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清史大部分的论点已经被西方学术界接受，可以说是已经开拓的领域。那么，还没有重新探索的其他欧亚历史，比如「新明史」和「新元史」，也将会随之出现吗？新的元史研究，更常见的称呼是“大元史”，简单说则是在欧亚史、全球史的视角下考察蒙古帝国（沈卫荣 2019年，第3、17等页）；换言之，也是以蒙古帝国为切入点，推敲欧亚史、全球史还可以怎样书写。这个意义上，“新明史”（New Ming history）的关切与大元史相仿，只是时段继续向下，即十四世纪后期开始到十七世纪上半。总体上，“新明史”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Johannes Lotze 称之为“羽翼渐丰”（见Lotze 2016, p.28）。未来，学术上有相当的拓展空间。已有的回答中，有不少对“新清史”一厢情愿的想象，继而又衍生出对“新明史”的二度想象。由此产生鄙夷之情，我觉得尤其不可取。下文稍稍展开。1 首先，“新明史”包涵对新清史的回应，但并不是对新清史的机械模仿。任何断代史研究其实都包含着对前段后段的认识。我们读“新清史”的作品，不难发现，其立论超出了狭义清史的范围，既包涵了对整个内亚传统的理解，也包涵许多对中国传统尤其是对明代的认识。比如欧立德（Elliott, 2001）心中的大明，本质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文化上是所谓“儒家”（e.g. p.3），意识形态上是相对单一；由此凸现出大清满族本位，多民族帝国，藏传佛教等多种不同观念、信仰、意识形态共同繁荣。前一预设，当然属于明史的畛域，对后者的讨论，则需要建立在藏学、蒙学的研究的基础上。过去十多年里，不少学者已经指出“新清史”对藏、蒙传统有许多误解。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些讨论直接推翻了新清史的大方向，只是说明新清史未来有很多功课要做，也即有相当的前景。无论如何，新清史的贡献之一，恰恰是将以往被边缘化的满学、藏学等，送入了英语学术世界的中心，对于未来语文学（philology）的发展，可以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随着新清史的繁荣，其内亚、明代想象渐渐重绘了英语学界相关认识的底色，这就有了澄清和回应的必要。问题之一便是：大明帝国真的“新清史”所描绘的那样的么？这是“新明史”的一个切入点。较早向新清史指出这一问题的有卓鸿泽，其于200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欧立德也在指导委员会之中。更系统推敲个中问题的有鲁大维的《威武明廷》（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2013），有时被视为“新明史”之滥觞，这里不妨以此书为例。我们知道，新清史觉得骑马啦、打猎啦、崇奉喇嘛啦，这些是清朝特色，是内亚性。鲁书说，这个预设是不对的，这些活动在明代宫廷中也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鲁大维的这一观察，不仅得到不少藏学家的认同，也引起了新清史学者的注意。随着（新）明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不少新清史学者着重讨论的现象，在明代也有先例。比如欧立德注意到，明代和清代一样也有平番得胜图（下图）；在这基础上，欧氏强调，这一主题只有在清代才变得更普遍（common）。无论如何，新明史的发展要求新清史学者更准确地廓清清代与明代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学者看来，鲁大维书指出了这样一点：中国的不同王朝在不同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的内亚性，清、明之间不是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光谱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鲁书其实指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新清史的成功（cf 罗新，2014），勾勒了一种单调的内亚与单调的中国，预设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却没有真正廓清两者究竟是什么。由此，2018年，卜正民领衔一众学者，联袂推出《天命：成吉思汗以来的亚洲国际关系》（Sacred Mandates …）。此书不再将内亚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世界，而将蒙古秩序、藏传佛教，视为两个不同的脉络。我想，反思内亚这样过的概念本身，也是新明史的题中之义。编成曲唱成歌的内亚王朝变成明，其实是对新明史的误解。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7411c7P62 狭义上，“新明史”注重后蒙古时代的欧亚史、世界史，注重不同政权、地间的往来与同异。回到大元史，关注近年来西文、日文、中文乃至韩文的研究，不难发现谏早庸一、邱轶皓等青年学者利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蒙古时期欧亚大陆的认识。例如，伊尔汗国与大元之间不仅有直接的往来，也有许多共通的现象，如元朝有硬译公文体，伊尔汗国及后续政权也会把蒙语强行翻译、记录下来，形成独特的公文规范。这些研究其实为十四世纪后期及以降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起点。例如，莫斯科公国与大明，乍看上去离得很远，其实只隔着一些蒙古政权。更重要的是，从莫斯科公国到大明，它们在不同意义上是即蒙古霸权之后形成的强势政权，也是不同意义上的蒙古“霸者之证”的继承者。这可以说是新明史的另一个切入点。我想起葛兆光先生推荐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时曾说，他曾多次向张佳提出以“去蒙古化”作为关键词，张佳谦虚地表示拒绝，葛先生也表示赞赏。仔细想来，“去蒙古化”的框架有很多局限。即使在有明一代，许多史料表明即使对士大夫来说，也不一定是惟蒙古必去。朱鸿林更早的研究就指出，《元史·选举志》的形成，本身就标志着明初刻意将元代塑造成一个推崇道学的王朝。换而言之，“去蒙古化”的框架，只强调了接受蒙元遗产的一种方式。相比较而言，新明史则更强调“后蒙古”，而不是去蒙古。这一框架的优势在于，兼具了互通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比较的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回到莫斯科公国与大明的例子，他们之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追索，更有着相通的（parallel）历史经验可资比较。由此展开的研究，我们举三个例子，都是新鲜出炉的博士论文。首先是Johannes S. Lotze 2016年的《翻译帝国：蒙古遗产、语言政策，与明初世界秩序， 1368-1453》（Translation of Empire …）。过往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大体在语文学的范式下——如Antoine Mostaert, 1977; Marian Lewicki, 1949等。Lotze 在此基础上，从译者家族、翻译知识的再生产入手，揭示了王朝内部是怎么处理多语文献的，是怎么介入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政治的。由此，作者论证了明廷并不是过往认为的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政府，更不是简单地去蒙古化了之。他的研究本身呈现了一个大的趋势，即从东方学、语文学中汲取养分，展开新的全球史、跨文化史书写。其中帝国政治与专门知识的维度，尤其值得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此外，那葭还有一本书即出，叫《读不来的城：翻译近世中国》（Illegible Cities …），其中十四世纪的部分使用的也是同一批文献，值得期待。近年的博士论文中，王思翔2015年的大作同样精彩——题为《早期朝鲜·共筑帝国：1392年至1592年间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外交》（Co-constructing Empire in Early Chosŏn Korea …）。论文指出，在十四世纪后期，中华何以为中华，蛮夷何以为蛮夷，不仅仅南京的明王朝关注这些问题；从开京到汉城的朝鲜精英同样在推敲这些问题。两者间的外交对于明·朝鲜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本书在方法上，对于不同边缘群体、边缘政权的探讨也尤有启发。再以鄂可森2019年的博士论文为例。其论文题为《明初帝国的观：中华帝国视野中的蒙古帝国遗产，1368-1500》（ Ideas of Empire in Early Ming China …），处理当下尤为重要的议题：究竟什么是帝国？蒙古意义上的ulus，和中原传统的王朝，和罗马以来的imperium，究竟有怎样的异同？作者在视角上力求打通各种后蒙古政权，在这一背景下仔细追索明承元制的若干细节，可与Lotze论文比较处甚多——二人都主张late imperial continuity/conituum，但鄂可森似乎没有看到Lotze论文，不知道是不是Lotze文公布较晚。鄂可森论文的一个遗憾之处在于，作者对非汉语史料细读不够——如果可以仔细追索蒙、汉语文书，推敲蒙汉女真等合璧文献展开的跨语际实践，一定能大大扩充其论证的深度。我想在成书过程中，作者一定会有所加强。以上三篇博士论文，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把大明作为一个后蒙古的政权，放在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这些学者的就业也都比较顺利，某种意义上这才真正反映出新明史在英语学界的潜力。另外，近年来，英语世界涌现了不少明史有关的博士论文——尤其印象深刻的有Wang Zi 2017, Eloise Wright 2019等。明未来几年都会陆续成书，届时明史学界一定精彩纷呈。我们说新明史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不仅因为于不少专著还在形成中；另一个标志也在于对非汉文史料的运用还比较有限。例如，学者们现下对波斯语的运用，还是以回回馆文献为中心（上引Lotze 外，其他例子如Graeme Ford 2019），相对于元史领域还非常初步。未来，新明史的一个挑战在于，非汉语史料的运用能否走出“四译馆”文献。一些学者认为，在波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档案中，还有大量与明代有关的史料值得发掘。具体的情况我并不了解。3 广义上，新的明史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多元、异质的社会。狭义的新明史（§2），只是近来新的明史书（new Ming history）写中的一个环节。至少80年代以来的北美明史书写，框架上基本立足于“国家·社会”的分野。具体而言，就是君主集权如何加强？地方社会如何繁荣？继而，一个专制的国家如何驾驭一个繁荣的社会？后者是否产生出推翻前者的动力——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国家·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的框架不能说明任何时段的任何问题——就像传统书目学中“笔记·小说”这样的概念，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产物。从卜正民《为权力祈祷》（1993）到施珊珊《明代的社学与国家》（2006），代表了明史学者对“国家·社会”模式的批评与反思。而孔诰峰的明清研究，虽然在社会学领域探索新的理论化可能，但我始终觉得其韦伯遗产始终是其沉重的负担。幸而，在历史学领域，2010年以后明代制度史、社会史的学者渐渐开始开拓新的思路。如周绍明（2014）、王锦萍（2018）、Xi He（2020）等，讨论村落、宗族关系的再造；如施珊珊讨论生祠与地方政治参与（2018），Wang Zi（2017）讨论明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等。这些作品因为考察地域、对象不同，蒙元因素或尤为重要，或可置而不论；它们的“新”，首先是对研究范式的推敲——如果抛弃国家·社会的框架，那么个案研究如何和更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接轨？施珊珊的新作（2018）或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丰富我们在政治参与的认识：歌功颂德还是聚众闹事，这些只是不同的表现，重要的是追索不同形态的政治表达。我想，对将来政治科学亦有借鉴的意义。这一大背景下，宋怡明（2017）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他明确地输出了“日常政治”这一概念、视角甚至工具，某种意义上则代表了近年来明史学者在研究范式上的反复推敲。类似地，卜正民希望从传统政治话语中，提炼出“大国”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可以和帝国对接政治概念。如果说明史研究丰富着我们队当下的思考，明代尤其晚明书写中，也有两个陷阱。一是影射史学，从海瑞罢官到入关学，明与当下，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虽然时光境迁。粗暴地进行古今类比，对于认识历史和当下都没有帮助。二是对浪漫想象。从资本主义萌芽、实学西学到“如果清军没有入关”，无论历史专著还是茶余饭后，不免会把一些愿景投射向晚明。这样的眼光，往往会使研究者局限于一些令自己神往的现象，而忽略了更大的历史背景与脉络。明史无论新旧，都可能落入这样的陷阱——这个有机会再讨论了。4 虽然新明史很有潜力，但注定不会形成新清史的局面，这是另一个故事。上文我们说了，新明史接续大元史的欧亚史、全球史探索（§2），是现下新的明史书写中的一个环节（§3）——这个过程中也纠正一些新清史对前段的误解（§1）。我们讨论一个学派或者一种学术取径，不能只讨论理念、人物与师承，也要讨论其机构基础、权力关系、资金运作，及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等。不少学者动辄以“分裂中国”想象新清史，但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实证地考察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网络，背离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精神，实质上加入了网络阴谋论、跳大神的行列。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大体1978-2006，历史博士在学界就业的总体形势不错~ https://www.historians.org/Images/Perspectives/2019-02/Fig%205.png概言之，过去三十年，随着中国自身的变化，不少美国大学开始在现当代中国的基础上，关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而美国历史系整体上也处于扩编的状态。如上图，橙色表示多少历史系博士生毕业，蓝色表示多少面向历史博士的学术工作；70年代末到00年代后期，就业基本不难。新清史的繁荣也以此为大背景，许多年轻学者一毕业可以进入优秀的研究型大学，更进一步深入其工作。国内对新清史的误解与扭曲，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同知识生产机制之间的碰撞，在观念观点上反而多有互通之处。无论是大元史还是新明史，至少在制度层面上还处于寻求延续的阶段，甚至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在工作市场上都没有扎住阵脚。虽然说在史学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打开了一扇门，但随着瘟疫蔓延，北美不少学校已经冻结招聘，未来形势很不明朗。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之后，北美短时间内不会有大元史、新明史的繁荣。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背后是中美关系变化过程中，北美中国研究的转型；以及科研寒冬来临后，边缘学科的生存现实。想起我以前藏文书上有句话说，即使明天就要死了，知识也一定要学习。蒙元史基本是不太可能——因为蒙元史某种意义上已经采用了新清史的方法：不局限于传统中国王朝的视角，而是把它放到全球的范围内考量；研究中，蒙元史跟其他中原朝代不一样，它必定会涉及多语种、多民族的史料，想回避都回避不了。——说简单点，就是蒙古打下的地方太大了，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范围，包括中东、东欧，根本没法回避掉，只能用超越中国的视野进行研究。元史研究为何没有面临“新清史”那样的挑战？_文化_腾讯网澎湃新闻：海外汉学对清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元史领域好像不太有？刘迎胜：元史和其他断代史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清代自《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被发现之后，就在元史学界引起轰动。十九世纪末洪钧到俄、德、奥、荷兰四国担任公使，发现海外的元史研究也有很多非汉文史料，于是回国后写了《元史译文证补》，翻译了不少海外资料。这是内亚视角的开始，使元史学界意识到光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要注意新材料。慢慢地，元史研究的主流演变成了海外东方学中的汉学、中国传统乾嘉史学中的边疆舆地之学和钱大昕以来的传统元史学三者之间的结合。多年来元史学界几乎没有人会把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视为异端。反过来，海外蒙元史学界在中国元史学界面前，从整体上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资本。对科学研究来说，要承认研究材料的共通性，只要材料是真实的，使用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观察的方法和视角可以不同，剩下的只是观点的分歧。我想你是想问，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国内学界在看待国外有关元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时，有没有面临当代“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据我理解，海外“新清史”研究流派的学者自认为他们能够挑战传统清史研究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史料，“新清史”强调了汉文史料以外，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非汉文史料的重要性；第二点是视角，“新清史”强调清的“内陆亚洲”属性。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是两个学术传统融合，一个是以清钱大昕等优秀学者为代表的乾嘉传统，一个是前面我已经提到清末洪钧出使欧洲以后介绍到中国的欧洲东方学。我们先讲第一个传统。“乾嘉学派”代表了我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其学术追求以及其方法论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人文科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明初修《元史》时，虽然使用了大量元代文献，但却没有利用元皇家秘档《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后来明人对《秘史》用汉字注音，加上旁译与段后总译，用为培养蒙古语译员的教科书）。直至《秘史》被人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后，才引起学界的注意。钱大昕是最早注意到《秘史》史学价值的元史学者之一。钱大昕以前的元史学者，在言及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北方民族人物氏族及族属时，其理解均没有脱出传统中国史学的范围。钱大昕是通过阅读《秘史》，第一个从血缘的角度理解蒙古人内部亲疏之分的元史学者，因此他所编次的《元史氏族志》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钱大昕阅读过《圣武亲征录》，注意到《秘史》与《太祖纪》之间的差异。而相对于传统的汉文史料，《秘史》是另一类史料，是元代蒙古人自己书写的史籍。换而言之，钱大昕既关注到非汉文史料，也试图通过《秘史》来理解元代历史。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新清史”的两个最重要的突出点，从元史研究的角度看，钱大昕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始萌芽。其次再谈欧洲的“东方学”。从清末开始，赴欧美、日本求知的中国学子便开始有人学习“东方学”，其中最杰出者便是陈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外归来的有于道泉、王静如、夏鼐、冯家昇等人，而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先生则是将近代欧美蒙元史流派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形成当代中国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代表人物。要说国内蒙元史研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我个人感觉，如果有，也就是在清末洪钧归国著《元史译文证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韩、邵、翁三先生带来欧洲“东方学”的视角那几十年中。当代中国元史学界数十年来，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反对把自己的视野限于国内，将学术竞争的舞台定位于全球，敢于与世界最优秀的蒙元史学者同台竞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蒙元史学界的学者潜心钻研中国少数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字，学习英、德、法、俄、日等发达国家语言，使用各种文字的史料，阅读并评述境内外同行的成果。随便查阅一下国内的研究成果，便可以发现，在讨论元代制度的论著中，从草原旧制与中原汉制入手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并不缺什么“内陆亚洲”视角。可以说中国的蒙元史研究与世界同行是并驾齐驱的，是互相讨论、切磋与学习的。即使面对当代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的金浩东、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Michal Biran（彭小燕）这些强调蒙元帝国的“世界性”的学者，也是这样。当代中国以外最重要的蒙元史工程，当属前述以色列彭小燕教授领导下的研究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中国元史学者的身影。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