行了梳理分析，力图通过闹漕过程中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法的领域的互动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龚汝富以《名花堂录》为例，分析了道光年间一起普通的漕米课征纠纷案是如何上升为京控要案，最后乡绅与官方又是如何在满足双方利益需求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的；他还对清代江西赋税纠纷案卷的刊刻辑存情况作了说明，并概括了清代江西赋税纠纷案的基本情形；他还以《康熙四十五年诬扳军案集录一本永远存据》为例，通过对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吉水的诬扳军控案进行个案分析，探寻了诬扳漕运军丁身份纠纷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剖析了诉讼展开过程中官方考量与民间诉求的互动关系。吴琦和肖丽红考察了清代的抗粮事件，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他们还通过“匡文光控漕事件”的分析，认为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了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地方官的办漕态度和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吴琦通过对清代漕粮征运的考察，认为漕务官员、州县官吏、运粮旗丁和地方绅衿都是各自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构成了对立、欺压或者合作的关系，任何一方突破了利益获取的界限，都会导致利益纠葛与纷争，最终转嫁到粮户身上，导致闹漕事件的不断爆发，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的运行状态，但是由于制度缺陷以及人事障碍，终难逼制闹漕事态的发展。针对严峻的漕弊陋规问题以及频发的漕讼、抗粮事件，晚清政府士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减漕减赋运动。早在1935年，为了给国民政府欲推行的减赋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夏鼐就在《清华学报》发表了长文〈汰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就长江各省之浮收勒折及其原因、道咸之间减赋之必要、平定太平天国时减赋的原因、性质、经过和结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李文治认为清代嘉道之际江南地区农村经济趋向衰落，但是漕运弊端横生，农民承担的漕赋却大为增加，以致抗漕闹仓层出不穷，因此不得不进行漕运改制。潘家德对胡林翼在湖北改革漕政的措施和效果进行了探讨。陶用舒对陶澍在两江地区的漕政改革进行了考察。
此后关于漕弊改革的研究有所沉寂，直到最近几年又有不少新成果发表。晏爱红考析了清咸丰五年的“湘潭章程”认为其价值不仅在于率先变通了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洪均从湖北漕弊背景、整漕经过、绩效成因三个方面，对咸丰初年胡林翼对湖北漕政的整顿进行析论，探寻清代财政制度变革之轨迹；他还以晚清湖北的漕政改革为例，认为局面好转后清廷立即着手恢复祖制，本折之争由是而生，反而造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空前混乱。潘国旗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马上将减赋政策转变为清赋政策，加紧对广大农民的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的田赋负担比大起义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倪玉平认为同治时期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徐茂明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认为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的大势和士绅社会网络控制的社会资源等各种力量的耦合共同促进了减赋工作的顺利进行。赵思渊考察了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事件，认为其并没有缓解苏南赋税负担中的不公平，反而凸显了巨大财政压力下地方社会的困境，以田赋为主导的地方经费已经无力应对甲午战后的新局面，他还考察了道光初年苏松漕弊整顿中士绅力量的演化，认为”漕控”案的频发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而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使得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杨德才和周歧琢以周梦颜、袁黄、彭绍升为中心，对乾隆朝以前江南士绅在苏松减赋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此外，杨天宏、戴鞍钢、袁飞、马彩霞等人也有相关论文。
(六)运河漕运中的商业活动
除了上述有关运河漕运的研究以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漕运中的商业经济活动及其它问题。有关漕运中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在此不涉及运河上民船、商船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
邓亦兵考察了清代河南漕运的概况、制度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影响L陈峰认为宋明清的漕船运输者利用漕船贩运、贸易私货的活动，曰益活跃，愈演愈烈，成为宋明清时期商业领域中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全鹏认为明代漕运不是以增值为目的的商业贩运，但是在漕运基建、漕粮征收、漕粮运输和漕粮仓储中都存在着广泛的商业活动。®此外，戴鞍钢、冷东、毛佩琦、张照东、周祚绍等人也有对漕运中经济活动的考察。
四、元明清漕粮海运与河运的交替演变
自元代定都北京，漕运的起点和终点都离海不远，使得海运成为可能，内河漕运与海运之争成为近世中国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
有关元代海运的研究可以参见孟繁清《元代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陈波的《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认为元末以来船户由于负担深重，以及内部的巨大分化，很多人为逃避服役亡入海岛形成海寇，成为崛起海滨的方国珍政权完成武力积累的重要社会基础。@在专著方面。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一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搜集了历史时期尤其是元明时人关于漕运、海运与地理条件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并对明代运河漕运和海运各种意见进行了辨析和评价。P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一书从政治史的角度来探讨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是如何使海运难以实行的，他重点强调了以河道总督为首的河道管理系统和黄运沿线的地方利益在其中的作用。®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一书首次就晚清社会转型期漕粮海运的转变和漕粮海运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在论文方面。樊铧对永乐十三年停罢海运事件进行考证，以期发现明初南北转运的真相，他认为南北转运的重建更多的来自地方对压力的响应，朝廷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的。王尊旺对明代遮洋总不同时期的职能和运输路线进行了考察，指出海运仅仅是其运输路线中的一段路程。岳天雷、李德楠简述了明代中后期恢复海运的争论和行动。易惠莉深刻描述了康熙二十一年的河工、漕运危机，分析了康熙对待漕运、海运的态度变化及其对继任者的影响。高春艳对清初学者李因笃的漕运治理思想体系进行了阐述，其中亦有复海运之策。张岩和晏爱红分别对包世臣和林则徐的漕务改革思想和行动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对后来海运南漕的改革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晚清的漕粮改行海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熊元斌对清代河运转向海运的原因、争论和实施概况作了介绍。易升运对道光年间海运漕粮中途辍止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张照东认为道咸时期的雇商海运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有限地消除了漕运弊端，但也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他还就清代水路漕运方式演变的过程、原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作了初步考察。郭孝义对外国轮运势力对晚清漕运的觊觎作了概述。陶用舒对陶澍在晚清漕粮海运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此外，李瑚、罗庆康、刘梅生、庞乃铭、段超等人也有相关论文发表。进入21世纪以后，有关漕粮海运的研究更加深入，尤以倪玉平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对于道光年间漕粮海运的改革，他在《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中对漕粮海运的争论、筹措、实行及善后进行了阐述，并对海运的中止进行了检讨；在《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中对以往评价中的三个重要观点：“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了批驳，认为海运能够得到皇帝的赞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需要朝廷额外拨款；在《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中通过考察被学者忽视的道光初年海运谋划和具体负责人齐彦槐的事迹，对该次海运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在《陶澍与清代“东南三大政”》中对陶澍在漕运、盐政和河工上的作为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卢伯炜考察了道光六年的漕政改革，认为此次改革对道光年间地主阶级的“自改革”运动有“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对江南社会经济具有良性影响，并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具有垂范、借助作用。曹志敏从漕粮海运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视角，透视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探讨了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咸丰初年，浙江继江苏之后，也全力推行漕粮海运。倪玉平《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考察了两省在海运漕粮活动中的诸多矛盾，认为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的长期存在已经为后来督抚权重和各自为政格局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太平天国兴起以后，江浙漕粮海运被迫停止，到同治年间，李鸿章开始着手恢复漕粮海运。他的《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考察了李鸿章对漕粮海运变革的全方位影响，给予高度评价；《招商局与晚清漕粮海运关系新说》认为因为当时沙船并非不敷，李鸿章等人成立轮船招商局并不是专门为了解决漕粮海运船只的危机，招商局成立初期逐渐在漕粮海运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漕粮海运成为支撑招商局的重要砝码，沙船等传统木帆船则受到极大的排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漕粮海运在招商局经营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西方势力的入侵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倪氏《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认为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迫使清廷颁布“漕粮改折招”，漕运制度遭到致命打击，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用铁路剥漕的方式，是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则分析了西方势力在晚清漕运变迁中的作用，认为其对漕粮海运的染指只是想攫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应评价过高。他的《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总述了晚清漕粮海运对清代运输业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从帆船到铁路:漕运与中国交通工具近代化》也对漕运对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重要推动作用作了考察。倪氏有关清代漕粮海运的论文还有《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晚清漕粮海运史料考辨三则》、《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等。必须提到的是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海运漕粮历史资料的整理上做了很多贡献，他们在《历史档案》刊发了大量的漕粮海运史料供学者使用，比如《光绪元年的海运漕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道光五年议行漕粮海运事宜史料(上、下)》、《道光年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下)》、《同治年间海运漕粮史料(上、下)》、《咸丰朝海运漕粮史料(上、下)》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有了很大进步，成为一个持续热门的话题。帝制时期各个朝代的漕运都被述及，而且随着漕运在各朝代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应朝代的漕运史研究也更加丰富和细化。不过漕运是一个极为复杂和重要的历史现象，目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尚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首先，对基本文献资料的整理尚需加强。虽然近年来整理出版了不少运河史资料，其中多有有关漕运者，但尚未有漕运专题的史料整理作品。在这方面，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组织编纂的《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已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4年6月出版，该丛书汇集元、明、清三代关于运河的专门著作一百三十种，共分为“治黄保运”等四大类“曹运关志”即其中一大类，该丛书的出版定能襄惠学界。但是仍有大量的相关史料散存在各类正史、政书、档案、经世文编、文集、笔记、方志之中，尤其是档案、文集、笔记中的材料十分丰富而具体，史料价值很高，亟需整理。另外一些民间文献和口传资料也需要收集和整理，流散国外的资料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也需要收集和译介。
其次，漕运史的研究尚有深入和发展的空间。从研究时段来看，由于资料和影响等因素的关系，相较于对京杭大运河时期的漕运史研究而言，对局部漕运时期和隋唐大运河时期的研究明显不足，仍需学界同仁不断努力。从研究深度来看，目前已经出现许多深入细致的作品，但还有不少研究局限在表面，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将漕运现象进行剖析，如漕粮的征收、粮户的负担、漕仓的运转、漕军的生存状态、漕粮在京通的分配，以及在这些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权力斗争等。从研究视角来看，在深入研究漕运现象本身的同时，可以使用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深入探讨漕运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影响，同时要注意在细化研究的同时加强系统整合，构建完整而丰富的漕运图景。
再次，要加强专业研究队伍的培养。目前专门进行漕运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很多，相关学者也分散在各个领域，尚未形成有效的交流机制，这是制约当前漕运史研究的障碍之一。因为漕运跟运河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漕运史研究可以在已见雏形的运河学研究体系下深入展开。在著名建筑学家、运河申遗发起人罗哲文等人的呼吁下，融合运河史、考古学、文化遗产、环境保护、景观规划等诸多领域的运河学已略见雏形，比如聊城大学建成了首个高校运河学研究院，召开了运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预期还有创办《运河学研究通讯》、组织学术团体、开办学术会议之举，定能为运河学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提供助力。漕运史在运河学的框架体制下，也能够跟运河文化、遗产景观等热门研究相互交流，适当地发挥自己的资鉴致用功能。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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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马云青：《清季漕运遗闻》，《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2期；赖家度：《元代的河漕与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于耀文：《漕运史话》，北京市：中华书局，1962年版；南怀瑾《漕运与青帮》《新天地》1964年第10期；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年第2期；蒿炎培《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6期。
⑤ 涉及漕运史的研究综述主要有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刘小花：《中国运河史研究综述》，《吉林水利》
2007年第9期；向福贞：《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学术研究综述》《福建论坛》2008年第10期；孟繁清《元代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9期；郑孝芬《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综述》《淮阴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胡梦飞：《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 – 2012)》《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王文淑：《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综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等。
⑥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⑦ 岳国芳《中国大运河》，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姚汉源：《京杭运河史》，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⑧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北京：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 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年版。
⑫曹尔琴《中国古都与漕运》《唐都学刊》1987年第2期。
⑬宋源：《论“漕本”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作用》，《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
⑭马瑞俊：《黄河河性与我国古代漕运》，《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年第3期。
⑮郭孟良，孔祥君：《大运河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⑯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⑰潘京京：《略论秦汉时代的运河和漕运》，《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罗庆康：《简析刘邦时期的漕运》《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⑬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03年第5期。
⑮上官绪智，温乐平：《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南都学刊》2004年第2期。
⑳张晓东《秦汉汉江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六朝的漕运、地域格局与国家权力》，《史林》2010年第3期；《孙吴时期长江中游的漕运与军事》，《史林》2012年第3期。
㉑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㉑李菁：《解读运河：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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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文光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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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均：《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江海学刊》2012年第6期；《漕政视阈下的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中州学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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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茂明：《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杨德才，周歧琢《明末清初士绅在苏松减赋运动中的作用——以周梦颜及袁黄、彭绍升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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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鞍钢：《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冷东：《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第2期；毛佩琦《明代临清钩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周祚绍：《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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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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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惠莉《康熙朝漕粮未能实现海运原因探析》，《国家航海》2013年第2期。
高春艳：《试论清初学者李因笃的漕运思想》，《唐都学刊》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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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孝义：《试论外国轮运势力觊觎我国漕运》，《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陶用舒：《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益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续完>》，《益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李瑚：《清代嘉道年间漕运与盐法的改革》，《求索》1983年第5期；罗庆康《陶澍辟海运新道初探》，《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刘梅生，庞乃铭：《试论道光前期的漕粮海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段超：《陶澍漕粮海运改革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99年第8期。
倪玉平：《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集(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陶澍与清代“东南三大政’》，《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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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小鲜《光绪元年的海运漕粮》，《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丁进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船运米案清档》《历史档案》1987年第2期；叶志如：《道光五年议行漕粮海运事宜史料(上、下)》，《历史档案》1988年第3、4期；叶志如：《道光年间海运漕粮史料选辑(上、下)》，《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叶志如：《同治年间海运漕粮史料(上、下)》，《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叶志如：《咸丰朝海运漕粮史料(上、下)》，《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9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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