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澳門回國十周年前夕，吳志良等主編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由澳門基金會、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編輯，交廣東教育出版社於二○○九年底出版。
全書共十六冊，每冊約五百個頁碼，總計約八千個頁碼。全為形成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檔案，共320個卷宗。葡文、中文和英文件為主，間或有日文和法文件。
這套檔案內容豐富，從未系統整理出版過，彌足珍貴。多年來塵封在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內，即使是葡萄牙和國際學術界也利用不多，中國學術界更是望塵莫及和望洋興嘆。但它對研究澳門歷史、粵港澳關係、中葡關係乃至中國晚近對外交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社會民生等均具重要價值，因此萌發了對其鑒別、整理，依年代和語種劃分，影印原文，分輯編排、出版的想法。
起初，筆者和主編吳志良博士與薩安東教授參與了早期的策劃和聯繫工作。
在獲得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的特許後，澳門基金會鼎立資助，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倪俊明、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的楊亞基組成專門工作小組，在蔣志華和童曼如的率領下，前往里斯本將該批史料悉數複製回國。當年收集小組工作的辛勤與認。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這批貴的檔案資料，才回到了中國，得以出版。
此外，湯開建教授和林廣志博士還親自前往里斯本，實地考察了這批難得一見的史料。
在對待檔案史料的態度上，葡萄牙的做法值得稱道。他們認為：“保存檔案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將其公佈出版”。通常是免費提供原件，大力協助複製。金國平、吳志良主編的《澳門公牘錄存》，8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二○○○年）和劉芳的《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2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九年）是在同一條件下順利出版。
高興地看到，《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的出版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主要體現在還原歷史與學術進步兩個方面。它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已有多種學術著作和論文大量引用它。
在此，要著重涉及澳門何志輝博士的兩本專著：《近代澳門司法制度與實踐》（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二○一二年）和《治理與秩序 全球化進程中的澳門法一五五三至一九九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三年）。在這兩本書中，何博士大量引用了《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中披露的檔案。在這後一本書中，他還將此彙編列為檔案類參考文獻的第一種。除了廣徵博引外，他還這樣介紹說：“二○○九年，廣東省出版集團與廣東教育出版社聯合推出十六卷影印版《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檔案內容豐富，多為葡文、中文和英文，間或有日文和法文資料，涉及地域以廣東、澳門為主，兼及香港、廣西、福建及東南亞等地。主體內容除照會、函件外，還有抄件、副本、函封、名片、報、剪報、簽條、法規等，如外交事務的照會、公函或信件，也有處理民事糾紛以及涉及刑事案件的檔案；有關於通商、緝私、緝匪、漁業、狩獵、傳教、遊歷及催繳餉銀、海事交涉、遞解嫌犯的公文，也有涉及軍事方面的情報文件；還有許多關於制度法規、章程文書、募股公告和證件護照、地契樣本、戶籍管理、邀請函、洋行票據、名片便箋，以及地圖、報摘、價目格、稅務表、調查表、統計表等雜件，涉及近代中西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民生等方面。其中錄有大批法律檔、案件卷宗及其他相關材料……”尤其是指出：“是研究近代澳門政治發展、法制建設與司法實踐的最新一手文獻。”此外，澳門文獻資訊學會理事長楊開荊在《澳門圖書館文獻業的回顧與展望》中，評論了此書的意義：“澳門基金會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與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合作，將珍藏於葡國外交部檔案館的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進行數位整理彙編工作。完成檔案資料共320個卷宗，其中以葡、英、中文為多，也有小量法、日文資料，總計約10萬張檔案之巨。主體文檔多形成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內容包含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日常工作的文件，檔案涉及地域以廣東、澳門為主，兼及香港、廣西、福建及東南亞等地，反映了晚清至民國中西方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社會民生等多個方面，內容十分豐富，極具史料價值。該專案已被列入中國國家清史工程的子專案《檔案叢》。此為澳門與外地檔案機構數位化專案的一次重大合作。（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郝雨凡，吳志良主編；林廣志執行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二○一一至二○一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二年，第288頁）”除了上述兩本專著外，還有三篇很有份量的論文。
1.張淑瓊的《中外角力下的佛山輪事件——以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為中心的考察》（陳春聲主編《海陸交通與世界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三年，第409-421頁）。
此文20頁，幾乎全部引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中的有關檔案。此書為中山大學為慶祝蔡鴻生教授80壽辰編輯的文集，在學術界影響巨大。
光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一九○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在往返於穗港之間的佛山號輪船上發生一宗命案，史稱“佛山輪事件”或“佛山輪命案事件”。死者為華人，被告是葡萄牙公民，輪船屬於英商太古洋行，因涉及三國，錯綜複雜。以往學界雖然對此事件有一定的研究與論述，但對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和衝突，則多語焉不詳。張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檔案為主要資料，包括審訊記錄、各方來往照會、函件、剪報等實而客觀地還原了事件的歷史，進而釐清了一個涉及三國命案的方方面面。
2.邵小通《清末宣統間“勘界維持會”初探：以〈葡萄牙外交部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為中心》，《理論界》，二○一三年，第4期，第409-421頁。
關於宣統年間中葡澳門勘界的學術界研究頗多，但勘界維持會在部分研究中葡關係史和澳門勘界文章中則只是略有提及，且均為輔助論述勘界問題，未見有對此勘界問題中方的主角——勘界維持會有所系統的梳理與研究。《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的第3冊保存了大量清末中葡勘界過程中的相關檔案材料。據此，筆者就勘界維持會成立的背景、主要活動及影響三個方面進行一番爬梳和分析，極大地補充了有關漢語資料之缺，完善了對中葡澳門勘界各方的研究。如果沒有相關檔案材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還原歷史、推動學術進步的例子。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中的檔案還被收進了史料補輯中，如韓明章在《清末香洲商埠史料補輯》輯錄了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卷宗285，《香洲埠開幕禮介紹》（林家有主編《孫中山研究》，第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第350頁）。
3.周鑫《光緒三十三年中葡澳門海界爭端與晚清中國的“海權”認識》，《海洋史研究》，二○一四年，第2期，第143-165頁，後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近代史》，二○一四年，第8期。
澳門海界爭端是澳門勘界的重要部分。爭端又以對“海權”的認識和理解的不同而顯得更加激烈。周文在論述這一問題時，除了利用一些有關澳門的大型史料集，如《澳門專檔》和《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等外，還引用了《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第10冊中的有關檔案，因而加強了論文的份量。
我們看到《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文）》出版後的影響正顯現。各個方面的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研究課題的需要，加以利用。這說明說這套史料集的出版，的確功在千秋。繼續下去能進一步推動學術的進步。
據知，馬上將出版《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 中外文全檔）》。這才是全檔。外文部分的印也給國際學術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即便是歐美要查閱，也非易事，最起碼的非去里斯本。此外，對漢語部分的解讀也有裨益。有些漢譯名詞，容易找到對應的外文。可以期待，全檔的看出定會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使用。
葡萄牙外交部還藏有駐北京公使館和上海領事館等館的檔案史料。筆者認為，北京公使館和上海領事館的檔案整理出版是當務之急。
北京公使館在外交級別上高於領事館。從筆者查閱過的文獻來看，最重要的是中葡條約談判的卷宗。上海領事館的檔案，對廣東和澳門來講也很重要。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澳門的葡萄牙人跟隨英國人去了上海。香山籍的買辦也跟隨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從澳門、香港去了滬上。較知名的有徐潤、容閎及鄭觀應等。筆者想，上海領事館檔案中，會有廣東，尤其是香山人的資料等待我們去探。因此，筆者建議，首先出版上海領事館，然後是北京公使館的全檔。
金國平
資料來源：2015 年9月2日澳門日報第D5版：蓮花廣場