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偉民，山東寧陽人，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宋史、明清史、史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出版專著《宋神宗》、《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等，主編著作多種，在《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史學月刊》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專項任務項目、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等。近年關注華北契約文書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希望通過契約文書等研究華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及華北核心區近幾百年來的環境變遷；關注全球史研究，力主以全球史的方法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工作，長期擔任著名期刊《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編輯，曾任總編室副主任，參與創辦《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並擔任常務副主編。2005年調清華大學工作，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常務副主編，《國際儒學》（中英文版）主編。長期從事期刊編輯工作，關注學術期刊及學術評價方面的研究，曾發表多篇相關論文。2010年獲新聞出版總署“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稱號。
世界現代化研究是20世紀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話題。由歐洲國家率先引導的現代化將人類歷史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影響了全世界，而且這個過程至今仍在進行，因此注定是各國學者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相關的研究成果極多。對學術史做一總結，不難發現，在20世紀諸多關於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研究成果中，較少涉及中國。因為在最近兩三百年的世界現代化進程最快速的時期，中國基本置身事外，中國也因此被歐美學術界作為“他者”。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期，現代化話題被重新激活，再次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點話題，並引起中國學者的廣泛注意。之所以出現這個現象，是因為此話題與中國發生了關聯，進而中國還成為此話題的核心角色。另外，隨著最近十幾年全球史研究的興起，不僅中國成為全球史的重要議題，中國學者也積極參與到全球史的研究之中。鑒於此，如何重新敘述中國歷史，尤其是如何在全球化進程加速、在全球史研究逐漸深入的背景下重新敘述前現代中國歷史，[1]就成為當代史學家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中國歷史成為國際話題：由GDP爭論說開去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持續了4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在一個很短時期內就補上了很多現代化國家一兩百年不能完成的大部分課業。這當然會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研究中國經濟的起飛之謎，而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又不得不追蹤歷史的脈絡。於是，中國歷史尤其是近幾百年的中國歷史也再次成為國際上歷史學家及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關於中國的話題持續成為國際性的話題。歷史是過去的現實，而現實既是未來的歷史，更是歷史的映照和延續。歷史與現實複雜的關係，在有關中國的話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並提醒我們在分析和理解問題時，一定要把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把中國與世界聯繫起來，否則既可能背離真實的歷史，也無法洞察複雜的現實。
從全球史視野解讀前現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在20世紀後半葉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很多學者進行了嘗試，且影響深遠。最有意味的是，當時兩大世界陣營分別作出了自己的解釋。社會主義陣營根據五種社會形態理論解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國史學界催生出了“五朵金花”，其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說以及圍繞該說展開的研究，使人們對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認識，儘管有些結論未必正確，但相關探討卻給後來更廣泛的討論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甚至直接成為新時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起點。與此同時，屬另一陣營的一批學者則從“朝貢體系”模式和“衝擊—回應”模式來理解中國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也就是美國東海岸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哈佛學派主導的中國研究範式，這種研究範式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應該說，這兩種屬於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研究範式表面上看存在很大的分歧，其實本質上有相同之處，即都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都是以“停滯”、“循環”等觀念解讀前現代的中國。此外，澳大利亞著名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過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一書中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論，在學術界引起廣泛而持久的討論。上世紀90年代末，或許是受到後現代主義的鼓勵，以加州大學為核心的一批學者開始批評中國史研究中的“歐洲（西方）中心論”，尤其是哈佛學派的“衝擊—反應模式”，並開始嘗試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解讀中國前現代歷史，重新認定中國在前現代全球歷史中的地位。
最近二百年來中國在世界上一直是一個“東亞病夫”的形象，中國近代歷史的諸多屈辱更是中華民族內心深處長久的痛。因此，中國人在努力尋求富強道路的同時，特別注意外界對我們的評價。而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強勁的經濟發展，使中國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國外學者深知，要理解當代中國，就必須對歷史上的中國進行深入研究和了解。其中，一位著名學者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就在世紀之交這個特殊時期引起了中國人格外的關注。更有意味的是，這位學者的研究不僅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還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廣泛關注，各學科學者及媒體都喜歡引用他的觀點和數據。我所說的這位學者就是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他關於GDP的系列研究，尤其是關於中國歷史上GDP的研究，至今仍有極大的影響。
麥迪森是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高級顧問，是國際收入和生產率比較領域中生產法的創始人，在研究經濟的長期增長和國際比較方面享有盛譽。他對過去兩千年世界經濟水平的基本估算以及經濟增長原因的分析，既充滿了睿智的見解，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國際經濟史領域幾乎無人不曉。後來他的研究偏重於中國，尤其關注宋代以後千餘年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期趨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點，對中國學界影響極大。經濟史是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話的場域。歷史學家大多本著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的原則，偏重於歷史的文字描述，這種方法用於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領域是很適合的；而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史則更看重數據，因此凡能用量化數據說明的問題，就儘量避免用多餘的文字。主要是作為經濟學家的麥迪森大膽運用經濟學的統計方法，對中國宋代以來的GDP發展趨勢給出了系列數據。他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給出的最有影響力的數據是：中國GDP在公元元年佔世界GDP總量的26.2%，公元1000年時佔22.7%，公元1500年時佔25%，公元1600年時佔29.2%，公元1700年時佔22.3%，1820年時達到歷史頂點32.9%。[2]這些數據影響實在太大，以至於儘管他另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理論闡述，歷史學界對他的估算批評也很多，但仍有很多人繼續引用他的這些數據，這在學術界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異的現象。尤其是最後一個數據，即直到1820年前後，中國的GDP仍然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成為不少學者論證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良好、一點不比西歐落後的重要證據。麥迪森的結論與我們通常對前現代中國歷史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告訴我們，儘管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人並不富裕，國力衰弱，但就綜合實力而言依然是世界強國。結果，多數讀者只留下了“中國GDP世界第一”的印象，卻完全忽視了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見，更造成了對中國歷史真實經濟發展水平的誤判。
人們之所以願意接受麥迪森對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高估的判斷，有非常複雜的原因。首先，麥迪森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估計，同普通中國人心目中一直嚮往的“大國”觀念耦合，而普通人也往往會拿現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與歷史上的中國相比附；其次，中國傳統史學（包括經濟史在內）習慣於描述性研究或定性研究，因此中國歷史在人們的心目中始終是模糊的，這越來越不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了，而麥迪森提供的GDP系列數據則滿足了人們的這個心願。儘管麥迪森自己曾反復強調，他的研究重點是現實，歷史只是他說明現實的手段，但很多人忽視了這一點，包括很多學者也經常不加區別的加以引用，非歷史學出身的學者尤其喜歡引用。
當然，史學界不少學者對麥迪遜提供的數據也提出了批評和質疑，比如杜恂誠不僅對麥迪森著作中隨意估計、數據模型中的各項基礎數據等問題提出尖銳批評，而且還連帶批評巫寶三的研究開創了GDP認識誤區的先河，因為GDP的定義是指所有進入市場的最終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之和，沒有進入市場的不應該計入，但巫氏卻把沒有進入市場的一部分物品計入。[3]劉逖在《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1600—1840）：兼論安格斯·麥迪森對明清GDP的估算》一書中專門與麥迪森對話，並在充分利用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修正麥迪森、貝洛赫等人對於中國歷史上GDP過高的估計。[4]另外還有其他歷史學者從方方面面對麥迪森等人的學術觀點提出批評。但讓人遺憾的是，這些批評似乎並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很多學者及社會人士照樣引用被歷史學者已經否定的數據，導致這些錯誤的數據依然在廣泛傳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麥迪森的一些比較重要和有價值的數據及觀點卻被忽視了。比如，他認為，公元960年，中國總人口是6,000萬，人均GDP為450元（1990年美元，下同）；此時歐洲的總人口僅3,200萬，人均GDP為422元。到13世紀末南宋滅亡時，中國總人口已達1億，人均GDP為600元，歐洲此時人口5,200萬，人均GDP為576元。即這個時期中國和歐洲的人均GDP差不多，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中國略高於歐洲；但因為中國人口是歐洲的2倍，因此，中國GDP總值也差不多是歐洲的2倍。但此後幾百年，中西差距開始拉大。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時，中國的人均GDP仍為600元，即在南宋之後的四五百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基本是停滯的；而此時歐洲的人均GDP則上升到927元。麥迪森認為，西歐在14世紀的時候人均生產水平已經超過中國，“在15和18世紀之間，中國的經濟領先地位讓給了歐洲”。[5]更值得注意的是，麥迪森還批評了那種認為在1800年時中國還遙遙領先於歐洲的觀點，指出有些學者所用數字是猜測甚至是偽造的。[6]麥迪森從歷史長時段解釋了中國近代落後以及西方崛起的原因，他的闡述充滿了睿智和卓見，可是我們卻恰恰忽略了他的這些有價值的重要觀點。[7]
當然，麥迪森並不是首先從計量角度尤其是從GDP計算角度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在他之前的多位學者都曾經涉及這個話題。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做過一些簡單的估計，如克拉克（Colin Clark）在《經濟發展的條件》中對中國1925~1934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進行過估算；劉大中在《中國戰前國民收入初步估計》、《1931—1936年中國國民收入：一個探索性的研究》等文章中對193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有過初步估計。[8]至於中國史中關於GDP估算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是1940年代由巫寶三先生開創的。[9]巫先生的《國民所得概論》一書在海內外學術界曾引起極大反響，可以說他的研究真正開創了中國史領域中國民收入問題研究的先河，也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比較紮實的數據基礎，吳承明稱譽道：“（此書）首創這個研究領域，沿用至今，無出其右者。”[10]費正清認為：“此書是對中國國民所得現有的最詳備的估計。”聯合國1948年出版的《各國1938—1947年國民所得的統計》中的中國部分，即採用此書的估算結果。[11]以上可以看出，早在20世紀前半期，就有學者試圖將中國史納入全球史體系中去研究，並大量借鑒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但總的來看，那個時期關於前現代中國經濟總量的研究還非常薄弱，各位學者對前現代中國經濟總量的估計也普遍偏低，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發展所知甚少。
麥迪森作為一位在國際經濟學界有影響的著名學者，他在上世紀末接續了這個話題。與此前不同的是，這個話題及他對中國歷史各朝GDP的大膽估計在國際國內學術界都產生了極大反響，使此前業已存在但影響尚非常有限的一個話題，再次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即怎樣在全球史背景下重新估計前現代中國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問題。幾乎與麥迪森著作出版的同時，國內外學術界就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也有學者因此而對中國歷史上的GDP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見本文第二部分）。
面對同一個研究對象，不僅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者給出了非常不一樣的答案，即使同一時期的學者同樣也有極大的爭議，甚至完全對立。這既充分證明了“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歷史哲學命題的合理性，也顯示了歷史學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二、唱盛與唱衰：中國歷史的不同講法
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融入世界，世界也開始重新認識中國。這一點在學術界尤其中國史研究領域的表現非常突出，很多中國史研究的重大問題開始被改寫或重寫。在20世紀前半期，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最大的當屬歐洲、日本和美國，其中歐洲漢學影響可能最大，我們通常所說海外漢學或世界漢學，實際主要是指歐洲的漢學研究；但到20世紀後半期，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最大的轉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這種變化實際上從二戰後就開始了，即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霸主，在學術上也逐漸成為全世界中國知識生產的中心。尤其是美國借冷戰中的“區域研究”之力，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美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以至於有人稱美國已經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新觀點新理念的發源地。當然，我們必須承認，關於中國歷史問題的紮實研究，大多數也還是出自中國的學者，美國學者正是在中國學者研究或提供材料的基礎上，才提出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觀點。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中外學者的學術交流非常之頻繁，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著作源源不斷在中國翻譯出版。中外學術的交流互鑒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中國史研究的議題被重新討論，又有很多新的議題被提出，這些議題大多都是認真嚴肅的學術討論。當然不應迴避，其中也有出於激情的似是而非的學術見解。
下面筆者試圖通過中外學者關於前現代中國的具體研究的成果，以及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交流，來重新認識前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1. “中國中心論”與“解讀歷史的沉重”
正如上文所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步入增長的快速軌道以及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矚目的對象。不僅中國人自己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國際上對中國的正面評價也越來越多，而且中國人尤其關注和喜歡國際上關於中國正面的評價和研究，這樣的研究在中國往往受到追捧。其中，1998年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的出版，以及此書引起的反響和爭議，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學術案例。
《白銀資本》一書可以說是最近30年來“中國中心論”的代表作。儘管弗蘭克的這本著作與麥迪森的著作同一年出版，但比較而言弗蘭克的著作在中國影響更大。當然，此書在美國最初出版的時候，美國學術界部分學者也給與了極高評價，中文版在目錄前附錄的“書評摘要”就全是極力讚揚，比如“這是一部總結千年歷史的書，會從根本上影響下一代研究者的學術理解”；“《白銀資本》是改變我們對近代早期世界經濟的認識的壯舉”；等等。這本書真正發生巨大影響，還是在中文版2001年出版以後，因為這畢竟是一本主要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根據我們通常的理解，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能在中國產生巨大反響，要麽是水平極高，要麽就是極有爭議。那麽，這本書是屬於哪種情况呢？我個人認為當然是第二個情况。
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提出了兩個極具震撼力的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尖銳批評“歐洲（西方）中心論”，明確提出了“中國中心論”，這是弗蘭克在中國學術界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也是許多西方學者（尤其是左傾學者）不吝賜譽的重要原因。通觀全書，弗蘭克對“歐洲（西方）中心論”的批評可以說是他的思想主線，他說：“近現代歷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現代歷史，是由歐洲人製造出來的，按照布羅代爾的說法，正如歷史學家所‘知道’的，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組建了一個世界’。這就是歐洲歷史學家的‘知識’，而正是他們‘發明’了歷史學，然後又充分利用了它。人們甚至絲毫沒有想到，也許還有另一條相反的道路，也許是世界創造了歐洲。而這正是本書想加以證明的，至少是想在這方面做一點嘗試。”[12]他明確提出：“如果說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那麽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佔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麽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13]這種顛覆性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所產生的衝擊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這種觀點不是中國人首先提出，而是從西方學者的口中說出，這對滿懷愛國熱情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舞。弗蘭克書中一些形象生動的說法更是受到中國人歡迎，比如他說“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厢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厢，只是到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在火車頭的位置”；他甚至諷刺說“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麽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厢的車票呢？”[14]儘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弗蘭克的論述前後充滿了矛盾，但好在這些矛盾的表述都能證明他的核心觀點。
弗蘭克的第二個核心觀點是“白銀資本”論，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他第一個觀點的進一步論證。“白銀資本”這個書名實際就是“中國中心論”的一種典型表達。[15]如果說他的第一個觀點信口開河的話，那麽他的第二個觀點涉及了中國經濟史甚至是世界經濟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總共七章的框架中，他至少用三章的篇幅來論證中國在全球貿易及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中他把中國巨大的白銀需求作為論證中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最好證明；他通過中國對白銀極高的絕對佔有數量進而證明，在1800年前的幾百年，世界上只有一個經濟體系，那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他說，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居於核心的地位，“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銅錢以及後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16]在弗蘭克看來，中國高度發達的經濟和貿易，才是導致全世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根本原因。明代到底有多少白銀流入中國？學術界有不同的估計，弗蘭克認為，自有世界記錄白銀產量以來（1545年），大約一半的白銀到了中國。[17]
明代白銀問題始終是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大熱點，也是大家廣為關注的一個話題。關於明代白銀的輸入數量，楊聯陞、梁方仲等經濟史大家曾經做過詳細考證，並不存在太大的爭議，大家一致認可明代白銀的輸入量巨大。然而關鍵是，在明代為何有如此大的吸銀能力問題的研究上，卻存在極大的爭議，部分學者人云亦云，普通人更是不明就裡。弗蘭克其實不懂中國經濟史，他完全採信了這些人云亦云的觀點，從而導致其所作學術判斷與真實的歷史相去千萬里。
王家範對《白銀資本》一書做過非常深入的評論，他批評弗蘭克“在至關全書主題的基本概念運用方面很隨意，喜歡在不同概念之間強烈跳躍，一句進、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甚至為了支撐他虛構的“中國中心論”的理論體系，而不惜歪曲歷史事實，即故意拔高中國歷史，而貶低歐洲歷史，走向了認識論的歧路，“意氣用事和主觀意志的膨脹，使得弗蘭克對造成‘一個社會’發展狀態的種種內因條件以及‘世界體系’內部必然存在的發展道路的差異都變得視若不見”。[18]這最終導致弗蘭克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誤讀越來越嚴重，離歷史真相越來越遠，他寫的中國歷史差不多變成戲說了。
關於中國明代白銀問題及明代經濟發展水平問題的研究，近幾年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其中，劉志偉關於貢賦體制的研究，可以說破解了明代白銀之謎。他敏銳地認識到研究傳統經濟不可以套用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不能把正史《食貨志》的內容理解為現代國際財政經濟的概念。據此他對“食貨”與“經濟”進行了清晰的梳理。他認為，“食貨”與“經濟”最根本的區別是財富觀的不同，“食貨”建立在自然財富觀基礎上，古人是要解決如何獲得、佔有和分配這些天地生出的自然物；而“經濟”則是基於在生產專業化分工條件下通過合理配置資源實現財富的增長，現代人要解決怎樣利用有限資源來獲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前現代食貨經濟邏輯的關鍵命題之一是“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這是統治方式的問題，而不是資源配置的問題；食貨經濟邏輯的另一個關鍵是“商”，即古人所說的“懋遷有無”，商人的交易活動斷不可少。以上兩點是中國古代貢賦體制的基本運作機制，也是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一把金鑰匙：
“食貨”的經濟實質，不是國家控制市場，而是王朝國家利用市場來實現貢賦徵輸，也就是說，不是由市場出發去動用國家權力，而是由貢賦出發去拉動市場……這種體制的基礎，是王朝國家聚斂社會財富，其運作的機制則離不開市場交換流通來實現。[19]
據此，明代對白銀巨量需求這個現象的解釋便很容易理解了：在貢賦體制下，中央政府的稅收主要是白銀，每年都會有巨量白銀收歸國庫；然後中央政府再用白銀去購買糧食、布匹等物資；因為中國的財富主要集中於東南，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賦稅重地江南要將糧食等實物折成白銀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將白銀運至京城，然後政府再撥出大量白銀購買所需物資。這就造成了市場對白銀的大量需求，又造成了市場繁榮的假像，尤其是長距離貿易繁榮的假像。弗蘭克曾經感嘆16世紀末每年有300多萬兩的白銀從海外輸入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其實這恰恰表明弗蘭克對中國歷史的陌生，對中國社會經濟運行邏輯的不理解。因為對當時的明帝國來說，300多萬兩白銀實在不是一個多麽了不起的數字，僅明末用於北方國防開支的費用就超過300多萬兩。不僅國外學者，現在一些國內學者（包括一些明史學者）依然將此現象簡單歸結為明代經濟與市場繁榮的結果，甚至認為是明代經濟主動融入全球化的結果，這樣的看法恐與史實愈來愈遠。
揆諸事實，我們發現，正是因為明代財政體制尤其是貨幣制度存在嚴重弊端，才造成了明中葉以後貨幣金融體系的混亂。具體而言，明初統治者倡行的帶有強烈道德主義色彩的儒家治國理念，對蒙元諸種制度尤其是一些落後制度的繼承，導致了摒棄市場的勞役和實物交換的統制模式的僵化體制，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發育。但另一方面，明中後期民間社會及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卻一直悄悄發揮作用，政府規定的禁銀、禁錢及官定折價體系等被逐漸突破，直到最後轟然倒塌。[20]在劉志偉貢賦體制論基礎上，邱永志結合中國歷史實際與貨幣理論，對明代貨幣白銀化的制度機理與市場關係進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洪武貨幣秩序”的概念，他認為，寶鈔貶值，銀進錢退，證明了明初統制經濟及貨幣政策即所謂“洪武貨幣秩序”的完全失敗。“‘洪武貨幣秩序’的存在和延續，使長久以來傳統政府運轉較為成熟的主導性貨幣——紙鈔和銅錢——在制度基礎和信用供給等層面，遭到了顛覆性的打擊，釀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構成了明代貨幣體系整體轉向民間稱銀力量積蓄的起點。”[21]政府逐漸放棄貨幣主導權而任由民間市場自發調整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發展影響深遠，清朝政府繼而全盤接受了明朝放任自流的貨幣政策，延續銀本位傳統，引致外國銀元在中國暢行無阻，中國直至晚清才嘗試鑄行銀幣，但為時已晚，而這很可能是中國直到19世紀仍然徘徊於前現代而西方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經濟原因之一。
2. “大分流”與“內卷化”
對於中國經濟史研究來說，世紀之交的2000年真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因為這一年有多部重要的經濟史著作出版，其中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以下簡稱《大分流》）英文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下文詳及），都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大分流》2003年譯為中文出版後，在中國學界引起的反響出人意外，不僅大量的爭論文章連續發表，而且形成了影響至今的所謂“加州學派”，“大分流”一詞也幾乎無人不曉。很遺憾，既然有爭論，必然至少應該有兩派，但現在學術界似乎只知有“加州學派”，而不知有其他學派，我想這是不公平的。與“加州學派”爭論最多、最深入的是黃宗智（Philip C. Huang），他一直致力於中國鄉村史的研究，尤其關注對中國下層社會的研究，成就蔚為可觀，影響了很多人，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因此我認為完全可以稱之為“黃宗智學派”。[22]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此前有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繼而又由“大分流”引發的關於前現代中國發展水平的辯論，不僅極大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面貌，而且把中國歷史真正帶入了全球史的視野進行研究和比較。深入的學術辯論，既使國際學者加深了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也使中國學者增強了對世界的了解。因此，大致梳理關於“大分流”的辯論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參與辯論的學者很多，在此我只簡單總結彭慕蘭和黃宗智二位學者的觀點，因為他們二位是辯論的主角，他們提出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問題，其他學者大都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爭論的。
與弗蘭克的學術取向基本一致，彭慕蘭也是從批評“歐洲（西方）中心論”的立場出發，只不過彭慕蘭沒有像弗蘭克那樣走向極端，他試圖建立一個中西兼容而非中西對立的歷史觀。他的基本邏輯是，在前現代歷史時期，世界歷史發展呈多中心或基本平行的特點，後來因為一些特殊原因，在18、19世紀之交東西方才開始走向不同的發展道路，即他所說的“大分流”。
彭慕蘭在《大分流》一書中最可注意也是引起爭議最大的有兩點，第一點是他採取的與眾不同的比較方法，即他迴避了傳統非常模糊、大而無當的中西比較或中歐比較，而聚焦到中國江南與英格蘭兩個地區的比較上。這是一個非常大膽、新穎，同時也是極易引起爭議的研究方法。他說：
在進行東西方比較（或者任何比較）時所用的單位必須具有可比性，而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因而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或印度作為一個整體）更適合與整個歐洲而不是與具體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正如中國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貧窮的甘肅一樣，歐洲同樣既包括英格蘭也包括巴爾幹。江南當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18世紀，其人口超過除俄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就其在自己所處的更大社會中的經濟職能來說，江南——而不是整個中國——是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這種想法給了我們一條進行類比的基線，能使比較真正具有意義，從而使我們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區、區域之間重要關係的建立方式有什麽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進一步使我們得以把經濟發展看作地區間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始終尋找某種對一個具體地區內生的成功來說是具體的致命缺陷或關鍵的東西，並用這一關鍵性特徵對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後的差異進行困難的解釋。換一種方式表達，西方很多社會理論問的是“為什麽是歐洲”，然後，在把世界其餘部分從發展進程中排除後，再問“在歐洲內部為什麽是英格蘭”。但如果江南或畿內或古吉拉特與比方說塞爾維亞相比，對於長期發展來說是更好的候選對象——或者說它們肯定如此——為什麽不徹底取消以歐洲為單位，直接去比較核心區？[23]
以上這段引文非常重要，可以說是彭慕蘭立論的基礎，也是此後引起學術界巨大爭議的問題。
彭慕蘭提出的第二個重要觀點，也是他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在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並沒有一個經濟中心，歐洲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是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只是到19世紀中葉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之後，歐洲才表現出明顯的優勢，才真正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個觀點極具震撼力，因為我們多年來的認識是英國率先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最晚從17世紀就領先於世界，這些基本常識都寫進了教科書，形成了我們的知識譜系。對很多人來說，“歐洲（西方）中心論”是一個正確而普通的常識，並不是歐洲人強加給我們的。彭慕蘭大約對此是有比較清晰認識的，因此，他在《大分流》中沒有像弗蘭克那樣把中國高高捧起，把歐洲踩在脚下，而是採取了一種非常聰明的辦法，即把中國與歐洲相提並論，論證在1800年之前的幾百年，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平不相上下，某些地方甚至中國的內生優勢更加明顯。《大分流》第一部分的總標題就是“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他開宗明義說：“事實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出1800年以前西歐積蓄資產存在著數量上的優勢，或存在一系列持久的能使歐洲資本積累獲得明顯優勢的環境因素——人口或其他因素。歐洲人也不可能明顯更為健康（即人力資本佔優勢）、有更高的生產力或在別的方面繼承了多年緩慢自然增長的超過亞洲較為發達地區的優勢”。[24]本來是歐洲與亞洲的比較，或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等，但此處彭慕蘭卻將其中的一個比較對象悄悄轉移到了“亞洲較為發達的地區”。當然，作者本人可能也明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在書中將英格蘭和中國江南作為具體比較的對象。與此前“中國江南為什麽沒有成為英格蘭”的發問不同，彭慕蘭發出了相反的疑問“為什麽英格蘭沒有成為中國江南”。不同的發問當然代表了不同的立場，所以中國人很容易將作者的發問當成了反對“歐洲（西方）中心論”的證據，儘管這可能並非作者的本意。
在《大分流》中，彭慕蘭反復論證前現代時期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不相上下，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國要比歐洲發展的更好。比如他認為，直到1750~1800年，中國人的糖消費量仍超過歐洲大陸；棉紡織品的消費不比歐洲低，書籍比歐洲便宜且更普及；奢侈品的消費更是有很多記載；等等。[25]既然1800年以前歐洲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為什麽在此前後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實現了經濟起飛，而中國卻長期陷入停滯不前甚至嚴重倒退呢？彭慕蘭給出的解釋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歷史來到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的發展道路開始逐漸背離，並最終分道揚鑣。英格蘭之所以能夠走上獨特而持續的增長途徑，並從而與長江三角洲的增長方式根本不同，並不是英格蘭內部存在任何經濟優勢，主要有兩個顯著原因，第一是其重商主義政府與商業公司的獨特結合形式（東印度公司最為典型，它集貿易、軍事權力於一身，實際成為國家的代表），使英格蘭能夠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以及重要的奴隸勞動力，美洲等殖民地這些意外之財使他們的土地制約得以解除；第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汽動力的大規模使用成為可能，對無機物即礦物能源的利用這個偶然因素，使英格蘭避免了馬爾薩斯危機和生態危機，技術的持續進步幫助英國走出了斯密式的增長模式（分工和專業化）。總而言之，英格蘭能夠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靠的是運氣和偶然因素，這是彭慕蘭解釋東西大分流原因的基本理據。
彭慕蘭關於中國研究的成名作其實是1993年出版的《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26]這部著作受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區域理論研究影響，側重研究晚清華北社會經濟史。有意思的是，彭慕蘭這部著作在美國中國學界影響較大，曾獲“費正清東亞研究最佳著作獎”和“美國史學會獎”，但在中國卻沒有太大影響，這頗讓人詫異，因為我認為這才是他關於中國研究學術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他對華北地區衰退原因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更有意味的是，他在這部著作中所反映的學術觀點，與他後來在《大分流》中提出的新觀點，差異非常之大。
可以這麽說，正是《大分流》一書的出版，“加州學派”的提法才逐漸傳播開來，彭是這個學派的核心人物。彭早期可能受到過黃宗智的影響，可後來黃卻成為彭批評的對象。所以，《大分流》出版後，黃立即進行了極為嚴厲的批評，雙方唇槍舌劍辯論了幾個回合，這場辯論使二人在中國學界幾乎無人不知，彭更是聲名鵲起，“大分流”與“內卷化”這兩個詞匯也幾乎成為最近20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27]
黃宗智是研究明清以來中國傳統鄉村經濟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其代表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三角洲》），[28]已經成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典範作品，他提出的理論範式以及對傳統理論範式的反思，尤其是對中國傳統農村經濟的卓見，可以說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中最為閃光的部分，也最具影響力。在《華北》一書中，黃宗智基於中國土地與人口關係的演變，認為華北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和環境的日漸惡化等因素，導致“內卷化”越來越嚴重。黃宗智引入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內卷化”概念有兩個基本含義，第一個含義是指家庭農場因為耕地面積過少，農民為了維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勞動力邊際報酬已經降到很低、且越來越低的情况下仍繼續投入勞力，以期增加單位畝產量。他說：“人口壓力常使冀—魯西北平原貧農農場勞力的邊際報酬降至雇傭勞動工資和家庭生計需要之下”。“這個以作物為主的農業經濟的特色表現為極高的土地生產率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而“高土地生產率與低勞動生產率的結合，正是農業內卷化的證明”。[29]第二個含義是指發展不充分的經營式農場和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特別頑固但又難以發生根本變化的小農經濟體系。此點與西歐在前現代長期的社會分化過程相比，差異極大，而這種差異正是導致中西走上不同歷史發展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西歐，“一方面是資本家的興起，一方面是小農的無產化。在無產化的過程中，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喪失了生產資料而依賴傭工為生”，小農社會逐漸為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而中國的情况卻與此相反，“華北農村的演變，沒有像典型無產化過程那樣導致經營式農場的資本化和越來越多的小農從他們的經營農場分離出來。它卻導致了有僱傭勞動，但未資本化的經營農場的興起和越來越多小農的半無產化”。[30]
眾所周知，華北地區儘管在最近幾百年來一直呈衰敗的趨勢，但這個地區從來都是中國最重要最核心的區域，至今仍是如此。黃宗智、彭慕蘭等特別重視研究華北，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華北研究再次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也是順理成章的。後來，黃宗智的研究轉移到了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地區（彭慕蘭也是如此），這是中國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區域，尤其是帝制晚期中國的經濟核心區。儘管黃宗智的研究對象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原來是從經濟落後的華北看中國，現在是從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看中國，但他的基本看法不僅沒有變化，反而更加強化了以前的觀點。也就是說，不論是從經濟發展落後的華北來看，還是從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來看，中國在明清時期的整體發展趨勢都是衰退的、“內卷”的。只不過在《長江三角洲》一書中，他用“過密化”代替了“內卷化”作為involution的漢譯。他認為，從明初開始，江南地區長達600年的經濟緩慢發展並未給長江三角洲地區帶來根本性變化，而是使小農經濟更加“過密化”了。他進而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過密型增長”和“過密型商品化”。“過密型增長”指的是一個地區的農業總產出有所增長，其代價是投入不斷增加，但勞動力邊際報酬卻持續遞减以及農民勞均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過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與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帶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有本質區別。“過密型商品化”是指在一定社會結構、自然環境和人口壓力等多種因素影響下，農業商品化的進一步發展有可能帶來農村“過密化”狀態的加劇，而不是打破這種狀態。因為實際上，長江三角洲經濟作物的生產和加工，尤其是棉花和桑蠶，都是通過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才實現的。
不難看出，同樣都是以江南作為研究對象，黃宗智卻得出了與彭慕蘭截然相反的觀點。黃宗智認為，代表帝制晚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江南地區，實質上與華北地區並沒有本質區別，它們都陷入了過密化的陷阱，這是一種典型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與歐洲近代早期農村變遷通常是伴隨著絕對產出和單位勞動力產出的擴展非常不同，中國的這種過密化增長不會把農村引向結構的轉變；甚至相反，“小農生產遠未被節省勞動力的資本化生產取代，而實際上通過推動向低成本勞動密集化和過密化的方向變化而阻礙了發展”。[31]也就是說，中西走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是，加州學派代表人物彭慕蘭的主要觀點，其實大多不為中國學者認可，但他提出的所謂“大分流”觀點卻又影響極大，國內幾乎無人不知“大分流”。有學者認為，加州學派方法論上的創新值得肯定，比如龍登高認為，加州學者挑戰了歷史學中傳統的“歐洲（西方）中心論”，打破了東西方二元對立的研究方法，成功地將新思想引入了中國經濟史研究，這種交互式比較方式超越了西方—非西方二元模式。[32]同時，彭慕蘭的觀點也受到學界非常嚴厲的批評。姚大力指出，《大分流》在對東西方社會進行對比時，刻意將資本、市場、產權等因素從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中剝離出來，這種比較實際上是孤立的，難以解釋歷史的實際。[33]趙軼峰認為，英國和江南在動態發展趨勢上並不具有可比性，因為江南並不具有英國那樣的整體行為能力，大量的資源不得不服從中央調配；從文明史觀出發，還是應當以“文明”為比較單位。他因此得出了與《大分流》截然不同的結論：“在由西歐率先發動起來的工業化發展起來以前，中國與西歐的歷史，或者社會體系，或者文明運動有接觸和相互關聯性但卻從來也沒有‘合流’，因而其後的‘分流’是並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紀以後西歐的世界性擴張導致了19世紀以來歐洲與中國社會體制趨同的傾向。”[34]我個人非常贊成趙先生的觀點，所謂“大分流”是一個無法成立的虛構的概念；中西歷史發展曾經各有自己的軌道，既沒有“同流”，當然就沒有什麽“分流”。
比較之下，黃宗智的觀點得到了國內多數學者的認可，但是影響似乎並不是很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黃宗智的研究基本接續了國內學者自20世紀上半期以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只是他引入了更多的當代社會科學的理論。加上他是一位美籍華人，對中國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切，所以他對中國歷史的解讀也似乎更加符合歷史的實際。我想，他的“內卷化”或“過密化”觀點之所以不如“大分流”觀點影響大，大約是因為他基本延續了中國歷史發展“停滯”或“緩慢”的傳統觀點，與當下國人隨國力強大而日益增長的民族自信不相合拍；比較而言，彭慕蘭的看法就特別符合當下國人的看法，容易滿足中國人日益增強的自信心。
其實，黃彭二人的研究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專門研究過中國的核心區域華北和江南，都非常重視理論的闡釋，都具有國際比較的視野。儘管如此，他們的結論卻有極大的分歧，各自成為“唱衰”與“唱盛”前現代中國的代表性人物，他們觀點上的分歧已不僅僅是牽涉中國歷史的研究問題，而且還牽涉世界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問題，隨之而起的研究和辯論，使中國前現代問題的研究納入了全球史體系中。如果說，此前研究中國歷史大多是就中國講中國的話，那麽，自上世紀末以來關於前現代歷史發展方向問題的研究，則是在進行國際比較，尤其是全球史體系下展開的比較。在歐美學界，關於中國的研究可以說是顯學，這既與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高有關，也與國內外學者關於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和深入有關。
3. 李伯重的橋樑作用：由中國出發至中西比較再至全球史寫作
前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聚焦的話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歷史學者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及國際影響的不斷擴大。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這一點尤其突出，歐美學界之所以在世紀之交出現了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熱潮，並將中國史研究逐步納入國際主流學術之中，是因為此前歐美學者的研究比較專注於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對中國經濟史關注比較少，而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成果頻出，且很快為歐美學者接受，從而改變了歐美學界此前關於中國歷史研究延續了幾十年的傳統觀點。如果說柯文（Paul A. Cohen）首先質疑了影響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傳統範式，從理論上開始質疑“歐洲（西方）中心論”及“衝擊—反應模式”，那麽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史具體研究成果的傳入，則引致西方學者在短時期內將中國史納入了全球史的視野，並直接啟發了上述弗蘭克“中國中心論”及彭慕蘭“大分流”等新觀點的提出。其中，對歐美史學界影響較大的一位當代中國學者就是李伯重，是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與歐美學術界的深入交流啟發了多位美國、歐洲及日本學者。在當代中西學術交流史上，李伯重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李伯重是新時期以來以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在國內外的影響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有豐富而特殊的經歷。首先，他有家學淵源，他的父親李埏先生是著名的社會經濟史專家，他自幼就受到父親的教誨，打下了良好的史料及研究基礎，也較早步入了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其次，他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碩士和博士，而且他的碩士導師韓國磐、博士導師傅衣凌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自己又拜師於著名社會經濟史專家吳承明先生，得到過多位名師的指導；再次，博士畢業後，他遊學歐美，學習歐美學者社會科學治史的研究方法，先後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英國劍橋大學海外研究員、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密執安大學客座教授及博士後研究等，被選為國際經濟史學會執委會委員。李伯重在海外的經歷與一般學者非常不同，因為多數人留學海外的目的是為了拿學位並爭取留在歐美，因此除了打工之外，其餘時間都花在了收集材料、撰寫論文等方面，而李伯重卻把很多精力花在了與美國學術同行交流方面，尤其是花在給美國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上。通過講課這種方式，李伯重不僅大大提高了英語水平，而且還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傳遞給歐美青年學者，而他自己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與歐美學者的學術交流也就日漸深入，從而影響了越來越多的歐美學者。
李伯重中西結合的治學路徑，既是他取得突出學術成就的前提條件，也是他能夠成為溝通中西學術橋樑的重要原因，至少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這一領域，他的努力和學術成果影響了國際學術界。他的研究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是比較和國際的視野，能夠嫻熟地運用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及時了解歐美學術界的最新動向；二是擺脫了國內多數學者關注生產關係歷史的慣性思維，轉而重點研究明清時期的生產力，並儘量用數據來說明問題；三是選擇江南地區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多年持之以恆地專心深耕，從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可以這麽說，正是以李伯重為代表的學術成果的影響以及他與歐美學者的深入交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才成為國際顯學，中國在全球經濟史的敘述中才居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在當代歷史學者中，李伯重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得到廣泛認可。查閱“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搜索引擎，截至2021年2月初，可以找到302條李伯重的作品記錄，包括中英文專著、期刊論文、演講、書評等，共計有2,253次引用記錄，其中包含797次西文作品引用。就海外影響力而言，李伯重被海外學者引用次數最多的作品為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35]此書英文原版已知的西文引用記錄，截至2021年2月初，總計達265條；不僅在歷史學領域，此書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均有重要影響，引用者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日本、韓國、挪威、丹麥、新加坡、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各國學者，可謂遍及全球。黃宗智、彭慕蘭、金世傑（Jack Goldstone）、王國斌（R. Bin Wong）和李中清（James Z. Lee）等著名歷史學者都曾在其作品中多次引用本書。其中，彭慕蘭曾經在2000年至2011年發表的超過10種著作中引用本書，金世傑也曾在8種著作中引用本書，羅伯特·C·艾倫（Robert C. Allen）曾在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等8種作品中引用此書；經濟學家彼得·諾蘭（Peter Nolan）曾分別在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China at the Crossroads等多部著作中引用此書；歷史學家、漢學家、社會人類學家、科技史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曾在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明代的技術與社會，1368-1644）等5項作品中引用此書；美國社會學家李丹（Daniel Little）曾在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等6項作品中引用此書。此外，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比較制度分析（CIA）”學派代表人物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前世界經濟史學會會長范·贊登（Jan Luiten van Zanden）、經濟史學家Stephen Morgan、俄羅斯經濟歷史學家安德烈·科羅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等多位學者，亦曾在其著作中引用過這部作品。李伯重另一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論文為2012年與范·贊登合作發表於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該論文自發表至2021年初，已有近百項西文引用記錄，其中在2020年曾被引用15次。李伯重的大部分作品雖為中文撰寫，但仍被眾多海外學者直接在作品中引用，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如其代表作《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可找到約80次西文引用記錄；《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與耕地的變化──十三、十四世紀江南農業變化探討》系列論文和《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分別被引超過30次；《英國模式、江南道路和資本主義萌芽》、《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硏究新探》等論著，分別被引10餘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早期作品，如發表於1984年至1996年的《明清江南農業經濟發展特點探討》系列論文、《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中的動力問題——與中世紀中後期至工業革命前英國的比較研究》、《控制增長， 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從 “夫婦並作”到 “男耕女織”——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等文章，均已獲得10餘次西文引用，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國際性影響力。
李伯重對前現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研究對歐美中國學研究者影響極大，比如明清江南糧食畝產量、桑蠶畝產量、消費水平、生育率水平、識字率等基礎問題的研究和估算等，他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細考證。歐美學者因為語言等原因，極少能真正從原始資料著手去做研究，大多都是借助二手材料，尤其是中國學者研究的成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新的史學研究成果逐漸增多，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日漸頻繁，中國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開始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其中，李伯重的相關研究無疑是最出色的，在國際學術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比如，當時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的黃宗智就是在看了李伯重研究江南農業的文章後，隨即邀請他赴加州進行學術交流。
李伯重在嫻熟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上，還對社會經濟史中一些重要理論和概念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並主動與歐美學者對話，從而直接影響了國際學界對中國的認識。近年來，中國歷史頻頻被納入全球史的視野並被重新書寫，與李伯重等學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敘事模式中，革命史範式、科學史學範式及現（近）代化範式是取代中國傳統史學的三種主要範式；新時期以來，現代化範式無疑是最主要也是最受歡迎的敘事範式，這當然是受歐美主流史學範式影響的結果。歐美主要國家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因此在歷史敘述中採用現代化範式當然沒有障礙，但歐美以外的國家如何運用現代化範式卻遇到了大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歷史的講述是在革命史框架下展開的，社會形態是我們所依托的主要理論框架；此後，新的研究成果逐漸否定了中國曾經經歷“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論斷，社會形態的框架顯然已經無法再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要範式了。除革命史範式外，現代化範式是新時期以來多數中國學者認可的敘事模式，但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又使我們無法照搬這兩種範式。所以，黃宗智在1991年就發出了“規範認識危機”即“範式危機”的感慨。他說：“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於一場規範認識的危機之中……近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範認識危機。”[36]黃宗智提到的規範認識危機很快就在中國學術界得到了驗證，一是資本主義萌芽論開始遭到了普遍的質疑，很多學者認為在學術界爭論並使用了多年的這個理論，其實只是中國人的一個“情結”，甚至是一個偽問題；二是“衝擊—反應”理論受到質疑，因為這種理論是建立在“歐洲（西方）中心論”基礎上的，是居高臨下的，是有歧視性的。在這種狀况下，對中國前現代研究的理論突破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李伯重、黃宗智二人不僅有共同的研究對象，而且有共同的理論興趣，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李伯重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貢獻很多，這裡我只舉兩點。其一是他對“早期工業化”的重新認識和闡釋，以及他對江南早期工業化問題的深入研究。近代工業化的發生和發展是世界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很多著名學者如古特曼（Myron Cutmann）、布羅代爾（Fernard Braudel）等都有過深入研究，他們分別提出了“早期工業”、“前工業”的概念。其中，孟德爾斯（Frankin Mendels）提出的“原始工業化”理論影響尤其大，這個理論特別強調農村工業化是近代工業化產生的基礎。李伯重在研究前現代江南經濟發展過程的時候，借鑒了歐美社會經濟史家的見解，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一書中，他明確提出了“早期工業化”的概念。[37]他認為，用“早期工業化”這個概念來研究前現代江南經濟發展過程最為貼切，此前中國學術界使用“手工業”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因為中西方的早期工業化階段都有這個現象：複雜的手工操作都要依靠簡單的機械和機器。當然，李伯重提出“早期工業化”這個概念，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與歐美學界對話，並試圖將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納入國際和全球視野，因此是很有前瞻性的。
其二是他對中國GDP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引入經濟史研究，是20世紀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大特點，其中GDP估測與計算就是很重要的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一般說來，這種方法比較適合研究資料與數據比較豐富、可靠的歷史時期，因此是研究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史中經常使用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比較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總體發展水平；但是，如果將這種方法擴展至前現代或更早的歷史時期，因為數據的缺乏、粗略、斷裂等原因，就存在比較多的問題和困難，這也是我上文提及麥迪遜關於歷史上GDP研究經常遭受質疑、批評的主要原因。不過，經濟史學科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數據可能永遠比文字描述和解釋更有吸引力，因此對數據的追求是經濟史學家不可能放棄的目標，也是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對話、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溝通的橋樑。鑒於此，李伯重選取了他非常熟悉的江南華婁地區（清代的華亭縣和婁縣，大致相當於現在上海松江）作為研究重點，進行了獨特而深入的GDP研究。此項課題既接續了他此前的研究，又證實了他此前的一些重要學術判斷，比如，“用近代以前的標準來看，19世紀初期的華婁經濟已經頗為商業化和早期工業化了”；“在19世紀初期的華婁，工業在經濟中所佔地位已經超過農業，因此可以說這種經濟已經早期工業化了”；“但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之中”。[38]李伯重還別出心裁與同時期的荷蘭進行比較，認為在整個18世紀，直到1820年以前，華婁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於荷蘭。
通過上述李伯重的研究，我感覺他試圖解決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怎樣客觀敘述前現代中國歷史，怎樣與歐洲歷史相比較，怎樣與西方學者對話和溝通，以及如何從歷史上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為何是長江三角洲再次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他通過“早期工業化”概念，來闡釋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通過GDP的計算來衡量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指出不能因為中國沒有在19世紀走上工業化道路而否認此前的中國工業發展成就。應該說，他的這些看法特別契合國際學術界的話語體系，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歐美受到格外關注，凡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歐美學者，幾乎都要引用他的著作，這真是一道特別靚麗的風景線。有些學者的研究甚至就直接建立在李伯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正如荷蘭著名經濟史學家范·贊登所說，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構成了彭慕蘭重新評估1800年以前中國經濟績效的支柱之一。如果沒有李伯重對這個區域農業生產率和產出的開創性研究，彭的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就幾乎不可能寫就”。[39]的確如此，除彭慕蘭外，李中清、王國斌、黃宗智等都借鑒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的多部著作在歐美出版，影響很大。在國內學術界，李伯重的研究儘管也引起一些爭議，但他對江南歷史的研究以及對今日長江三角洲經濟起飛的解釋，依然是最有說服力的：
在19世紀後半葉，上海取代華婁而成為松江府乃至江南經濟中心，此時的江南已成為亞洲近代工業化最成功的地區之一。到了20世紀最後20年，江南經濟起飛，迅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換言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回復到江南19世紀初期及以前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這個“江南經濟奇蹟”的根源在於江南內部，乃是“過去的延續”（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只有從長期歷史變化的角度，才能真正認識這奇蹟。因此，19世紀初期江南經濟已經是一個早期的近代經濟的結論，是我們認識今天的“江南經濟奇蹟”的重要參考。[40]
這種基於歷史來觀察現實、又從現實回望歷史，從而真正把歷史與現實連接起來進行考察，是李伯重研究社會經濟史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研究能夠立足並贏得國內外同行認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目前學術界習稱的“加州學派”的諸位代表性人物，而不僅僅是上文提到的彭慕蘭，他們幾乎都依賴於李伯重的相關研究成果。
因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而影響日漸擴大的“加州學派”，其實是因為上述學者關於中國研究的觀點影響越來越大而被貼上去的標籤，而實際上可能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學派。他們的確大都與加州大學有關係，他們的觀點也的確比較接近，甚至有相同之處，比如都基本肯定前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認為江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相當高。但他們的觀點差異同樣也很大，研究的問題也各各不同，且後來很多人與加州大學也沒有了關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居然把黃宗智也列入“加州學派”，實乃滑天下之大稽，因為後來黃恰恰是批評“加州學派”最嚴厲的一位學者，他自己甚至因此而離開了加州大學。
上文大致考察了國內外學術界對前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要看法，學術界之所以特別關注這一段歷史（16世紀至19世紀初），是因為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深深陷入了全面危機之中，即歷史教科書上所表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關於中國近代落後與危機，傳統的解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清政府的腐敗，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此所做的經濟方面的解釋，則是爭論多年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這種理論先行、且片面強調生產關係的解釋模式，在新時期已經受到全方位的批評，可以說已經基本被學者們拋棄了。學者們嘗試各種各樣的新理論新方法，諸如費正清、韋伯、布羅代爾、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NcNeill）等學者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都受到了中國學者的追捧。在最近十幾年，全球史無疑是一種最受歡迎且影響最大的理論和方法。
全球史作為研究歷史的一種新視野、新方法，與傳統歷史的講述方式完全不同，因為在全球史視野下，歷史研究重視的是關聯和交互影響，從而避免了傳統世界史及國別史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從全球史視野研究中國歷史在新時期尤其重要，因為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既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與其他國家歷史發展的共性；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20世紀曾經經歷了近30年與歐美國家基本不相往來的時期，缺乏對歐美歷史與現狀的深入了解，而且我們的歷史敘述又過多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因此，重新認識和研究中國歷史非常重要，全球史注重關聯和比較的研究方法能夠幫助中國歷史學者講述更加真實、全面、深刻的歷史，尤其是此前被扭曲比較嚴重的中國前現代與近代的歷史。因為“從現代世界的本質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看起來可以長期生活在孤立中，總是或早或晚地要與別的國家建立關係”。[41]
1. 全球化進程與中國
對前現代尤其是明中後期及清朝中前期歷史的研究，必須放在全球史背景下進行長時段觀察，才能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理解。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我們對全球化進程有比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此前我們是從朝代更替或社會形態演變的角度去闡釋這段歷史，是自己與自己比。而客觀情况卻是，在16世紀，人類歷史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遷，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是，中國人對16世紀這個時間點並不敏感，因為這個時期世界上發生的重大變化似乎沒有對中國產生任何影響。放眼世界史，我們清楚看到，16世紀以來的大航海引致西方社會開始發生巨大的社會變遷——殖民主義、新大陸的發現、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全球市場貿易一體化、科學技術連續的重大突破等；與同時期的中國歷史進行比較，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國歷史並沒有發生相似的變化——儘管不久以後中國有改朝換代的事件發生，但“清承明制”，滿族入主中原後全面因襲明朝制度，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明朝還大大倒退。簡單比較可見，16世紀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是全球化真正開始的時代，因為正是從這個時期歐洲開始在全球擴張，全世界被貿易網絡、軍事擴張、宗教傳播等緊密勾連在一起；然而，中國只有在明末清初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曾主動接觸和學習歐洲文化，此後就很快轉而閉關自守，不再向西方開放和學習了。這個時期，歐洲在全世界殖民擴張，中國卻表現得極度內斂。全球史專家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指出，從整個世界歷史看，“16世紀都是世界整合的一個起點，是當今全球化世界的開端”。[42]可以說，由大航海引發的全球化趨勢，至今仍在繼續；然而在大航海開始後的兩個世紀中，中國並未融入全球化大趨勢當中；甚至相反，“對中國來說，卻是自閉的開始，是孤立於世界的開始。200年的自閉，致使中國人對外面的世界幾乎毫無所知，19世紀中國所遭受的無數次重大劫難，都可以從自閉中找到根源”。[43]
如果說從16世紀開始的第一次大規模全球化浪潮與中國擦肩而過的話，那麽，19世紀中期伴隨著歐洲工業革命開始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則全面席捲了中國。這時，中國面對的是已經走出前現代、經濟開始起飛、工業品銷往全世界、以堅船利炮武裝的經濟軍事諸強國；而西方列強面對的卻是仍徘徊在前現代、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貧弱不堪、人民生存艱難、反應遲鈍的老大帝國。此後一百多年，中國陷入內憂外患之局面，窮於應付，始終沒有跟上現代化全球化的步伐。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進退失據，連帶自己的歷史也顯得越來越模糊了。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我們沒有耐心反思自己的歷史，更無暇顧及人家的歷史，既不知己也不知人，所以我們總是栽跟頭。在全球化速度越來越快的今天，我們特別需要從全球史的視野回望中國歷史，認真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進行比較，只有做到這點，才能很好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面向光明的未來。
就前現代中國史的研究來說，儘管此時（16世紀—19世紀初）中國基本在全球化影響的範圍之外，但我們研究這段歷史卻必須從全球史的視野來考察和比較，否則就很難得出客觀的結論。正如羅伯特·B·馬克斯所說：“要理解現代世界的興起，看起來核心的問題是必須採用全球的和生態的視角，因為只有這樣，世界各地發生並互相影響的事件才有了意義。實際上，在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世界各地之間的互動，而不是任何一個地區的文化成就……因此，總體——這裡指的是世界及其現代歷史——大於各部分的總和。”[44]馬克斯在這裡特別還強調了生態，因為現代經濟是建立在礦物能源等無機物開發的基礎上，在很多地方造成了生態災難，所以這個強調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問題。
2. 客觀評價前現代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中國受益於世界，世界也受益於中國。同時，中國議題的加入，也使世界現代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更加深化了。我們現在都深知，最近四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於方方面面，其中改革開放及學習借鑒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全球已經緊密連接在一起，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以歷史的厚度來理解現實，以現實的關切來回望歷史，這是處理歷史與現實關係的合理方式；同時，以中國的立場來理解世界，以世界的眼光來觀察中國，則是處理世界與中國關係的不二法門。具體說就是，歷史學家研究前現代中國的歷史，既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也需要有歷史的關懷，既需要立志高遠，也需要設身處地。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前現代中國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既異於先發現代化國家，也異於印度、非洲及拉美等後發現代化國家。如上文所說，16~19世紀初全世界經歷了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國在這次浪潮中置身事外；歐美國家急速向現代化轉型，中國則仍然延續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即前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印度、非洲及拉美等國家程度不同地較早受到了列強的影響，也較早被殖民或半殖民化，與中國的情况很不一樣。
從經濟史角度考察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發展和增長其實完全是現代的概念，而在傳統社會，經濟不增長才是常態。客觀事實也正是，在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幾乎所有的文明都是發展緩慢、長期靜止的，甚至“佔主流的思維方式是反物質、反增長的”。[45]這一點不難理解，傳統經濟是一種有機經濟，人們的生存完全依賴於土地（牧場、湖泊等），儘管我們並不否認傳統經濟條件下也有增長，比如畝產量、畜產品的增長等，但那是一種非常有限的增長，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比較而言，中國傳統文明在各大洲文明中是相對比較穩定、發達的一種，可是與現代文明相比，依然非常落後，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可是，弗蘭克等學者過高估計了中國傳統文明以及中國前現代經濟發展的水平，甚至認為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具有比歐美國家更好的發展機遇，這樣的解釋就很讓人懷疑。對此，王家範有過中肯的評論：
我們與弗蘭克的嚴重分歧不在中國有沒有經濟創造能力。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在傳統農業時代，中國確曾創造過莫與倫比的農業與手工業的諸多成就，也有那時代相當活躍的商品經濟。分歧主要集中於何以這樣成熟的農業社會卻不能順利地實現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認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適應於大一統農業社會的社會體制缺乏創新的動力，時過境遷，前者卻成了阻礙其向現代化轉型的障礙。[46]
的確如此，假如前現代中國真的如弗蘭克所說有那麽強大的經濟實力及那麽好的發展潛力，是無法解釋中國為何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兩百年陷入了停滯不前之窘境的，也無法解釋為何在之後遭遇列強衝擊時那麽不堪一擊。
3. 中國仍需要好好學習現代化這門功課
“中國為什麽沒有走上現代化道路”這個問題，長期困擾中國人，可至今我們仍然對這個問題十分模糊，我認為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對前現代中國歷史研究的不深入不全面，二是對歐美歷史進程了解不夠，三是對現代化產生的根本原因認識不清楚。這裡我重點談談第三個原因。
在中國學術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論，除了受意識形態因素影響之外，最重要的其實是對現代化過程的認識不夠。當然，那時我們把“現代化”基本等於“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萌芽”最致命的弱點是過分看重生產關係，忽視生產力，這成為後來人們批評的焦點之一。現在看來，無論過分看重生產關係，還是特別強調生產力，實際上都有偏差。根據現在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現代化不僅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且還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工業化只是現代化的一個最為顯著的標誌，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認為，一個要步入現代化的國家會出現以下種種因素：通訊聯絡改善，國內市場的價格趨於統一且逐步降低，民族國家意識提高；農場增長，同城市的交通改善並加強；對內及對外的商業擴大；在既有的技術限度內，製造業在發展；商業、工業界、官僚以及與城市有關的技術專家隊伍的數量、影響等擴大；帝國統治結構內部出現了專業化程度較高的政府機構；人們越來越追求世俗的目標。[47]以英國為例，在工業革命發生前的幾百年間，英國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的方方面面就開始發生非常明顯的變化。制度經濟學派則特別強調制度的作用，他們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48]這些分析無疑都是很有說服力的。麥迪森就認為前現代中國發展滯緩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在農業經濟之外，中國的官僚行政體制卻阻礙了一個獨立的像歐洲那樣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出現……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並不像歐洲的商人那樣有城市商會和法律的保護。官方嚴格限制國際貿易和知識交流，這種自我強加的國際孤立阻礙了經濟增長。”[49]這樣的論述也經常得到中國學者的呼應。
在現代化研究中，“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很多人甚至已經習慣了用“工業革命”一詞來概述近代社會的巨大變遷，來代替現代化，並且把“工業革命”解釋為近代變遷發生的根本原因。而實際上，“工業革命”這個概念給我們認識現代化的真實過程帶來了極大的誤導。我們當然承認“工業革命”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但是，把現代化過程濃縮為“工業革命”，則不僅遮蔽了歷史的豐富內容，而且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造成了我們很多的認識誤區。里格利（E. A. Wrigley）認為，這個複合詞中，“工業”一詞用的不太妥當，因為這個詞匯“可能看起來會使人覺得農業和商業在變化期間並沒有發揮任何作用，或者至少看起來顯得農業和商業在期間發揮了不太重要的作用”。[50]從現代化發展歷程看，工業革命是現代化的一個顯著的結果，我們不能只看結果而忽視過程。諾斯（Douglass C. North）也特別強調，“我們不得不稱之為工業革命的那個時期，並不是與我們有時所認為的那種過去的根本決裂。相反……它是一系列往事的漸進性的積累”，因為“在工業革命世紀以前人口就在增長；大城市在工業城市興起以前就已存在；英國人的收入不僅在亞當·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在世時、而且在他們生前就增長了”。[51]大躍進時期出現的大煉鋼鐵、10年趕英15年超美等荒唐事件，實際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結果；而改革開放40年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多少也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4. 關於“歐洲（西方）中心論”的反思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一旦開始歷史的講述，那麽這就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問題。因為現代化首先出現在歐洲，全球化也是由歐洲首先推動的，客觀上是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主導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因此“歐洲（西方）中心論”似乎就是天經地義的。比如布羅代爾、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等皆持這樣的觀點。麥克法蘭更是將現代化的原點直接定在了英格蘭，他認為英格蘭曾是世界上唯一逃離了農耕桎梏的國家，並且遙遙領先了幾十年，後來才擴散到歐洲其他地區，“截至1960年代，這基本上仍是一個歐洲奇蹟，只不過在日本和美國衍生了兩條分支”。[52]應該說，以上敘述似乎是一種不言自明的事實判斷，因此很多人自然而然接受，後發國家其實大多也接受了這種解釋。
然而，隨著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後發國家話語權逐漸的擴大，“歐洲（西方）中心論”開始受到挑戰。在反對“歐洲（西方）中心論”的過程中，中國的作用不可小視，客觀背景是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的崛起，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似乎有重新回歸世界中心的勢頭；一批研究中國歷史的歐美學者在中國強勢崛起的大背景下，也開始唱盛中國歷史，他們的觀點不僅在本國產生了極大影響（如相關著作屢屢獲獎），而且在中國受到了更為熱烈的歡迎。但是，其中不少學者為了反對“歐洲（西方）中心論”，不僅無限拔高前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水平，而且故意貶低歐洲的發展水平，這就讓人們明顯感覺到與歷史實際的不符。對此，王家範有過非常嚴厲而客觀的批評：
承認現代化首先發生於歐洲以及歐洲、美國近兩三百年發展領先的事實，實際與“歐洲（西方）中心論”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一種歷史事實的陳述而已，即在那個歷史時期，歐洲就是客觀事實上的世界經濟、軍事、外交的中心，反對這樣的“歐洲（西方）中心論”可能就違背了真實的歷史。我們反對的“歐洲（西方）中心論”，是要反對只講歐洲而無視其他國家歷史發展的“歐洲（西方）中心論”，非歐美國家即使再落後，也要承認有他們自己的歷史，應該講述他們的歷史，這實際就是柯文所講“中國中心論”的思路。同時，在講述自己國家歷史的時候，也不是要重新建立一個標準，講述另一套話語體系。也就是說，既不能以西方模式去套東方，也不能以東方模式去套西方；既不能以後發現代化國家的例子，來總結先發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也不能以先發現代化國家的例子，來觀察後發現代化國家的實踐。李伯重對此有過非常精彩的論述：“研究中國經濟史要擯棄西方中心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建立一個與西方學術體系對立的中國獨特的學術體系。這樣做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必要的。”[54]因此，理性的態度是歷史學家撰寫客觀歷史的必要條件。
客觀歷史事實只有一個，但對同一歷史事實的敘述卻可能有很多的版本。這是歷史學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卻也是歷史學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歷史學家筆下，前現代中國史的面貌各不相同，這是因為歷史學家各自依據的材料不同，各自的理論和文化背景不同。就前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而言，學者受時代的影響甚大，中外學者都將時代印記帶入了各自的研究中，中國學者較多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歐美學者則多受“歐洲（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最近二三十年，中外學者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注意撥亂反正，但不免又有矯枉過正之嫌。我想，如果待以時日，中外歷史學家對前現代中國史的講述會更加理性、客觀。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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