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元史研究新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元史作为中国古代史中较为独特的断代史，其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科研力量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以后，元史学科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2016年以来，元史研究出现令人瞩目的新动向。

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占据元史研究的重要位置。史学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较能体现国内史学各领域的前沿探索。因此，笔者选取《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民族研究》这十种国内史学领域的代表性刊物作为调查对象，统计了2016—2020年发表元史相关论文的作者年龄情况。这十种期刊共刊发元史相关论文73篇，其中“80后”青年学者撰写44篇，甚至出现了5篇“90后”学者的作品，青年学者所撰论文占比达到65%以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刊登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中国史研究》，五年来共刊发元史论文16篇，其中青年学者论文达到14篇，占绝对多数。元史领域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占比显著提高，除了体现出学术研究中新老交替的健康发展态势以外，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元史研究方式方法的变化。

多语种文献的利用日益娴熟和普遍化。元史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汉语以外的多语种史料一直是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因此，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元史学科创立以来，老一辈学人就很重视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和相应工具性语言的训练掌握。此后，由于对外交流的减少，这一趋势曾有所削弱。近年来，在中国日益扩大全球交流的过程中，青年一代学子受到了更多元化的工具性语言训练，也获得了更多的海外学习交流机会。因此，在近年的元史研究中，能广泛利用非汉语的多语种文献的青年学者逐渐增多。

元代多语种史料按照类别大致可分为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史料、欧洲史料与回鹘语史料等几大类。波斯语史料堪称蒙元史领域中除汉语史料外最大宗的史料。经过各教研单位多年的培养，现在可以娴熟使用波斯语史料进行蒙元史研究的青年学人不再寥若晨星，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学者邱轶皓可以熟练释读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写成的蒙元时代穆斯林文献。此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鸣飞、张晓慧，沈阳师范大学魏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春晓，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周思成，湖南大学于月，内蒙古大学乌罕奇，中山大学陈新元等近年来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都可以熟练地利用波斯语文献进行独立研究。欧洲与回鹘语史料数量虽然不及波斯语史料，但仍有其独特价值。目前，也有不少青年学者可以熟练使用这类史料进行研究。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晓林专注于元代礼俗祭祀与马可·波罗研究。他详细梳理了西方的马可·波罗研究史，使用了《马可·波罗行纪》涉及的多种欧洲古代语言。回鹘语史料方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付马主攻中古时代的回鹘史与丝绸之路研究。他有关元代回鹘的系列论文，提供了对元代回鹘（畏兀）群体的新认识。

新史料的发掘持续加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新史料往往带来大量新的历史信息，塑造新的学术创新增长点。在元史学界长期不懈的努力之下，近年来元史新史料的发掘工作逐渐展现成果，可以分为碑刻、文书、族谱和域外史料四大类。

碑刻方面。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自2012年立项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目前前期12卷的书稿已交付出版单位，其中包含大量的元史新材料。此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荣承担了元代蒙古文碑刻的整理研究项目。

文书方面。元代文书中，除了黑水城文书外，以元明时代公文纸本为代表的各类公私文书引起学界注意。2012年以后，一批专注于黑水城文书的学者开始转向宋元明纸背文书研究，并得到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由此，纸背文书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主要涉及元代文书研究的团队包括：南开大学王晓欣团队对于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的元代湖州路户籍册的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团队对于南京博物院、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元印本《论衡》纸背的元代廉访司文书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立晖团队对于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纸背的元代江浙行省公文的探索。

族谱方面。元朝高级官员多由各民族勋贵家族成员世袭，故元代的族谱往往能够反映出元代历史的较多信息。已知现存元代谱牒稀少，导致研究十分薄弱。但近年来仍有不少学者专注于元代族谱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发现。如纳巨峰对于山东博物馆藏元代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谱牒的探索，杨绍固、李中耀对元代著名畏兀官宦家族廉氏家族宗谱清代修本的研究，罗玮对于元代《藁城董氏世谱》多种抄本的发现与研究，等等。

域外史料方面。除了前述三类汉文新史料外，近年来中国元史学者对“域外史料”的汉译和整理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如著名的波斯文世系谱《五族谱》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正式校订出版。但由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波斯语教研室教授王一丹主持的《五族谱》整理、汉译与研究项目一直在稳步进行，走在了国际学术前沿。再如《马可·波罗行纪》最完备的版本是穆勒和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集校本，多年来一直没有汉译本。但是，近年来其汉译和校释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其他研究模式对元史研究出现“渗透”式的推动。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的各断代和各领域研究发展迅猛、异彩纷呈，形成了若干研究热点。每个领域都内生出一些研究重点，如西域内亚研究与唐史、元史和清史的联系较为紧密，而明清区域社会史的主要成果则基于对华南与华北基层社会的深耕。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推动了学科发展的新型成果不断涌现，在传统上被视为“门槛颇高”的元史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这样的成果。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学者任建敏近年针对元代广西地区史发表的一系列成果，正体现了当下区域社会史模式对于元史研究的某种“渗透”，从基层区域社会角度推动元史“自下而上”进行研究。

无论从研究成果还是研究人员的规模来说，元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状况都是较为薄弱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元代经济史料的零碎和缺失，另一方面也在于金元时代税制、财政和土地等基本经济制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近年来，元代经济史领域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青年学者学习使用计量化、模型化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元代经济问题的深化研究，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李春圆。此外，青年学者选择元代经济史作为主攻领域的情况也逐渐增多，如西北大学郑旭东、东北师范大学曹猛。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元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元史学科汉文与非汉文史料并重，并初步出现多学科综合推动元史发展的倾向。这有赖于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元史学人群体，他们显现出了强本固基和外延拓展的双重发展趋向。元史发展出现新动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教研基地数量不断增多。除了几所传统意义上的元史研究“重镇”外，更多高校开始培养元史研究人才。其次，越来越多元史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已经获得教职的元史青年学者的学术理路逐渐成熟。最后，由于元代在中国古代史演进、中外关系史以及全球化历程等重要问题中的独特地位，其他史学领域研究者对于元史的关注也逐渐增强。这些因素在2016年以后呈现集合效应，学科发展动向随之出现了新变化。

在老一辈学人的悉心教导和新一辈青年学者的努力下，我们期望未来的元史研究能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发挥本身的学术价值，与全世界的蒙元史相关领域学者深入切磋交流，把学术竞争和交流的舞台定位于全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